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陽明心學的分裂——左派心學洪流
1529年，王陽明在迴歸浙江的船上去世，享年57歲。王陽明的離世，註定使他歷經千難萬險建立的心學四分五裂。
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實際上是剎那間對是非對錯的判定，這和禪宗提倡的「頓悟」沒有本質區別。他後來雖然補充了「事上磨練」這一心學必不可少的環節，但因為是「補充」，而不是他心學思想的核心，所以很容易被人忽視和刻意地忽略。王陽明本人憑藉高絕的天賦和所遭遇的艱險，可以隨心所欲地闡述和實踐他的心學，但不能指望別人也能做到這點。他的弟子雖然遍佈天下，但真能和他的天分與悟性相提並論的人屈指可數，而這屈指可數的弟子卻又沒有他經歷過的那些苦難，理論有餘而實踐不足。尤為遺憾的是，王陽明有生之年對心學並未有深入的闡述和定型，這就使得他的弟子們在理解王陽明心學時有很大的發揮餘地，所以，王陽明心學的分裂不可避免。
王陽明心學的分裂的直接現場應該是1528年陰曆九月發生在浙江紹興新建伯爵府裡的「天泉證道」，也就是圍繞著王陽明「四句教」（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爭論。
王陽明的弟子錢德洪認為：「這是王老師說的根本定理，絲毫都不能改變，必須要按照四句教的字面意思去理解並奉行：心之體本來是無善無惡的，但因為人有習心，心發動的意中明顯地存在著善惡，所以必須要用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去辨析，達到為善去惡。」
另一位王門高足王汝中不同意：「如果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的，它所發出的意也應該是無善無惡的，良知也是無善無惡的，你所做的任何事（物）就應該也是無善無惡的。」
錢德洪反對說：「如果都是無善無惡的，那就沒有事上練的必要，但「事上練」可是王陽明心學最強調的。」
王汝中說：「那老師這個命題就含有矛盾。如果說意裡有善惡，那主導它發出的心就有善惡，可老師明明說，無善無噁心之體。」
王汝中的意思是這樣的：王老師的心學本來就是靈動的，而且王老師經常因材施教，同一個問題面對不同的弟子時，給出的答案也不同。王老師說的「四句教」可能是權宜之說，並非是定型的真理。學問應該靠自身去領悟，而不應該跟在別人屁股後面。
錢德洪堅持的是「四有說」，王汝中的主張是「四無說」。
王陽明後來給出的解釋是，兩者是相輔相成的，王汝中是單刀直入，適合稟賦上等的人。錢德洪是循序漸進，適合稟賦中下等的人。
這就是著名的「天泉證道」。可惜，王陽明的這次證道，實際上是調和沒有起到任何效果，錢德洪和王汝中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並且終其一生，都在努力傳播他們的思想。
錢德洪一派尤其重視「事上練」，被稱為王陽明心學右派，而王汝中則成為左派，認為人只要有良知，一切言談舉止就都是對的。他把王陽明處心積慮「要到事上去磨練良知」的教導拋到腦後，把本來就和禪宗相近的王陽明心學中存留的儒家思想全部剔除。如果說，王陽明本人還要為他的心學披上一件儒家外衣的話，那麼王汝中連這件衣服都懶得披了。但他和王陽明一樣，拒不承認自己思想中多少有一些禪宗意味，他固執地認為被自己曲解了的王陽明心學才是真正的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說：「良知光明的心才能產生一切道理。」王汝中則說：「只要你有良知，心上就能產生道理。」王陽明說：「人須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使得良知光明。」王汝中則說：「我內心有良知，本就很強大，不必去事上磨練。」王陽明說：「所謂‘致良知’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向內光明自己的良知，一方面是向外發揮你的良知。」王汝中則說：「良知就是現成的，只要向外發揮它就是了，不必向內光明它。」
王汝中對王陽明心學既然有這樣的理解，就很容易產生下面的深刻印象：由於能分出是非善惡的良知是現成的，天理就在我心中，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束縛，尤其是作為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給人們訂立的種種規矩都是扯淡，它們或者不存在，或者是錯誤的。人生在世，只憑自己的好惡（良知就是個好惡心）去生活就可以了。
王汝中為王陽明心學的左派點起了燈，而那位怪誕不羈、理學底子單薄的王艮則把左派王陽明心學推向高潮。
眾所周知，王陽明心學雖然簡易直接，但卻是從千難萬險曲折中來。以良知為例，人人都知道良知是怎麼回事，但卻很少有人明白王陽明運用良知時為什麼那麼出神入化。原因很簡單，王陽明三十多年各種知識的積累和身臨絕境後的體悟共同製造了使用良知的奇蹟，這是其他人無法複製的。正因此，很多人在注意王陽明心學時，知道良知是怎麼回事，卻不能恰到好處地使用。我們對一個看上去簡單的事物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不屑一顧，一種是把它看得太簡單，從而只是流於表面，沒有深刻理解。
王艮就是這樣的人。曾有人問王艮：「你如何看待伊尹、傅說（二人都遇到了明主，功成名就）？」
王艮回答：「這兩人的功勳，我做不到，但兩人的思想，我不屑。」
這人問原因。王艮回答：「這兩個傢伙運氣太好，伊尹遇到了商湯，傅說遇到了武丁，簡直就是奇蹟。可如果兩人都認為，如果沒有遇到他們的貴人，就要獨善其身一輩子。孔子和我就絕不會這樣。」
這段話傳遞出了王艮的思想：天地萬物要依我，不是我要依天地萬物。表面看，這和王陽明的「沒有我的心，天地萬物就不存在」是一個意思。實際上，王艮把王陽明這一思想極端化了：一個人註定能改變客觀世界，如果適應客觀世界，那就是「妾婦之道」。
王艮的這種思想，直白而言就是：唯我獨尊，在良知的指引下不惜一切代價創造新世界。最能體現他這種使命感和傳道觀的是他的一篇文章《鰍鱔說》：
有道人在市場散步，看見一家店鋪門前缸中養育的鱔。鱔魚非常多，互相重疊，互相糾纏，互相擠壓，奄奄一息的樣子。忽然，一條泥鰍從鱔魚群中穿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或前或後，周流不息，變動不居，如同一條神龍。鱔魚由於泥鰍的活動而可以轉身通氣，恢復了生氣。能讓鱔魚轉身、通氣、存活，這都是泥鰍的功勞。不過，泥鰍是因為憐憫要死的鱔魚才這樣做的嗎？泥鰍是因為想要鱔魚報答它的救命之恩才這樣做的嗎？都不是，這是因為泥鰍的「率性」。道人為此感嘆道：「我和同類並存於天地之間，不是如同泥鰍和鱔魚一同在那缸裡嗎？我聽說士大夫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不就應該像泥鰍那樣嗎？」於是準備車馬，整理服裝，慨然抱周遊四方之志。突然一聲霹靂，風雨雷電並作，泥鰍乘勢躍上天空，化而為龍，騰入天河，投入大海，悠然而往，縱橫自在，無限快樂。回首見缸中鱔魚，仍然苟延殘喘，於是復作雷雨，傾滿大缸，鱔魚因為得到了水，欣欣然得生意，而且很快就精神甦醒，一同遊歸長江大海。
王艮用這個寓言告訴人們：每個人都應該像那條泥鰍一樣，憑藉現成的良知去做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這個大事業就是愛一切人和一切物（民胞物與），拯救一切人和一切物，普度一切人和一切物。王艮說，真正的聖人就是那些率性（按良知指引）去做事，「即使不被世免，但亦前進於道」的「志士」。
實際上，王艮思想和王陽明思想在大方向上沒有出入。王陽明始終教導他的弟子們，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王艮也說，天下蒼生都是聖人。但王陽明承認一點，雖然人人都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可必須要下功夫致良知，只有把良知光明瞭，才能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因為在王陽明看來，只有良知在不被遮蔽下才有可能分清是非善惡，才能按良知的標準去做事。王艮拒絕承認光明良知的必要性，他認為不必光明良知，良知是無善無惡的，只要按良知去做就是了。
如你所知，這種「現成良知」的思想很容易被那些愚夫愚婦所接受，因為不必需要刻苦修行和苦心思辨就能得到真理。所以王艮的弟子都是社會下層人士，上層人士很少信奉他。實際上，我們前面提到過，王陽明在江西的很多徒子徒孫都是販夫走卒，王艮只不過是登峰造極而已。
王艮把心學思想全力地向社會下層傳播，聲稱「百姓日用即是道」，無論他是有意還是無意都產生了下面的影響：中國古代，知識、思想是牢牢控制在知識分子手中的，知識和思想就是他們身份和展現權威的武器。可王艮卻把思想傳播到下層人士手中，這一武器就從知識分子手中滑到了普通大眾手裡。知識分子，尤其是在官場中計程車大夫們當然七竅生煙，攻擊和圍剿王陽明心學勢所難免。另外，王艮的心學思想激進到這一步，一個社會問題註定要產生。比如，一個社會閒散人員如果聽過王艮的這套言論，他就會自信心大增，認為自己是不世出的人物。但沒有平臺給他施展「民胞物與」，可他覺得自己的良知告訴他，自己可以創造平臺，於是，他想到了造反。
本來，作為國家意識形態的朱熹理學在道德教化上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它在國家的支援下建立了一系列道德法規，旨在讓人安分守己，不要做刁民。可王艮的思想告訴人們，外在的一切規矩和法律都是扯淡，真正的規矩在我們心中。所以，你想到什麼就去做，只要是你良知認為對的，就是你良知的旨意，那就符合天理。
這是一種俠客的「快意恩仇」，是一種最容易被統治者厭惡的「我行我素」，王艮開了這一先河，近一個世紀裡，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如滾雪球般增長，其中多有徒手能縛龍蛇之輩。這恐怕是王陽明永遠都不曾想到的。
王艮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門徒們變本加厲地升級「現成良知」。王棟是王艮的堂弟，繼承了家傳絕學，王艮的兒子王襞，頗有乃父遺風，二人在繼承和發展王艮思想方面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那個曾在王陽明去廣西剿匪的路上從貴州長途跋涉來見王陽明的徐樾，王陽明去世後，跟隨王艮修行，對王艮的思想忠貞不貳。王艮曾對老婆說：「那五個兒子（王艮的五個兒子）是你生的，這個（徐樾）是我生的。」這說明徐樾得到了王艮的真傳。
徐樾的弟子顏鈞是個轟轟烈烈的傳道者。顏鈞完全符合王艮提倡的聖人標誌：狂傲不羈，我行我素，不管不顧。他曾在家鄉聚集全族人口，向他們傳授王艮心學，把家族的人心搞得顛倒沸騰。後來他跑到南昌，對正在準備進行鄉試計程車子們大談王艮心學，他指出，天下國家是末，身才是本。所以他勸告那些讀書人，不要把天下國家看得那麼重，人生在世最應該重視的就是自己。他還說，百姓受苦受難，就是因為有些心存不良的人搞的，這些人當然指的是帝國的皇帝和政府官員。他對士子們說，朱熹理學束縛天賦予我們的人性和權力，應該把它掃進垃圾裡，那些禮制只能把人變成木偶，不能讓人成為真正的人。至於皇帝和其政府，顏鈞大呼：你們不能什麼都管，讓百姓自己管理自己，你們越管就會越亂。
顏鈞這種激進的思想，即使是智商最低的統治者也不愛聽，所以，政府注意上了他。但當時掌管政府的人是信奉王陽明心學的徐階，徐階對顏鈞的思想大為稱讚，還曾兩次邀請他到北京講學。
顏鈞不僅是個思想家，和王陽明一樣，他還是個軍事家。正如後來梁啟超說的那樣，言心學者必能成大事。1556年，正在浙江對付倭寇的總督胡宗憲邀請他到前線，顏鈞欣然前往。不久，顏鈞擔任一支剿匪部隊的指揮官，在舟山之役中殺死一千多名倭寇，創造了當時中國軍隊消滅倭寇數量的最高紀錄。
十年後，顏鈞已成為王陽明心學左派最光輝的人物，他的言論風行天下，已勢不可擋。政府終於決心對付他。一個在南京主管教育的叫耿定向的人假裝派人去請他到安徽馬鞍山講學，顏鈞帶上乾糧就上路，想不到他在馬鞍山才講學一天，就被逮捕。
在南京監獄，他受到嚴刑拷打，要他承認自己有大逆行為，顏鈞拒不承認，但他還是被關押起來，直到三年後，才在眾弟子用錢財的營救下被釋放。才出獄，顏鈞就跑到當時兩廣總兵俞大猷帳下擔任軍師。五個月後，俞大猷用他的計策在海上把倭寇打得屁滾尿流。後來俞大猷又在廣西古田剿匪，顏鈞屢出奇計，俞大猷第一次感覺剿匪原來這麼容易。
在軍營，曾有人問顏鈞：「你是一書生，怎麼會有這麼多軍事奇計，從何而來？」
顏鈞回答：「王陽明也是書生，建立的功勳光照日月。我的奇計全從良知而來。」
顏鈞94歲臨終時，給他的弟子們留下遺言：憑良知去做事，不要怕。
顏鈞的弟子羅汝芳更是個傳奇人物，據說他年輕時刻苦攻讀朱熹理學，無論如何都搞不通，最後病倒在床，家裡請了無數名醫，都無法使他痊癒。後來他老爹給了他一本《傳習錄》，結果他看了幾頁，馬上生龍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陽明學習，只好尋找王陽明心學的真正傳人，於是他找到了顏鈞。
顏鈞把自己對王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只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慾」入手，這就是致良知。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慾」的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為的一些毫無人性的法律也是多餘，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鼓吹這些思想時，恰好是張居正初當首輔準備進行改革之時。顯然，羅汝芳的思想不適合張居正的改革大業，自然觸怒了張居正，他被迫辭官歸裡。張居正雖然能讓羅汝芳閉嘴，卻不能讓王陽明心學左派消失。幾十年的時間裡，王陽明心學左派在王艮門徒和其傳人矢志不移的努力下，於社會上掀起了一股洶湧的洪流，尤其是社會底層人士，每個人都在追求自尊，挑戰權威，嚮往自由。由此引起了被稱為「陽明學洪流」「心學橫流」的現象。這種現象到了心學左派門徒何心隱和李贄時，更成驚濤駭浪，神鬼皆驚。
二、光輝的斷頭臺——何心隱
何心隱本不叫何心隱，而叫梁汝元，江西吉安人。何心隱早慧，十幾歲就把儒釋道三家經典爛熟於胸。然而他不肯專注八股文，所以直到三十歲才中鄉試。也就是在這一年，他和顏鈞見面，二人促膝相談，何心隱扔掉朱熹理學，虔誠修行王陽明心學。此後的十二年裡，何心隱在家鄉踐履心學思想，成為名震一方的心學大師。他最有力地實踐心學的一件事就是在家鄉組織了集約合作化的共同體「聚合堂」。這是一個王陽明心學的理想世界，王陽明只把它停留在《拔本塞源論》中，王艮、顏鈞都是如此，只有何心隱把它落到了實處。
實際上，「聚合堂」是一個社會改造計劃。政治上，何心隱把分散從事經營生產的小農戶組合起來，由「聚合堂」出面統一與地方政府打交道、交納賦稅錢糧，統一協調對付各級官員剝削農民的種種不法行為，統一保護農民的集體利益。經濟上，何心隱在「聚合堂」中設立徵糧、催糧、管糧、分糧的管理幹部，實行精細分工、嚴密組織、公平分配的管理制度，這是一個驚雷，因為他把千百年來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第一次通過合作化的方式組織了起來，初步實現了農村的合作化生產經營模式。教育上，何心隱主張人人平等，無論你是窮人還是貴族，都有享受教育的權利，他創辦學院，集中所有的學生食宿在校，搞軍事化管理。課程的設定可謂五花八門，除了王陽明心學外，還有農業、經濟、原始物理、原始化學，甚至是烹飪。經過一系列的改造，何心隱把他的家鄉變成了一個「人人平等」的樂園。
依何心隱的見解，「聚合堂」不過是對農村改造、改革、改良的試驗室，可君主專制的明帝國政府注意到，即使生活在今天的我們也能注意到，「聚合堂」正在搞自治。「自治」就是分裂，就是要獨立自主，就是要游離到政府之外，不承認政府的存在，這是任何一個獨裁者都不允許的。
首先是地方官找麻煩，加重賦稅。何心隱不可能和官府明目張膽地對抗，雖然他有一張能把死人說活的嘴，也有心學的強大力量作為心理支撐，但在擁有權力的政府面前，他只能認栽。其次是地方鄉紳的反對，如果人人都平等，人人都能享受教育，那鄉紳在地方的影響力就會大打折扣，他們千方百計阻撓何心隱樂園的前進。最後的結果則是，在各方勢力的圍剿下，何心隱的財政發生困難，「聚合堂」在敲鑼打鼓中開張，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這一劇烈的打擊並未讓何心隱心灰意懶，相反，困難和逆境讓他快速地成長。他謹遵王陽明早期提倡的「知行合一」，把心學思想毫無保留地投入到現實中去。
42歲時，何心隱家鄉的地方官強徵「皇木」稅，何心隱認為地方官是在濫收稅，於是寫信不陰不陽地臭罵了地方官一頓。地方官暴跳如雷，把何心隱捉到監獄，準備判他一個無期徒刑，幸好他一位同道認識當時在浙江大權在握的總督胡宗憲。在胡宗憲的幫助下，何心隱才重見青天。
在政府官員們的認識中，何心隱獨來獨往，我行我素，永不安分。政府說「是」，他絕對說「非」；政府說「非」，他肯定說「是」。他在家鄉受到嚴厲的監視，行動受阻，出獄兩年後，他北上到達北京。
在北京，他以心學家的身份受到了北京底層民眾的熱烈歡迎。有那麼一段時間，在心學信奉者御史耿定向的幫助下，何心隱講學、著書、辯論，忙了個四腳朝天。就在這萬般忙碌中，有一天他見到了未來的首輔、手腕強硬的張居正。當時張居正正在國立大學（國子監）擔任二把手，沒有政治權力，卻有文化權力。
那天二人相會的情況是這樣的：何心隱正在耿定向家和其聊天，忽然張居正來了。何心隱馬上躲了起來。張居正早就聽說大名鼎鼎的何心隱在這裡，於是要求見一面。耿定向按何心隱的叮囑說何心隱病了，不能見客。張居正走後，耿定向問何心隱，為何不肯見他？
何心隱神秘地說：「這個人將來會掌握天下權柄。」
耿定向半信半疑，說：「如果真是如此，你更應該見他，如果能和他搭上關係，將來王陽明心學可能會成為顯學。」
何心隱嘆息道：「嚴嵩（當時的首輔）想消滅道學而辦不到，徐階（大學士）想扶持道學也不成，能興滅道學的只有這個人。你記住：這個人一定會殺我！」
耿定向仍然不太相信，因為他不太瞭解何心隱，正如他不瞭解張居正一樣。
張居正在那時就已抱定了一有機會必要對國家實行改革的決心。但他的改革手法是自上而下的，通過掌握國家權力對體制進行改革。而何心隱的改革思路則是從下到上，也就是說，先從普通民眾的覺醒、自治、獨立、自主開始。二人都想把國家拉到繁榮富強的軌道上，可在張居正看來，何心隱的思路是大逆不道，從底層開始的改革即使僥倖成功，江山社稷也必會受到動搖，因為底層一旦成功了，力量就會壯大，動搖上層是水到渠成的事。
何心隱說張居正將來必殺他，不僅僅是殺他本人，還要殺掉蠱惑人心的王陽明心學。
這件事告訴我們，何心隱和張居正沒有見面。而另外一個故事則告訴我們，兩人見面了，而且有一段充滿殺機的對話。
何心隱問張居正：「您可知道王陽明心學嗎？」
張居正點頭說：「知道一點，本來是好東西，卻被一些爛人給弄壞了。」
何心隱說：「恐怕是被一些頑梗分子給誤解壞了。」
張居正陰冷地看向何心隱說：「你們總想著要飛起來，我看你們永遠都飛不起來！」（「爾時時欲飛，欲飛不起也！」）
何心隱方寸亂了，後來他對耿定向說：「張居正這小子肯定要殺我。」
「爾時時欲飛」大概是心學家們給張居正的深刻印象，這些人總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樣上躥下跳，永不安分。
張居正對那些心學家何以有這樣的印象？黃宗羲的分析一針見血：心學家們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時常向人推銷「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獲取民心；心學家們大都是聰明極致的人，是出色的實用心理學家，而且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是讓人頓時可以「明心見性」的學說，經過他們些許的努力，就會獲得很多人的親睞；尤其重要的是，心學家們永不言敗，認準了目標矢志不移，從沒有一時一刻「放下」的時候；最後，王陽明心學本身就有打破傳統、挑戰權威的思想。黃宗羲說，這些人隨時會把傳統和政府尊崇的聖人與禮儀掀翻在地，從不客氣，從不愧疚。
何心隱和張居正見面後的第二年，又做了件讓人瞠目結舌的事，即謀劃除去嚴嵩。
嚴嵩當時以內閣首輔的身份臭名遠揚，何心隱和耿定向一直想把他除掉。耿定向認為應該聯合政府官員們的力量共同對嚴嵩進行彈劾，何心隱冷笑，說耿定向對王陽明心學的造詣太淺。他說，你那種辦法是以卵擊石，事倍功半。當今天下誰不知嚴嵩最受皇帝寵愛？向皇帝控訴嚴嵩和向老虎申訴小老虎的惡跡有什麼區別？耿定向問何心隱有何妙計，何心隱說：「不能靠常規方法，該用陰招時就必須要用。王陽明在江西剿匪全用陰謀，何曾用過陽謀？」
何心隱的陰招就是：積極拉攏朱厚熜最信任的道士藍道行，並且獲得成功。有一天，何心隱得知嚴嵩有奏疏奉上，立即讓藍道行在朱厚熜面前占卜，得了一卦：今日當有一奸臣言事。
朱厚熜正在納悶，嚴嵩樂顛顛地來了，說有事上告。朱厚熜為此開始警覺嚴嵩，據說，正是因此，嚴嵩後來迅速垮臺。
不過那是以後的事，當嚴嵩得知自己中了何心隱的奸計後，馬上準備對何心隱下手。何心隱沒有力量和嚴嵩對抗，於是將梁汝元的本名改為何心隱，逃之夭夭。
王陽明心學訓匯出的心學家大都有何心隱的特質：從不與對手正面對抗，也從不做不必要的犧牲。一切在良知的指引下，該出手就出手，該逃跑就逃跑。
何心隱後來的歲月可謂東跑西顛，李贄後來評價他「獨來獨往」大概是迫不得已。他在福建大概待了十年，直到嚴嵩垮臺後，他的危機才有所緩和，跑到重慶做了重慶知府程學博的參謀。前面我們說過，心學家大都是出色的軍事家，何心隱發揮了這一心學家的長處，在他的幫助下，程學博把重慶的白蓮教起義輕而易舉地鎮壓了下去。史書說，何心隱每出奇計，計計得逞，白蓮教徒眾成了何心隱手中的木偶。
心學家何心隱的軍事才能並未僅僅體現在重慶，他在流亡福建的十年中，曾到當地少數民族地區傳授神乎其神的軍事常識，後來，這些少數民族兵團靠著何心隱的軍事思想和政府作對，搞得政府頭痛不已。
1573年，朱翊鈞（明神宗）繼位，張居正獨攬大權，發動改革。改革的其中一條則是毀掉天下書院，何心隱七竅生煙，宣稱要到採取任何手段把張居正搞掉。張居正也大發雷霆，把「妖人」「逆犯」「盜犯」「奸犯」的帽子統統扣到了何心隱腦袋上，命令各地政府全力緝拿他。何心隱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東躲西藏。
1579年，62歲的何心隱被捕，在被逮捕他的地方官處決之前，何心隱說：「就憑你能殺的我了嗎？殺我的不是你，而是某人。」
這個「某人」就是張居正。
何心隱在武昌被處決時，武昌底層人民號啕大哭，對何心隱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悲痛不已，這足以說明，心學家在當時有多得人心。
何心隱對王陽明心學左派理論上並沒有突破性的貢獻，與其稱他為心學理論家，不如稱他為心學實踐家。終其一生，他始終在努力實踐心學思想勾畫出的理想藍圖，屢敗屢戰，直到最後徹底失敗。
他對心學的實踐更能讓社會底層快速而徹底地覺醒，他反對君主專制，認為人們應該擁有自己的自由空間，他反對政府打著為民謀福利的幌子橫徵暴斂，他認為應該在地方，尤其是行政單位最小的鄉村實行完全的自治，讓所有人都受到最完美的教育（這個教育當然是心學教育）。顯然，這在君主獨裁國家必然行不通。所以，何心隱心學的處境非常尷尬：他口口聲聲宣傳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心學卻沒有實踐的機會！
和大多數心學家一樣，何心隱同樣強調作為單個人的重要性。他說，人是天地的心，如果一個人不能支配自己，那天地就不存在。天地不存在，天下國家從何而來？所以，想要天下國家在正軌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每個人可以支配自己。但這在明代，幾乎是痴心妄想。
何心隱之後的王陽明心學左派宗師級人物除了李贄外，還有一個人必須要說。此人就是焦竑，中國歷史上少有的全才人物。焦竑是出色的史學家、金石文字學家、考據學家、文獻目錄學家、印刷出版家、哲學家、佛學家，其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藏書，他的家就是個中型圖書館，幾乎在國家圖書館找不到的書，在他這裡總能如願以償。
焦竑師從何心隱，不過何心隱並未在理論上為心學做出貢獻，所以焦竑也只是學到了心學「挑戰權威」的精髓。他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芻狗指木偶，暗指那些被理學家所恭維的死聖人），從自己胸中闢出一片天地。」
焦竑大概是才華橫溢到極致的緣故，所以想引佛入儒，把王陽明心學左派變成徹底的禪宗。雖然這件事已被他們的鼻祖王汝中在理論上完成了，可很多心學家還是認為王陽明心學是儒學，而不是邪門歪道的佛學。焦竑不得不失敗，後來，他大致對王陽明心學左派思想做了一個總結，這個總結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思想主旨。
第一，現成良知：「致良知」不是應當實現的未來的課題，而是現實具備於自己心中原理的實行，也就是說，人人都不必去向內致良知，只向外發散良知，而且這種發散不是你有意為之，而是良知的自我執行。
第二，「四無」說：心的本體是無善無惡，心的活動也是無善無惡的。
第三，「童心」說：所有人都具備了赤子之心，這一赤子之心是天理至純的典型。
第四，「滿街聖人」：所有人都原封不動地是聖人。
第五，擺脫思想束縛：輕視經書和聖人，將客觀的社會性課題直接作為主觀的自己內心的課題。一切外在規範的評判標註都在我心上，我心就是上帝，我自然就是上帝。
如果把這些思想和王陽明心學思想相對照，則會發現，二者恐怕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王陽明雖然沒有說「現成良知」，可他始終承認人人的確有良知，一些人看上去沒有良知，只是因為他們不能知行合一。至於「四無說」，王陽明沒有否認過。而童心說，則是王陽明經常提到的人應該擁有一顆赤子之心。赤子之心就是童心，心學家並不是讓你像小孩子那樣不懂事，而是希望你應該像孩子那樣什麼私慾都不想，長此以往，就能鍛造出良知的威力。
至於「滿街聖人」說，在王陽明的《傳習錄》中有此論述。而擺脫思想束縛，是王陽明一直提倡的，不要被任何的經典和聖人嚇倒，一個人如果成為思想和聖人的奴隸，那就不可能獨立自主，擁有自尊。
焦竑不過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一個帳幕，拉起它，目的是為了帳幕後的頂級光輝人物——李贄。
三、心學鉅子李贄
王陽明「天泉證道」的1527年，李贄在福建泉州出生。這位多年以後的心學鉅子從一出生就註定了他的前途。
李贄曾有段自我評價，非常忠實：「我從小性格倔強，難以馴化。不通道家學說，不信儒家學說，不信神仙鬼怪，討厭道士，特別討厭的是隻知一心讀八股文、考科舉的書呆子。」他甚至是咬牙切齒道：「平生最不愛被人管。」
李贄的傳記作者指出，李贄是個性格急躁，不講情面，常常當面指責別人過錯的人。而且直率任性，說話辦事不計後果。他不是個隨和的人，喜歡爭辯。但這種爭辯只是和特別投機的朋友，對於他不喜歡的人，他連一句話都不肯說。
李贄小時候的性格就異常叛逆，喜歡標新立異，有這樣一件事可作證明。
《論語》中，孔子的學生樊遲問孔子如何種菜種糧。孔子回答：「種糧，我不如糧農；種菜，我不如菜農。」孔子後來對人說：「樊遲真是個小人。」
李贄的父親要他以此主題寫一篇文章。李贄這樣寫道：「樊遲問孔子怎樣種糧種菜，孔子不能回答，說自己在這方面不如農民。而孔子之所以要在背後罵樊遲為‘小人’，就是因為樊遲明知孔子對種糧種菜一竅不通，還要提問，孔老頭大跌面子，怎能容忍？」
這種議論簡直是驚天之語，自孔子被尊為聖人後，沒有人敢說孔子的壞話，而李贄卻把孔子說成了一個虛榮心十足的老頭，這種膽量和這種分析能力在那個時代實在是少有。
由此可知，他後來成為道學家們眼中十惡不赦的「異端」，也就不足為奇了。
李贄能有後來的名聲，全拜劫難所賜。二十六歲時，他參加鄉試。別人都對這件事誠惶誠恐，兢兢業業地學習，而他則報以玩世不恭的態度。臨考前，才找來前輩們做的八股文幾十篇，背誦一遍，後來居然過關。李贄仰天狂笑：「這就是遊戲，東拼西湊就能過關，看來，那些考官對聖學也是狗屁不通。」
按理，李贄中鄉試後應該到北京參加會試。可他沒有去，理由是北京太遠。他只想在老家附近找個小官做，可他的性格使他處處碰壁。直到三年後，他才被任命為河南共城縣的儒學教師。這是個尷尬的職務，地位低，收入少，只能維持自己不被餓死。
在河南共城做了三年儒學教師後，李贄又獲得了另外一個職務：南京國子監教官。正當他要貢獻能力時，他的父親去世，按儒家傳統，他必須回家守孝。1562年，36歲的李贄守孝完畢，全家搬遷到北京，希望能在北京找到晉身的階梯。遺憾的是，在北京謀一份官職更難，而且李贄的性格又要求他不許主動求人，所以他只好以開館教學為生。1565年，李贄獲得了北京國子監教官的職務，他還沒有來得及慶祝，二兒子就夭折，任職三個月後，祖父又去世，李贄不得不離開北京，回家守孝。
到此為止，李贄的運氣太差了，但離盡頭還遠著呢。
他回家沒有太多的錢埋葬祖父和之前死掉的父親，還有停棺多年的曾祖父。他只好把妻子和三個女兒留在共城，買了一塊地，讓他們維持生計。而一年後，河南大旱，他的兩個女兒沒有撐下去，活活餓死。三年後，李贄從老家回到共城，只見到了精神已不大正常的妻子和唯一的骨瘦如柴的女兒。李贄悲慟萬分，要死要活。
他不相信命運對他如此不公，1566年他回到北京，被分派到禮部擔任小官職，這也是個只能吃飽肚子的工作。1571年，他又被調到南京刑部擔任下級官員，這仍然是個只能吃飽肚子的工作。這一年，李贄已經四十四歲，幾乎很少有人像他命運多舛到這個地步。在南京刑部工作的六年後，李贄的春天看似來了。張居正推行改革，破格用人，李贄很贊同張居正的改革方案，於是被任命為雲南姚安知府。可是這遲來的春天已經溫暖不了李贄多年來坎坷冷凍的心，勉強任職三年後，李贄揮一揮衣袖，離開姚安，來到了他朋友耿定理家中。耿定理的兄弟正是那位用詭計捉拿顏鈞的耿定向，這位忠實的朱熹理學衛道士當然不會允許兄弟引狼入室。李贄當時雖然沒有徹底地成為心學門徒，但他的種種思想已和王陽明心學的提倡不謀而合。耿定理是心學家，當然和李贄談得來，而且還讓李贄做了家族少年們的老師。可耿定理不久就去世了，耿定向驅逐了李贄，理由是：怕你教壞了小孩。
李贄留下一封信，強烈反駁耿定向。李贄說，他教不壞小孩，教壞小孩的是現行教育。耿定向懶得理他，李贄放眼四望，已沒有地方可以容身，除了老家。
1585年，李贄回到泉州老家，他的家族所有人都詢問他的成就。如你所知，李贄拿不出來。他越是不回答，家族的追問就越激烈。他的妻子成了精神病，每天都折磨他，李贄一氣之下，跑到湖北省東北部的麻城，住進了他朋友主持的維摩庵。李贄和家人徹底決裂，三年後，他和塵世決裂：到麻城三十里的龍潭芝佛院落髮為僧。這一年，李贄六十二歲，身體雖然衰老，但心卻依然年輕。他開始參悟王陽明心學，並且心有靈犀地一看就懂，他的「異類」和「異端」形象逐漸樹立起來了。
李贄先在舉止上瘋狂：他經常下館子吃肉喝酒，每次都把自己喝得醉醺醺，滿臉通紅，連光光的頭皮也泛著紅光，走在街上搖搖晃晃，嘴裡時常說出瘋瘋癲癲的酒話。他聲名大振，很多人慕名而來向他請教道學。在這時，李贄就故意把眉頭一皺，袖子一甩，訓斥道：「大好時光，在這裡讀死書，還不如找幾個歌女、喝點小酒、唱個小曲有意思！」幾個調皮的讀書人就真的找來幾個歌女，李贄大笑，稱讚道：「這樣好！這樣好！比和道學（理學）先生在一起強多了！」
舉止上的瘋狂只是骨肉，必須要有靈魂，這個靈魂就是李贄在思想上的「大逆不道」。
道學家們說：「天不生仲尼（孔子），萬古如長夜。」
李贄說：「我呸！難道孔子沒有出世之前，人們一天到晚點著蠟燭走路？」
道學家們還說：「孔子乃萬世師表。」
李贄說：「我還呸！一個人來到人間，自有他發揮作用的地方，不可能等著從孔子那裡得到傳授，然後才有謀生的本領。假如一定要等著從孔子那裡學得點什麼才能生存，那麼，孔子沒有降生之前的幾千年，人們就不過日子了嗎？」
我們今天來看這兩個反駁，不足為奇。但在明代，這可是極端的思想反動。孔子是所有讀書人心目中的上帝，即使是皇帝，也要對孔子畢恭畢敬。道學家們說，凡是孔子說的都是對的，凡是說孔子不對的都是異端。孔子的是非就是我們每個人的是非，可李贄卻懷疑孔子，不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這是王陽明心學中典型的「輕視權威」思想，「心即理」的直觀展現。李贄對這個國家崇拜孔子有自己的獨到見解，他說：「我從小就讀孔子的書，卻不瞭解儒家學說。從小尊崇孔子卻也不知道他為什麼值得尊敬。我覺得自己像一個站在人叢中看戲的小矮人，除了前面人的後背，什麼都看不見。人家說戲唱得好，我也跟著說好，隨聲附和。在未學王陽明心學前，我就像一條哈巴狗。前面狗看見生人叫起來，後面的狗聽見叫聲也跟著叫，其實連半個人影也沒有看見。」
李贄的意思是說，那些尊崇孔子的人只是人叢中的「矮子」，是「哈巴狗」。他說，他決定不再做哈巴狗，而做一個人，一個完全按內心良知去做事的人。
對於孔子，李贄頗多微詞。他說：「《論語》記載孔子吃東西非常挑剔，顏色不好的不吃，味道不香的不吃，做得不好不吃，菜不新鮮不吃。這種人，簡直就是矯情，哪裡有聖人的一點模樣？」
對於《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對一位老者又打又罵「老而不死是為賊」的情景，李贄戲謔道：「孔子真是大慈大悲。」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李贄的思想中，根本就沒有什麼聖人：堯舜和路人甲是一樣的，因為王陽明說過，我們擁有良知的心是評價一切客觀事物的最後依據，所以，李贄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麼聖人，如果真有聖人，那大家都是聖人，如果沒有，那大家全是俗人。
李贄的第二個「大逆不道」就是肯定正當的人慾，反對理學家們虛偽的禁慾主義。他把天理和百姓的生活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他說：「穿衣吃飯，就是人倫物理；除了穿衣吃飯，還有什麼人倫物理？世上一切都是衣和飯而已，所以只要是與衣和飯有關的，就是天理。一切與衣和飯沒有關係的，就不是天理。」
理學家說要滅掉人的私心，彰顯公心。李贄反駁說：「私心就是人心。人必有私，而後才能見心。如果沒有私心，那就沒有心了。比如種地的，肯定有個秋天收穫的私心，才肯下功夫努力種田。讀書人肯定有個進取的私心，然後才肯下功夫學習。所以說，你要是不給別人報酬，沒有人會為你工作。那些血戰沙場的將士必有封爵的心，才肯奮力殺敵。」李贄重點指出，大家都說孔子是聖人，其實孔子私心更重，他為什麼那麼賣力地推銷自己的思想，還不是因為有「沽名釣譽」的私心？
這種把人的行為動力歸根到個人利益、個人慾望的行為，恰好和理學家們提出的「人必須要忽視個人利益，祛除慾望」的思想針鋒相對，李贄可謂是吃了熊心豹子膽。
在那些禮教維護者看來，李贄對聖人的懷疑和對他們的攻擊只是隔靴搔癢，但李贄第三個「大逆不道」的行徑就讓他們無法忍受了，這就是李贄對道學家們的直接攻擊。
他說：「道學家全是偽君子。當有利可圖時，他們就說，為天地立心，為萬民請命，削尖腦袋向上爬；當國家和民族遭遇危機時，他們躲藏起來說，聖人教導我們要明哲保身。」李贄評價說：「這些傢伙可真是機靈鬼。」
對於這些機靈鬼，李贄有著超絕的看法：他們為什麼要學理學呢？很簡單，因為他們要靠理學發家致富。很多人不學理學而能發家致富，是因為他們有才華。而理學家一點才華都沒有，所以必須要學習理學，理學是國家意識形態，所以誰學了它誰就容易獲取榮華富貴。他們只是把理學當成發家致富的踏腳板，一旦得償所願，就不可能再深究，於是，我們見到的很多理學家都是無能之輩。平居無事，只知道打躬作揖，終日正襟危坐，和泥塑差不多，以為雜念不起，超凡入聖。可一旦有警，則面面相覷，絕無人色，甚至互相推諉，以為是明哲保身。國家所以總是缺乏人才，就是因為這樣的人充斥著政府。理學家們不但能力差勁，道德素質也成問題。所以李贄說，這些傢伙是滿口仁義道德，肚裡卻是男盜女娼。
李贄最引人注目的「大逆不道」應該是對儒家規定的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顛倒，他說，只有朋友倫理才是真倫理，其他都是扯淡。李贄一生中朋友很少，但都是知心朋友，他一生顛沛流離，都是朋友幫他渡過的難關，這大概是他的感同身受。李贄一生仕途波折，所以沒有君臣倫理的概念，他父親、祖父、曾祖父的去世為他增添了仕途的阻礙（他要回家守孝）和金錢（他要花錢）上的麻煩，所以很厭惡父子倫理。至於兄弟和夫婦，更為李贄所反對。他質問，做弟弟的憑什麼就要對哥哥畢恭畢敬，做妻子的憑什麼就要對丈夫舉案齊眉？所以他認為，五倫中只有「朋友」的誠信之理才是真正的倫理。
李贄似乎和道學有不共戴天之仇，道學贊同的他必然反對，而道學反對的他肯定贊同。秦始皇在儒家知識分子那裡從來就沒有好印象，可李贄卻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司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被理學家稱為淫蕩之舉，可李贄卻說，司馬相如和卓文君都是善擇佳偶的人，應該讚頌；理學家說武則天是個惡女人，李贄卻說，武則天有愛人才之心，是千古帝王群中難得的一位，尤其她還是個女人，就更可貴了；陳勝是個造反家，李贄卻說他是千古第一人。
恐怕只有一種主張，李贄才和士大夫們極不情願地站在了一起，那就是對民變的看法。李贄認為，民變就是百姓良知喪失的後果，所以對於民變，李贄深惡痛絕。
但在這一點上，李贄又是矛盾的。這從他評點《水滸傳》上就能看得出來。一方面，他讚賞宋江投降後征討方臘的大義，可另一方面，他對一百單八條好漢又傾注了濃重的感情。他認為，官逼民反，民如果還不反，那也是良知喪失的標誌。也就是說，他認可農民的造反，正如他認可陳勝造反一樣，可有個前提，必須是官逼了，民才反。
理學家們只記住了他認可《水滸傳》中的造反，卻刻意忘記了他對現實中民變的攻擊，因為所有的理學家都知道，如果不剷除這個「異端」，那他們就對不起天上的聖人們。
1602年，禮部的一位官員向當時的萬曆皇帝朱翊鈞控訴李贄，首先是他大逆不道的言論，然後就是李贄不檢點的私生活。據這位官員說，李贄在寺廟中招收女弟子，經常和這些女弟子裸泳。
李贄有女弟子不假，可真不至於達到裸泳的地步。朱翊鈞暴怒，下令緝拿李贄。李贄意料之中地被捕，下錦衣衛獄。審訊官要他交代大逆不道的罪行。李贄冷笑道：「我寫的書很多，而且在民間流傳，這些書的內容對國家，對真正的儒教有益無損，你們可去查。」
審訊官也冷笑，說：「和尚，你還不知你已大難臨頭？」
李贄望著陰森森的監獄，笑了笑，說：「今年不死，明年不死，年年等死。」
審訊官發現了他的頑固，以後就拒絕審問了。而李贄在監獄中有足夠的時間開始思考他的「天下第一好死」。
在獄中三月後的某一天，李贄要守衛給他拿來剃刀，他要剃頭。剃刀拿來，李贄趁看守不防備，一把奪過其手中的剃刀，用盡渾身力氣向喉管上切了進去，然後猛地拔出，一股鮮血噴射而出，黑暗的監獄中出現一道鮮紅的彩虹。
李贄倚著牆慢慢地坐了下去，鮮血染紅了他的前胸，開始向牢房的低窪處緩緩地流淌。看守目瞪口呆許久才反應過來，要跑出去找醫生，李贄拉住他，艱難地搖了搖頭。
看守小聲問：「和尚，痛不痛？」
李贄用手指蘸血寫了兩個字：「不痛。」
看守再問：「為何要自殺？」
李贄再蘸血艱難地寫道：「七十老翁何所求？」
此後，牢房裡再無聲息，只有血水在地上流淌。李贄去世，享年75歲。
李贄的去世，使生機勃勃的王陽明心學左派戛然而止。李贄之後雖有「東林黨」黨徒信奉心學，但在李贄和他前輩們創造的輝煌面前，微若螢火，不值一提。我們注意到一個很明顯的事實：自王陽明去世後，心學左派從迅速崛起到李贄之死的銷聲匿跡，明帝國政府對心學左派的態度並不強硬。心學左派唯一遭受的打擊就是張居正廢天下書院，但隨著張居正的去世，書院重開，左派心學家們重新迴歸。何心隱的死和李贄的死只是政府處理的個案，政府從來未對心學左派進行過全面打擊。
李贄是把王陽明心學推到極致的第一人，也是最後一人。他對當時的道學家掌管天下思想的骯髒醜態進行了激烈的批駁，他希望國家和政府應該像大海一樣「不留死屍」，像龍門一樣「不點破額」（皆為裁汰冗員之意），如此，才能「一代比一代高」。王陽明在發現個人價值時主張「我」時還有些扭扭捏捏，但李贄主張「我」時就是毫無顧忌的赤裸裸，他就是上帝，就是人類的最終裁判，「顛倒了千萬世之是非」。
李贄讓平民階層覺醒的速度加快，質量提高，甚至影響到了高階知識分子階層。最被我們所知的明末「東林黨」已過分地強調自己，而和國家針鋒相對。這正是心學左派的思想：身為本，天下國家為末。萬曆中期的首輔王錫爵曾質問過東林黨領導人顧憲成：「為什麼朝廷說是，民間（在野的東林黨）就必說非。」顧憲成反問：「為什麼民間說是，朝廷就必說非？」
朝廷和民間在思想上已形成尖銳的對立，明帝國的覆亡指日可待了。
從王陽明去世的1529年到李贄去世的1602年，73年時間是王陽明心學左派的璀璨時代，之後，隨著明帝國的滅亡，滿清統治中國，王陽明心學被徹底掃蕩和鎮壓，從此銷聲匿跡了好久好久。
然而，人人都知道，王陽明心學思想是壓制不住的，它必然捲土重來。
四、心學在清朝
1644年，清帝國繼承了明帝國的遺產，統治中國。有些人在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時發現，明帝國政府在統一思想上做得很差勁，對百姓的思想控制太寬鬆。所以明帝國後期層出不窮的民變，除了天災外，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王陽明心學的泛濫，也就是心學洪流讓底層民眾過分覺醒，讓他們有理由去爭取獨立和平等。清朝統治者認為，王陽明心學是洪水猛獸，必須嚴厲禁止；朱熹理學最適合治國，必須高調提倡。
當然，清朝統治者們禁止的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對於已經趨向於朱熹理學的右派，他們不太禁止但也不支援。這似乎給了王陽明心學滿血復活的機會，一批心學大師站到了清朝思想聖壇上。他們是孫奇逢、李顒、毛奇齡。確切地說，他們是王陽明心學的修正主義者。
孫奇逢在明帝國就是名聲大振的人物，他曾營救過被權監魏忠賢陷害的忠義之士，也曾帶領全族抵抗過清軍，明亡後，他帶領弟子隱居深山，講學不輟。清政府多次請他出山，都被他以「逃跑」的形式拒絕，後來在河南輝縣的蘇門山終老，他活得幾乎過了頭，享年九十二。
孫奇逢原本是王陽明心學忠實門徒，認為「天理」兩個字是自己體貼出來的，不是那些好為人師的人制定出來的。他說，王陽明的「良知」說，是王陽明自得而來，和孟子的良知無關。他認為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很有道理，不過，王陽明心學中禪的成分太大，導致了心學左派的洪流在民間沸騰，人人都能成為聖人，人人就都可以自以為是，我行我素。而在廟堂上，心學左派產生的畸形「東林黨」，往往空談，意氣用事，才導致了國家的覆滅。他認為這樣很不好，於是傾向於朱熹理學的「慎獨」，也就是說，還是需要通過外在的種種規矩來修行才可以真切地體貼到「良知」的效用。
不過，雖然用朱熹理學來矯正王陽明心學，可孫奇逢還是堅持王陽明心學中的「知行合一」。他說，必須要付諸實踐，從眼前一言一行做起，不要浪費掉一天甚至一時。
我們都知道，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根本目的是讓人矯正自己的意識，孫奇逢提「知行合一」就特別重視「行」，這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悄悄的轉變：王陽明心學變成了崇實經世的思想。
這其實也是王陽明最大的心願，心學本來就是要拿來用的，而不是用來講的。孫奇逢被後人稱為學術界的「泰山北斗」，可能正是他把王陽明心學和朱熹理學做了調和，雖然成績微小，但他畢竟做了努力，而且開了修正王陽明心學的先河。
李顒在單親家庭中長大，性格孤僻，但好學，全靠自學讀通了經史諸子以及佛、道典籍。成年後，明朝滅亡，他南下講學，影響極大。滿清政府要他出來做官，他寧死不為。有一次，地方官親自到他家中，他躺在床上六天六夜，絕食六天六夜，最後，他居然要拔刀自殺，地方官見這人簡直變態，急忙逃走，再也沒有來請過他。李顒晚年反鎖房門，過起了置身墳墓般的生活，直到1705年去世，他活的時間也很長，享年78歲。
李顒雖然博學，但學術思想的源泉卻是王陽明心學。他指導他們的弟子說：「做學術先要看陸九淵、楊簡（陸九淵心學慈湖學派創始人）、陳白沙，尤其是王陽明，闡明心性，直指本源。把他們的思想搞通了，就能見到大道。」
他也強調「知行合一」，認為「上口不上身」的口耳記誦之學不值一提。在他晚年，他提出了「明體適用」的思想。所謂「體」就是王陽明心學，而「用」則指的是經世致用的一類實學。這是他對王陽明心學的修正，王陽明心學發展到後來，逐漸流入枯禪虛空中，李顒希望用「實學」來補充它，從而矯正它。
我們可以從李顒開的一個書單中明白他這一思想。在「明體」類的書籍中，他選了陸九淵、王陽明、王汝中、王艮、陳白沙等心學大師的著作，還有朱熹、二程、吳與弼、薛瑄等理學大師的著作。
在「適用」類書籍中，他選了諸如《武備志》《資治通鑑綱目大全》《大明會典》《歷代名臣奏議》《水利全書》《地理險要》等有關國計民生的政治、經濟、軍事方面的書籍作為弟子們的必讀書。
李顒和從前的心學家們一樣，激烈反對八股文。他說：「八股文就是洪水猛獸，束縛人心的最大枷鎖。洪水猛獸雖然危害人類，但只造成對人身體的侵害。而八股文的泛濫，使一代學人醉生夢死，渾然不覺，禍患無窮。最終導致的結果是可怕的：人心陷溺之深，終會昏死過去。」
他主張應該自由講學，自由講學應該講實學，人人都可以成為某個領域才華橫溢的人，如此才能讓國家的人才越來越多，而清初的八股取士，只能取到如李贄所謂的白痴人才。
孫奇逢和李顒對王陽明心學的理解和修正還停留在王陽明心學本身的思想洞窟中，毛奇齡已經開始觀察和修正王陽明心學中的「事功」思想。
明帝國滅亡的前一年（1643年），毛奇齡出生於浙江蕭山，成年後，他曾參加過抗擊清政府的義軍，失敗後在江淮東躲西藏達三十年之久。這三十年他並未浪費，全身心地鑽研王陽明心學，成績不俗。
與孫奇逢和李顒不同的是，毛奇齡做過清朝的官，而且還是國家人才儲備庫翰林院的學士。這大概緣於兩點：第一，毛奇齡出生在明帝國滅亡前夕，對明帝國的感情並不深；第二，受到王陽明心學提倡建立「事功」的思想，他認為應該到政府的大平臺中去尋找機會建立事功。
毛奇齡在鑽研王陽明心學的同時也探究朱熹理學。朱熹理學把「聖學」和「聖功」割裂開來，王陽明心學則把二者合二為一，毛奇齡認為王陽明說得對，並且側重於「聖功」。他說，一個人修身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事功」應該成為每個人人生中唯一要追尋的東西。他反對空言說經，認為講學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講實學，學生聽完後就可以去實踐中用的。
毛奇齡還有個突破性的思想，就是認為中國傳統政治中「重農抑商」的思想是大錯特錯，因為商人創造的「事功」更顯眼，更有分量，國家應該支援，而不應該打壓。
無論是孫奇逢、李顒還是毛奇齡，他們和清初的那些心學家諸如黃宗羲、張履祥、顏元一樣，給人的感覺是，他們在心學聖壇上的身份模模糊糊。一方面，他們聲稱自己的思想來源於王陽明，而另一方面，他們又用理學給王陽明心學增加了許多成分，在他們身上，我們發現王陽明心學有點四不像了。甚至張履祥和顏元，從伏首王陽明掉頭又批判王陽明，可他們批判的武器中，仍然有王陽明心學的思想。
這種遮遮掩掩，甚至是反戈相擊大概是迫不得已。清朝統治者對王陽明心學一點好感都沒有，作為生存在極權下的思想家們，也只能遮遮掩掩。雖然如此，王陽明心學在清朝卻不絕如縷，一遇國家民族危急時刻，王陽明心學就如沉寂待發的火山一樣，沖天而起，火光駭人。
1840年，清政府和英國政府的軍隊正式在海上面對面，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清政府慘敗，從此開始了它屈辱悲慘的晚清史。實際上就在鴉片戰爭的很多年前，清王朝的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乃至思想危機已露苗頭。政治腐敗是罪魁禍首，直接導致官員道德素質的下滑，社會風氣的頹廢，思想世界的單調乏味更加重了這些危機。
江蘇揚州人焦循首倡王陽明的「致良知」，他提出最應該先致良知的就是皇帝，皇帝治理天下應該用良知來讓百姓富裕起來，不能總是對百姓空講義而不講利。他巧妙地將「義利」結合起來，要人摒棄理學家的義利水火不容的觀點。他說，一個政府的良知就是要滿足人們正當的慾望。和王陽明以及門徒一樣，焦循試圖創造一個烏托邦，這個烏托邦和王陽明「拔本塞源論」的思想一模一樣。
不過，焦循並非是個傻呵呵的樂觀主義者，他看到了當時社會的重重矛盾，所以提出了「變通」。「變通」是王陽明心學的一個大題目，王陽明曾說過，《易》就是變，變則通，心學就是一門隨時變通的學問。焦循對這一思想變本加厲：一切政令措施，應該審時度勢，因時制宜，社會變革勢在必行，誰都阻擋不住！
焦循所謂的「變通」可不是讓農民起義，他是站在統治者立場來說話的。「暴力革命」是焦循強烈反對的，他說這些人只有破壞性根本沒有建設性。他警告統治者，如果你不主動變革，那自有些「小人」先變革，到那時，天下大亂，就很難收拾了。他焦慮地問統治者：你能做到的事為何要等別人拿著刀來逼你做呢？
焦循的心學思想也只能是口號，沒有統治者意識到和有能力做變革，哪怕是「致」那麼一點點良知，滿足百姓的慾望，都無法做到。
焦循是江湖心學者，林則徐則是廟堂心學家。
林則徐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虎門銷煙」，他從低階官員一直做到總督，可謂仕途暢通。他的為政總結就是：盡心。
林則徐是不折不扣的王陽明門徒，王陽明心學思想深入骨髓。林則徐所處的中國，閉關鎖國，死氣沉沉，而世界風暴已經開始颳起，林則徐發揮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要人睜眼看世界，認為人只有面對現實，勇敢地學習先進技術和思想，才能抵抗強敵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