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今人都不大瞭解中共最早釋出的《中國共產黨宣言》和中共一大的《中國共產黨綱領》的內容，但如果提到中共二大的宣言、議決案的主要內容，或許熟悉的會多一點。對中共建黨伊始的政治主張不瞭解，反而更熟悉中共二大的檔案，多半是中學歷史教科書引導的結果。因為在中學歷史教科書裡，對於中共最早釋出的《宣言》隻字未提，對中共一大綱領的內容只簡要說明它規定了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和共產主義奮鬥目標，教師解讀還時有批評。
為什麼介紹不多還要批評呢？教學參考書裡的說法是：因為當時中共「還未完全認清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規定的綱領不適合中國實際。中共何時開始意識到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革命的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呢？是二大。因而教科書會特別介紹說明，到中共二大召開，黨才正確地規定了中國革命現階段的任務還是民主主義的革命。
為什麼中共成立前後還不能完全認清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二大就能正確認識了呢？比較權威的解釋可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裡面是這樣說明的：中共成立前後，「中國的共產主義者……對在中國這種帶有很大特殊性的社會條件下，是否能夠立即實行社會主義革命，要經過什麼步驟才能最後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重大問題，剛剛誕生的中國共產黨還不可能認識清楚，需要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繼續探索來解決」。
中共成立前後，即1921年前後。經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繼續探索花了多長時間呢？八九個月時間。因為，假定中共一大綱領具體形成於1921年8月初，中共開始正確表述中國革命必須「兩步走」，即要先進行民主革命，再進行社會革命的主張，則是1922年5月、6月的事情。說對於如此重大的政治方針問題，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繼續探索只花了八九個月就解決了，顯然是解釋不通的。實際上，中共對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的看法，之所以會在幾個月的時間裡就發生瞭如此大的轉變，是得益於列寧和共產國際具體指導和推動的結果。
有關早期中共與莫斯科關係的史實，已有大量史料公開出來，國內外史學界的研究也已相當深入具體，無須贅述。這裡要說明的，倒是1920、1921年中國那些早期共產主義者，為什麼看不出「中國這種帶有很大特殊性的社會條件」，以至於建黨之初竟陷入到「空想」中去了呢？
說中共一大前後的宣言和綱領「是空想」，可見於毛澤東晚年的批語。他讀到1920年11月形成的《宣言》文本時，直截了當地批了一句話，即：「不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只提社會主義的革命，是空想。」
《中國共產黨宣言》制定者當時的理由和邏輯是怎樣的呢？它寫道：今天的「全世界可視為一個資本家的機關，所以一國的階級爭鬥可使其他國家受同一的影響」，「因為我們從生產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來，這些國家都是一樣的——都是資本主義式的」。必須要等到全世界的資本家的勢力都消滅了，生產事業也根據共產主義的原則開始活動了，那時候人類社會才能真正造出一條到共產主義的道路。因此，「當著各國的無產階級還在和資本主義爭鬥，還沒有得到勝利的時候，我們設想俄羅斯在她領土之內，單獨可以造成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這是大錯而特錯的」。俄國革命所經歷的一切，「並不是俄羅斯歷史發展的特徵，也是全世界歷史發展的特徵，而且這種階級爭鬥的狀態，世界上任何國家都得要經過的」。
對於這一理由，也許還是中央書記陳獨秀的解釋讀著更淺顯、更透徹些。早在1920年秋，即《中國共產黨宣言》形成前，他就接連發表過文章，解釋他會轉去相信俄國式共產主義革命的理由。
他寫道：「我以為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但是現在除俄羅斯外，勞動者的國家都還壓在資本家的國家底下，所有的國家都是資本家的國家，我們[對此]似乎不必妄生分別。各國內只有階級，階級內復有黨派，我以為‘國民’不過是一個空名，並沒有實際的存在。有許多人喜歡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無論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俄羅斯的蘇維埃也好，都只是一階級一黨派勢力的集中，不是國民總意底表現；因為各階級各黨派的利害、希望各不相同，他們的總意不但沒有方法表現，而且並沒有實際底存在。」
陳獨秀真的主張一步走到共產主義，反對革命「兩步走」嗎？未必。中共一大黨綱固然強調的是「推翻資產階級」、「採用無產階級專政」、「廢除資本私有制」，但多數中共成員卻並非完全不瞭解中國社會的特殊條件及其基本性質。
仍以陳獨秀為例。他對此就講得很清楚：中國的共和革命未必不好，「在社會黨的立法和勞動者的國家未成立以前，資本階級內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會進化上決不是毫無意義；所以吾黨遇著資本階級民主派和君主派戰爭的時候，應該幫助前者攻擊後者」。他不主張繼續在共和政治的條件下變革的理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造成的民主共和政治歸根結底還是少數資本家把持下的「金力政治」，「共和的自由幸福多數人是沒有分的」。如中國表面上共和革命已告實現，實際上卻淪為少數封建武人官僚資本的統治，不僅「外國資本壓迫我們一天緊迫似一天」，而且封建主義全面復辟，民主革命基本流產。
至於為什麼不應繼續民主革命，而要改行共產主義革命，他的解釋是：第一，「現代多數人都漸漸明白起來要求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了」，知道要靠共和政治「來造成多數幸福，簡直是妄想」。「主張實際的多數幸福，只有社會主義的政治」。第二，「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會主義，這是社會進化的一定軌道」，「按諸新陳代謝底公例，都是不可逃的運命」。第三，由封建而共和與由共和而社會主義，並不必須要經過若干歲月才可以改變方向。西方因代議政制歷史悠久，共和政治或「比較的容易支援」。東方各國情形不同，「所以俄羅斯共和推倒了封建半年便被社會主義代替了」。「封建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必經過長久的歲月，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作為和俄羅斯社會性質更接近的東方國家，中國為何不走俄國直接謀多數人幸福的路，而非要經歷一番只會給少數人幸福的「金力政治」階段，再去謀多數人幸福的革命呢？
由上不難看出，陳獨秀以及當年參加中共者主張共產革命的基本邏輯和理由，是建立在兩種基本判斷之上的：一是相信當代世界已經資本主義化，任何國家都逃不脫被資本家階級統治的命運，因而勞動階級受資本的壓迫剝削是無例外的；一是用階級分析和階級鬥爭的觀點看一切，並自認為無產階級或勞動階級的代言人。也正因為如此，他們不僅對俄羅斯式的反資本主義制度的共產革命充滿期望，而且毫不猶豫地接受俄國人的幫助，創立俄共式的共產黨，並自行宣告建黨的同時，即宣佈服從莫斯科領導的「世界共產黨」，即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的領導，明文規定：「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
作為世界共產黨的下級支部，中共在一大雖規定黨名為「中國共產黨」，其綱領中卻明文規定：「凡接受我黨的綱領和政策，願意忠於黨，不分性別、國籍，經過一名黨員介紹，均可成為我們的同志。」一年後，中共二大召開，明確承認中國革命必須依據中國社會的特殊性質實行「兩步走」策略，但它通過的第一個《中國共產黨章程》的第一條，卻更鮮明地強調了其國際組織的這一特性。該條稱：「本黨黨員無國籍性別之分，凡承認本黨宣言及章程並願忠實為本黨服務者，均得為本黨黨員。」
此後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修訂章程，此條內容及位置，均未改變。這也就難怪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時，面對國民黨內要求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退出共產黨或解散共產黨的呼聲，李大釗會代表中共鄭重告訴國民黨人說：中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支部，其黨員可以用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不能解散這一國際的組織。很難簡單地認為李大釗的表態純粹是中共應對國民黨人質疑的一種搪塞的手法，中共當年的階級觀點及其組織定位，顯然對黨員的思想和心理都有重要影響。這也是為什麼，當1928年共產國際明確提出「保衛蘇聯已成為目前各國黨的中心任務」之後，中共和紅軍會毫不猶豫地打出了「武裝保衛無產階級的祖國蘇聯」的政治旗號。
顯然，當中共黨人都像陳獨秀那樣認定「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一是資本家的國家，一是勞動者的國家」之後，從階級的觀點看問題，蘇聯自然也就合乎邏輯地成了包括中共在內的各國無產階級及其勞動者的「祖國」了。而這實際上也是符合馬克思的觀點的。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這樣寫道：有人責備共產黨人，「說他們要取消祖國，取消民族」。他的答覆很簡單：「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固然，無產階級需要「取得政治統治」，需要在民族的基礎上「把自己組織成為民族」，但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首要條件之一，就是要打破國家民族的界限，實現各文明國家無產階級的聯合行動；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結果之一，也是要通過消滅私有制，消滅剝削和壓迫，以使世界上形形色色的民族國家「更快地消失」。
由此可知，在馬克思看來，如果說工人有祖國，那隻不過是他們取得政權、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那一段「革命的過渡時期」而已。在此之前，國家不是他們的，他們還必須要打破民族的界限；在此之後，國家和民族都將不復存在。
相比較而言，陳獨秀在這一點上從一開始就多少有所保留。他在1920年底曾經寫道：他「絕對厭惡」資產階級拿國家的名義做那些相侵相奪、相殺相害、嫉妒仇恨的事情，但「普通的國家制度，不過是言語相同的，或是歷史、宗教、利害相同的一種或數種民族共同生活底政治組織」。這種組織成立在自然的障礙基礎上，「根深柢固」，「是不容易消滅的」。若只是取消了「國家」這個名義，人類語言、利害等種種障礙依然存在，「因為自然的障礙而發生的民族的衝突，就是在無國家無政府時代也是不能免的」。用他的話來說，要等到理性充分發展能抑制人的本能，尚「不知在何時代」。
這大概也是為什麼，陳獨秀始終相信需要把階級鬥爭與民族革命的口號結合起來。比如，即使在1920—1921年，亦即中國共產黨剛剛成立，宣誓要為世界革命而奮鬥的時候，他也沒有忘記要照顧到中國多數民眾的心理，故專門撰文提出過：「中國勞動（農工）團體為反抗資本家資本主義而戰，就是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
當然，從中共二大，即1922年開始，莫斯科就已經在要求中共實行統一戰線政策，並規定中國革命必須「兩步走」了。所謂「兩步走」，就是說以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還達不到像俄國那樣，進行社會革命的程度，中國必須要先進行民族民主革命，革命成功，資本主義發展到相當程度，才可以進行第二步，即社會革命。因此，在1922—1927年中共奉行統一戰線政策期間，「為保全中國獨立而戰」的主張政治上無疑是正確的。但是，1927年國共合作關係破裂，中共接過俄國革命的蘇維埃旗號後，再繼續這樣的口號在政治上就不正確了。再等到1928年莫斯科明確規定各國黨要把「保衛蘇聯」當成自己的「中心任務」之後，誰這樣看問題，誰就要犯政治錯誤了。
1929年，張學良在南京政府支援下，試圖用武力奪回蘇聯從沙俄繼承下來的中東鐵路的控制權，結果和蘇軍發生了嚴重的武裝衝突。南京政府和國民黨為此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蘇示威運動。當時的中共中央卻基於保衛無產階級祖國蘇聯的立場，發動並組織「保衛蘇聯」的宣傳及行動。有鑑於在國人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之際，此種宣傳難以發生效力，已經下臺的陳獨秀建議中共中央在宣傳「擁護蘇聯」的時候要照顧到中國大多數民眾的落後心理，不要「使群眾誤會我們只是盧布作用，而不顧及民族利益」，結果，因政治部正確，新賬老賬一起算，他卻被開除出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