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則徐有一股王陽明的勁頭：遇事必盡心盡力，哪怕是不可為的事，但良知認為應該去做，他就義無反顧地去做。在廣東虎門焚燒西洋人的鴉片煙時，所有人都反對，因為這樣會給他本人引來麻煩，但林則徐卻說：「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以避之。」堅決銷燬鴉片。後來的事情正如別人所預料的那樣，英國人把軍艦開到中國大門口，中國政府打不過人家，只好把林則徐當成替罪羊，發配邊疆。
林則徐是那個時代最合格的官員，官事無鉅細，必親自參與謀劃，待人溫和、誠懇，嚴以律己，用良知來對待一切人和事。
他是心學踐履者，而他最後的命運卻告訴我們，王陽明心學在那時顯然已無法再在中國成長。
和林則徐同歲的嘉慶年間的進士姚瑩同樣是心學踐履者，崇拜王陽明達到難以理解的程度。當有人質疑王陽明時，他憤怒地說：「王陽明豈是你這樣的人可以評說的，給我閉嘴！」
和林則徐一樣，姚瑩同樣強調王陽明所強調的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心力的巨大作用。姚瑩說：「人就應該有一股無所畏懼的精神，認準了是良知許可的，就去做，這才是陽明的忠實弟子。」
同時，姚瑩也主張要變通，不能死守著傳統不放，祖宗那點東西如果有用當然好，如果沒有用，留著只能是累贅。
鴉片戰爭期間，他曾提出仿造外國軍艦和大炮的主張，後來他激進的思想害了他，他被貶到西藏，卻毫不消沉，收集當時出版的關於「外夷」的書籍，制定了「制馭」的方略。他說：「應該派人到夷人那裡，探查其虛實，學其長處，反過來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固我國家。」
姚瑩的這種心學思想也只能停留在理論上，終其一生，他都沒有機會讓自己的理想變成現實。其實，從清朝開國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兩百年間，心學家們所建立的「事功」寥寥無幾。他們只能偶爾迸發出思想的星星火光，但這就足夠了，因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五、心學改變中國
使一個國家改變，無外乎兩個思路，一是自上而下的和平改良，一是自下而上的暴力革命。前面我們說過，王陽明心學在這兩方面都是一把鋒利的武器。
滿清政府統治的中國自鴉片戰爭後開始向下坡路飛奔，太平天國運動險些撬開了它滅亡的墳墓，它雖然僥倖躲過這一劫，但也是奄奄一息，再加上西方列強和東方日本持續的攻擊，清政府下的中國已是危如累卵。人人都知道必須改變，但人人都不知道該怎麼變，心學門徒們因此挺身而出。
晚清三傑中的曾國藩和左宗棠是王陽明心學的推重者，曾國藩後來雖然頭腦發熱反駁王陽明，但連他自己都無法否認，他在平定太平天國叛亂中執行的團練政策是從王陽明那裡偷來的，他在給他家人的書信中，屢次提到要以良知為人生信條，不能越雷池半步。如果說曾國藩屬於三心二意的心學門徒，那左宗棠則把王陽明當成一生的偶像，推崇之，效仿之。左宗棠「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業績和他從王陽明心學中吸取的精神力量關係密切。
左宗棠雖然年輕時受到的是朱熹理學教育，但卻側重於「經世致用」，而朱熹理學對這一塊的涉及非常少，所以左宗棠就拋開朱熹理學去讀實用類的書籍。他後來始終不能考中進士，和他對朱熹理學的漠然有直接關係。雖然不是進士，但左宗棠憑藉聰明的頭腦始終充當當時許多頂級大員的參謀。太平天國之亂時，左宗棠擔任曾國藩的參謀，曾國藩大為賞識，命他自行組織軍隊直接和太平軍作戰。從此，左宗棠如蛟龍入海，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搞定陝、甘回民的叛亂，收復了此前失去的西藏，毫無疑問地成為晚清的三根巨柱之一。
他對王陽明的崇敬幾乎到了痴醉的程度，王陽明曾說「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他幾乎是生吞活剝了這句話：天下之盜賊易去，人心之盜賊難除。
他認為，只要祛除私慾物慾，把個人生死利害榮辱拋到腦後，只問是否利於天下國家，這就是致良知，就可以做到「修齊治平」。
左宗棠把王陽明提倡的人的主體精神大加發揮，他說，一個人只要能夠剋制自己，就必能剋制敵人。一個人必須先自強，才能戰勝敵人。自強的方法不必拘泥傳統，應該向西方列強學習，畢竟他們比我們強。而我們向他們學習的目的是為了戰勝他們。他到處興辦近代工業企業，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自強」運動中去，直到他的暮年，他還堅信一點：只要人人都堅持本心（良知），自強自立，就必能讓國家強大，戰勝外敵。
左宗棠屬於掌握權力的王陽明心學門徒，而康有為與他的戰友梁啟超先是屬於沒有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後來則成了掌握權力的心學門徒，所以他們的故事就異常精彩。
康有為1858年生於廣東南海，自幼讀書就很有主見，而且從古典理學中找不到樂趣，所以搜尋百家，如飢似渴地大量閱讀。這產生了一個弊端：樣樣通則樣樣松。所以後來有些嚴肅的學者評價康有為的思想理論時，說他是野路子出生。康有為學習王陽明心學不知是什麼時候的事，1888年，他就無所畏懼地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圖強，但當時慈禧太后掌握權力，所以他的上書石沉大海。1895年，中日甲午海戰，中國慘敗，康有為恰好在北京準備進行會試，他倡導舉子們聯合起來反對中國和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並同時要求政府能進行變法。年輕的皇帝被康有為一干人等的熱血所激勵，突破慈禧太后的重重阻撓，終於在1898年開始變法，這場變法進行了三個多月就以流血收場，史稱「百日維新」。
康有為非常讚賞王陽明心學，排斥朱熹理學，他說只要真切地致良知，就能使人具有確乎不拔、獨立不懼的精神，做到大難臨頭時「不動心」，不退縮。
他還提到了王陽明的「萬物一體」，說他目睹天下殘破如此，實在不忍心，必須站出來為天下為國家為百姓貢獻精力和智慧。
我們注意到，作為當時還未進入仕途掌握權力的康有為，他沒有使用暴力手段推翻國家，而是採用了相對溫和的改良主義，一部分原因是康有為畢竟還是個知識分子，長期受儒家忠君愛國的教育，另一方面則是他對王陽明保衛國家的欽慕，使他不可能做出違背王陽明心願的事情來。
不過，當百日維新開始後，康有為的思想開始變化了。他教唆光緒皇帝向慈禧太后奪權，結果計劃失敗，康有為走上了流亡的道路。從開始的溫和改良思想到後來的動用暴力手段剷除慈禧太后，康有為恰好符合了心學家的一貫思路：一旦手中有權，必走上集權道路。正如王陽明在江西剿匪時，向王瓊要到了所有大權一樣。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暢通無阻地推行他們的理想，這是良知告訴他們的，並非是野心家所能感悟到的。
康有為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那個時代形勢所造成的，因為當時沒有人可以撼動慈禧太后的力量，當然，這是歷史的問題，在此不須深究。
維新派的二號人物梁啟超是康有為的得意弟子，同樣也是王陽明心學最忠實的門徒。不過，在對待心學的態度上，梁啟超要遠比康有為簡易明快。
梁啟超擁有超人的智慧，四歲即能讀《四書》，特別喜歡談豪傑哲人的嘉言懿行，七歲讀透中國歷史，九歲可以寫出千字的文章，十七歲中舉人後開始跟隨康有為。雖然他被稱為康有為的助手和弟子，但在思想上，尤其是王陽明心學思想上，他遠勝於老師。
梁啟超熱情維護王陽明心學，有人說王陽明心學是枯禪，梁啟超反駁說：「孔子自得之學在從心所欲，孟子自得之學在不動心。後人一談到王陽明心學，就誣為逃禪，實在是不懂裝懂。」梁啟超解釋說，王陽明心學是孔子之學和孟子之學的結晶，既能讓我們不動心，又能讓我們可以從心所欲，達到這一境界的就是王陽明所提倡的「練心」「養心」。
養心到底有多重要，梁啟超危言道：「每個人眼前都有富貴利益、耳目聲色、遊玩嗜好來奪我們的志向。這正如八十歲的老頭過危橋，稍不小心，一落千丈，粉身碎骨。還有利害譭譽、苦樂生死來侵襲我們，如果沒有堅定的心力，一經小勝就驕傲，一經挫折就氣餒，臨事失措，身敗名裂，這就是古今能成大事的人少之又少的緣故。」
如何養心呢？梁啟超的方法仍然是王陽明的：靜坐。先消除雜慮，然後到事上去磨練內心。他說：「靜坐養心於是分兩種，一種是收斂其心（靜坐），收視返聽，萬念不起，使清明在身，志氣如神；另外一種是縱心（事上磨練），遍覽天地之大，萬物之理，或者可以模擬一件困難在眼前，如何來克服它，最好想象一下當你面對生死存亡關頭時該如何行事，日日思之，熟能生巧，將來有事就可以把模擬放到現實，必能渡過難關。」
這兩種練心的方式是王陽明心學獨有的，它不是讓我們胡思亂想，而是要把胡思亂想先祛除，然後嚴肅地模擬困難的來臨和解決困難的方法，這些方法當然很簡單，那就致良知。
梁啟超謹遵王陽明的教誨，用王陽明的「萬物一體之仁」、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樹立為天下國家獻身的志向。他激烈地斥責數千年來充斥著中國每一個角落的「看客」們，他大罵這些人是沒有責任心和惻隱之心的無腦動物。這些人只計較自己的利害，對於群體的利害和國家的危亡始終採取看客的態度。
不做看客，就必須要做到「至誠」，只要人人都做到「至誠」——對自己的心中賊誠實地祛除，對客觀世界的現狀真誠地對待——這個國家就會有希望。
王陽明心學始終提倡豪傑主義，梁啟超也說，每個人都應該學習王陽明心學中無所畏懼的聖人、超人的精神。如何做超人，梁啟超給出了答案，那就是祛除心中的奴隸。
首先是不要做古人的奴隸，特別是那些死掉的聖人的奴隸，不能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他激烈地發揮王陽明「學貴自得」的觀點說，心是我的，聽一句話，受一句教，只有我用心，才能有這句話，有這句教。可我思考後有兩個結果：一是，那句話是錯的；二是，那句話是對的，我該如何？尤其是當那句話是古聖人說的時。梁啟超的答案是：相信自己心的判斷！
第二，不可做世俗的奴隸。也就是說，要有獨立思想和獨立意識，不可人云亦云，尤其是那些俯仰隨人、隨波逐流的人，正是王陽明最鄙視的人。梁啟超認為，任何人來到世上就必有用處，人人都有當頂天立地大丈夫的潛質，所以不必藉助他人的扶助和庇護。
第三，不可做境遇的奴隸。人生在世，有順境就必有逆境，順境時，不可消磨志氣，逆境時不能放棄心中的夢想，每個人應該發揮自信、自尊的固有價值，和逆境做生死鬥爭，才有機會成為勝利者，屹立於世。如果不敢鬥爭，那就會成為境遇的奴隸。他擴大到國家說，一個國家如果安於現狀，跟著境遇走，那不但會成為境遇的奴隸，還會成為別國的奴隸。他認為中國人應該拋掉傳統中的保守思想，要做個冒險家。他強烈批判老子思想，認為「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是懦弱無能的表現，正是這種思想的深入人心，所以才消滅了中國人本應該具有的冒險精神，隨遇而安，必將失敗。人們必須要自信、敢想敢幹，要像初生的牛犢一樣敢衝敢闖，以絕大的氣魄和絕大的膽量，為改造中國而拼盡全力。
最後，無論何時，都不要喪失信心。梁啟超說，哀莫大於心死，一個人如果心死了，那就成了行屍走肉。所以必須要「正本」「養心」「致良知」。他說，世界上那些能夠做出驚天動地事業的人都是內心強大、自信滿滿的人。沒有一顆自信的心，就不可能有未來。
梁啟超博學百家思想，但其核心思想卻是王陽明心學的「獨立自主」，過度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比如他非常強調自信心，並武斷地說，人只要有自信心，就能戰勝逆境，就能建立大功。與其說他的思想是心學思想，不如說是心靈雞湯。他的《少年中國說》處處充斥著這種雞湯味，的確能鼓舞人心，除了這些，就沒有別的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用王陽明心學作為武器發動的「百日維新」最終以慈禧太后的反擊而失敗，不過他們讓當時已成古老殭屍的中國聞到了一股新氣息，實際上這一氣息還是王陽明心學的氣息。人人都認為，康有為和梁啟超試圖改造中國的失敗不是王陽明心學的失敗，而是他們本身的問題，比如先是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沒有權力的光緒皇帝身上，後來又頭腦發熱準備向慈禧太后奪權。
於是，另外一批王陽明心學的鬥士們登上了歷史舞臺，這一次，王陽明心學好像可以呼風喚雨了。
康有為和梁啟超是溫和的改良，孫中山、汪精衛、宋教仁、章炳麟則主張暴力革命。先來看偉大人物、王陽明的門徒孫中山先生。
孫中山年輕時受的是西方式的近代教育，後來主攻醫學，但他從小就崇拜太平天國的革命思想，眼見中國殘破，於是棄醫從武，決定反清。他秘密組織了興中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為會旨，開始踏上了他反清革命的征途。他在南中國各地發動小規模的「起義」，這種「起義」有個很大的特點：直接針對當地政府高階官員進行恐怖襲擊。他屢敗屢戰，從不言退。他四處流亡，那顆反清的心卻從未黯淡過。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的革命事業獲得的豐厚的回報。王陽明心學在他的革命人生中到底起了什麼作用呢？
首先是對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加強，他提出了「知難行易」論，但他的目的是強調人的信仰，也就是強調「知」，認為只要將信仰問題解決了，一切事情就都好辦了。也就是說，只要那些抱著炸藥包向清政府官員猛衝的革命黨人接受他的思想，統一認識，協調鬥爭，就能「驅除韃虜」，在日後的南北混戰中，他也成功地讓他的人接受了他的思想，統一認識，打垮北方軍閥，建立一個真正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其次，是對王陽明注重「心」的重申上，孫中山提出「心為萬事之本」的理論。反清時期，雖然有很多人把自己當成人肉炸彈，但孫中山還是認為這樣的人太少，為什麼少？就是因為人們的心裡存在著不能坦然面對死亡的障礙。孫中山力圖喚起所有的民眾，要他們都以一種無所畏懼的精神掃清革命與建設的路障。這一思想貫穿於孫中山的後半生，在他晚年改組國民黨時，仍堅持「心為萬事之本源」的思想。
最後一點，孫中山受王陽明心學左派，尤其是何心隱的「知行」影響極大。孫中山開始革命時，和民間秘密教會的關係非比尋常，而且他本人就是上海青幫的弟子。何心隱當初也和白蓮教來往密切，並且還制訂了不可告人的計劃，只是因為後來突然被殺，計劃未見天日而已。孫中山讓他的人進行暗殺這一行為本身就是王陽明心學左派那些徒手能縛龍蛇的人的最愛，「俠客」「壯士」都是明朝後期王陽明心學左派的門徒。
在這一點上，汪精衛的思想和行為首當其衝。
汪精衛在今天的中國受到的評價是不堪入耳的，但在清末民初時，他就是凌然正氣的熱血英雄。汪精衛1883年生於廣東番禺，五歲時就在父親的教導下開始學習，八九歲時就能自己讀書，而且頗有見地。汪精衛的父親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汪精衛受父親影響，也對二人產生了興趣，陸游的豪放文風和王陽明靈動的心學讓汪精衛異常歡喜，他把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二人的著述上，尤其是王陽明。
和很多王陽明心學的信奉者一樣，汪精衛也非常重視人的「心力」的作用，他後來跟隨孫中山參加革命，每次都被孫中山的演講激得熱血澎湃。於是，他頭腦一熱，準備搞刺殺。但這是個有難度的事，因為當時孫中山手下所有人都是殺手，而且殺的人都是政府高階官員。汪精衛想要一舉成名，必須要找更大的傢伙，他挑來選去，挑中了當時的攝政王載灃作為自己成名的靶子。
遺憾的是，他沒有成功，而且還被活捉。在獄中，他反覆默誦王陽明心學思想，王陽明告訴人們，在良知的指引下勇敢去做，失敗了也不要害怕，殺身成仁是天下第一等好死。汪精衛每每想到王陽明這樣的思想就激動起來，寫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千古絕句。不過，他沒有被殺，武昌起義後，他被釋放。或許是獄中生活給了他很多人生的啟示，或許是他致良知的功夫不深，自此之後，他走上了另外一條道路，直到後來抗日戰爭期間，他縱身一跳，跳到了日本人的陣營，成了賣國賊。汪精衛是如何走上這條被萬人唾罵的路，並不是我們要解釋的問題。我們只是想說，汪精衛早期受王陽明心學的影響深入骨髓。
他曾有一段「釜薪」論，很讓人動容：「煮飯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之為德，在一恆字。水不能蝕，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黨人，百折不撓，再接再厲。薪之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萬丈，顧體質雖毀，借其餘熱，可以熟飯。此正如我革命黨人，一往獨前，捨生取義……我乃王守仁信徒，故不願為釜，而願為薪。」
這正是從王陽明心學思想衍發而來，為了正義，可捨生忘死。汪精衛是鼓吹暗殺活動最狂熱的革命黨人，也許有人說他是急躁冒進，但當時跟隨孫中山的，哪一個不是急躁冒進？如果不是武昌起義意外地爆發，而且爆發之後又產生了讓人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各地紛紛宣佈獨立），孫中山的革命路恐怕要走很久很久，甚至可能看不到終點。
還有人說，汪精衛雖然信奉王陽明心學，但做不到「知行合一」。這顯然是事後追溯，因為汪精衛後來賣國，所以就把他從前的乾淨之身也潑上髒水。
汪精衛何嘗沒有知行合一？刺殺攝政王，是神鬼皆驚的大事，連孫中山都不敢想，而汪精衛一想到就去做了。即使是為了成名，人家也有這個「行」的膽量！
孫中山和汪精衛是暴力革命的實踐者，而宋教仁則是暴力革命的理論家。
宋教仁是中華民國的主要締造者之一，是國民黨的元老級人物。幼年接受儒家教育，但考中秀才後，眼見國家殘破，就放棄科舉，和革命黨人走到了一起。
宋教仁是徹頭徹尾的王陽明心學研究者，投身革命運動後，幾乎每天晚上都在讀王陽明的著作和王陽明年譜，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可以成為幾本書。宋教仁最後得出結論說，王陽明對於當時的世道人心、改造中國、對中國革命大有益處，比如「致良知」「知行合一」「事上練」都是當時治療中國的一劑良藥。
在他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中，有這樣一段話，對王陽明心學精粹有著相當深刻的辨析解讀：
觀《王陽明年譜》，記先生龍場忽中夜悟格物致知之旨，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餘以為此言誠是，但案之於心的聖人之道一方面則固不錯，然聖人之道，格物致知之學，原是混圓一團之象，舉天下萬事萬物皆包含在內焉，所謂一以貫之者是也。若分別之，則固有二方面，一心的，一物的。心的即精神上之學問，物的即物質上之學問，所謂格焉者，格此者也，所謂致焉者，致此者也。若盡用力於一方面，而遺其一方面焉，則所謂道也，所謂學問也，皆不完全矣。吾嘗謂中國自三代以下，學者無論如何純粹，皆得聖人之道之半部分，誤認半部為總體，使天地間真理與人道皆不現出渾圓之象，與在哥倫布未發現新大陸以前之地球相似。蓋人類進化未達極點，亦不能怪其然也。陽明先生之此說，亦如是而已矣。雖然，吾人可以聖人之道一貫之旨為前提，而先從心的方面下手焉，則陽明先生之說，正吾人當服膺之不暇者矣。
宋教仁通過對王陽明的著作和年譜的研讀，將王陽明的思想和學說貫穿於其對革命理論的宣傳中去。比如，關於樹立革命志向的問題，王陽明關於立志的言論就給了他很大的啟發。他說，要確立革命的志向，首先必須除去自己的私慾：「言我輩初立志時，千罪萬過，洗滌不勝，每遇事，心亦知其當如何方好，然而不能實踐者常多，則人慾蔽之也，故現惟以克欲為第一工夫。」而對於王陽明的「知行合一」「在事上磨練」的思想，宋教仁說：「有良知而不致與無良知同也。」
實際上，宋教仁只是想說，僅有革命的理想，但不踴躍投入到具體的革命實踐活動當中去，那麼，革命的理想就不可能實現。
宋教仁31歲時死於謀殺，有人說是袁世凱，也有人說是孫中山。當人們在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他留下的王陽明心學筆記，人們斷定，若能假以數年，他必成為心學鉅子。
另外一名民國先驅人物章太炎和上述幾位都不同，他是李贄型的人物，意志堅強，認準革命事業曾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他蔑視權威，只伏首真理，縱然是孫中山，他也會毫不客氣地提出批評，說孫中山的革命計劃短淺，所以總是自敗，還說孫中山「天性褊狹，為人魯莽輕聽，又嫉賢妒能」。最後，他和李贄一樣行為怪誕，語出驚人，人們於是給他起了個綽號叫「章瘋子」。曾有人說，有幸得到章太炎提點之人，要麼聲望大增，要麼身價暴跌，屢試不爽。每遇章太炎有話要說，報紙便競相轉載，其中不乏斷章取義，牽強附會之說，並經常輔以標題「章瘋子大發其瘋」，如果章太炎的言論一時合了他們的胃口，報紙頭條就會寫上「章瘋子居然不瘋」。
袁世凱要恢復帝制前，章太炎臭罵袁世凱，袁世凱把他軟禁後，不敢動這位名動天下的大人物，只能好吃好喝伺候著他。並且規定章的每月生活費五百大洋。一切生活開銷及損毀器物都由公家支付，還特意找來官差扮作廚子和僕人，監視章太炎的飲食起居。章太炎則要求他們每天早晚向自己磕頭請安，言必稱「老爺大人」，以此譏諷奚落袁世凱。袁世凱稱帝后，章太炎每天都要寫兩個大字：「袁賊」。他大量飲酒，每次必以花生米為下酒菜，吃時去其蒂，說：「殺了‘袁皇帝’的頭！」
章太炎同時還是個民族主義者，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因病去世，他的遺囑只有一句話：「設有異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孫毋食其官祿。」
章太炎曾有過一段對王陽明心學的真知灼見：「所謂我見者，是自信，而非利己。猶有厚自尊貴之風。尼采所謂超人，庶幾相近。排除生死，旁若無人，布衣麻鞋，徑行獨往，上無政黨猥賤之操，下作懦夫奮矜之氣，以此揭櫫，庶於中國前途有益。」
而章太炎對於讀書的見解，完全是王陽明的看法：博學要有自己的心得，有自己的創見；否則就是讀盡了天下書，也只是書笥，裝了些別人的東西，而不是自己獨有的東西。
或許正是王陽明心學為他注入的強悍血液，才讓他在革命的道路上走了一生。我們與其說章太炎是個心學理論家和實踐者，不如說他是王陽明心學左派完全塑造出來的人，他的言談舉止都有心學家左派人士的風韻。
康有為、梁啟超等受心學影響的人在19世紀末的中國成功推動了改良主義，雖然只有短短的百餘天，但畢竟證明了，心學可以在那個頹廢不堪的時代為人們帶來一絲光。而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前仆後繼充當恐怖分子的暴力革命正是在王陽明心學鼓動下才會發生，無可否認，辛亥革命和日後中華民國的誕生，主要功勳並非是王陽明心學，可我們從上面的論述中已經看到，心學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說王陽明心學改變了中國，尤其是終止帝制的功勞，已不容置疑。
王陽明心學能創造奇蹟，人人皆知。但更大的奇蹟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日本。
六、心學讓日本脫胎換骨
日本人和中國人對待王陽明心學的態度不可同日而語。民國時期，曾留學日本的蔣介石在主掌中國後要人們學習心學，並且武斷地說，日本能從一個窮苦落後的島國一躍而起成為世界級強國，王陽明心學功不可沒。眾所周知，日本崛起於明治維新，明治維新就像是一劑靈丹妙藥，讓日本脫胎換骨，能與西方諸強爭勝。章太炎為此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王學豈有他長？亦曰自尊無畏而已。」民國時期的大部分傳統知識分子都曾大聲疾呼要把一件寶貝從日本拿回來，這個寶貝正是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心學是如何在日本落地生根茁壯成長起來的呢？
有兩個人的名字被記入史冊，第一個叫了庵桂梧，是個日本和尚，另外一個就是日本陽明學的建立者和傳播人，大名鼎鼎的中江藤樹。
了庵桂梧和王陽明相識的具體時間不詳，不過從1513年他回國時，王陽明為他寫了篇感人的送行文章足以證明，二人交情不淺。1513年，王陽明建立心學已五年，了庵桂梧肯定了解了這門不同於朱熹理學的新學說。了庵桂梧回到日本後，把王陽明心學傳播開來。稍有遺憾的是，他把王陽明心學仍然看作是朱熹理學的分支，而且當時的日本思想界是朱熹理學一家獨大，王陽明心學在牆縫中苟活著。
中江藤樹（1608—1648年）獨具慧眼，發現了王陽明心學的無上價值，在把王陽明心學擺到檯面上的同時也成就了他自己。
中江藤樹家境一般，只是能讀得起書而已，從小接受了規範的朱熹理學教育，由於他聰明異常，所以20多歲時對朱熹的《四書集註》就有獨到見解，這使他在日本思想界擁有了一席之地。他自信之餘，開始把目光對準當時風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出現於西元7世紀，是中國儒道的加強版：臣為君死，天經地義。「忠誠」和「勇氣」是日本武士講究的最高天理（道）。
中江藤樹發現，武士道發展了幾百年，堅持的最高天理不過是些準則，而準則背後沒有思想支撐，很容易受到質疑。比如，武士必須對他的主人忠誠，但如果主人不停地凌辱武士，武士該怎麼辦，還要忠誠嗎？
中江藤樹對這件事耿耿於懷，他在中國儒學，特別是朱熹理學中找不到理論，更要命的是找不到實際例子。如果稍對中國歷史有所瞭解就知道，理學家們都是偽道學，李贄對他們的抨擊可謂入木三分。理學家們平時提倡殺身成仁，危機來時，全都明哲保身。
中江藤樹面臨困惑，直到他37歲時接觸了《王陽明全書》，瞭解了王陽明心學，他的困惑才得以冰釋。
中江藤樹從王陽明心學中看到了哪些寶貴的思想呢？他說，陽明心學告訴我們，道德秩序的最高範疇存在於每個人的心中。只要「明德」「慎獨」「格物」，每個人都能成為聖賢。而真正的學問（聖人之學）就是「以心讀心」的「心學」。他重新回到「武士道」精神上來說，武士遵循的那些準則都是外在的，是盲目的遵從。真正的武士應該問自己的心，只要和自己的心契合，才能達到武士道的最高境界：毫不留戀地死，毫不顧忌地死，毫不猶豫地死。
武士不應該為主君毫無保留地捨棄性命，真正的武士應該為自己的良知毫無保留地奉獻生命。無論是武士還是普通人，都應有這樣的覺悟：只向心中的真理稱臣！
在中江藤樹的後半生，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了陽明學的修行和傳播上，他捻出了王陽明心學的精髓「練心」作為自己和弟子們的終生課。王陽明心學雖然緩慢但卻紮實地開始在日本落地生根，在中江藤樹的眾多弟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後來明治維新的豪傑。當然，還有一位更加惹人注意，甚至是光芒萬丈的，此人就是大鹽平八郎。
大鹽平八郎出生時（1793年）正是德川幕府統治日本的江戶時代後期，他的家庭在日本屬於武士階層，享有並不讓人驚喜的一些特權，比如他在14歲時就按傳統繼承了爺爺的大阪東町奉行所的「與力」（警察局候補局長）。當他回想自己的少年時代時，鼻子是酸酸的，大鹽平八郎吃了不少苦，7歲喪父，8歲喪母，爺爺的薪水勉強能讓他吃飽。
這種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人大都個性內向孤僻，死抱著一種倔強的孤獨不放，所以他在工作中得罪了不少人。有一天，一位同僚挑戰他的權威：你的學識無法支撐你坐在這個位置。
大鹽平八郎的自尊被激了起來，他發誓要出人頭地，開始積極地學習朱熹理學，又學習騎射和槍炮技術，準備「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
然而他很快發現這是難以實現的夢想，當時由幕府統治下的日本腐敗透頂，不可能給大鹽平八郎一個晉身之梯。大鹽平八郎因為有志難酬，而在朱熹理學中又找不到解決的方法開始消沉，不過一段時間後，他就突然生龍活虎起來，因為他接觸到了王陽明心學。
據說，大鹽平八郎是從中國明朝人呂坤的著作《呻吟語》上看到的陽明心學的片段，後來找到王陽明全集，如飢似渴地閱讀。他被王陽明心學思想徹底征服，感動得一塌糊塗。大鹽平八郎對王陽明心學的理解很簡潔：人一到世上來就有一顆明辨善惡是非的心，不必向任何人請教。可是，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總對慾望遷就，於是就遮蔽了這顆明辨是非善惡的心。如何才能讓這顆心重煥光彩呢？大鹽平八郎的方法和王陽明一樣：練心，知行合一，事上磨練。
王陽明心學帶給大鹽平八郎的不僅是「心即理」的洗禮，還有王陽明心學主張的人人平等（滿街都是聖人）的思想。大鹽平八郎眼見當時日本下層民眾倒懸於水火之中，斷定這是極不公平的。他在筆記中說：「貧農也是自天而降生的人……一切人都應受到寬宏大度的待遇。」他質問，「既然人人都是聖人，那麼人人都是平等的，我沒有權力命令你，你也沒有權力命令我，可為什麼那些官老爺會放肆地摧殘我們？」
他說：「我必須要讓百姓懂得這點，為自己爭取權力。」1830年，大鹽平八郎拋棄官職，開辦「洗心洞」學堂，傳播王陽明心學。
這是王陽明當年在中國的重演，大鹽平八郎的弟子幾乎都是貧苦農民，民眾對「自由」和「平等」的覺醒是後來明治維新的基石。
「自尊」的意思有了，但生活在當時幕府暴力統治的日本，「自尊」不可能是坐等來的，必須要主動去爭取「自尊」，向摧殘自尊的人索要自尊，必然面對的是血腥和暴力，所以大鹽平八郎用王陽明心學教導群眾：不恨身死恨心死；心若不死，乃與天地人做無窮之鬥，要無所畏懼。
1836年，大鹽平八郎對王陽明心學的實踐機會到來。本年，日本氣候異常，稻子收成只有往年的一半，所以糧食價格大漲，貧民無錢購買，餓殍遍地。大鹽平八郎要求日本幕府賑濟，得到的回應卻是日本幕府的冷漠。
大鹽平八郎進一步指出，幕府的糧庫裡明明有很多糧食，可卻被倒賣給有關係的商人，商人加倍售賣。大鹽平八郎對他的徒眾們說：「如今只有一條路：用我們的血肉之軀去爭取屬於我們的權力。」他的徒眾們被激勵得義憤填膺，開始製造火器，籌備槍炮，準備同幕府大幹一場。
起義之前，大鹽平八郎的弟子見肯為自尊獻身的人只有一百多人，就問大鹽平八郎：「這會有什麼用？」
大鹽平八郎平靜地回答：「感覺到了長久以來都很排斥的寂寞空虛（因什麼也沒做過而感到的空虛）。」這是王陽明心學「必有事焉」的革命版，也是大鹽平八郎對王陽明心學最深刻的感悟：人為了爭取自尊和自主，必須要做點什麼，哪怕是明知不可為的事，也要殺身成仁。
1837年2月19日，大鹽平八郎帶領他的一百多名爭取自尊的革命者拿著自制的火藥和槍炮，衝上大街，攻擊政府糧倉。正如孫中山多次主持的刺殺革命一樣，大鹽平八郎的這次革命瞬間被鎮壓，大鹽平八郎在失敗後逃到一個村莊躲避，後被幕府追擊，大鹽平八郎自殺。
大鹽平八郎的革命雖然轉瞬即逝，但這次革命的火花卻照亮了民眾幽暗的心智，因為這是一次建立在「人人都應該平等」的神聖立場上的革命，它讓人們漸漸地明白，人不受壓迫，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的，是天經地義。如果有這種情況存在，那就要奮起反抗，絕不能苟活在世，千萬不要有「因什麼也沒做過而感到空虛」的感覺。
大鹽平八郎和他的一百多名心學戰士倒下了，王陽明心學又重新尋找可塑之才，這些可塑之才是明治維新前三傑：吉田松陰、高杉晉作、坂本龍馬；明治維新後三傑中的大久保利通和西鄉隆盛。
明治維新是一場震動天地的國家改革，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明治維新後，日本徹底擺脫了西方殖民者的佔領和侵略，它比改革前要強大百倍千倍。而正是這些明治維新的鬥士們運用王陽明心學的力量才使這種奇蹟發生。現在我們一一陳述，看看王陽明心學到底讓他們擁有了什麼。
明治維新前三傑的首傑吉田松陰（1830-1859年）從小就特別關心日本國防，22歲時，他違反幕府規定私自出境考察日本地形被當局判有罪，沒收了他的一切榮譽和財產，他就此成為一個浪人。兩年後，吉田松陰又跑到日本沿海，幕府把他投入監獄，就是在這場牢獄之災中，他接觸了王陽明心學，並且深深地喜歡上了它。不久後，他又接觸到了王陽明心學左派鉅子李贄的著作，他欣喜若狂，再後來，他又讀到了大鹽平八郎的心學筆記，於是對天發誓，此生只服膺王陽明一人。
吉田松陰當然是有感而發，當時的日本被西方國家強行撞開國門，已淪陷為任人宰割的境地。吉田松陰三番兩次到海上考察海防，就是希望能為祖國貢獻力量，可他的一片苦心卻被日本幕府視為大逆不道。當他看到王陽明、李贄，乃至大鹽平八郎的思想和生平事蹟時，不禁動容。這些人都曾經歷艱難困苦，但最後都成了名動天下的人物，他們這種頑強的精神不正是他們信奉的心學提供的營養嗎？
吉田松陰從王陽明心學中得到了這樣的啟示：必須要立下大志向，一旦立下大志向，就要知行合一，為了這個志向的實現，要奮不顧身，無懼死亡：「生死離合，人世倏忽，但不可奪者志，不滅者業，天地之間，可恃者獨此而已。」他在給弟子高杉晉作的信中激情四射地寫道：「貴問丈夫所可死如何？僕去冬以來，死之一字，大有發明。李贄之功為多，其說甚長，約言之，死非可好，亦非可惡，道盡心安，便是死所。世有身死而心死者，有身亡而魂存者，心死、生無益也，魂存、亡無損也。」這是為了心中的真理，奮勇向前，永無畏懼。
吉田松陰的大志很簡單：尊天皇攘夷狄（西方列強）。但他有生之年沒有實現這樣的志向，也沒有看到日本的崛起，1859年，吉田松陰因放肆地宣傳王陽明心學的「無畏」思想而被幕府處以斬刑，離開人間前，他留下浪漫的遺詩：「肉軀縱曝武藏野，白骨猶唱大和魂」。
明治維新的第二傑是被稱為日軍之父的武士出身的高杉晉作（1839—1867年），他是吉田松陰最得意的弟子，不過從他一貫作風來看，他並未領會王陽明心學「人人平等」的概念，據說他臨死前曾對老婆說：「武士之妻與町人百姓之妻身分有別。」他叮囑妻子，我死後，你堅決不能接受伊藤、山縣等的接濟（高杉晉作出身於俸祿150石的中級武士家，而伊藤、山縣均屬於最下級武士家）。另外，高杉晉作還有一種王陽明提倡的變了味道的「狂放不羈」：他把嫖妓當成生活的主要部分，上馬指揮殺賊，下馬就嚷著要去藝妓館。同時，他親手建立的奇兵隊雖然不講出身地位，唯才是舉，可他本人卻總保持著日本武士那種昂首闊步，不可一世的派頭，他常常在前呼後擁的侍從保護下攜藝妓張羽傘，悠然醉步徜徉在街頭。
不過，他能成為維新前三傑的一員，必有原因。這就是他在日軍上的獨特建立，而這一建立思路正來源於王陽明。高杉晉作24歲時曾到中國的上海搞過貿易，當時正好是中國太平天國之亂，他親眼見到清朝軍隊的不堪一擊和太平軍的殘酷殺戮，這讓他毛骨悚然。他清醒地意識到，政府腐敗必遭戰亂，不是內部就是外部。
回到日本後，他開始為倒幕和攘夷而大聲疾呼，並且在吉田松陰門下學習王陽明心學，小有所成後，他寫下這樣的讀後感：「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義皇以上人。」
高杉晉作要做「義皇以上人」，必須要聽從良知的指引。而良知告訴他，要把停泊在日本沿海的西方列強船隻統統趕走。為此，他仿效王陽明在江西時組織的團練而組織了一支「奇兵隊」。奇兵隊成員都來自社會底層，為了讓這些人死心塌地地為國家賣命，他宣傳「四民（士農工商）平等」的思想：無論你是農民、商人還是武士、小工業者，你們和那群幕府大傢伙都是平等的，你們為了祖國而戰鬥是光榮的，歷史必將記住你們。
在高杉晉作的鼓吹下，這支民團式的軍隊迅速成長，很快就成為日本國內一支不可低估的軍力，在後來攘夷和與幕府的軍事鬥爭中，這支軍隊屢立奇功，也正是這支受到王陽明心學教育的軍隊後來結束了幕府在日本的統治。
高杉晉作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而另一位維新豪傑坂本龍馬（1836—1867年）則被稱為日本海軍之父。
坂本龍馬是日本海軍現代化的奠基人，也是現代航海、貿易、股份公司的先驅者，更是自由、平等、民權、憲政體制的倡導者。他的「船中八條」是明治維新的理論基礎。
坂本龍馬受教於日本心學大師勝海舟。勝海舟把心學的精髓傳授給了他，那就是：行動在於我，評價在於他人，與我無關。坂本龍馬則自己悟出了王陽明心學的真諦之一：不能執，不要拘泥，永遠要與時俱進，走在別人前面。
有這樣一個小例子很能說明坂本龍馬的不執與變通：他曾經對一位朋友說：「今後在室內亂打亂斗的情況會多起來。我喜歡小太刀，小太刀靈活，比太刀實用（當時流行太刀）。」不久，這位朋友帶了小太刀來見他，他卻掏出來一把手槍說：「這個比小太刀更具威力。」這位朋友第三次來見他時就帶了手槍，讓他大為懊喪的是，坂本龍馬居然掏出了一部《萬國公法》（一本國際法方面的書），說：「手槍只能殺傷敵人，此書可以振興日本！」
明治維新後三傑之一的西鄉隆盛和坂本龍馬關係密切，他不太喜歡坂本龍馬的信口開河：「你前天所說的和今天所說的不一樣，這樣你怎麼能取信於我呢？你作為天下名士必須有堅定的信念！」坂本龍馬卻一本正經地說：「不是這樣的。聖人曾說，君子從時。時間在推移，社會形勢在天天變化。因此，順應時代潮流才是君子之道！你呀，一旦決定一件事之後，就想貫徹始終。但這麼做，將來你會落後於時代的。」
這就是坂本龍馬，他從王陽明心學中汲取了最高的智慧之一，敲開了明治維新的大門。
明治維新後三傑全是王陽明心學的理論家和實幹家。西鄉隆盛認為王陽明的「自得於心」的思想最符合他本人，他曾說：「空讀聖賢之書，如同觀人劍術，無絲毫自得於心。若不自得於心，一旦較量格鬥，則唯敗逃而已。」為了和內心相契合，西鄉隆盛兩次和上級發生衝突，被流放荒島。在兩次流放中，他隨身攜帶的唯一書籍就是王陽明心學著作，他後來回憶說，是王陽明心學給了他力量：「即使在貧瘠的荒島上遭受牢獄之災時，我也沒有荒廢提高完善自我。」
大久保利通擁有的是王陽明提倡的為了理想而大無畏的精神，他號稱明治維新第一政治家，他憑藉自己的良知，兢兢業業，克服萬難，為推行明治維新的改革貢獻了蒼天可鑑的力量。
於此證明，王陽明心學思想強調的是人人為了心目中的理想都需要自尊無畏的精神，而且要力行實功，在王陽明心學中，日本人挖掘出了尊重個人、強調個性、不懼外物、不畏權勢的精華思想。這些思想被日本維新豪傑們牢牢地抓在手中，並與時俱進地和當時的現實接軌。
日本心學大師井上哲次郎曾有這樣的評論：「陽明學派中人物，多有建樹者，而固陋迂腐之人幾乎沒有。可見，陽明學果有陶冶人物之功無疑。」正是這些非「固陋迂腐」的人先是無畏地進行了倒幕運動，然後又開創了讓日本崛起的明治維新改革。
這讓我們既歡喜又懊喪，歡喜的是，王陽明心學令人驚異的神奇力量；懊喪的是，為什麼這種力量在當年的中國沒有展現。也許，日本心學大師高瀨武次郎的話會是一個不錯的答案：「大凡陽明學含有二元素，一曰事業的，二曰枯禪的。得枯禪之元素者可以亡國，得事業之元素者可以興國。中日兩國各得其一。」
有一點補充：王陽明心學左派除了我們上面介紹的那幾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者外，其他都是窮嚼蛆分子，尤以東林黨為標杆。明末清初的很多思想家都說，明亡就滅在黨爭，而東林黨是罪魁禍首。窮嚼蛆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說起話來大言不慚，一遇到事就渾身戰慄。喜歡辯論，別人說是，他必說非，別人說非，他必說是。
另外，自卑猥瑣的清人入關後對王陽明心學的激烈扼殺，也是中國人不能獲得王陽明心學大能量的主要原因。
想到此，不由一聲嘆息！
七、王陽明心學的衝擊波：在軍事和管理領域的光芒
王陽明心學不僅是思想領域和政治領域的一道強光，它的光芒能普照各個人類的領域，比如軍事領域和管理領域。
在軍事領域中，被普照的人的代表人物是日本「軍神」東鄉平八郎。
和那個時代的很多出色的日本人一樣，東鄉平八郎出身武士家庭，父親熱衷於海軍，東鄉平八郎受到的是樸實無華的家庭教育，痴迷於軍事。18歲時，東鄉平八郎參加了日本海軍局，開始了他向「軍神」聖壇邁進的長征。
23歲時，東鄉平八郎以日本海軍軍官的身份到英國學習先進的軍事。他生性好動，有著讓人發火的好奇心，他曾乘帆船從英國泰晤士河口出發，歷時七個月，航行三萬裡。他曾對各種問題請教他的同學和導師，給這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八年後，東鄉平八郎學成回國，成為日本海軍界舉足輕重的人物。中日甲午海戰爆發的前二年（1892年），東鄉平八郎憑藉高超的軍事才能成了日本主力戰艦「浪速號」的艦長。1894年年初，朝鮮國內部爆發叛亂，朝鮮國王向清政府請求派兵鎮壓，日本陸軍也在朝鮮仁川登陸，聲稱聯合鎮壓。
那個時候，朝鮮是中國的附屬國，中國有權力進入朝鮮，而且中國軍隊進入朝鮮是被邀請的，可日本進朝鮮，就已是赤裸裸的侵略了。
但當時，清政府不希望和日本開戰，於是派遣當時號稱世界一流的巡洋艦「平遠」號以訪問的名義到日本，希望可以威懾日本，讓他們不要輕舉妄動。
「平遠」號到達日本後，的確震懾住了很多日本海軍軍官，可東鄉平八郎卻冷靜觀察，發現了這個龐然大物背後的真相。他向上級指出，純從軍事角度來看，「平遠」號的確是勢不可擋，但它的政治卻已腐爛，中國士兵毫無生氣，尤其要命的是主炮炮塔的炮管上居然還晾著衣服，東鄉平八郎說：「艦艇上一定有人養寵物，因為我在艦艇上散步時踩到了一堆狗屎。這樣一艘軍紀懶散的軍艦隻能是廢鐵一塊，一旦開戰，我大日本國必然勝利。」
東鄉平八郎果然未卜先知，1894年7月，中日海戰爆發，日本海軍完勝中國北洋艦隊。
中日甲午海戰後，日本決心奪取中國東北地區，不過這一次要實現目標，他們面對的不是殘弱不堪的中國，而是身強體壯的俄國。俄國人那時控制著中國東北，想要奪取中國東北，必須要打敗俄國人。
1900年，慈禧太后認為義和團有神功護體，所以邀請八國到中國來一決生死，這就是後來發生的八國聯軍進北京。當時，八國聯軍的軍艦集結在中國天津大沽口，隨時準備登陸。東鄉平八郎每天做的一件事就是目不轉睛地觀察俄國海軍的情況。他後來向日本天皇遞交了一份可以和俄國開戰的報告。報告稱：「俄國海軍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們軍紀渙散，而且用軍艦運送步兵和軍需品。也就是說，一旦發生戰鬥，始終充當運輸船角色的軍艦的戰鬥力肯定大打折扣，重要的是他們用軍艦做運輸船說明，他們的運輸能力不足。」
最後，他認為，和俄國開戰，只要把戰場控制在日本週圍海域，俄國必敗，因為他們長途跋涉，在運輸跟不上的情況下必敗無疑。
日本政府經過慎重考慮，同意和俄國開戰，而東鄉平八郎則被任命為此次戰爭的最高指揮官。1904年2月，日本突然和俄國斷交，斷交的第二天，東鄉平八郎率領他的艦隊無聲無息地從國內出發，取道朝鮮半島，直奔中國東北部渤海出海口的俄國海軍。
在大多數平庸的軍人看來，這是一場不用打就可以分出勝負的戰爭，俄國海軍擁有252艘艦艇，共計80餘萬噸，其中太平洋艦隊擁有60餘艘艦艇共計19萬噸。而日本海軍僅有138艘艦艇，勉強超過26萬噸。開戰的結果當然是俄國輕而易舉的勝利。
俄國艦隊最高指揮官馬卡羅夫是當時人類海軍的一面旗幟，他所著的《海戰論》被譯成多國文字，成了所有海軍軍官們的必讀書，當時流行一種說法：誰想成為海軍司令，就必須讀這部經典著作。
馬卡羅夫根本沒有把東鄉平八郎放在眼裡，東鄉平八郎給他的印象是：小矮個，說話有氣無力，走路只看自己腳尖，和日本藝伎差不多。這樣一個人，怎麼可能指揮一支艦隊？！
所以當1904年2月8日，東鄉平八郎的艦隊突然出現在旅順口外並向停泊在旅順港內的俄軍太平洋分艦隊發射魚雷時，馬卡羅夫冷笑。9日上午，東鄉平八郎命令重型軍艦向旅順港口發動猛烈的攻擊，馬卡羅夫命令還擊，他的部隊憑著大口徑艦炮和炮臺上的重炮輕易地擊退了東鄉平八郎的軍艦。
進攻的軍艦指揮官向東鄉平八郎請罪，東鄉平八郎說：「才剛開始，不必請罪。」
那天晚上，俄國人在慶祝擊退日本人時，東鄉平八郎小心翼翼地佈置戰場：在中國旅順港外圍佈滿了水雷。第二天拂曉，東鄉平八郎命令一艘戰鬥力弱小的艦艇直衝旅順港。馬卡羅夫莫名其妙，認為東鄉平八郎是在搞自殺襲擊，他不想再縮在旅順港中，認為進攻就是最好的防守。他命令所有軍艦大張旗鼓地出港，深信能把日本的那些小破船統統炸進黃海。
他的部下試圖勸阻這種魯莽，說：「日本人在港口外圍佈置了許多水雷，需要先派掃雷艦掃清水雷。」
馬卡羅夫展現了他性格中最鮮明的一面：「我們的軍艦就是掃雷艇，時不我待，出動！」
東鄉平八郎對他那本《海戰論》曾詳細解讀過，已知道了這位作者的性格和作戰方式，所以他堅信第一艘軍艦必然是對手的指揮艦。
東鄉平八郎命令全軍後撤，他這一撤，更讓馬卡羅夫堅信東鄉平八郎這個矮子不過是個女人，所以他要樹起榜樣作用，衝在最前，一直領著他的艦隊衝進了雷區。
顯然，馬卡羅夫是個急性子，當他衝進雷區時，他才發現這種性格的害處，水雷四處爆炸，把他炸得眼花繚亂。而且東鄉平八郎已知道了他所在的軍艦，所以集中火力對準他猛轟。在他手足無措時，突然一聲巨響，海面上升起一道沖天的水柱，馬卡羅夫的指揮艦起火，並且很快爆炸，他本人被炸彈的衝擊波掀到了海里，葬身海底。
馬卡羅夫的死使得他的艦隊立即慌作一團，在慌亂中只想逃命，東鄉平八郎不可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他下令他所有的軍艦分成幾波，集中力量先打對手的大軍艦，然後再對付小的。這已不是戰爭，而是屠殺，俄國只有幾艘小軍艦狼狽地逃回了旅順港，他們等待援兵。
東鄉平八郎開始他的第二步戰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和俄海軍主力一決生死。
在制定和俄國海軍主力的作戰計劃時，東鄉平八郎的部下們分成兩派：一派認為圍城打援，圍困旅順口，到半路上去迎擊俄國海軍主力；一派則認為應迅速奪下旅順港口，然後堅守，俄國海軍長途而來，後勤無法保障，時間一長，自會撤退。
東鄉平八郎說：「我們和俄國人還有差距，圍城打援不適合，而佔據旅順港口堅守，只是暫時贏得勝利，俄國海軍主力一天不滅，危險就一天存在。必須要全殲俄海軍主力，才能穩固地佔領中國東北。」
東鄉平八郎首先放棄旅順口，把艦隊的主力集結在對馬海峽北岸的朝鮮鎮南灣，進行秘密、緊張的應急訓練。然後制訂戰略計劃：在俄國援軍抵達海參崴港之前，自己的戰艦趁其長途航行、人困馬乏而造成戰鬥力低下時，以逸待勞地痛擊之。只要擊敗了俄國的援軍，旅順口的俄國海軍會因為沒有救援而投降。
這正是他當年給日本天皇的報告書，那就是，一旦和俄國海軍開戰，必須要把戰場限制在日本海域附近。
不過要俄國人主動來對馬海峽，顯然不可能。俄國人根本不用權衡就知道救援旅順港口可以走臺灣以北的海域，這條路根本不必經過對馬海峽。東鄉平八郎乞靈於詭計：他把主力隱蔽於對馬海峽，派出一些商船偽裝成軍艦，在臺灣以北海域大張旗鼓地游弋。這招是故佈疑陣，聲東擊西。
俄國人中計了。
俄國人自得知他們在旅順港口的海軍慘敗後，馬上就徵調軍艦前往旅順港口，這是由38艘軍艦和13艘輔助船隻組成的龐大艦隊，但他們從俄國出發到中國是個艱苦的旅程，一路上，經過長達8個月之久與18000海里之遙的海上顛沛才到達日本海域。他們已身心俱疲，而且草木皆兵，當他們聽說日本主力在臺灣海域時，馬上做出決定：走對馬海峽。
1904年5月27日凌晨，俄國海軍艦隊全部駛入對馬海峽，俄國艦隊指揮官羅熱斯特文斯望著平靜的海面正準備高興時，突然海面出現了一支龐大的艦隊，就如同從海里冒出來一樣，羅熱斯特文斯失聲叫起來：「我的天啊，他們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日本的主力艦隊不是在臺灣海峽嗎？這又是什麼鬼東西？！」
這當然不是什麼鬼東西，而是等了他們8個月的東鄉平八郎的海軍。雙方開戰，讓羅熱斯特文斯目瞪口呆的是，他的對手東鄉平八郎突然用違反常規的「敵前大回頭」的戰術部署，先用一些傷亡代價使日本艦隊首先搶佔了「t」字橫頭對艦攻擊的有利陣位，然後逼近到一海里內用艦炮的優勢猛轟俄國艦隊。「敵前大回頭」的戰術在任何軍事教材中都被禁止使用，因為它是自殺式戰術，但東鄉平八郎卻正是用了其他軍事家想都不敢想的這種自殺戰術很快贏得了戰場上的主動權。5個小時後，東鄉平八郎的海軍徹底擊潰了羅熱斯特文斯的支援艦隊，俄國海軍從此喪失了他保持多年的地位，旅順港口的俄國人很快投降，日本人徹底戰勝了俄國人，當然很快也就佔據了中國東北。
當東鄉平八郎在戰勝俄國海軍回國參加慶功會時，有人問他打仗的秘訣是什麼時，他默不作聲地掏出一塊腰牌，上面寫著七個字：一生伏首拜陽明。
這七個字讓東鄉平八郎成了日本「軍神」，它顯示的是王陽明心學在軍事上摧枯拉朽的力量。已經沒有資料證明東鄉平八郎是何時學習的王陽明心學，但僅靠這個腰牌就能證明，東鄉平八郎對王陽明心學必是下過苦功，而且成績斐然。
前面我們說過，王陽明心學中的「良知」很適合用兵，「良知」本身就具備「智慧」的成分，所以它能做出正確判斷。一旦以良知做下戰略部署，就不會更改，始終圍繞其而進行。比如，東鄉平八郎早就確定和俄國開戰，必須要在日本海域。王陽明心學中的「不執」和「打破傳統」也是用兵成功的奧妙，東鄉平八郎用違反常規的「敵前大回頭」戰術就是這種思想的最高展示。
東鄉平八郎可謂是一戰成名的名將，有人說他運氣好，即使是當時推薦他擔任日俄海戰的人也說，這個悶葫蘆矮冬瓜運氣好。恐怕只有東鄉平八郎知道，戰場上哪裡來的運氣，他的運氣是來自平時對王陽明心學的刻苦鑽研和與實踐的正確對接。如果非說他是個有運氣的人，這個運氣就是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心學在軍事上的價值已被東鄉平八郎有力地證明，而在經濟管理領域，則被另一位日本人稻盛和夫用令人豔羨的成績更大程度地驗證了。
1959年，27歲的稻盛和夫和8位員工成立了「京都陶瓷」公司（「京瓷」）。他37歲那年，「京瓷」在日本的股票市場上市交易，進入世界500強企業。1984年，稻盛和夫設立電信公司「第二電電」（ddi，日本大電信公司kddi的前身之一）。幾年後，ddi微笑著躋身世界500強。這就是稻盛和夫讓人驚異的地方，他能把兩個公司帶入世界500強，而且看上去毫不費力。
實際上，稻盛和夫並不是個聰明人，他應該屬於中國儒家所謂的「困知勉行」的人，他在初中、高中、大學考試總是不及格。他一直夢想做醫生，但成績太差，只能到陶瓷廠當個工人。
這樣一個人，無論如何都看不出他創造那麼大的奇蹟，能溫飽無憂，就是老天爺保佑了。
那麼，到底是什麼力量讓他有了這樣的成績呢？
答案是：王陽明心學。
稻盛和夫多次聲稱，他人生中最大的偶像就是中國的王陽明。他說，他是王陽明忠實的信徒，而且正是用王陽明心學這一武器，才讓他站到了經營管理的聖壇上。稻盛和夫的心學思想來源於維新豪傑西鄉隆盛。稻盛和夫對這位人傑非常推崇，自然而然就愛屋及烏，喜歡上了西鄉隆盛的心學筆記《南洲翁遺訓》，他常把這本書放在床頭：「時時翻閱。每每能從中汲取生活道路上的珍貴啟示。年紀愈長，經歷愈多，從此書獲取的教誨愈加銘刻於心。」
他到底汲取到了王陽明心學的哪些能量呢？
答案是兩個字：良知。「良知」在西鄉隆盛那裡被演繹成敬天愛人，稻盛和夫做了如下解釋：「敬天愛人：敬畏上天，關愛眾人。所謂‘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間之正道——亦即天道，與人為善，換言之，就是堅持正確的做人之道；所謂‘愛人’，就是擯棄一己私慾，體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也就是說，要堅持正確的做人之道，擯棄一己私慾，體恤他人。或者說，做一件事應該問良知，做這件事是否有私慾。
稻盛和夫在建立ddi之前，日本開放電訊業，他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不過他馬上剋制住了自己，仔細審視自己的動機：自己為什麼要進入這個行業，是為了賺錢還是為了祖國崛起？是為了揚名立萬還是為了解決當時大多數人的失業？
稻盛和夫後來說，經過半年的這種捫心自問，他斷定自己沒有私心邪念，於是，他灑脫地建立了ddi公司。
幾年後，ddi大獲成功。有人問ddi成功的奧秘，稻盛和夫回答：「是希望有益於國民的、無私的動機才帶來這樣的成功。」他後來又詳細總結道：「你做的什麼是正確的，你的良知一目瞭然，因為人有本能、有慾望，妨礙著你不能正確判斷事物，用私心來判斷，你肯定不能得出正確的判斷，即使成功也是一時的成功。你要有寬闊的視野，擺脫束縛。你辦企業，不僅要考慮自己的利益，也要考慮員工的利益、客戶的利益、社會的利益，那麼員工就會認同你，你對員工嚴格要求他也能接受。」
出於對良知的領悟，稻盛和夫曾提出這樣一個經營管理哲學觀點：作為人，何謂正確？
很多專家都對稻盛和夫建立的兩家公司的成功做過總結，認為京瓷公司的成功是靠了先進的技術，趕上了經濟大潮，而稻盛和夫卻說：「不是這樣的。我認為京瓷之所以成功，是因為京瓷經營判斷的基準，不是‘作為京瓷，何謂正確’，更不是‘作為經營者的我個人，何謂正確’，而是‘作為人，何謂正確’。因為它具有了普遍性，就可以與全體員工所共有。我認為京瓷成功的原因就在這裡，除此之外，沒有別的原因。」
他對兩家公司成功的總結最具王陽明心學特點的是下面這段話：「當初尚未意識到‘靈魂’的存在，只是覺得僅僅依靠出自‘本能’的損益算計，或僅憑‘感覺’‘感情’，乃至‘理性’，來判斷事物，做出決定，仍是不夠的。最終必須以藏在‘靈魂’深處的‘是非對錯、好壞善惡’作判斷基準，這就是原理原則。京瓷和ddi有今天的局面，說到底，就憑這一點，並不複雜，更無高深莫測的東西。」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稻盛和夫從王陽明那裡得到的知行合一的經營管理思想：「無論你讀過、聽過多麼好的道理，不親身實踐就毫無意義。為提高心性，到聖賢們的著作中尋求真理，乍一看，盡是理所當然的、太簡單的道理，很多人往往用頭腦理解後，就自以為已經掌握了，已成了自己的東西了，其實不然，他們並沒有真懂，因為他們不想將這些真理付諸實踐。」
王陽明和他的心學以及他日後的那些門徒，在人類歷史上註定要被永遠銘記，即使這門學說不會成為顯學，也不會廣泛流傳，它仍然會比人類的歷史長遠。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擁有五花八門秘密武器的巨大寶庫，各種各樣的人都能在這裡找到他獲得成功的武器。
更重要的一點是，王陽明心學的終極思想「良知」本身就在我們身上，所以，王陽明心學的命運就是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只要我們存在，王陽明心學就存在。因為但凡是個人，就不可能拋棄他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