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子說：「比如孝敬父母吧，怎樣才能保暖避暑，怎樣才能恰到好處地奉養，該講求適當才是至善。基於此，才有了‘學問思辨’的功夫。」
先生說：「如果孝敬父母只講求保暖避暑和奉養恰好，一兩天時間就可講清楚，還說什麼‘學問思辨’的功夫？保暖避暑、侍奉父母雙親時只要求己心純為天理，如果沒有學問思辨的功夫，就很容易差之毫釐而失之千里。所以，即便是聖賢，也要再加‘惟精惟一’的訓示。如果認為把那些禮節講求得適宜了就是至善，那麼，有些演員在戲中恰當地表演了許多侍奉父母的禮節，他們也就可稱為至善了嗎？」
「心即理」是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後由「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變化而出的一個理論，它是王陽明心學的世界觀。簡單而言，所謂「心即理」就是，心在物（事）為理，有此心即有此理，無此心即無此理。
也就是說，心和理是一回事。
心在我們體內，遇到事時，我們的心動了，它就成了理。我們如果真有忠誠君主的一顆紅心，就必能產生如何忠誠君主的道理，這道理不須去外面尋求，它就是我心。可如果我們沒有忠誠君主的一顆紅心，就絕對產生不了如何忠誠君主的道理，縱然做得再好看，也不過是戲子演戲，是假的，因為它和我們的心不匹配。
正因為心可生萬理，心也就能生萬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物、心外無理，天下一切道理都在我心。
有弟子對這個理論並不十分理解。他問王陽明：「天下一切道理若都在我心，比如侍奉老爹的道理我可以在心中得到，可那些噓寒問暖、早晚請安的細節，難道不須講究、不須去外界學習嗎？」
王陽明說：「當然要學習，但要有個主次。比如寒冬時的保暖，也只是要盡己之孝心，不得有絲毫私慾夾雜其間；炎夏時候的避暑，也只是要盡己之孝心，不得有絲毫私慾夾雜其間。只問自己的心。如果自己的心沒有私慾，天理至純，是顆誠懇孝敬父母的心，冬天自然會想到為父母抵禦嚴寒，會主動去掌握保暖的技巧；夏天自然會想到為父母消暑，會主動去掌握消暑的技巧。防寒消暑正是孝心的表現，但這顆孝心必是真誠無欺的。我用一棵樹來比方吧，樹根就是那顆誠懇孝敬的心，枝葉就是盡孝的諸多細節。一棵樹，它必須先有根，然後才能有枝葉。你何曾見過有的樹是先有了枝葉，然後才有根？」
由此可知，王陽明並不承認在孝順上有道理、技巧可言。縱然有，也是枝葉，而真正的根本則是內心的良知。
這就是隻要你用心，就能得到真理的定論。因為，心即理。
王陽明無非是想告訴我們，我們有能力創造一個符合我們心意的世界，而和外面那個客觀存在的骯髒世界涇渭分明。
《傳習錄》中，王陽明清晰地告訴弟子們，他為何要提心即理：「只因世人將心和理一分為二，所以就出現了許多弊端。比如春秋五霸攻擊夷狄，尊崇周王室，都是為了一個私心，因此就不合乎理。但人們說他們做得十分合理，這只是世人的心不夠明淨，對他們的行為往往羨慕，並且只求外表漂亮，與心毫無關係。把心和理分開為二，它的結局是，自己已陷入霸道虛偽還沒覺察到。所以我認為心就是理。要讓人們明白心和理只是一個，僅在心上做功夫，而不到心外去尋求，這才是心學的真諦，亦是我立論的宗旨。」
諸陽伯問他，天下事物的道理是無窮的，真的「致良知」就可窮盡？有些事是不是還要求於外呢？
答案很明顯了，致良知可以窮盡一切道理。因為心即理，而致良知，無非是使用我們擁有良知的心。只要用心了，就一定可以得到理。
王陽明的弟子曾問過王陽明，人的良知不被遮蔽，就必能知必能行，何必再加個「致」字？
王陽明嘆息道：「‘致’實屬多餘，正如知行本一，不必曰‘合’。無奈世人以為知道了就萬事大吉，而不去行，不去致，我只能畫蛇添足，重點強調。
所以，知道怎樣做只是良知，去正確地做，才是致良知。由此可知，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