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知，「內聖外王」就是致良知。只要你能致良知，那在任何領域都能建立功業。有人問王陽明：如果在聲色貨利上行良知，算不算？
聲色貨利始終是被儒家排斥的，認為它們全是人慾，沒有天理。而王陽明卻回答：「當然算！只要你能真切篤實地行良知，偶爾碰到聲色貨利，就不會成為負擔，自然會去依循良知並對它作出反應。良知僅在聲色貨利上用功，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無一絲矇蔽，那麼，即便與聲色貨利交往，也全符合天理。」
心即理，符合天理，即符合吾心，「內聖外王」後的功業自然而然產生，簡直就是水到渠成。君王能「內聖外王」，就能成為真正的聖君；讀書人只要能「內聖外王」，就能成為真正的聖人；生意人只要能「內聖外王」，就會成為富可敵國的王者。甚至是環衛工人，只要能「內聖外王」，也能成為該領域的翹楚。
在王陽明看來，這就是我們每個人應該具有的人生觀，也是人生的終極目標！
四、不過度，不執著
王陽明的弟子陸澄有一天忽然接到家信，信上說，他兒子病危。凡是個爹，聽到親兒子有危險，就不可能無動於衷。於是他的臉馬上呈現了憂苦狀，心裡更是萬分憂愁，不能自已。
王陽明聽他說了這件事後，居然有點小欣喜：「啊呀，這正是大好時機啊！」
陸澄有點生氣：我兒子可能要病死了，你居然說這是大好時機，你為何不說蒼天有眼呢？
如你所知，陸澄誤會了王陽明。王陽明說的「大好時機」其實是這樣的：「你現在正是用功時，如果錯過這個機會，平時講學又有什麼用處？人就是要在這時候練心。」
原來，這是練心的最好時機，怎麼練呢？
王陽明說：「父親愛兒子，感情至深，但天理有個‘中和’處，過分了就是私心。此時，人們往往認為按天理應該煩惱，就去一味憂苦而不能自拔，正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一般說來，七情的表露，過分的多，不夠的少。但稍有過分，就不是心的本體，必然要調停適中才算可以。譬如，父母雙親去世，做兒女的哪有不想一下子哭死心裡才痛快呢？然而，《孝經》中說：‘毀不滅性。’並非聖人要求世人抑制情感，天理本身自有界限，不可超越。人只要認識了心體，自然分毫都不能增減。」
這個故事在《傳習錄》中相當有名氣，它是陽明學方法論「事上練」最經典的案例解讀。要通透了解這段話，首先應普及理學的基本概念。朱熹認為，人的心分為性和情兩部分。性是天理，比如人心所固有的仁、義、禮、智、信。情則是欲，比如七情。朱熹說存天理去人慾，就是儲存仁義禮智信，祛除七情。既然把人心所固有的七情祛除了，人心就不圓滿，所以朱熹讓人去萬事萬物上求索「理」來填補七情六慾的陣地。
這就是朱熹所謂的「性即理」，而王陽明則說「心即理」，就是性和情都是天理。
王陽明說：「喜怒哀懼愛惡欲，人稱七情，七情都是人心固有的，從良知生髮出來，需要良知去控制。七情好比浮雲，良知好比太陽。太陽不會總停留在一處，但無論何處，只要有一線光明，就全是陽光所在處。天空即便佈滿雲霧，只要太虛中還能分辨顏色和形式，便為陽光不滅處。
「不能僅因為雲能遮日，就要求天不產生雲。七情順其自然地流露，也是良知在起作用。但是又不能太執著。執著、七情都稱為欲，都是遮蔽良知的。當然，稍有執著，良知就會發覺。發覺了就會克除遮蔽，恢復本體了。」
把這段議論和陸澄的故事聯絡起來，我們就可知王陽明的人生觀：每個人都有七情，但不能過度。陸澄半死不活的樣子就是過度了，過度就是執著，死盯一點鑽牛角尖。這就不是「和」，不是中庸。
不過度、不執著，不逆情、不立異，始終處於良知所指引的平衡狀態，這就是貴和尚中。
怎樣理解不立異、不逆情呢？
僅以陸澄的故事來說，陸澄在「哀」這個情感上過度了，所以是逆情，違背了良知所教導的人的情感。假設陸澄得知兒子病危的訊息後，哭天搶地，絕食絕飲，奔走呼號，這就抵達了逆情的高境界：立異。
在王陽明看來，七情是人固有的情感，中和時是天理，過了就不是，太過就是立異，那簡直就是喪良知的表現了。
什麼是在人固有的情感上立異呢？
比如「守孝」，儒家認為，父母去世後，兒子應該守孝三年。王陽明也認可這種禮，因為這是良知的指引，它是我們對待父母情感的一種儀式和表露。但有人為了證明自己是世間獨一無二的大孝子，竟然守孝六年，更有人守孝九年。還有人本來守孝三年，過了幾年後，突然發神經又跑去守孝三年。這就是立異，因為它已不是中和，太過了。
用王陽明的說法，你做得這麼過，安的是什麼心？
當然，這種「立異」害不了別人，幾乎成不了榜樣。還有一種立異，可就是在良知上插刀了。
西元632年，是千古一帝李世民執掌大唐帝國的第六個年頭。春節前夕，李世民突然頒佈一道動人心魂的聖旨：明年秋季斬首的三百餘名重犯釋放回家過節，可在明年秋天回來受死。
要知道，這些死刑犯可都是殺人越貨的主兒，釋放他們回家等於是放虎歸山。令人萬分驚愕的是，第二年秋天，三百餘名重犯全都回到刑部大牢，無一人缺席！
李世民心花怒放，說：「看看這些人，如此守信，這說明還有良心。」
眾大臣說：「是啊，應該好好獎賞他們的良心。」
李世民大手一揮：「無罪釋放！」
這就是史冊上白紙黑字的「李世民縱囚」事件，當時的大臣們紛紛讚頌李世民的英明和仁德。他們認為，是李世民讓他們回家過節的「仁愛」行為感動了囚徒們被遮蔽的良知，使他們紛紛致了良知，信守諾言，心甘情願地回到大牢裡等著被砍腦袋。
這件事真有如此簡單？
如果你用陽明心學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只需如王陽明那樣問一個問題就可得到真相：李世民你釋放囚徒，安的是什麼心？
李世民明知那些囚犯都是死刑犯，卻釋放他們，這是視國家法度為兒戲。傻子都知道這是不對的，可李世民卻故意犯錯，他安的心肯定不是公心，必是私心。這個私心就是：粉飾太平，向天下人宣揚自己的教化。這就失去了「中和」，就不是良知的本體了。
另外，那些囚犯居然都回來受死。趨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尤其是這些死刑犯的心理。他們竟然不趁此逃避山林，反而回來引頸就戮，他們安的是什麼心？
固然，他們安的也是私心。這個私心就是：既然你要門面，我就給你門面，你好了，我也肯定好，我按你的程式去表演，你們的虛榮心得到滿足，免除刑罰是肯定的！
北宋大學者歐陽修針對李世民的縱囚，寫過一篇文章就叫《縱囚論》，他把李世民和囚徒們的非「中和」之心揭露得淋漓盡致：「李世民知道釋放囚犯回去，他們一定會回來以希望被赦免，所以才釋放他們！被釋放的囚犯預料自動回來一定能獲赦免，所以才會回來！料想囚犯一定會回來才釋放他們，這是上面揣摩下面的心思；料想上面一定會赦免他們才自動回來，這是下面揣摩上面的心思。是上下互相揣摩造成這種聲譽，哪裡有什麼教化作用！如果不是這樣，那麼李世民即位已經六年，天下卻有這麼多罪大惡極的死囚；然而釋放一次就能使他們視死如歸，儲存信義，這哪裡講得通啊！」
他諷刺挖苦道：「釋放了回來的就按國法殺掉，然後再釋放一批，囚犯又回來了才證明是教化的作用，但他們一定不會回來了！如果屢次赦免，那麼死刑犯就都不會死了，這能夠作為天下的法度麼？」
這就是立異，違背了良知的「中和」。在王陽明看來，人生在世，不可逆情和立異，因為他們都不是良知的本意。
「貴和尚中」的另一要求就是「不器」。
很多年以前，孔子和他幾個著名弟子坐在郊外閒聊。當時草長鶯飛，碧空湛藍如洗，好不快活。孔子對幾個弟子說：「不要認為我比你們年紀大，就不敢在我面前隨便說話，你們平時總在說：‘沒有人瞭解我呀！’如果有人瞭解你們，那麼你們打算怎麼辦呢？現在，你們就暢所欲言，說說你們的人生志向。」
子路搶先說道：「一個擁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夾在大國之間，常受外國軍隊的侵犯，加上內部又有饑荒，如果讓我去治理，三年工夫，就可以使人人勇敢善戰，而且還懂得做人的道理。」
孔子微微一笑。
又問冉求：「你呢？」
冉求思索一會兒，慢慢回答：「一個縱橫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國家，如果讓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就可以使老百姓富足起來。至於修明禮樂，那就只得另請高明瞭。」
孔子又轉向公西赤，問：「你呢？」
公西赤很惶恐，說：「我不敢誇口說能夠做到怎樣怎樣，只是願意學習。在宗廟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在同別國的會盟中，我願意穿著禮服，戴著禮帽，做一個小小的贊禮人。」
最後，孔子問一直在擺弄瑟的曾皙：「你小子說說吧。」
曾皙清了清嗓子，說：「我和他們三位的才能不一樣呀！」
孔子說：「沒說才能，只說人生志向。」
曾皙臉上呈現出靦腆的紅光來：「我呀，我的志向有點不著調。我盼望的是，暮春時節，春天的衣服已經上身。我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個青少年，到沂河裡洗洗澡，在舞雩臺上吹吹風，一路唱著歌兒回來。」
子路、冉求和公西赤都嗤之以鼻：「這哪裡是志向，簡直是遊戲人生！」
想不到孔子高興得大叫一聲，道：「我是贊成曾皙呀！」
子路、冉有、公西赤三人臉色微變。
聚會散後，曾皙單獨留下，問孔子：「他們三位的話怎麼樣？」
孔子回答：「也不過是各自談談自己的志向罷了。」
曾皙又問：「您為什麼笑仲由（子路）呢？」
孔子回答：「治理國家要講禮讓，可是他說話一點也不謙讓，所以我笑他。難道冉求所講的就不是國家大事嗎？哪裡見得縱橫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就不是國家呢？公西赤所講的不是國家大事嗎？有自己的宗廟，有同別國的盟會，不是諸侯國家又是什麼呢？如果公西赤只能做個小小贊禮的人，那誰能去做大的贊禮人呢？」
針對這個故事，弟子問王陽明：「孔門弟子共聚一堂，暢談志向。子路、冉求想主持政事，公西赤想主管禮樂，多多少少還有點實際用處。而曾皙所說的，似乎是玩耍之類的事，卻得到孔聖人的稱許，這是怎麼回事？」
王陽明回答：「子路、冉求、公西赤有憑空臆想和絕對肯定的意思，有了這兩種傾向，就會向一邊偏斜，顧此一定失彼。曾皙的志向比較實際，正合《中庸》中所謂的‘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前三個人是‘汝器也’的有用之才，而曾皙是‘君子不器’的仁德通達之人。但是前三個人各有獨特才幹，不似世上空談不實的人，所以孔子也讚揚了他們。」
人生是不斷變化的，是條不規則的波浪線，我們無法掌控這條波浪線。子路、冉求、公西赤就是想掌控這條波浪線，要在這條波浪線上定下一個點，向那個點前進。而曾皙則是隨著波浪線前進，到哪裡就做適合在那裡做的事。
前三人先把自己確定為器皿，子路是大水缸、冉求是飯盆、公西赤是瓦罐，曾皙卻沒有，它把自己當成了水，流到什麼樣的地方就會成為什麼樣的器！
孔夫子教導人要「不器」。不要做器皿那樣的人，比如你認為自己是個飯盆，突然遇到只有水缸能盛的東西，你就只能乾瞪眼。
王陽明也教導人要「不器」，有弟子問他：「孟子說，持中庸態度而不變通，還是執著在一點上（執中無權猶執一），您怎麼看？」
王陽明回答：「‘中’就是天理，就是‘易’，隨時變易，怎麼能‘執’呢？必須因時制宜，很難預先定一個規矩。有些人一定要將道理一一說得沒有漏洞，要立一個固定的格式，這正是所謂的‘執一’。」
王陽明不是說，我們不能有人生理想，而是應該因地制宜，不可把自己先限制死。
五、有善有惡是習氣所染
人人皆有良知，為何有人會流芳千古，有人則遺臭萬年？為何有人出類拔萃，有人卻碌碌無為？為何有人是善人，而有人就成了惡人？
這些問題的答案很簡單：他們的人生觀出了問題。用王陽明的話講就是：他們的心，失去了本體。所謂失去本體，其實就是良知被遮蔽，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王陽明說，有善有惡意之動。良知一旦被遮蔽，所發出的意（念頭）就有了善惡，而有了善惡之後，又不肯為善去惡，所以人生觀就有了善惡。
良知是如何被遮蔽的呢？
王陽明的結論是：
習氣所染。
習氣就是我們身處的社會，王陽明不無遺憾地說，由於不是每個人都自動自發地去致良知，所以由眾人組成的這個社會不是真誠惻怛的，而是充滿了客套和虛偽。
很多人為了生存下去，只能客套和虛偽。諸多客套和虛偽的道理與聞見漸漸進入我們的心，久而久之，日日增多，不能真誠惻怛，良知於是被遮蔽。
心學鉅子李贄發揮道：「良知既然被遮蔽，則若發而成為言語，其言語就不是出自衷心的東西；見而成為政事，政事就無根袛；著而成為文辭，文辭則不能達，欲求一句有德之言，終於不能得。緣由何在？因為童心（見後文）已經被障蔽，我們把由外而入的聞見、道理當成了我們的心。」
已經以世俗的聞見、道理為心，那麼，所言者皆社會中的聞見、道理之言，不是出自良知之言；言雖巧，同真我（良知光明的我）有什麼關係呢？這不恰恰是以假人說假話，而事是假事、文是假文嗎？其人已經假，則實行起來則無不假。
於是，「以假言與假人言，則假人喜;以假事與假人道，則假人喜;以假文與假人談，則假人喜」。因為無所不假，所以整個社會是大假一片。
王陽明說，在整個一片假的社會中：
卑者昏於嗜慾；高者蔽於見聞。
卑者諸如桓溫，名利燻心（嗜慾），只要出名就可以；高者譬如劉秀，由於他當時所處的社會觀點可能就是「做大官，娶美女」（見聞），所以他被見聞所蔽，才樹立了這樣不爭氣的人生觀。十幾年後，隨著他的成就不斷增強，他的人生觀也就成為成就帝業，匡濟百姓了。
還有一種高者，就是自視學識淵博，見多識廣的人。王陽明曾對人說：「當初在龍場驛站時，聽我講心學的人都是蠻夷，和我聊天的人都是中土亡命之人，和他們聊良知，他們一聽就懂，手舞足蹈。後來和一些知識分子聊，總是處處碰壁。這就是聞見越多，良知被遮蔽得越重。」
那麼，是不是我們不進入社會，我們的良知就不會被遮蔽，而我們很容易就可成為聖人了呢？
王陽明大搖其頭說：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
如果我們的良知被習氣所染而遮蔽了，那我們心發出的意就有了「善惡」，有了善惡，卻不為善去惡，你的人生觀也就有了善惡。解決它的方式很簡單：就是光明我們的良知。
你的世界觀正確了，才有正確的人生觀。如果每個人的人生觀都是正確的，那這個世界就很容易進入大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