閒思雜慮也是私慾
有段時間，王陽明的弟子陳九川表現出了抑鬱的氣質。他對王陽明訴苦：「自從跟了老師後就開始厭惡泛覽博觀，常常想獨自靜坐，以求摒棄閒思雜慮。可讓人惱火的是，不僅未達到目的，反而更覺得心神不寧，我這是怎麼了？」
王陽明笑道：「你這是痴心妄想啊，閒思雜慮怎麼可能祛除？只能讓它歸入正軌。」
陳九川又驚又喜：「您的意思是，人不可能沒有閒思雜慮的時候？」
王陽明點了點頭。
陳九川起了疑惑：「既然如此，為什麼聖人們要說‘靜’呢？」
王陽明回答：「‘靜’不是讓你一動不動，動也並非不靜。戒慎恐懼（對一個人喜怒哀樂情感及思想未發作時的一種警覺，有防患於未然的意思）就是念頭，為何要區分動和靜？」
陳九川又問：「那為什麼周敦頤說，沒有私慾就能靜。按這種說法，您說不能靜，看來我們還有私慾？」
王陽明回答：「沒有慾望當然能靜，但這個靜是‘定’的意思，定的是什麼？不是心，而是‘意’。戒慎恐懼是在你心裡流動，是活潑潑的，這就是所謂‘上天賦予人的命運，悠遠深邃，永不停歇’。你說上天動了什麼？可它一直在動。如果你的心真不動了，那就是死人。如果你的心亂動，而不是為了戒慎恐懼，那就是私念，就是不靜了。」
這段問答的意思其實是這樣的：思慮是人固有的。王陽明說，除非是死人，否則人人都有思慮。但要看你胡思亂想的內容是什麼，如果內容是色、利、名，那就是私慾。
對於這個問題，陸澄很不明白。他問王陽明：「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慾，可閒思雜慮，怎麼也稱為私慾？」
王陽明回答：「閒思雜念，到底是從好色、貪財、慕名這些病根上滋生的，自己尋求本源定會發現。例如，你自信絕對沒有做賊之想，什麼原因？因為你根本就沒有這份心思，你如果對色、財、名、利等想法，似不做賊的心一樣都剷除了，完完全全只是心之本體，還哪裡有閒思雜念？這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自然可以‘發而中節’，自然可以‘物來順應’。」
也就是說，我們平時的「閒思雜慮」並非是閒的、雜的，而是有所指的。人在胡思亂想時可能會想好的，也可能會想壞的。人人都會想自己發財，人人也會想自己可能會碰上倒霉事。這些胡思亂想的背後，其實都是我們對名利的奢望和怕失去的擔憂，它們都屬於非分之想。如果你真看淡名利，如果你真看透生死，你就不可能在平時胡思亂想。
當然，王陽明所以說閒思雜念也屬於私慾，還因為閒思雜慮只存在於我們的腦海中，還沒有被實現。所以我們思慮的善惡、是非，並非如白晝和黑夜那樣容易分辨。我們以為正在對未來憧憬，實際上卻是貪慾。我們以為正在勾勒當一個偉大的人，實際上卻是好名的私慾。在這些真假難辨的閒思雜慮中，很容易會讓良知無法判斷，最終會遮蔽良知。
所以王陽明說，一定要根除閒思雜慮，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影響閒思雜慮的私慾給克掉。但這又是個難題，誰不喜歡名利，誰不垂涎美女，誰不愛聽靡靡之音，誰不對生猛海鮮大吞口水？
正如王陽明的另一位弟子蕭惠所擔憂的：「想念私慾的心真是難以克除啊。」
蕭惠說這句話時，仰面朝天，一副看透宇宙玄機的樣子。王陽明讓他坐正了，向他伸出手掌做要東西狀。
蕭惠茫然：「您要什麼？」
「把你想念私慾的心拿來，我替你克！」
蕭惠很尷尬，扭捏起來。
王陽明接著說：「人必須要有為自己著想的心方才能克除想念私慾的心（克己），能夠克除想念私慾的心，才能成就自己。」
蕭惠馬上介面：「為自己著想的心我有啊，可就是不知為什麼不能克己？」
王陽明笑道：「你說說你那顆為自己的心是怎樣的？」
蕭惠沉思起來，沉思了好久嘆息道：「我也一心要做好人，便自我感覺很有一些為自己的心。如今想來，也只是一個空有軀殼的我，並非真實的自我。」
王陽明搖頭：「你這是玩和尚那一套，沒意思。真正的我怎能離開身體？你所說的‘空有軀殼的我’，豈不是指耳、目、口、鼻、四肢嗎？」
蕭惠連連點頭說：「正是為了這些。眼睛愛看美色，耳朵愛聽美聲，嘴巴愛吃美味，四肢愛享受安逸。因此便不能克己。」
王陽明語重心長地解說道：「老子說過，美色使人目盲，美聲使人耳聾，美味使人口傷，放縱令人發狂。所有這些對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都有損害，怎麼會有益於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呢？如果真的是為了耳目口鼻和四肢，就要考慮耳朵當聽什麼，眼睛當看什麼，嘴巴當說什麼，四肢當做什麼。只有做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才能實現耳目口鼻和四肢的功能，這才真正是為了自己的耳目口鼻和四肢。‘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並非你的耳目口鼻和四肢自動不看、不聽、不說、不動，這必須是你的心在起作用。你心的視、聽、言、動通過你的眼、耳、口、四肢來實現。如果你的心不存在，就沒有你的耳目口鼻。
「所謂的心，並非專指那一團血肉。所謂的真正的心，是那能使你視、聽、言、動的‘性’，有了這個它，才有了生生不息之理，也就是仁。性的生生之理，顯現在眼時便能看，顯現在耳時便能聽，顯現在口時便能說，顯現在四肢便能動，這些都是天理在起作用。因為天理主宰著人的身體，所以又叫心。這心的本體，本來只是一個天理，原本無非禮存在。這就是你真實的自我。它是人的肉體的主宰。如果沒有真我，也就沒有肉體。你若真為了那個肉體的自我，必須依靠這個真我。做到戒慎於不視，恐懼於不聞，害怕對這個真我的本體有一絲損傷。稍有絲毫的非禮萌生，有如刀剜針刺，不堪忍受，必須扔了刀、拔掉針。如此方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你現在正是認賊為子，反而說什麼有為自己的心，但為何不能克己呢？」
這通大道理讓蕭惠俯首。
它是王陽明心學傳授給我們剷除私慾的指導思想，也是做「真我」的大方針。
人生在世，不可拘泥常規
王陽明的弟子黃省曾向王陽明請教說：「《論語》上說，‘君子對於天下的人和事，沒有出於私利的厚薄親疏，只是按照義去做。’世間的每件事都要這樣嗎？」
王陽明回答：「當然，不過需要一個‘主宰’才可。‘義’，也就是良知，是適宜的意思。明白了良知是主宰，才不會拘泥固執。例如，接受別人的饋贈，有今天應該接受，而改天不該接受的情況，也有今天不該接受而改天應該接受的情況。你若固執地認為今天該接受的就統統接受，或者今天不該接受的就統統拒之門外，又豈能稱作‘義’呢？」
孟子也說，真正的大丈夫，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這和王陽明的意思相差無幾，都是告訴人們：千萬別被一些傳統和常規所束縛，你要與時俱進，隨時而變，大丈夫不能被諾言、世間的規矩所控制。只要是良知認為「適宜」的事，大膽去做，勇敢地去打破常規。
王陽明非常讚賞《周易》，他說，「易」就是變，隨時隨地而變化、變通，如此才是真正擁有智慧的人。
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兩件事，曾讓活在常規窠臼裡的人大為頭疼。第一件事是舜沒有通知家長，就娶了老婆；另一件事是周武王未處理完老爹的喪禮就去攻擊商紂王。
這些人不無懊惱地指出，舜和周武王都是聖人，怎麼可以不遵守當時的規矩呢。又有些人對孟子也頗有微詞，因為孟子認為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對的。
有弟子就問王陽明，孟子說舜和周武王做的是對的，那兩人肯定遵循了當時的規矩吧。
王陽明搖頭說，那時哪裡有常規可供他們遵循？舜娶老婆前，根本就沒有「不告而娶」的規定。周武王出征前，根本就沒有「不葬而興師」的規定。可他們這樣做了，而且絲毫不影響他們的聖人地位，原因就在於，他們遵守了內心的成規。這個成規當然就是良知。舜娶老婆前，他的良知就告訴他，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必須娶妻生子了；周武王正在處理老爹的喪事時，他的良知也告訴他，商紂王統治下的百姓正倒懸於水火中，你還有時間在這裡哭喪？還不去解救百姓！
兩人都認為這是適宜的，所以就去做了。你如果非要說世界上有成規，那這個成規就是你的良知。
不拘泥常規，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我們生活在社會中，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尋找行事的參照物，這些參照物有時是傳統道德，有時則是法律法規，我們不可能不遵守這些。
王陽明的弟子陸澄就向王陽明請教說：「您提到必須要在人情事變上下功夫，這裡恐怕要有些規則吧？」王陽明回答：「當然有規則啊，那就是‘致中和’：調節自己的思想和行為，使之符合我心中良知所知道的準則。如果一個規則你調節來調節去都不被你的良知認可，那就是錯的，你為何要遵守？如果一個規則你調節後被你的良知認可，那就是對的，你必須要遵守。不過一定要注意，這個被你調節後的規則並非外在的，因為是你良知認可的，所以它是內在的。」
人生在世，準備遵循任何外在規則和違反任何外在規則前，首先要問自己的良知是否合適，因為常規不在外，就在你內心中。
我們該追求什麼
人的一生應該追求什麼，人人都有自己的說法。有人說是功名利祿，有人說是安居樂業，也有人說是用無限的知識充實自己。不論是哪種追求，都需要用心。專心做事才有可能實現追求。
那麼，王陽明認為一個完美人生的追求是什麼呢？
他的弟子陸澄有一天問他：「什麼才算是用心呢？比如，讀書就一心在讀書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這能否稱為用心呢？」
王陽明反問：「迷戀美色就一心在女人身上用功夫，貪愛財物就一心在財物上用功夫，這能算是用心嗎？」
陸澄吃了一驚，問：「那這算什麼？」
王陽明回答：「這叫逐物。人最應該追求的是追求天理。天理在我心，說白了，還是追求良知的光明。」
什麼是「逐物」呢？王陽明有兩個很有意思的比方。
第一個比方是這樣的：我們的良知就是一位國君，他只需要端坐拱手，六卿各司其職，天下一定大治。而良知統領五官，也須如此。如今眼睛要看時，心就去追求美色；耳朵要聽時，心就去追求美聲。這就如同君主要挑選官員，就親自到吏部；要調遣軍隊，就親自去軍營一樣。這樣，不僅君王的身份蕩然無存，六卿也不能盡職盡責。
第二個比方是來自佛家：一隻小狗被主人耍得團團轉。原因是，主人向遠方扔東西，小笨狗只盯著東西，主人扔什麼，扔多遠，它雖然能叼回來，可累個半死。按王陽明的意思，小狗最應該盯著的是主人，即良知，而不是那些東西，即外物。
我們應該努力追求光明良知，其實是一勞永逸的事。只要良知光明，我們就擁有了智慧和道德，那麼，還有什麼追求是不能到手的呢？
如何對付惡
人生在世，要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這各種各樣的人中就有惡人。所謂惡人，未必就是十惡不赦的人。按王陽明心學的觀點，凡是那些我們良知不肯承認的人都是惡人。如何與這樣的「惡人」打交道呢？
王陽明曾以身說法過。在他晚年，某天有鄉下父子二人訴訟，請王陽明判案。王陽明三兩句話，父子二人抱頭痛哭，和好離去了。王陽明的弟子大為驚訝，問王陽明是如何辦到的。
王陽明神秘地笑道：「我對他們說，舜是世上最不孝順的兒子，他的父親瞽叟是世上最慈祥的父親。」
他的弟子已經出離了驚訝，變成驚駭了。
關於舜和他老爹瞽叟的故事，需要做簡單介紹。舜的老爹是個瞎老頭，老婆死後，他又續絃。這個女人後來又生了個兒子叫象，當時的社會傳統可能是這樣的：家產都要由長子繼承，所以舜理所當然是瞎老頭家產的繼承人。但是他老婆和象不允許這樣，瞎老頭也不希望舜能繼承，於是就和老婆還有最小的兒子象聯合要置舜於死地。他們想出謀殺舜的方法很多，比如要舜挖井，當舜下到井中後，瞎老頭團伙就把井口封死。舜死裡逃生，因為他挖井時就知道父親要謀害他，所以在井壁上挖了條通向地表的隧道。瞎老頭又讓舜去修理房頂，當舜登上房頂後，瞎老頭就把火把扔到房頂，那上面都是茅草，舜要麼被燒死，要麼就跳下來摔死。但舜又死裡逃生，因為他上房之前藏了一把梯子，所以安然無恙地落到地面。對於這兩件事，舜都假裝不知道，瞎老頭見舜是個機靈鬼，又見舜沒有責怪自己，所以從此再也不謀害他了，還和他恢復了父子親情。
關於這個肥皂劇，像是三流編劇的作品。不過儒家門徒都硬著頭皮說，這是事實，舜就是這樣孝順。所以王陽明的弟子才表現出了驚駭之情。
王陽明就解釋說：「舜常常自以為是最不孝的，因此他能孝；瞽叟常常自以為是最慈祥的，因此他不能慈愛。瞽叟只記著舜是他養大的，而如今舜為什麼不讓他快樂？他不清楚他的心已被後妻迷惑而改變了，還自以為能慈愛，因此他就更不能慈愛。舜總是記著小時候父親是多麼愛他，而如今之所以不愛了，是因為自己不能盡孝。舜每天想著自己不能盡孝之處，因此他就更加孝順。等到瞽叟高興時，他只不過是恢復了心中原本就有的慈愛的本體。所以，後世之人都稱舜是一個古往今來的大孝子，瞽叟也就變成了一個慈祥的父親。」
這段解釋正是王陽明心學思想赤裸裸的體現：凡事都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只要在自己身上找到原因並且修正，就能讓對方也改邪歸正，符合自己良知的要求。
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在王陽明心學中就是要自我剋制。王陽明接著說：「像象這樣的人，就是我們平常所見的惡人，他們的常態是文過飾非。所以千萬別去責備他們的過錯，如果這樣的話，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激起他的惡性。」
他的弟子們不明白。
王陽明說，象和瞎老頭要三番五次地謀害舜，估計是舜責備了他們的過錯，激起了他們的惡性。這就是舜要象向善的心太迫切了。可能舜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所以明白了功夫只在自己身上，不能去怪罪惡人，於是他開始默默地忍受陷害，最終換來了瞎老頭和象的改邪歸正。
在王陽明看來，和惡人打交道只要記得一條：試圖改變他的惡性，往往會適得其反。所以，儘量不要揭發他的惡性。當然，王陽明也不主張「惡人自有惡人磨」的觀望態度。他主張進取，用你高尚的道德和完美的智慧（舜的提前挖洞和架梯子）來不停地暗示他：不要以為我好欺負，我只是不跟你一般見識。
有惡人自然就有惡行，在我們遇到的惡行中，毀謗是最流行也最讓人無法忍受的一種。有弟子疑惑地問王陽明：「《論語》中說，孔子也經常受到毀謗，孔子可是完美無缺的大聖人，怎麼會受到毀謗？即使真有，難道聖人就不能避免嗎？」
王陽明無可奈何地回答：「毀謗是從外來的，聖人也無法避免。我們雖然無法控制外來的毀謗進攻，但我們可以在無聲無息中消滅它。這個方法就是：注重自身修養，剋制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緒，降低情緒波動的干擾，也就是要情緒穩定）。若自己的確清白方正，縱然世人都毀謗他，又不能說倒他，能將他怎麼樣？這就如同浮雲遮日，如何能損壞太陽的光輝？若自己是個外貌恭敬莊重，而內心空虛無德的人，縱然無人說他壞話，他隱藏的惡終有一天會暴露無遺。因此，孟子說，‘有求全之毀，有不虞之譽。’譭譽來自外界，豈能躲避？只要能加強自身修養，外來的譭譽算得了什麼？」
在一篇《答友人·丙戌》的文章中，王陽明淋漓盡致地發揮道：面對外來評價，尤其是毀謗時，非但不要動怒心，而且還要把它當成是磨鍊強大內心的機遇。平時感覺不會被譭譽所動的人，在此時能不為所動，那才是真本領。即使現在要動心，也要強烈控制自己的情緒。只要在情緒最激烈時控制住，一切都好說。如果你沒有這樣的定力，那後果可就難以想象。世上有無數人，聽到對自己的讚譽，馬上手舞足蹈。聽到對自己的毀謗時，馬上就氣沖斗牛。這種聞譽則喜，聞毀而怒或是慼慼然的人，是不是像個被人控制的木偶？而外在的評價就是它的主人。主人要他笑，他就笑；要他怒，他就怒。可能要跳也可，要他爬也可；要他死，甚至都可能實現。
一個被外物所控制的人，他的自我在哪裡呢？
不要被外來的毀謗所擊倒，因為這不值得，也說明你太脆弱了。王陽明心學是一門要人自信的學問，自信自己，就不會受到外來毀謗的侵蝕。而做到自信，必須時刻光明你的良知，讓它擁有道德和智慧。
對付惡人和一些惡行，終極的解決方案無非如此。
不要操心
王陽明對人生有別致的看法，他的弟子問他：「那些偉大人物能做出驚天動地大事業，是不是預先都有計劃啊？」
王陽明回答：「怎麼可能有計劃。他們的良知光明，守株待兔而已。事情來了就做，事情不來也不去找事，不過是隨感而應罷了。」
也就是說，王陽明相信人生是多變的，沒有人可以預料下一步將發生什麼。「操心」的事，是愚蠢的人乾的。你只要順其自然就好。
馮友蘭對那些經常「操心」人提出告誡說：「你最好不要操心。你的根本錯誤就在於找個道理打量計算著去走。若是打量計算著去走，就調和也不對，不調和也不對，無論怎樣都不對；你不打量計算著去走，就全對了。人自然會走對的路，原不需你操心打量的。遇事他便當下隨感而應，這隨感而應，通常是對的。要於此外求對，是沒有的。」
不要操心，並不是指你真的什麼事都不幹。王陽明評價孔子時說：「孔子氣魄大，只要是帝王的事業，他都能從心上一一加以體會。例如一棵大樹，無論有多少枝葉，也只是從根本上用培養的功夫，因此枝繁葉茂，並不是從枝葉上用功去培養根本。學者向孔子學習，若不在心上用功，只匆匆忙忙地學那氣魄。如此，只是將功夫做顛倒了。」
由此可見，我們最應該在根上操心，也就是光明良知，而光明良知的一個主要途徑就是去事上磨鍊。
有弟子向王陽明抱怨說：「平時無事的時候覺得自己的修為很好，心境也不錯，總想著遇到一件事後就能把它處理得很好。可一遇到事情就不同了，心亂導致手忙腳亂，什麼事都做不成。」
王陽明說告訴他：「這是因為你只知道靜養，而沒有在實際事情上用‘克己’的功夫。只知道靜養，就會養成好靜的毛病，這樣面對突如其來的事情，心態就會亂，事情就會處理不好。所以呢，人必須通過做事來磨鍊自己的心志，磨礪自己的心境，這樣面臨事情時心才不會亂，處理事情才能從容不迫，遊刃有餘，才能做到‘靜時心也定，動時心也定’。」
我們之所以在平時端坐如聖人，說起話也頭頭是道，是因為我們未遇事時，情緒始終處在平靜狀態。但一遇事來時，情緒就會發生波動，在這個時候，如果你能控制住情緒，讓它恢復到你平時無事的狀態，就能把事做好。王陽明要人到事上磨鍊內心，實際上就是讓每個人的內心都成為一塊冰，而不是湖水。湖水在未受外物衝擊時是平靜的，可一受外物衝擊就會起漣漪，而冰則不會。
王陽明告訴他的弟子們：平時無事時有多麼從容的風度都是扯淡。人真正的風度應該是遇到變故遭遇屈辱時，在這個時候，平時憤怒時到此能不憤怒，驚慌失措者到此能不驚慌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不要操心你的人生，但要操心你的良知。這就是王陽明心學，它高屋建瓴，直指終極密碼。
獲得幸福的方法：不要和外物對立
所謂幸福，就是長久的快樂。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獲取幸福的方法很多，我們都耳熟能詳。比如保持樂觀的心態，要懂得知足，有追求幸福的決心並付諸實踐。
理論上，這些方法不錯，可真實踐起來卻很難。僅以知足為例，世上沒有幾人可以做到知足，甚至連這個意識都沒有。和很多哲學一樣，王陽明心學的終極目標也是讓人獲得幸福，不過它的方法卻是釜底抽薪的。
《傳習錄》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就是王陽明心學對獲取幸福的一個簡單有效的方法。
王陽明的弟子薛侃有一天在花園中除草時，大概是疲憊不堪，所以哀嘆道：「為什麼天地之間，善難培養，惡難剷除？」
王陽明當時就在花園中賞花，聽到薛侃的嘆息，發現說教的機會已到，介面道：「你就沒培養善，也沒有剷除惡。」
薛侃莫名其妙，因為他勞碌了大半天，剷除了很多棵草，而且他經常澆灌花朵，這怎麼能說是沒有培養善，沒有剷除惡呢？
王陽明發現了薛侃的疑惑，卻沒有繼續深入這個話題，而是轉到另外一個問題上去了：「你呀，如此看待善惡，因為從形體上著眼，錯誤在所難免。」
薛侃這回如墜雲裡霧裡，更不知王老師的話是什麼意思了。
王陽明馬上解釋說：「天生萬物和花園裡有花又有草一樣。哪裡有善惡之別？你想賞花，花就是善的，草就是惡的。可如有一天，你要在門前搞個草坪，草又是善的，草裡的花就肯定被你當成惡的了。這種‘善惡’都是由你的私意產生，所以就是錯誤的。」
薛侃吃驚地問：「這不就是無善無惡了嗎？」
王陽明正色道：「天下任何事物本來就沒有善惡，它所以有善惡全是你強加給它的。我問你，黃金是善還是惡？」
薛侃搓著手興奮地說：「黃金這樣的好東西，當然是善的。」
王陽明問：「這要看黃金在什麼地方。它在你手上，肯定是善的，可如果它在你胃裡呢？」
薛侃搖頭道：「那這就是惡的了。」
王陽明又問：「糞便是善的還是惡的？」
薛侃肯定地回答：「那玩意兒肯定是惡的。」
王陽明笑了：「糞便可以讓莊稼生長，在老農心中，它就是善的。所以說，天下的萬事萬物哪裡有善惡之分？都是人強行加到它上面的。同樣是一座大山，旅遊的人就認為它是善的，有急事要翻越它的人就會認為是惡的。同樣一個人，在朋友心中是善的，而到了他的敵人心中，他就是十惡不赦的。」
薛侃思考了一會兒，說：「老師您的這種觀點聽上去很有趣，可沒有實用性啊，這種觀點能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幫助嗎？」
王陽明說：「當然有用，它能讓你獲得幸福。」
薛侃請教。
王陽明就解釋說：「人為什麼會常常感到不幸福？表面看是因為我們的身體總受到束縛，精神也不能自主，我們受到了客觀條件的種種限制。實際上，我們之所以受到客觀條件的限制，是因為我們和外物產生了對立。我們所以和外物產生對立，是因為我們總是以自己的標準來衡量外物，於是，就有了是非好惡之情。當我們對外物有了是非好惡之情，就是給外物貼上是非善惡的標籤。一旦你給它們貼上標籤，它們就有了生命，反過來干擾你。也就是說，我們被客觀條件所限制，全是我們自己搞出來的。」
薛侃茫然。
王陽明就舉例子說：「比如你剛才對野草發出的感嘆，你就是給它貼上了‘惡’的標籤，對於‘惡’的東西，人人都會動氣，一動氣，心情就受到干擾，你心情不好，還談什麼幸福！不僅僅是被你評價為‘惡’的事物會對你產生干擾，就是被你評價為‘善’的事物也會對你產生干擾。比如被你評價為‘善’的黃金，表面上看是你喜歡它，你擁有它，實際上，當你喜歡上它時，它已經控制了你，時刻干擾你。它在你手裡，你就過度興奮，可當它遺失時，你必然過度地憂傷，你已經成了它的木偶和奴隸，你如果被這樣一個‘善’的東西所左右，失去自主力，也是沒有幸福可言的。」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我們對任何事物都沒有善惡之分，那豈不成了不必奮鬥就可衣食無憂的和尚？薛侃就問王陽明：「您說的無善無惡和佛家的無善無惡有什麼區別嗎？」
王陽明嚴肅地說道：「當然有區別。佛教把‘無善無惡’看得太重，總拿出來講，而且他說完‘無善無惡’後就什麼都不管了。比如他說糞便沒有善惡，哪怕床邊就有一堆，他也不掃除。而我們心學說‘無善無惡’，是不要刻意為善，更不可刻意為惡。」
薛侃好像有所領悟，點頭說：「既然草不是惡的，那麼，我就不拔除了。」
王陽明吸了口氣，說：「我才說完這是和尚的意思，你怎麼就來實踐了？如果草有妨礙，你就應該把它除掉。」
薛侃被王陽明弄得暈頭轉向說：「這樣不就是在有意為善、有意為惡了嗎？」
王陽明說：「我說不刻意為善去惡，並非說全無‘好惡’，如果全無好惡，沒有是非之心，那連和尚都不如，你就會成為一個麻木不仁之人。所謂‘不刻意’，就是說‘好惡’全憑天理，再無他意，就是不要刻意和事物對立。你現在是為了保持花園，花園裡有草，這就妨礙你了，它妨礙你，你就該把它拔除。如果沒有拔除乾淨，你也不要放在心上。比如你今天拔了一天草，可還沒有拔完，那你也不要晚上想著草，一想草，就會想到它是惡的，如此，你就和草對立起來，它主導了你的情緒。你不能控制情緒，自然會被情緒所控制。」
薛侃這次好像真的明白了，說：「看來，善惡全然與事物無關了。」
王陽明說：「當然。善惡在你心中，遵循天理即為善，為氣所動即為惡。」
其實王陽明的意思只是想告訴我們，想要獲得幸福，只要不和外物的對立就可以了。不以自己的好惡來評價外物，讓外物按照它們自己的規律去發展。比如你被雨澆成了落湯雞，不必惱火，因為雨就是要落到地上的，這是它的規律；比如你被別人誹謗，也不必憤怒，你不理它，它自然就按它的規律慢慢消亡；大風起的時候，要順風走，不要逆風行，你要遵守風的規律，這就是順應萬物，不要和萬物對立。
財富、名聲、地位自有它們的規律，你不要給它們加上標籤，讓它們來指揮你，你不必把它們放在心上，只需要向前努力就是了。
當我們做到不以自己的私意來衡量外物時，我們就不會受到外物的限制和支配，我們就可以支配自己，使自己的心靈得以安放，達到幸福的境界。
很多人和外物對立，歸根結底，是因為有「出人頭地」的野心。「出人頭地」固然重要，但不能為了「出人頭地」而喪失掉人本應具有的最寶貴，也是我們最容易獲得的東西：幸福感。
在這個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都希望能擁有功名利祿。的確，功名利祿是可以讓人產生幸福感，可問題是，人有一樣東西是和別人無法平等的，這就是天賦。儒家把人分為三等：只需要稍加學習就能成為聖人的人（生知安行者），通過刻苦的學習可以成為聖人的人（學知利行者），最後一種是被動的刻苦學習才有可能成為聖人的人（困知勉行者）。
人之不幸就在這裡。有人天生睿智，有人投胎到大富大貴之家，而有人則天生愚笨如牛，有人出身貧苦。要追求外在的成功，前一種人比後一種人要輕鬆百倍乃至萬倍。那麼，如果很倒霉，我們成為後一種人該怎麼辦？
答案就是：掂掂自己的分量。
王陽明和他弟子的下面這段對話給出了我們答案。
他的弟子問：「人固然可以通過學習成為聖賢，但是，伯夷（商朝末年的聖賢）、伊尹（夏朝末年的聖賢）和孔子（春秋時期的頂級聖人）相比，在才力上終究有所不同。而孟子卻把他們同稱為聖人，這是什麼緣故？」
伯夷是商朝的臣子，周武王滅商後他發誓不吃周王朝的食物跑進深山而餓死；伊尹是商湯的宰相，帝王師級別的人物；而孔子，據儒家人士說，是聖賢中的聖賢，如同太陽（「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依王陽明弟子的觀點，這三人的「才力」有大小之分，伯夷是節操領域的大聖人，伊尹則是政治領域的大聖人，孔子是太陽系內的最大聖人。可孟子卻把他們都稱為聖人，難道聖人是雨後的狗尿苔，凡有點名氣的就能稱為聖人嗎？
王陽明給出瞭解釋：「這些人的確都可以稱為聖人。聖人之所以被稱為聖人，只因他們的心純是天理而不夾雜絲毫人慾。這就好像精金之所以為精金，只因它的成色充足而沒有摻雜銅、鉛等。人心純到了是天理時就是聖人，金子純到是百分之百時就是精金。」
他的弟子若有所悟：「也就是說，心即理，只要人的良知是完完全全的，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聖人？」
王陽明回答：「就是這個道理。不過呢，聖人的才力，也有大小之分，這就好比金的分量有輕重一樣。堯、舜那樣的聖人就如同一萬兩重的黃金，文王、孔子如同九千兩重的黃金，禹、湯、武王如同七八千兩重的黃金，伯夷、伊尹如同四五千兩重的黃金。
「才力雖然不同，可他們的良知卻同，所以都可以稱為聖人。正如黃金的分量不同，但只要在成色上相同，就可以稱為精金。把五千兩重的一塊金子放到一萬兩重的金子裡，從成色上而言，沒有不同。把伯夷、伊尹和堯、孔子放在一塊，他們的純是天理的心也沒有任何不同。
「精金所以為精金，在於成色足，而不在分量的輕重。這就如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在於良知光明，而不在‘才力’的大小。因此，平常人只要肯學，使自己的良知光明，同樣可以成為聖人。正如一兩重的精金，和萬兩重的精金對比，分量的確相差很多，但就成色足而言，則毫不遜色。‘人皆可以為堯舜’，根據的正是這一點。學者學聖人，只不過是去人慾而存天理罷了。
「好比鍊金求成色充足，金的成色相差不大，鍛鍊的工夫可節省許多，容易成為精金。成色越差，鍛鍊越難。人的氣質有清純濁雜之分，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之別。對於道來說，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的不同。資質低下的人，必須是別人用一分力，自己用百分力，別人用十分力，自己用千分力，最後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同的。
「後世之人不理解聖人的根本在於純是天理，只想在知識才能上力求做聖人，認為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會，我只須把聖人的許多知識才能一一學會就可以了。因此，他們不從天理上下功夫，白白耗費精力地從書本上鑽研，從名物上考究，從形跡上摹仿。這樣，知識越淵博而人慾越滋長，才能越高而天理越被遮蔽。正如同看見別人有萬鎰之精金，不肯在成色上鍛鍊自己的金子只妄想在分量上趕超別人，把錫、鉛、銅、鐵都夾雜進去，如此分量是增加了，但成色卻愈低下，煉到最後，不再有金子了。」
這次談話不久，有個很較真的弟子對王陽明說：「您把精金比作聖人，用分量的輕重比喻聖人才力的大小，用鍛鍊比喻學者的功夫，這些喻義很深刻。但我認為吧，您的話有點失衡，您說堯舜是一萬兩的黃金，孔子是九千兩的黃金，我覺得孔子應該更沉一些。」
王陽明很惱火，訓導他：「你這是從外形上著眼，是在為聖人爭輕重。如果不從外形上著眼，那麼，堯、舜是一萬兩黃金不為多，孔子九千兩黃金也不為少。堯舜的一萬兩也就是孔子的，孔子的九千兩也就是堯舜的，彼此之間就沒有區別。因為從良知上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稱他們為聖，只看精一與否，不在數量多少。只要此心同樣純為天理，便同樣可稱之為聖。至於力量氣魄，又怎麼會完全相同呢？你這就是在給事物加標籤，和事物對立了。
「後世儒者只在分量上比較，所以陷入功利的泥潭之中。如果剔除比較分量的心，各人盡己之力與精神，只在此心純是天理上下功夫，就能人人知足，個個功成，如此就能大的成就大的，小的成就小的，不必外求，無不具足。這就是實實在在的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理解聖學，不懂得從自心的良知良能上體認擴充，卻還要去了解自己不知道的，掌握自己不會做的，一味好高騖遠。不知自己的心地宛如桀、紂，動不動就要做堯、舜的功業，如此怎麼行得通？終年勞碌奔波，直至老死，也不知到底成就了什麼，真可悲啊！」
這段話使人振聾發聵。
其實，我們很多人都和王陽明的這位弟子一樣，特別重視外在的東西，比如名利。很多人都在拼命追名逐利，原因很簡單：我們把名利看成了「善」，如此一來，我們就和它們產生了對立，而它們自然地會牽絆著我們。如果僥倖得到，那最好不過；如果得不到，我們會牽腸掛肚。一個情緒總受到外界控制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幸福感。功名利祿，本是外在的，得之我幸，不得我命。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量來獲得它們，倒不如像王陽明的指示一樣：專心在良知上下功夫，用良知去做事，你就能獲得幸福，成為心靈的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