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爾二世身後留下的拜占庭可謂無限輝煌，帝國疆土西起多瑙河，東至幼發拉底河，沒有任何一個西歐或中東的國家可與之相比，帝國通行的金幣諾米斯馬同時也是貿易活動中所流通的標準貨幣，已經流通了數世紀之久，伊斯蘭敵人對帝國的威勢聞風喪膽。歐洲的基督教力量尋找到了最為強大的保護者，不止一位德意志皇帝來到帝國邊境所至之地南義大利，在此尋求庇護，鞏固自己的頭銜。那些從西歐旅行來到帝國市場或城市中的人發現了與他們所生活的城市截然不同的世界。中世紀的歐洲深陷封建主義的泥潭，大部分人都在貧困的枷鎖中掙扎，不得脫身。農民畢生都在並不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勞作，用來「治癒」疾病的藥品通常與疾病同樣致命。窮人以極為粗糙的食物勉強充飢，包括黑麵包和乳酪，活到35歲已經堪稱長壽。不同城市間的交流十分遲滯，旅途充滿危險，讀書寫字也僅僅是權貴的特權。教會能夠提供一部分教育機會，但尋找一位能夠識文斷字的神職人員也十分困難。
在東方，情況則正好相反，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入國庫，人口呈爆發之勢迅速增長，饑荒似乎已經永遠成為歷史。人們為了四處可見的財富機遇而欣喜若狂，街上隨處可見有人乘轎而行，到處都是人們所捐贈的華麗公共建築，時而有人在公共大道上熱火朝天地進行馬球遊戲。空氣中好似充滿了自信昂揚的氣氛，這種氛圍四處傳播。保加利亞人、塞爾維亞人和羅斯人為帝國的文化帶來了多樣性，使其更加豐富多彩，然而整個社會及教會從未達成統一的關係。曾經讓教會最為困擾的異端邪說——偶像破壞主義已經沉寂了近兩個世紀，教會和國家此時正應該發揮團結一致的精神。教育再一次成了具有野心的年輕人提升社會地位的手段，大規模的公共圖書館成為帝國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徵。
一直以來，拜占庭對於古代世界的異教經典都抱有一種謹慎的崇敬態度，但隨著異教崇拜消亡日久，再也無法構成任何威脅，社會上再次興起了對於世俗典籍的推崇。一種人文主義精神在帝國上下全面復興，學者們也開始有意識地模仿古代世界的學術風格。古希臘和羅馬文學作品的複製本開始得到極高的評價，神職人員和世俗之人競相開始複製那些輝煌燦爛的歷史鉅著。這也是整個帝國所能遺留給子孫後代的最為珍貴的寶藏之一。自從紙莎草的原產地埃及脫離了帝國的掌控，那些支離破碎的古代手稿便被謄抄在更加堅固耐用且方便的羊皮紙上。這種轉變確保了這些古代文獻得以流傳下來。儘管隨著帝國崩潰而遭受了大規模的破壞，大部分得以流傳至今的希臘古典文獻都得益於這個時期的拜占庭複製本。
自然，歷任皇帝也有權使用那些無與倫比的帝國圖書館，但如今他們開始將提升帝國的學院教育水準作為自己的使命之一。到了巴西爾二世去世的時代，君士坦丁堡成為傑出詩人、法官、歷史學家的搖籃——文人墨客眾星雲集的風雲之地，直到文藝復興邁入尾聲，始終與西方有著本質上的差異。
遺憾的是，巴西爾二世並未留下任何具備資格的人來繼承如此絢爛的遺產，然而對於整個拜占庭帝國而言，不幸的是文化上的繁榮曾經為帝國帶來如此輝煌、智慧的人才群體，但也同樣使它的帝國朝廷陷入了自大和孤立的泥潭，這些人認為自己能力卓越，比帝國上下任何人都更有資格統治國家。巴西爾的逝世不幸讓權力落入了這些人手中，他們蓄謀選擇那些為人軟弱、缺乏氣概的人當皇帝，相比全心全意增強國家實力，這些人顯然更在意自己手中攫取的權力。足夠諷刺的是，通過目光短淺的手段，選擇平庸之人繼承皇位，這一切最終導致權力階級自食其果。繁重的賦稅再一次對窮人造成了沉重的壓迫，卻絲毫無法動搖富人的地位，馬其頓王朝的土地法遭到摒棄，農民階級不得不仰仗掠奪成性的權貴度日。富人階級十分迅速地佔據了規模巨大的土地，將其劃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同時他們與朝廷的權力階級勾結，保證自己可以逃避稅務負擔。那些愚蠢的皇帝面對權力日益膨脹、獨自為政的貴族統治，如今陷入資金嚴重短缺的境地，而帝國金幣的貶值又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這也是帝國近700年來始終極力避免的問題。貨幣的價值日益下挫，導致通貨膨脹逐漸失控，拜占庭的聲望也隨著各國商人逐漸放棄使用這種低價值貨幣而一落千丈。
小農階級顯然遭受了滅頂之災，他們中的絕大部分最終會淪落為農奴。因為那些在軍隊退役的老兵逐漸無力耕種，整個農民-士兵的體系瀕臨崩潰。拜占庭軍隊如今實力被嚴重削弱，被迫依靠外來僱傭兵，重要的軍事命令通常受到錯誤的政治任命影響。外國的戰爭和政治混亂正如一記重錘，讓搖搖欲墜的帝國陷入更深的危機，帝國在精神和物質兩個方面同時遭遇了十分沉重的打擊。在短短50年的時間內，帝國接連遭受了兩個十分沉重的悲劇打擊，國力嚴重衰弱，根基也逐漸動搖。雖然帝國此後又延續了四個世紀之久，然而再也未能從這兩次接踵而至的災難性打擊中恢復過來。
第一個，也是最為駭人的打擊在西元1054年降臨，嚴重地破壞了帝國與西方之間的聯絡。這一年全面爆發的危機持續了數十年之久，也最終將帝國引入了戰爭的深淵。在基督教統一的表象之下，古老的羅馬帝國隱藏著深刻的分歧，東、西雙方已經陷入分裂境地達數世紀之久。在基督教會五大教區之中，東方擁有其中四個，長久以來紛爭不息使得教會的權力很難得到統一。君士坦丁堡牧首或許是最為接近權力中心的人，但他也是五位牧首中最為年輕的一位，安條克、亞歷山大城及耶路撒冷更為年長，也更加具有聲望的其他牧首不顧一切地捍衛著他們權力的獨立性。重要的決策通過公會議決定，一直以來都是如此，在會議上教會上下所有人都能夠自由表達自己的觀點。在西方，羅馬是唯一的主教區，羅馬教宗逐漸厭倦了來自東方的無休止的投機行為和異端邪說，因此逐漸開始自視為基督教世界的最高權力者。畢竟，難道不是耶穌基督本人「手執天堂之門的鑰匙」，將其交給聖伯多祿——世間的第一位教皇，同時教導他「我要將我的教會建在這磐石之上」的嗎？這是再清楚不過的了，按照東方人的觀點，教皇不僅僅是「平等者中的首席」，而且還是教會無可爭辯的領導者。
頑固的牧首米海爾·凱魯拉里烏斯致函教皇利奧九世，並在信中稱呼對方為「兄弟」而非「聖父」，並且因為對方在《尼西亞信經》中新增了「和子說」（filioque）一詞而指責對方為叛徒猶大。這是一個相當古老——抑或過激的爭論，數代以來始終導致東西雙方無法達成統一。根據《信經》最為原始的版本基督教的核心文本，聖靈是由聖父而出。因此這一信條在過去的六個世紀之中一直延續下來，直到「filioque」一詞由西班牙教會新增至《信經》中，嘗試向他們信奉阿里烏派的西哥特大領主強調基督自身的神性。誠然，東方的教會能夠理解西班牙教會新增的內容所體現的精神，畢竟，雙方曾經站在同一立場對抗阿里烏派，但在他們看來，只有全體大公會議才有權力決定修改《信經》的內容，這種對《信經》的任意修改不啻邪惡的異端邪說，當教皇公開認可這一內容時，東方教會自然引起了軒然大波。《聖經》經文大部分對三位一體的內容並無十分明確的記載，導致雙方的紛爭根本找不到合理的途徑去解決。東西雙方都堅持自己的立場，並且互不相讓，如今牧首寫給教皇的信件無疑徹底斷絕了教會統一的可能，雙方根深蒂固的分歧徹底暴露在整個世介面前。
正在矛盾愈加激化的時刻，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九世邀請教皇派遣使節前來君士坦丁堡，商討關於軍事上雙方合作抗敵的大計。教皇接受了皇帝的邀請，但十分不幸的是，他選擇了一位極端反對希臘宗教禮儀的紅衣主教亨伯特作為自己的全權特使。亨伯特抵達了君士坦丁堡，做好了受到對方攻擊侮辱的準備，當他深深厭惡的牧首凱魯拉里烏斯拒絕與他會面時，紅衣主教感到合適的時機來臨了。長期以來，亨伯特都深深厭惡這裡油膩的希臘食物、四面透風的建築以及寒酸的待客之道，他長久以來花了大量時間去嚴格矯正東方教會的習氣，例如，允許神職人員結婚，在聖餐儀式中使用發酵麵餅，以及在大齋期之中食用肉類。當4月底傳來教皇去世的訊息時，緊張氣氛進一步加劇，亨伯特曾經擁有的一部分權力就此遭到剝奪，這導致他的全部使命失去了意義。他要求與牧首進行一次會面，請求牧首能夠允許他踏上歸途，但凱魯拉里烏斯斷然拒絕了他的要求，繼續令極度憤怒的亨伯特處於實質上的軟禁之下。兩個月內，這位教皇特使在君士坦丁堡暴跳如雷，然而到了1054年7月16日，他感到自己將會陷在困境中永無出頭之日，因此選擇徹底結束這一切。亨伯特前往聖索非亞大教堂，態度莊嚴地將一封絕罰（逐出教會）的公告放置在最高的祭壇之上。然後他轉過身，象徵性地抖掉鞋上沾染的灰塵，離開了教堂，併發誓再也不會踏入此地一步。在如此情勢危急的時刻，這樣的舉動無疑會帶來悲劇性的後果，並且將會導致事態徹底僵化。基督教世界從此再也未能團結一致，而一位已經去世的教皇的代表的不滿對權力階級根本無法帶來多大的打擊。
幾星期之後，牧首便以牙還牙，召開公會議對西方予以同樣的絕罰處置。東西雙方都希望另一方能夠做出讓步，但此時已經太遲了——雙方的關係已經永遠地破裂，無法挽回。教皇堅持拉丁教會是「天主教的」或「普世教會」，而牧首則同一時刻做出正式宣告，宣稱希臘教會為「東正教的」或「真正教會」。
基督教世界自此徹底分裂為兩個部分，拜占庭帝國陷入了迫在眉睫的危險境地。從此之後，西方的教會力量再也不會對東方提供任何援助，帝國被迫憑藉日益匱乏的資源獨自面對四面八方的敵人。
日益衰弱的帝國仍然擁有一支大軍，但這支軍隊已經不再是整個地中海地區無可匹敵的強大力量。自從巴西爾二世逝世後，長年累月對軍事力量的忽視已經大大降低了軍隊的重要性，帝國朝廷上下畏懼軍事力量的崛起，因此盡全力削弱軍隊力量的擴張，甚至走出了極其愚蠢的一步——解散各地保衛邊境的民兵組織。表面看來，帝國或許依然披著輝煌盛大的外衣，但事實上已經從內部開始腐爛空虛，敵人的輕輕一擊便能將這脆弱不堪的空殼徹底粉碎。皇位也遭到權力日益擴張的貴族階級的牢牢掌控，所有登上皇位的人都無法挽回帝國的頹勢，拜占庭再也無力恢復自身的力量。
當帝國依然深陷於與天主教會的爭端帶來的危機之中時，一個新的強大敵人突然崛起，拜占庭的軍事劣勢顯露無疑。土耳其塞爾柱王朝以突如其來的勢頭掌控了整個伊斯蘭世界。塞爾柱人起初只是一箇中亞地區的游牧部落，分佈於伊朗及伊拉克，他們於1055年佔領巴格達，取代了力量衰弱、瀕臨崩潰的阿拔斯王朝。在越過無人防禦的拜占庭邊境後，塞爾柱人長驅直入，於1057年徹底洗劫了前往亞美尼亞的沿路地區。他們既擁有游牧民族劫掠的天性和對豐美牧場的渴望，也擁有伊斯蘭聖戰者的勃勃野心，拜占庭帝國曾經遭遇的任何敵人都無法與他們同日而語。塞爾柱人的騎兵突襲部隊快速推進，毫無預警，對方很難預知他們的位置，從而佈置防禦力量。拜占庭帝國疆域廣大，很難四面兼顧，過去所遇到的也都是其他國家或軍隊的進攻，從未與邊境地區飄忽不定、四處遷移的游牧民族發生過正面衝突。從任何方面來講，士氣低落、戰鬥力低下的帝國軍隊都很難做出太有效的抵抗。
皇帝羅曼努斯四世是一位頗具雄心的帝王，但缺乏傑出的軍事天賦，當塞爾柱土耳其人如潮水般跨越邊境，擁入帝國領土時，他打算在幼發拉底河一帶將敵軍擊退。不幸的是，這次小小的勝利喚醒了帝國權貴統治階級曾經的恐懼，他們擔憂一位強大的皇帝將會下令限制他們的特權。次年，土耳其人捲土重來，佔領了位於曼奇克特的一處小規模的亞美尼亞要塞，帝國朝廷對這位皇帝的支援開始日益變弱。
羅曼努斯四世對於逐漸白熱化的緊張局勢並未有絲毫察覺，他率領大軍出發，決心要將土耳其人一勞永逸地永遠趕出基督教世界的領土。西元1071年8月26日，兩軍正式交戰，拜占庭歷史上最為生死攸關的一戰拉開了序幕。雖然帝國軍隊中有大部分不可靠的僱傭軍選擇了臨陣變節，皇帝仍然率領軍隊將土耳其人逼退，但在這重要的時刻，他遭到了詭計多端的貴族階級的背叛，他們選擇了即刻撤退。擊潰敵人的夢想就此破滅了，羅曼努斯四世被俘虜，塞爾柱首領阿爾普·阿爾斯蘭將長靴踏在這位被俘皇帝的後頸，逼迫他親吻腳下的土地。
皇帝所遭受的卑躬屈膝之辱被眾多後世的拜占庭人認為是形勢徹底崩潰的悲劇開端，但如果這件事昭示著最終的衰落，那麼拜占庭自身才是一切不幸的罪魁禍首。這場戰役本身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在曼奇克特，土耳其蘇丹曾經試圖與拜占庭一方達成協議，然而一部分包藏禍心的貴族階級拒絕了他的提議，最終成為帝國毀滅的始作俑者。這次戰役之後，帝國的名望和人力都遭到了極大的損害，不過事態還有恢復的餘地。正是貴族階級的一系列行動導致拜占庭最終萬劫不復。在從戰場的敗仗中倉皇敗逃之後，貴族階級在帝國上下掀起了大規模的動亂，拉開了內戰的序幕，試圖在這一片混亂中徒勞地攫取對風雨飄搖的帝國的掌控權。無數對帝國皇位抱有覬覦之心的人你方唱罷我登場，帝國的繼承製度發生了嚴重的混亂，通常是某個人剛剛登上皇位，便被另一位抱有統治夢想的將領推翻。
帝國脆弱的外表如今徹底崩潰，隨後邊境地區便以駭人的速度陷落。在義大利，諾曼冒險家羅伯特·吉斯卡爾征服了巴里，結束了五個世紀以來拜占庭對這片古老土地的統治。在東方，土耳其人大批進入小亞細亞，但帝國將領們並未試圖阻止他們，而是力圖將他們變為僱傭兵為己所用，達到攫取權力的目的。這些不可靠的軍隊以令人咂舌的速度改變了立場，隨之而來的饑荒導致大批軍隊肆意踐踏農田、奪取糧食。十年之內，土耳其人已經掃蕩了小亞細亞地區三萬平方英里的土地，並且幾乎沒有遇到任何反抗，帝國的大部分勞動力和糧食資源遭到了毀滅性掠奪。除了黑海和地中海沿岸的狹長土地，安納托利亞被永久佔領，帝國從此徹底喪失了所有長期統一復興的希望。即使此時能夠誕生一位強大的皇帝，也再沒有任何人力或物力儲備能夠加以利用。帝國已經奄奄一息，更加糟糕的是，仍然有愚蠢之人為了這破碎殘骸爭鬥不休。
當土耳其人於1078年進軍博斯普魯斯海峽東岸的克里索波利斯，並將整片土地付之一炬時，帝國的末日似乎已經近在眼前。拜占庭軍隊四分五裂、潰不成軍，帝國政府徹底落入特權階級傲慢之人的掌控，這些人唯恐失去自己手中的既得利益，因此一旦有任何一位皇帝展現出一點才能，便極力橫加阻撓，想方設法將他拉下皇位。短短53年內，這些人幾乎因為自身的肆意妄為和貪婪無度令帝國徹底毀滅，將原本充盈的國庫揮霍一空，帝國喪失了超過一半的領土，但權貴階級依然對此視若無睹。貧窮、悽慘的人民僅存的唯一希望便是這些彼此爭戰不休的將軍們能夠決出一名勝利者，至少能夠讓瀕臨瓦解的帝國重新步入正軌。
此時理應有一位才華過人的偉人為陷入極大危機的拜占庭出謀劃策，讓人民的生活秩序得以恢復，在西元1081年的復活節，這位偉人果然如期而至。在享受了人民的長時間的歡呼喝彩之後，一位33歲、名為阿歷克塞·科穆寧的將領進入聖索非亞大教堂，從牧首的手上接受了帝國的皇冠。擺在他面前的是極為艱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使命，但阿歷克塞為人極富激情，並且頭腦精明，他將成為拜占庭帝國歷史上最為偉大的帝王之一。
他們同樣為它的複雜精美而深深震撼。西元1004年，一位名為馬里亞的拜占庭建築師因為一件古羅馬的雙分叉金質器具而對威尼斯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對這種新發現的器具大加吹捧，因此這種器物很快普及，不久演變為正式的餐叉，並在西方廣泛使用。
在拜占庭，普遍的做法是派老兵去駐守邊境，這些人訓練有素，能夠組成衛戍組織，以交換耕地。這種措施大有益處，不僅大幅減少了國家防禦邊境所需的成本，並且也不會對帝國的安全造成嚴重影響，因此發揮重大作用達數年之久。
西方的教會花費了一段時間適應西班牙當地的地區風俗。最遲在西元9世紀，教皇利奧三世在聖彼得大門之外頒佈了《信經》的原始文本，西元880年，當君士坦丁堡方面對這種增補《信經》的行為加以譴責時，約翰八世自始至終保持了沉默。
羅馬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分歧在現代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兩國之間依然十分明顯。雖然兩國同屬斯拉夫國家，講著同一種語言，但他們依然不幸陷入了宗教分裂的爭鬥之中。克羅埃西亞與羅馬關係密切，並且成了天主教國家，書寫文字使用拉丁字母，而塞爾維亞則加入了東正教一方，採用斯拉夫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