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4世紀末羅馬帝國所需要面臨的全部問題，其中的當務之急莫過於蠻族的威脅。早在奧古斯都時代，在面對陰暗的日耳曼森林和冰封的萊茵河上令人毛骨悚然的呼喊時，羅馬軍隊就已經學會了謹慎行事。過了將近三百年，蠻族依然只是在帝國的邊境蠢蠢欲動，時不時發動一些小規模突襲，但在大部分時間裡礙於變化無常的聯盟狀態和對羅馬帝國軍隊的恐懼，他們並不敢輕舉妄動。但在「叛教者」尤利安去世之後，一切都改變了。從東方崛起了一股全新的、驚人的力量，匈人部族是如此野蠻兇悍，讓驚慌的日耳曼人忽視了羅馬帝國邊境衰弱的守衛軍隊，像洪水一般席捲而來。然而這一次，他們是以定居者而非入侵者的身份前進，需要付出的代價是土地，而非黃金。新流入的人口並不受歡迎，並且立刻激起了羅馬世界內部的認知危機，將本已搖搖欲墜的帝國推向崩潰的邊緣。這種壓力為羅馬人的身份重新下了定義，也導致古典世界走向滅亡。
羅馬帝國的特別高明之處一直以來都是它對於公民權的構想，在一個人的身份通常只能被限制在誕生地的時代裡，這一點尤其顯得難能可貴。5世紀的希臘以其智慧之光照耀了整個地中海地區，在其中心地帶是不同城邦文化的混合，對所有人而言，它的光輝並非是將一個斯巴達人轉變成了雅典人，抑或是將一個雅典人轉變成了斯巴達人。城市中的人民被牢牢禁錮在高牆之後，每日渾渾噩噩度日，在短短幾代人的輝煌之後，這種光輝很快消失殆盡。從另一方面講，羅馬已經超越了一個城市的狹窄界限，擴充套件了「城市」這個詞本應有的含義，隨著羅馬軍團四處征戰，公民權的概念被傳播到各地。雅典因其獨特的排外性，一直保持著城市的獨立性，而羅馬已經接納了整個世界。
因為帝國對外界的包容，羅馬人自始至終對那些越過帝國邊境的人抱著輕視的態度。羅馬帝國勢力範圍之外的地區缺乏公民權利的概念，因此通通被歸為野蠻民族，儘管他們擁有優秀的文明，但仍然被視作未開化之地。自然，其中那些機智之輩已經意識到他們自己的祖先曾被視為蠻族，好比萊茵河對岸的那些部落，已經在帝國的文化熔爐中度過了幾個世紀，被羅馬人徹底同化。然而，近來的人口流動大潮卻不能一概而論。羅馬帝國總能夠吸收外來人口，將其納入自己的範圍之內，而移民潮通常也能為帝國注入力量，但現在時勢已經不可同日而語。帝國的局勢已經轉攻為守，日耳曼人越過邊境，對帝國的土地虎視眈眈，對文化卻並無興趣。他們無意妥協，也不願被同化，講著自己的語言，保留著自己不同的文化。這股新鮮的血液不再是帝國的新生力量。對帝國的大部分人而言，他們眼睜睜看著延續千年的傳統逐漸消逝，這些陌生人好似令人恐懼的狂潮，威脅著要將帝國徹底吞噬。
即使在最有利的狀況下，吸收這些外來人口中的大部分，看上去都十分困難，而對帝國而言不幸的是，這股巨大的移民潮到來時，帝國正掌控在目光短淺的統治者手中。自從尤利安逝世之後，統治者便開始一代不如一代。他的繼任者上臺僅8個月後，就因為在帳篷裡用火盆取暖窒息而死，皇位落到了一對粗野的兄弟，瓦倫提尼安和瓦倫斯手中，兩人將帝國一分為二，準備對岌岌可危的邊境加強防禦。哥哥瓦倫提尼安統治整個西部達11年，同時對性格急躁的弟弟瓦倫斯加以約束，但他卻從不擅長控制自己的脾氣，最終因為性格狂躁引發的血管爆裂而暴斃。他16歲的兒子格拉提安繼承了皇位，但卻因年齡過小而難以獨立決斷，導致瓦倫斯成為帝國政策背後的實際操縱者。
羅馬帝國的舞臺正缺乏一位優秀的政治家，此時西哥特人和東哥特人發出請求，希望能夠在羅馬帝國境內定居。他們已經離開了日耳曼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凍土地區，為尋找新的土地而來，而富饒的東羅馬帝國恰恰擁有廣闊的領土。他們許諾會以軍隊交換土地，皇帝很高興地同意了，允許20萬哥特人越過帝國邊境，向著他們在色雷斯的新家園進發。
理論上講，瓦倫斯的計劃是依靠日耳曼軍隊來支援脆弱的帝國軍隊，同時讓飽受破壞的土地重新恢復人煙，這是個很完美的辦法，但一開始一切就偏離了正軌。東羅馬帝國政府實在無力接收如此龐大的移民潮，瓦倫斯也不願費心率先做出什麼嘗試。提供給哥特人的大量食物在到達時就已經開始腐敗，或者質量低下，根本無法食用。當地的商人對這些飢餓的新移民百般剝削，有些地方長官甚至將這些移民綁架，賣作奴隸。這一切都突破了哥特人忍受的極限，他們選擇了爆發反抗。
瓦倫斯目光短淺的政策無疑是這次大災難的罪魁禍首，他寫信給侄子格拉提安，計劃共同發動戰爭，378年8月，4萬精銳大軍沿厄納齊雅大道出發，打算給這些外來人一個教訓。當他逼近哥特人靠近阿德里安堡的營帳時，他得到了一封錯誤的戰報，戰報聲稱哥特人只有1萬兵力，因此瓦倫斯決定立刻展開進攻，沒有親自確認這封戰報的正確性。他把警惕性拋諸腦後，一門心思想要阻止格拉提安與他瓜分戰勝哥特人的榮耀，因此召集全部兵力全力出擊。這無疑是個災難性的失誤。天氣反常地炎熱，羅馬大軍被如火驕陽炙烤，因長途行軍而精疲力竭，根本不適於立刻開始作戰。東哥特的騎兵團無情地橫掃了羅馬軍隊，輕易地破壞了他們的佇列，將所有逃生的希望都徹底澆滅。當屠殺結束時，瓦倫斯和他三分之二的軍隊，以及羅馬帝國不可戰勝的神話，都和血流成河的景象一起，被踐踏在哥特人的鐵蹄之下。
這是4世紀最為慘痛的軍事災難，也徹底拉開了各方蠻族大舉入侵羅馬邊境的序幕。東羅馬帝國政府很快屈服，軍隊潰不成軍，皇帝也一命嗚呼。哥特人對羅馬的軍隊完全嗤之以鼻，他們在東羅馬帝國境內四處肆虐，對主要城市展開進攻，甚至威脅到了君士坦丁堡。驚恐的農民成群結隊地逃離了他們的農場，從周圍的山上眼睜睜地看著這些可怕的外來者毀壞他們的家園，將他們畢生的心血付之一炬。市民則擠在城市的高牆之後，祈禱能夠得到解救，但帝國政府在瓦倫斯突然死去之後也同樣束手無策。如果救世主再不到來的話，偉大的羅馬帝國註定會不堪重負，徹底崩潰。
此時，一個看似平凡無奇的人用偉大的精神打破了走投無路的境地，在國家的生死存亡之際，一位退役在家的將領站出來拯救了帝國。他的名字是狄奧多西，儘管他此時只有30餘歲，但已經接受了非常優秀的軍事教育。狄奧多西生於西班牙的一個軍人世家，在青年時代他就已經平定了不列顛尼亞地區的叛亂，並在多瑙河下游地區作戰。在阿德里安堡的災難來臨之際，帝國苦於沒有更為優秀的將領，西羅馬帝國皇帝格拉提安推舉他成為共治皇帝，令他去平復帝國東部的混亂。
許多人都告訴狄奧多西這是一件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狄奧多西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懷著極大的熱忱和堅定的信心。為了更替軍中流失的2萬老兵，他開始大規模徵兵，促使每一位年輕力壯的男性從軍服役，甚至包括那些為了逃避徵兵把自己弄殘的人。當通過這個舉措仍然無法招募足夠人員的時候，皇帝不得不鋌而走險，採取危險的辦法，也就是招募那些哥特人中的背叛者，用蠻族軍隊來擴充自己的兵力。這一步險招非常奏效，西元382年，在經過漫長艱苦的抵抗之後，狄奧多西迫使哥特人與羅馬帝國簽訂了和平條約。狄奧多西踐行了之前的承諾，允許哥特人在羅馬帝國定居，代價是派2萬人到羅馬帝國從軍。這無疑是繼續承擔風險的策略——讓一個擁有主權的民族定居在帝國的邊境內，但狄奧多西避免了東羅馬帝國的覆滅，同時一口氣解決了人力需求的問題，這就足夠值得慶祝了。確實有一些反對的聲音響起，反對讓帝國軍隊「野蠻化」，他們質疑如果讓這樣一支強大的日耳曼力量深入到軍隊之中，帶來的威脅將遠遠大於產生的幫助，但這樣的聲音在現實面前很快就消弭於無形。畢竟，移民對帝國而言確實是強大的力量，其中有些強大的統治者甚至來自遠至非洲和不列顛尼亞等地區。連狄奧多西本人的出生地西班牙，曾經也被稱為蠻族之地，現在該地區已經深度羅馬化，與奧古斯都時代的義大利全無分別了。
這樣的言論實際上不過是羅馬人的自我安慰，但這些蠻族確實沒有理由讓自己變成羅馬人，而且他們也絕不會這樣做。哥特人加入了帝國的軍隊，在他們自己的指揮官手下服役，講的是他們自己的語言，也保留著本民族的風俗。他們沒有理由融入羅馬，因此也就沒有被羅馬化，在帝國的疆域內維持著半自治的群體。在一代人的時間內，他們已經完全佔領了政府，促使歐洲滑向了黑暗時代的深淵。雖然狄奧多西當時沒有辦法得知這一切，但他的決策確實已經為羅馬帝國敲響了喪鐘。
蠻族的壓力並非是將古典時代的帝國轉變為中世紀歐洲的唯一推動力。西元382年，在《哥特條約》的基礎上，基督教在帝國內部邁出了取得最終勝利的第一步。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轉變最開始是由一場嚴重的疾病帶來的。在巡視帖撒羅尼迦的時候，狄奧多西染上了重病，他身邊的侍從都認為他必死無疑。像所有的基督教皇帝一樣，狄奧多西一直沒有接受洗禮，而希望能夠在人生的最終時刻洗滌所有的罪惡，然後以潔淨之身升入審判的殿堂。當地的主教受召前來，舉行了一場匆忙的典禮，為垂死的皇帝舉行了洗禮。讓他的侍從感到吃驚的是，奄奄一息的皇帝竟然完全恢復了健康，到達君士坦丁堡的時候，他已經完全變了一個人。作為一名未受洗禮的基督徒時，狄奧多西可以完全徹底地放下他的道德觀念，因為他認為自己能夠通過最終的洗禮洗掉曾經犯下的所有罪惡。現在既然他已經成了一名徹底的教會信徒，他就開始認為自己擁有比那些主教更高的靈性權威。他再也沒有下命令處死無辜者或是打擊意圖分裂教會的異端學說。維護現世的和精神的雙重和平，這是義不容辭的神聖職責。忽視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會讓他的靈魂不得安寧。
君士坦丁之後的每一任皇帝——甚至尤利安都以他們自己的方式支援著阿里烏派的異端宗教，這種來自皇帝的支援始終讓基督教內部的紛爭不斷。為了所有人，狄奧多西決定即刻結束這種紛爭，因此他召集了教會內部的高層議會聚集到君士坦丁堡，公開地對阿里烏教派表示譴責。在經過反覆審議之後，全體主教對《尼西亞信經》表示明確認可，並賦予狄奧多西正式對抗異教信仰的權力。狄奧多西體現出了君士坦丁從未有過的堅定決心。阿里烏派被迫放棄他們的教堂，失去了帝國的支援，他們的集會很快也陷入中止。在帝國境內，只有哥特人還頑固地保持著阿里烏派的信仰，雖然他們不久就佔據了整個西羅馬，但他們從未嘗試讓他們的基督教臣民改變信仰。在長達60年災難性的混戰之後，阿里烏派的論戰畫上了休止符。
在使教會回到正軌之後，狄奧多西不久便決定著手清理帝國的異教殘餘。儘管在全國都具有深厚的根基，對大多數人民而言，異教很久以前就已經蛻變成一種神秘莊嚴的儀式，而不再具備任何宗教含義。但自從神廟成為公共財產之後，繼續依靠公共支出維持運轉，這種尷尬的事實——基督教的皇帝為異教信仰提供資金支援，讓皇帝激進的宗教顧問米蘭主教安布羅斯感到十分不安。
主教試圖藉助國家支援努力剿滅古代宗教的餘燼並非首次。幾年之前，主教曾經說服皇帝格拉提安，一位基督教皇帝還保留有大祭司長即國家宗教的首席祭司頭銜是十分尷尬的，促使格拉提安來到羅馬元老院，公開宣佈他即將放棄這一頭銜。然而，安布羅斯卻遇到了麻煩，格拉提安不久後被殺，激進的元老院成員試圖恢復他們的宗教，扶植異教皇帝繼位。狄奧多西迅速推翻了對方，將帝國掌控在他的統治之下，但這個插曲也印證了主教關於異教危險性的觀點，他認為異教就應該被徹底摧毀。此時此刻，相對溫和的狄奧多西無視了他振聾發聵的講道，但雙方之間的衝突已經不可避免。
當一名狄奧多西手下的將領在帖撒羅尼迦的一次叛亂中被私刑處死時，戰鬥正式爆發了，為了對這座城市加以懲戒，憤怒的皇帝將7000名市民囚禁在競技場中，並將他們全數處死。安布羅斯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感到受到了羞辱，於是直接來到宮殿裡，告訴狄奧多西無論受到多麼嚴重的挑釁，一位基督教皇帝也絕不應該無端屠殺無辜市民。當狄奧多西對他的意見置若罔聞時，安布羅斯認為自己實施教權是合理合法的，因此他選擇拒絕舉行聖餐儀式，不允許狄奧多西進入教堂，直到其完成苦修贖罪，以此向皇帝施壓。在數月未能參加聖禮之後，狄奧多西感到自己的靈魂備受煎熬，只好選擇妥協。他穿上粗布麻衣，將少量菸灰塗抹在額頭上，公開表達了歉意，然後向主教表示服從。並不像戴克裡先的異教統治具有絕對權力，這一結果體現了一位基督教皇帝有諸多限制之處——即便是由上帝親自選定的也是如此。在教會與國家的第一次激烈交鋒中，教會取得了最終的勝利。
狄奧多西已經得到了適當的懲罰，他開始用更加強硬的態度對付異教信仰的最後殘餘。奧林匹克運動會在過去的1000年中都是為了紀念眾神的榮耀而舉辦，現在這一盛會遭到禁止，特爾斐神諭也遭到官方鎮壓。在羅馬廣場上，維斯塔神廟的永恆之火被撲滅，維斯塔的聖處女也被解散，引起了市民的憤怒抗議，他們認為這樣會帶來可怕的後果，神靈會降下天譴。但大體而言，這樣的抗議畢竟是少數。雖然將近一個世紀以來異教都與人生的某些表象聯絡在一起，但異教信仰依然是強弩之末。基督教已經取得了絕對勝利，致命一擊在西元391年到來，狄奧多西宣佈基督教為羅馬帝國唯一的合法正統宗教。
儘管他的行動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狄奧多西本質上卻稱不上是一個改革派人士。通過宣佈基督教為國教，他為從米爾維安大橋戰役就宣告開始的宗教戰爭畫上了最後的休止符。基督教已經與羅馬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緊密相連，對蠻族和羅馬人來說都是如此，成為一名基督徒和成為一名羅馬人本質上並無區別。基督教理論家接受了古典時期哲學的智慧傳統，然後將之納為己用。亞歷山大的克萊門將教會描述為從聖經信仰和希臘哲學兩條河流中共同誕生，德爾圖良則諷刺說：「塞內加就在我們之中。」
甚至教會和國家的典禮儀式也開始彼此借鑑。神職人員和朝廷官員穿著奢華的法衣，排著整齊的遊行佇列，吟誦著聖詩，宣告儀式開始，點燃的蠟燭和薰香是神聖的象徵。正如國家有它的皇帝，教會也有自己的主教，兩者都是人們表示尊敬的物件。這種一致性令人感到欣慰，讓每一位司儀神父都感到親切熟悉，保證了神聖秩序。甚至帝國的宣傳論調也反映了這個主題。在競技場中，狄奧多西建起了一座方尖碑，基座上雕刻的是他自己的形象，四周圍繞的是他的下屬，就好像耶穌被他的信徒們圍在中間一樣。每位市民，無論是學富五車還是目不識丁，都能夠清晰地看到天堂的王國在地上的投影。
羅馬人普遍堅定不移地認為神始終眷顧著他們的帝國。甚至是帝國的經濟也在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蒸蒸日上。相應地，國家政治穩定也會讓他們的財運再次滾滾而來。商人無憂無慮地沿著大道運送他們的器物，商船也重新在地中海的水域裡安全通航。農民能夠將他們的農產品送到市中心的大市場，也可以在重新繁榮的市場裡叫賣。羅馬帝國或許再也無法恢復它昔日的無限榮光，但帝國人民依然夢想著過去的輝煌歲月能夠重現。
然而，不幸的預兆即將來臨。大部分的稅收都來自貴族階級，但這些家族的經濟狀況都已經捉襟見肘。越來越多的貴族通過成為教士或隱修生活，躲到埃及的沙漠或是小亞細亞來逃避這種沉重的負擔，政府只能向貧困的勞動階級收取更加嚴苛的賦稅。接任的政府提高了賦稅，試圖將農民與土地束縛在一起，認為這樣就能讓社會運轉良好，但對大多數人而言，最終的結果不過是徹底陷入赤貧。西羅馬帝國尤其飽受苛捐雜稅之苦，雖然東羅馬長久以來都更為富有，但現在彷彿已經和西羅馬成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那些聰明的市民不禁思索，羅馬和君士坦丁堡之間的距離究竟還要經過多長時間才能縮短呢？
雖然格拉提安是最後一位使用大祭司長頭銜的皇帝，這一頭銜依然沒有在歷史中徹底消失。西元590年，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將這一稱呼應用為「基督教祭司長」，這一稱呼又逐漸演變為「教宗」（pontiff）。從字面意義上而言，這個詞可以闡述為「建橋者」，因為大祭司的主要責任便是連線溝通上帝的天堂與世俗世界。君士坦丁曾經保留這一頭銜，因為他自視為「主教的主教」，這一頭銜也被教皇沿用。
700年之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將重演與德意志的亨利四世之間的衝突。然而，結果並沒有什麼不同。亨利最終屈服，態度謙卑地赤足在雪中長途跋涉，表示徹底的臣服。
君士坦丁堡衛城的異教神廟一直延續到6世紀初，其他宗教習俗等則延續了更長的時間。直到西元692年，教會才決定徹底禁止農民階級向酒神狄奧尼索斯禱告，以及通過按壓葡萄或用熊（或者其他動物）預測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