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蘅次日與北市區公安局刑偵支隊聯絡，接觸莊詩玲被害案的承辦警察，以辯護律師提交偵查階段的辯護意見為由，將車健提供的資訊反饋給警察。
警察亦是有些意外：
「他之前一直都堅持沉默原則，連訊問都不配合，為什麼對你一個辯護律師倒是說了這些？」
警察的問題，是挖好的陷阱。
刑事案件的辯護律師是被公檢機關當做對手來防範的，無論是看守所會見，提交辯護意見等等，簡直如同過關。
警察的眼裡，律師也是另外一類的嫌疑人——會給嫌疑人傳遞資訊，會教嫌疑人狡辯，否認罪行；同時，律師行業也有害群之馬，教嫌疑人改變供詞，串通證人作偽證等等……於是，警察的堤防物件在犯罪嫌疑之外多了辯護律師。
只是這些是絕對違法違規的。這些問題，杜蘅一聽便是明白。
「沒有米蘭達協定，但是，我也管不了他願意對我說什麼，或者不願意對您說什麼吧……下次會見的時候，我一定轉告他，請他務必保持對警官的坦誠，即便沒有犯罪，不涉及坦白從寬。」
警察無奈的點點頭。
「我篤信我的當事人不是罪犯，我相信你們並沒有更確鑿的證據報請批捕。我們期待公安機關更嚴謹的偵查，不管會否錯漏犯人，至少，不能夠冤枉一位好人……我也會向檢察院提交不予批捕的法律建議。我的當事人因為無罪被羈押，我們一定會要求國家賠償的。」杜蘅說的很篤定。
「放心吧，我們會嚴謹的偵查，會有充足的證據要鎖定真兇的。」
這其實也是一種交鋒。在試探彼此的態度，以及態度背後對問題的把握。
而警察的回答顯然透露著他們對證據的不確定，懷疑與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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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蘅思慮再三，還是通過車健的父母，與莊志明聯絡。
起初，莊志明高高在上的拒絕任何交流，直接結束通話電話，車健的母親幾次接通之後，莊志明不耐煩的接聽電話：
「你們現在還有什麼可說的？你們再是無知也該知道殺人償命。他殺了我的女兒，我絕對不會放過他的。他不可能被輕判。不可能和解，不會原諒，我也不想再跟你們說話。」
杜蘅示意車母，拿過來車母的電話：
「莊書記，您為女兒復仇的心切我們都可以理解。可是，至少要確定是誰殺害您女兒的真兇吧。如果讓您的女婿含冤入獄，真兇逍遙法外，您的女兒在天之靈恐怕也不得安寧。」
「你是什麼人？」
「我是車健的辯護律師，也是他的校友和朋友。您的壓力之下，也不免有您的暗示與引導，公安機關很高效的抓捕了車健。可是車健不是真兇，以現在司法環境和對證據的要求，他終究會被釋放，可是，也會錯失抓捕真兇的機會。」
杜蘅道：「莊書記，事關重大，可否與您見一面？我們溝通一下事宜。即便是您不認可我們所言，也並無壞處。再說，您親自認可的女婿，您覺得他真的是那種會失去理智激情犯罪的人？還是心狠手辣，蓄謀已久的謀殺？」
杜蘅的話，儼然是誠意滿滿。
莊志明被杜蘅最後一番話所打動，負罪，疑惑佔據了他的內心——一方面，急於懲治兇手為女兒報仇，另一方面，他悔恨為什麼選擇了車健，會害了女兒的性命。女兒早戀，高中大學也曾都有戀情，都被他反對，及至最後他認可的女婿居然會害死女兒，他並不願意接受這樣的事實。
「好。我見你。下午三點你到北市區和平西路，有一家茶館。我們在那裡見面吧。如果你說不是車健殺人，希望你的證據和辯護能夠說服我。」莊志明道，依舊是領導派頭十足。儘管他的聲音嘶啞無力，心中悲傷甚至萬念俱灰，但是，意識中是日積月累形成的，短時間無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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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盛怒的莊志明，杜蘅依舊平靜溫和。
杜蘅並不意外當莊志明聽到關於女兒的種種不堪的經歷之後的盛怒，即便杜蘅使用了最溫和的話語，用最理解的態度和角度去解釋這件事情。
莊志明大怒的反駁，氣的漲紅了臉，顫抖的聲音指責著杜蘅。不再是一個領導的威嚴，而是一個普通的父親的盛怒。
「你是為了給車健脫罪胡說八道，你肆意汙衊我的女兒，混蛋，可恥……我的女兒，我的女兒不會那樣的，你們誣衊她……殺人兇手……」
莊志明咆哮了許久，最後靠在軟軟沙發上喘息著，有淚水從渾濁，紅了的眼圈中落下。
杜蘅對莊志明反倒是多了幾分同情。她沉默著，等待著莊志明漸漸冷靜下來。
「我相信您一定希望抓到的是真正的殺人兇手。您是政法界的前輩，一定知道現在的證據有問題，這樣的情況下不可能批捕。您的女兒，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應該活下去過更好的人生，錯的是他們，該受到懲罰的是真兇。」
「人是被繩子一類的東西勒住脖頸窒息致死的，可是您女兒身體上沒有犯罪嫌疑人的指紋；至今沒有找到作案工具，嫌疑人沒有作案目的……」
「您盛怒之下要追求對您女兒不很關心的女婿，我們可以理解。可是，一個前途光明、需要藉助您的力量在仕途發展的青年法官，一個非常懂法律，溫和有禮的知識分子，您覺得他會做這麼愚蠢的事情麼？現場沒有留下作案工具和指紋，地板進行過擦拭，明顯是由處理現場的。可是，蓄謀犯罪卻在自己家裡殺人，不進行屍體的處理？您知道，這不是太矛盾，不符合情理了麼？」
杜蘅條陳情況，一字一句的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