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喚的，有時須千呼萬喚才出現。有時彷彿呼之欲出，結果是隔著紗窗看人，影影綽綽最終還是沒有推開門扉現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難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將長久的悲觀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時才會借力作為，若那悲觀轉化為的只不過是一盤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樂子，改革家是不會一廂情願地出現的。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條件還沒成熟，大改革之時代還沒到來。而現在，以我的眼看中國，人民長久的悲觀，正開始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
1.一個忐忑的中國人
某報青年記者按約定時間到家中採訪，我見他的採訪提綱上赫然印著四個大字——忐忑中國。
不禁一怔，問：什麼意思？
答：覺得這四個字具有概括性，打算作為採訪題目。
怔而又怔，又問：為什麼是這四個字？
答：我在電話中聽您說的啊，您不認為作為題目很好嗎？
我說的？——想了想，鄭重地予以糾正：前幾天我感冒，語言不清，你肯定聽錯了。我說的是「看客中國」。
於是輪到那青年一怔了，接著，有點兒不知所措地發起呆來。
問：是順著「忐忑中國」的思路提出問題的？
他默默點來，臉頰上淌下汗來。看得出，倘我完全否定了他的採訪提綱，那將是他毫無心理準備的事，採訪思路必然陷於空洞。
我趕緊遞給他紙巾。
他試汗時，我寬慰道：別急。若以「忐忑中國」為題，我也是可以接受你採訪的嘛！
他頓時釋然：真的？
我笑了：當然真的。「看客中國」這一題目，留待你以後採訪我。我今天先接受你關於「忐忑中國」的採訪如何？
他笑了。
我已知道他是來自西部農村的青年，家境貧寒，父親還有哮喘病，靠母親背井離鄉去打工，才含辛茹苦地供他讀完了大學。他有一個正在讀初中的妹妹。懷揣反哺家庭之心，但以中文大本學歷若在家鄉想找一份工作並不容易，所以成了「京漂」一族，闖蕩兩年，不久前工作才穩定在某報。說「穩定」，是相對而言。剛剛結束試用期，基本工資兩千元多一點點。去掉食宿費用，所餘無幾了。
這使他不可能不是一個憂鬱的青年。
接下來，似乎倒是我在採訪他了。
先坦率回答我幾個問題行嗎？
行。
中國給你以忐忑不安的印象嗎？
對。
你認為中國有一天會亂起來？
不止我一個人這麼認為，許許多多的人都這麼認為。
對亂與不亂，你持什麼態度？
有時候真希望乾脆亂起來。有時候又特擔心，心想千萬別亂起來。
為什麼有時候希望乾脆亂起來呢？
那樣全中國肯定重新洗牌，機會和公平，也許就有我這種人的份兒了？
為什麼又怕亂起來呢？
萬一並不是那樣呢？我的命運豈不更慘了？
你覺得中國真的天下大亂了，對富人們會有什麼損失？
大約也不會有什麼大損失吧。他們紛紛離開中國就是。
對底層大眾，包括你這樣的青年，會有什麼利益嗎？
房子和車子他們帶不走吧？起碼可以先住進他們的大宅，再開上一輛他們的好車！
再將爸媽和妹妹接到北京來，享幾天福？
一定的。
以後呢？
他沒明白我在問什麼。
你現在工作著的這家報社註定不存在了呀！天下大亂的國家，不需要很多份報了是不是？
他沉默了。
但對於你，樂觀的情況也不是沒有。比如你也許會成為一位很年輕的、靠能力被公選的國家公僕。於是你成為了有地位、有權力的人物。
他苦笑。
你一旦成了那樣的人物，就同時肩負了平定騷亂的責任。比如，由你下令，或由別人下令，你作為執行者，要將那些佔住進公共樓廈的人們驅逐出去。而他們曾是些和你一樣的人，並且也將他們的父母親人接到了北京，一心想要從而成為住大宅、開名車的體面的北京人……
他目不轉睛地瞪著我，若有所思。
如果你是他們，會心甘情願地被驅逐嗎？
他仍沉默。
但一直亂下去，就誰也別想過正常生活。至於和日本的釣魚島爭端，更沒人顧得上了。從天下大亂到恢復秩序，沒有不流血的，你下不下令以軍警驅逐？不管你是下令者，還是執行者，總之衝突一旦發生，流血難以避免。如果你是鎮壓一方，你手染鮮血了。如果你是被鎮壓一方，你或你的親人也許臥屍街頭，於是心裡種下了仇恨。而歷史上的所謂「鐵腕人物」在那種情況之下向來是冷酷無情的。並且連歷史對他們的冷酷無情都「理解」三分……
他突然大聲說：但為什麼現在的中國，還沒有一個鐵腕人物來消除灰色特權，阻止腐敗漫延？……
我，便也像他一樣沉默了。
他繼續大聲說：中國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巨大，這一點我們清楚。我們可以大學畢業了還掙很低的工資，我們可以到結婚年齡了還買不起房子住，我們可以忍受想要孝敬父母而無能為力的痛苦，但前提是——當官的不要這麼貪得無厭吧？社會財富分配不要這麼不公吧？從事好工作的機會總得均等一些吧？
良久，我告訴他——我教過的一名學生，六七年前也像他目前的處境一樣，而現在成為某報主筆，享受副主編一級的工資待遇……
又輪到他沉默了。
我低聲說：我的學生的努力證明，不是中國的一切機會都被當官的人及富人們的兒女完全佔據了。那是他們根本做不到的。他們只能佔據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在他這樣的青年中就要靠綜合能力的競爭了……
他又激動了，憤恨地：正因為他們靠不正當手段佔據了一部分，我這樣的青年之間的競爭才更加劇烈！
我緊接著他的話說：正因為更加劇烈，你才要更加提高綜合競爭素質！而被他們靠不正當手段佔據了的那一部分機會和財富，要靠改革去一點點限制、縮小。在中國，在相當長的時期裡，完全公平連想都別想。因為接近十四億人口幾乎等於一百多年前的世界總人口。從古至今，這個世界從沒完全公平過。最大程度地限制機會和財富的不公平，不是合理「洗牌」所能達到的。而是重新「分牌」才能達到的。「合理」二字也只能是相對而言。
他打斷道：有什麼區別？
我說：重新洗牌靠天下大亂就行。但亂一通之後還要有人來分牌。而合理分牌靠改革家……
他又打斷道：你這不等於說還得靠人嗎？
我反問：你剛才說期待出現一位鐵腕人物，不也是靠人嗎？
他語塞了。
我又說：當然起初得靠人。對於中國，改革首先須改良制度。經過改良了的制度，以後便可自行運轉。那時，制度之良性突顯，人治的作用才會退居次位……
他再次沉默。我也沉默。我與那憂鬱的、剛剛轉正為記者不久的，既對個人命運迷惘，也對國家命運迷惘的青年，一時間都沒默了。我看出，他的沉默，與前幾番有些不同。不僅沉默，而且沉思著了。
他首先打破沉默，鬱悶地問我：你說的那種改革家們，他們何時出現？
我說：即將出現。
他凝視我片刻，不以為然地說：你太樂觀了吧？
我說：不。是我們中國人已經悲觀得太久了。
他再次凝視我，不明白我的話了。
我解釋道：一個國家的人民悲觀得太久之時，便是改革家即將出現之時。改革家是需要被呼喚的，有時須千呼萬喚才出現。有時彷彿呼之欲出，結果是隔著紗窗看人，影影綽綽最終還是沒有推開門扉現出真身。改革是比革命難度更高之事，改革家要等看出人民將長久的悲觀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時才會借力作為，若那悲觀轉化為的只不過是一盤散沙的看客的漠然和哄客的樂子，改革家是不會一廂情願地出現的。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大改革的條件還沒成熟，大改革之時代還沒到來。而現在，以我的眼看中國，人民長久的悲觀，正開始轉化為相當一致的意志……
在我們的談話進行到後半部分，終於像是他在採訪我了。
然而他那一次的採訪稿沒通過。
於是他第二次以「看客中國」為題再次採訪我。
也沒通過。
他備受挫折。
我主動約他對我進行第三次採訪，併為他確定了一個軟性的、娛樂的話題。
這一次他終於順利交差，而我也如釋重負。
幾天後，我去看望朋友。回來時乘不到計程車，便乘地鐵。
我已經很久沒乘過地鐵了。
地鐵車站和車上，看去多是外地人，也多是中青年人。
掃瞄著一張張行色匆匆的、兩頰上淌著暑汗的、神情疲憊的、目光裡糾結著各種各樣煩惱的、心態極為漠然的臉，我內心裡忽然產生了大沖動，想要一一問他們：
什麼時候希望乾脆天下大亂了吧？
又什麼時候希望千萬別真的亂起來？
那時我覺得，縱使我是上帝，要想在維護「諸神」利益的同時解決好中國的人間矛盾，肯定也會倍感棘手的。
於是悠忽的聯想到了「忐忑中國」四個字。
於是恨不得大喊：中國的改革家們，改革也要抓住機遇啊！改革也會錯過機遇啊！
勿使「地火」繼續執行！
2.看客中國
寫下以上文題，不免持筆遲豫。因為這文題，分明地存在著表意不清之語病。看客很籠統，指中國的還是外國的呢？是他們看中國，還是看世界呢？抑或指全世界經常在看中國的一切的老外們呢？
我的意思當然是指——身為中國人而看一切中國「熱鬧」的我們的同胞。
說明了此點，文題便有語病，那也不改了吧。文題不過是文題，何必自尋煩惱地犯糾結？
身為中國人，而看一切中國「熱鬧」的我們的同胞，究竟是些怎樣的中國人呢？
且舉一例，比如關於日本政府自賣自買地「買下」中國海島「釣魚島」一事，絕大多數同胞表示憤慨，我卻親耳聽到也有我們的同胞幸災樂禍曰：哈哈，這下「作癟子」了吧？看「他們」除了抗議還有啥招可使？
「作癟子」是東北話，據說屬於滿語系，意指「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那種窩囊和尷尬。
身為中國人，對自己國家之海島受到侵佔而幸災樂禍，此典型的「國產」看客也。本文主要分析的是我們這一類同胞的種種心理成因。
一、「熱鬧」與「幽默」
「熱鬧」與「幽默」有異曲同工的模糊學意味。有意味的詞自然是有意思的詞。並且，細尋思之，它們又有著各自不同的美感。對比著尋思，會尤覺其美。
人們都知道的，「幽默」一詞是林語堂先生根據英語詞創造性地「移植」為漢語的。與英語發言接近，卻只不過接近，非最接近的音譯。倘求最接近的，便只得譯為「秋末」、「丘莫」、「休麼」之類了。事實上，不但英語，一概外語音譯為漢詞，確切之境是達不到的。舍美感而求發音之最直接，所譯的結果必令人莫明其妙。比如「丘莫」、「休麼」就莫明其妙；而「秋末」，則風馬牛不相及也。
故，林語堂先生將humor譯為「幽默」，實在是高明之譯。
但這種譯法也是經不起尋思的。
「幽」字無論相對於人的表情、語言及行為，其狀其態只可意會，難以言傳。而「默」則是緘口無聲。只可意會，難以言傳的「幽」與緘口無聲之「默」相合，不符合英語humor的本意。因為多數情況下，humor體現於語言，是有聲的可笑性。
所以，有時候，不尋思反而好些。一尋思，情況變成了這樣——越要尋思個明白越不明白了。
「熱鬧」一詞亦然。
這個詞不是從外語音譯過來的，是中國的「土特產」。若中譯外，即使水平很高的老外，也只能譯個大概意思。
不尋思，連小孩子都明白是什麼意思。一尋思，疑問產生了——「鬧」之狀態達到什麼樣的程度，才算是「熱」的「鬧」呢？
這是難以量化的。
形容一樹繁花，「開得熱鬧」，我們都能心領神會。
形容集市「熱鬧」，我們也能想象那種場面。
但若兩個漢子鬥毆於街頭，算不算是一種「熱鬧」呢？
若不算，圍觀者為什麼被叫作「看熱鬧的人」呢？
若竟算是一種「熱鬧」——左不過兩個漢子鬥毆於街頭，非是兩軍混戰，毫無場面可言，怎麼就體現出了「熱」的「鬧」呢？
近年我才終於想明白，原來「熱鬧」一詞，是包含了看「熱鬧」的人在內的一種場面。
還以兩個漢子鬥毆於街頭為例，若始終沒有圍觀者，確實夠不上是什麼「熱鬧」。治安警察來了，將他們勸開，或雙雙帶走，鬥毆也就結束。就連他們雙方，也會因鬥得並不「熱鬧」而索然的。
一旦有人駐足看起「熱鬧」來，情況便發生了變化。幾分鐘後，看「熱鬧」的由一人而逐漸的四五人、七八人了。十幾分鍾後，或許幾十人。若地點乃是鬧市街頭，警察又來得遲，半小時一小時後，看「熱鬧」的人便裡三層外三層了。若兩個漢子中，有一人穿警服，或看去身份特殊，疑似社會地位高於對方，則那「熱鬧」對看「熱鬧」的人們來說，就真是一場特值得看的「熱鬧」了。
斯時，已經很難說誰們才是「熱鬧」的主體了。是兩個鬥毆的漢子嗎？相比於看「熱鬧」的眾人，他們只不過是兩個。非說他們是「熱鬧」的主體，未免太抬舉他們了。若說看「熱鬧」的眾人取代他們成了「熱鬧」的主體，後者們卻只不過在看，並不是被兩個漢子所看的「熱鬧」。
究竟誰們才是「熱鬧」的主體，姑且暫不分析。
總而言之，我要說的是——中國近十四億人口，喜歡看「熱鬧」的人更多。對他們的頗有敬意的一種統稱是「看客」。自然，那敬意是打折扣的。誰會真的對「看客」有什麼敬意呢？
二、世上本無多少熱鬧，有了看客才有熱鬧
還是前邊那例子，比如兩個漢子相向走在既「幽」且「默」的狹長鬍同里。讓我們想得極端一點，衚衕兩側都是高牆，還沒窗。
結果會怎麼樣呢？
第一種情況，相讓而過。大抵又總是男人讓女人，年輕人讓老人。歹徒、醉鬼、惡少另當別論。這裡單說正常的或較正常的國人。此時我們的同胞也總是會表現出點兒人的好德行的。
第二種情況，屈尊而過。屈尊是指一方。一方為什麼會屈尊呢？因為另一方強壯，且表情兇橫，絲毫沒有主動讓一下的意思。那麼，弱勢的一方必然膽怯，貼牆而立。若他踩了對方的腳，或根本沒有，對方明明是找碴子，罵了他，還給了他一耳光。估計他也是會忍氣吞聲。是謂明智。好漢不吃眼前虧。忍為上策。忍不下那口氣，離遠了，回頭罵一句拔腿就跑，也是常事。這種情況一般不會發生在成年人身上，正如不會發生在成年的高階動物包括猛獸身上。即使一獅一熊在獨木橋上遭遇了，審時度勢估計自己不會佔上風的，也往往會虛假髮威地吼幾聲先後退的。相逢於狹長鬍同還仗勢欺人的，往往是半大不大、缺少良好性情教育的孩子的行徑。
還是兩個男人，也還是兩個正常的或較正常的我們的同胞，在熱鬧的步行街上互相撞了一下；或一方踩了另一方的腳；或明明是自己的腳絆了人家的腳一下，反說人家踩了他的腳……
在當今現實中，無理挑釁之事起碼仍有三成發生的可能。
結果又會怎樣呢？
將與發生在狹長的、兩側高牆聳立、連扇窗也沒有的衚衕裡大為不同，甚至截然不同。
必定起先理論，繼而爭吵，接著互罵，終於拳來腳往大打出手。
為什麼情況不同了呢？
乃因——在前邊那種衚衕裡，無一看客。連個推開窗在屋裡往外看的看客都沒有。即使扯開嗓子大喊大叫，一時半會兒都喊不來一個看客！
而在行人絡繹不絕的步行街上，或有一撥又一撥站在東西南北斑馬線前等待過馬路的人的十字街頭，看客是轉眼間就可聚集在一起的。
弱勢的一方因對此點的正確判斷而不甘表現屈辱。這種判斷基於一種特古代的經驗，通過一百年又一百年，一千年又一千年的文化放大、凝固，再放大再凝固，最終形成人腦區的一種在有圍觀者即看客之情況下的基因；其暗示便是——有人群的時候必有正義。
確乎，在古代，差不多便是如此。人群中每有壯士挺身而出。古代之中國，習武的男人多。他們從體格上往往與眾不同，故曰壯士。十之八九的壯士，又都巴望著有機會證明自己還是義士。義士應是見義勇為的。由壯士而義士，是壯士的進步、壯士的榮光。但時下之中國，已與古代不能同日而語。時下的中國胖子很多，壯士很少。時下的中國，健身或健美的男人很多，習武的男人有限。健身與健美，並不是為了當義士。即使真的從體格上看疑似壯士，內心裡卻很可能與被當街欺辱的人一樣同樣是弱者。
這對不甘於表現屈辱的人是不利的。特古代的那種基因斯時所發出的經驗資訊，其實越來越靠不大住了。
而這也就是為什麼，往往以強欺弱的現象就發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眼前，中國的看客只一味地看「熱鬧」，抑暴護弱的漢子越發少了的原因。
那麼當眾持強欺弱的人是怎麼想的呢？
比之於被欺辱的人，他們對圍觀者也是有判斷的。他們的行徑，絕非偶然。乃習性使然，遂成必然。魯迅小說《藥》中的牢頭紅眼睛阿義，便是他們中的典型。若論身份，一個牢頭，只不過是衙門的鏈子所拴的一條狗而已。但是在即將被問斬的夏瑜面前，他儼然便是一個極強勢的人物了，故他對夏瑜便特兇惡，敲詐不成，於是扇夏瑜的嘴巴子。又如《水滸傳》中的牛二，比紅眼睛阿義還要典型。牛二本一市井無賴。我們都知道的，無賴而結幫，也是有「領袖」的。想必那牛二從年輕時起便是青皮，街面上混的年頭多了，由青皮而潑皮，很有些追隨者了。那麼一個大惡沒膽做、小惡似家常便飯的東西，在臉上被烙下了「配軍」二字的楊志面前，於是大耍無賴，蠻橫至極。結果，惹得楊志怒起，一刀將他殺了。
紅眼睛阿義也罷，牛二也罷，欺負人時，是巴望有圍觀者的。倘無，他們過後自己也會津津樂道地講給人聽，那對於他們是揚名的事蹟，是做地頭蛇的資本。有人圍觀，可收穫現場宣傳的效果。無人圍觀，由自己津津樂道，等於後續宣傳。
當下之中國的紅眼睛阿義們、牛二們，早已號準了當下之中國看客們的脈象，清楚當下之中國看客中，義士是極少的，多是純粹的看客，圍著白相白相罷了。故他們既需要看客捧場，內心裡也是瞧不大起看客的，眾目睽睽之下，將潑皮「風彩」發揚光大。
由於當下之中國社會矛盾重重，鬱悶者多多，當下中國看客，對不平之事的正義衝動，一番番被醬缸似的不良現實所醃漚，異變為兩種極端的表現——麻木不仁已無衝動可言，人性上淪為純粹看客；或胸中終日無名業火暗燃，不定什麼時候，便火冒三丈，起鬨架秧子，唯恐天下不亂。
那麻木不仁已無衝動可言的看客，像極了鄭老栓。去往有「熱鬧」處，一心只想的是少花錢，快辦成自己的事，成功地得到蘸了人血的饅頭，好治肺癆兒子的病。至於蘸的是何人的血，那人何以被砍頭，冤枉不冤枉，他是漠不關心的。即使明知那人被殺害，是為了替他這樣的一些人建立一個好社會，他也絕不惋惜那樣的人之被殺害。悠悠萬事，唯將饅頭淋淋漓漓地蘸了那人的血為大。斯事是他眼前之最大利益。至於將來，他是不考慮的。也根本不相信，有人會為了許多別人的將來而寧可掉自己的腦袋。
那唯恐天下不亂的，圍觀時，「很像久餓的人見食物一般，眼裡閃出一種攫取的光」。——在《藥》中，他們倒賣血饅頭，如同稀貨販子在鬼市兜售稀貨。那是天下將亂倘未亂時，他們所獲的一種好處。
比之於純粹的看客，他們「湊熱鬧」、「看熱鬧」的心理很不純粹。倘有什麼騷亂髮生，他們便會像阿q一樣，趁火打劫，搶掠些財物。然後裝出不曾參與的樣子，看參與了或被冤枉了的人遭到追捕、殺頭，僥倖而且同樣的幸災樂禍，連點兒兔死狐悲也全然沒有，只不過又當成一種「熱鬧」罷了。
從魯迅那個時代到「文革」再到電腦普及前，中國之看客一茬茬繁殖，從沒怎麼少過。「文革」時期反而更多了起來。因為那一時期，想不當看客都不行。可以這麼說，幾代中國人是看那種「熱鬧」看過來的。
雖然「文革」已成歷史，中國人愛看「熱鬧」一點卻早已成習。
僅僅翻閱一下八十年代十年中的報紙便不難發現這樣的報道——女子當街遭到輪姦而圍觀者眾！
卻不像古代的時候有義士出現。
連就待在不遠處的什麼機關、什麼單位的傳達室裡的人，守著電話機，耳聽著呼救之聲悽慘，都懶得以舉手之勞抓起電話報警。
至於有人要跳樓，圍觀者不耐煩地催促其跳的事，更是接二連三。
中國之看客，可謂世界之最。
最令心理正常的人嫌惡。
如今情況好多了，一由於城市管理水平大大提高；二由於電腦的普及，看客們都轉移到網路上去了。
三、人類是地球上最愛看「熱鬧」的物種
人類出現以前，地球上本無「熱鬧」。如果人類至今仍未出現，地球上便還是沒有「熱鬧」可言。
除了猴子和猩猩，地球上的一概動物，從巨大到渺小，從一個「紀」到下一個「紀」到現在，皆無看「熱鬧」的習性。
我們沒見到什麼大動物圍得裡三圈外三圈的，看一群螞蟻怎麼樣將一條毛扎扎的大肉蟲制伏並拖入蟻穴的情形；即使兩窩螞蟻大混戰它們也是沒那份閒心觀看的。儘管其場面放大了驚心動魄，儘管某些動物的視力比人還強。
我們也沒見過兩頭獅子爭奪地盤，而另外一些獅子以及三五成群的獵豹、鬣狗什麼的蹲在不遠處，邊看邊叫，發出人類那種類似起鬨的聲音。
掠食猛獸從食草類動物群中撲倒了一隻，躲得遠了的食草類動物群傾刻恢復平靜，又若無其事地吃草——那是由於天性的麻木，但卻並不圍觀同類之被撕碎。它們那種麻木，人類身上也經常表現出來的；但人類身上還經常表現出來的對同類陷於慘境的「熱鬧」看得樂在其中的情形，卻從未在任何動物身上發生過。
不錯，獅子們爭食一頭角馬、鬣狗、禿鷲什麼的也圍著看。那時的鬣狗、禿鷲們，眼中也確乎地露出「想要攫取到什麼」的目光。
它們要攫取到剩屍而已，與看「熱鬧」是兩碼事。
自從人類出現以後，以人的眼看，這世界種種的「熱鬧」多了起來，對於人類大有看頭——包括另外一些人陷於悲慘。倘某一陣子這世界上缺少「熱鬧」，人類便會製造出來。
人類對於人類犯下的罪惡，是地球上任何動物從不曾對別的動物，更不曾對自己的同類犯下過的。人類不但殘害同類，還挖空心思「研發」許多種方法折磨同類，或為逼供，或為解恨，或只為取樂。
以此點而言，「獸性大發」一詞，實在是對動物的誣衊。若反過來說動物之兇殘是兇殘的人性體現，倒是有根據的形容。
人類為什麼會那樣呢？
這要從人吃人的歷史說起。
我們都知道的，我們的祖先曾經互吃，這是不爭的事實。動物也有互吃的時候，但往往是在特定情況下，不經常。而古人類的互吃，曾是一件很經常的事。
一個部落的古人類抓住了另一部落中的一個，準備著要吃後者了。於是圍著火堆蹦蹦踏踏，拍手齊叫，那是開吃時本能的快樂。之後，開始操刀肢解了，像今天的廚子剖魚或剁雞塊。而小崽子們，瞪著他們的小眼睛看，鮮血四濺，哀號聲聲，他們也絕不會捂上眼睛和耳朵。
那是他們習以為常了的，也是他們最初所慣看的「熱鬧」。後來小崽子們長大了，一個個兇殘無比。看慣了吃同類之「熱鬧」的他們，並且也很愛吃，長大後能不比野獸更兇殘嗎？他們的小崽子又不同了，「進化」了些，無師自通，居然虐待起被縛住並即將被吃的同類來，用木棍挑出可悲的後者們的眼，或用石刀割下後者們的鼻子、耳朵。在哀號中獲得了樂趣、快感。那是他們「創造」的樂子，也帶給包括父母在內的全部族一種樂子，於是受到鼓勵。大人還相幫著那麼幹，又於是營造出「熱鬧」的氣象。
後來，人吃人不那麼容易了。因為有的部落壯大了，有的部落幾乎被吃光了、消亡了。互相也特戒備，抓住一兩個，不夠分吃。
於是被抓住的人，就有了另一種用途——作為祭品。
祭是儀式。源於人類對某種圖騰的敬畏之心，也源於祈禱之願。
現代的我們，寫下或讀到某人、某些人因某種「原因」成為某事件過程中的「祭品」時，細一尋思，短短一行字，意味著多麼血腥的不幸和多麼巨大的恐怖啊！
再後來，那是幾多的一千年後，人類不再以同類的頭和心來祭祀了，代之以牲畜了——遂成習俗，沿襲至今。然歐洲已不如此，亞洲故之。中國的農村，尤其不改。殺牲宰畜，便仍是農村孩子們所慣看的「熱鬧」。
畢竟，以牲畜為祭品，較之以同類，是人道主義的初級體現。所謂「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儘管，那時「人道」還未成「主義」。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偉大」的進步呢？
當歸功於那時的某些大祭司。按如今說法，他們是那時祭祀的主持人。卻又不僅僅是主持人，還兼著類似大法師的身份。為什麼某些他們主張廢除祭人而代之以祭畜，這是解釋不大清楚的。人性提升體現於他們的先知先覺的跡象，使他們具有「上帝」播向人間的最初的宗教種子的意味。那時宗教自然還未成教，他們是體現宗教思想的種子。他們是大祭司中的某些，而非全體。另外一些，依然熱衷於祭人，樂此不疲。
也要歸功於那時的文藝。祭祀的儀式完畢以後，人們還沒熱鬧夠，意猶未盡，於是續之以節目。因為是祭祀活動的組成部分，所以須保持莊嚴特色。因為祭祀源於人類的敬畏心，敬畏心使人類對自己的命運產生難以克服的恓惶感，所以那些節目的內容往往是悲劇性的，並且具有警戒性。結果大抵是違背所崇拜之「神」的人類受到懲罰。
他們年復一年地創作那類節目，好比我們的「春晚」導演們為吸引眼球，年復一年地挖空心思推陳出新。
於是早期悲劇逐漸形成。
而他們是人類後來的戲劇家們的先師。
由祭祀詞而衍生出詩歌來。
詩歌使早期悲劇的臺詞具有詩性。
而戲劇、詩歌又嫁接成文字形式的史詩——至近代，三者互補，誕生了電影、電視劇，此後話也。
還說很古遠很古遠的當時——祭祀節目之「演出」也告一段落了，人們仍不願四散，並覺那種節目看得不過癮，都有將熱鬧繼續下去的亢奮衝動，於是以自發的即興的節目續之。這類節目以使聚集氣氛更「熱」、更「鬧」為最大能事。一言以蔽之，以自娛自樂為前提。
於是，所謂喜劇、鬧劇便也誕生。自然，起初還不能算是戲或劇，各盡逗樂子、搞笑的擅長罷了。
悲劇起初是投貴族所好的。喜劇起初是適合民間趣味的。
正劇起初是為了能使貴族與民間大眾一同看的。故至今仍無嚴格意義的正劇。曰正劇，少不了悲劇的元素或喜劇橋段的。
綜上所述，人類愛看熱鬧的習性，實際上發揚光大了。祭人顯得老套了，沒多大看頭了。節目更有看頭了，戲劇更有看頭了。祭祀儀式的內容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出新的是節目，是戲劇。人類盼望祭祀活動之舉行，更是為了滿足看熱鬧的心理了。而節目中一旦昇華出戲劇，一部分人類愛看熱鬧的心理，也就自然而然地嬗變為欣賞的精神需求了。
故對人類的進化，文藝也是功不可沒的。僅僅認為勞動使人類文明起來了是偏面的。
但是，人類愛從看熱鬧過程中獲得刺激享受的惡劣的基因（我認為是比動物性更惡劣的），仍在人類的習性中作祟著，並不是什麼悲劇、喜劇、正劇所能完全抵消的。
所以便有了羅馬角鬥場。
類似羅馬角鬥場上的血腥「節目」，在中國的古代也同樣上演過，比如商紂王在尋開心時，往往便命武士於宴間決鬥，以助酒興。且在行宮中建了肉林酒池，動輒令百對以上年輕的祼男祼女濫交於肉林下、酒池畔，覺得是神仙才配一看的高階「熱鬧」。
在當時的羅馬也罷，在當時的商朝也罷，文藝已經相當藝術了，商朝不但有了宮廷樂隊，供養著當時水平一流的樂師，歌舞伎們的表演，也是足以稱得上美輪美奐、賞心悅目的。而羅馬，詩人們的朗誦會已蔚然成風，戲劇演出也很經常。
但是人類的基因決定了，只欣賞是不行的，看一般的「熱鬧」也是不行的。那基因會不時地慫恿人類的眼球尋找刺激。當時的羅馬與當時的商朝的區別僅僅在於——羅馬統治集團的成員們、宮廷人員們以及富人們，是與平民們一起享受刺激的，或曰「與民同樂」。那時的羅國，已有了初級民主，他們需要平民的擁戴。並且，他們「與民同樂」是帶親眷的。而極其腐敗荒淫的紂王，卻更喜歡獨樂，或由妃們陪樂。
多麼不可思議啊，一方面其文明已貼近民主；另一方面，其文化的野蠻惡習不改。
想想吧，當看臺上所有的人類全體站起，亢奮地跺腳，皆大拇指朝下，千萬條喉嚨喊出一個字「死！死！死！」時，那是多麼邪獰的場面啊！
於是另一個或另一些人類，在那喊聲中，被長予刺胸，被利斧砍頸而亡。
再想想那些地位高貴的夫人，那些名門望族的小姐，她們一個個都很美貌。是夫人的都氣質優雅，是小姐的都特淑女。也許，她們剛剛聽哲學家們闡述過哲學，與文藝家們討論過文藝。她們大拇指朝下的手，一小時前還握過寫在精製羊皮上的詩卷。
但那時的她們，難道不是都很邪獰嗎？
還有那些平民男女以及他們的孩子們，因能與貴族與富人們同樂，內心裡感到無比榮光。他們有的換上了體面的衣裳，有的穿著破衣爛衫就去了。他們寧肯少吃幾餐也高興買到一張門票。男人們手拿肉排，或酒囊；女人們有的懷裡還奶著嬰兒，旁邊或膝上坐著大點兒的鼻涕拉瞎的孩子。她們唯恐大點兒的孩子錯過刺激居然沒看到，每指著嚷嚷：「快看！快看！那個人就要被殺死啦！……」
那些平民的社會地位，僅比被迫成為角鬥士的戰俘奴隸高那麼一點點，但他們觀後者們以血和命「表演」的「熱鬧」，看得心安理得。
至今，我們人類的基因中，仍遺傳著那種邪獰的成分。
而那些貴婦和小姐，散場後又該去寫幾句甜蜜的情書，或與情人幽會了；而那些平民婦人，一如既往地操持家務、相夫教子，勉勵孩子將來要有出息……
羅馬帝國後來自然是滅亡了，它不滅亡不就很奇怪了嗎？
在中國，商自然也被周取代了。
又過了幾千年，到了雨果完成《巴黎聖母院》的時間背景的年代，雨果筆下，加西莫多在廣場上被鞭笞時，圍觀者可謂人山人海。以至於騎警唯恐引起騷亂，喝馬以臀撞開人群，卻不起作用，只得用軍刀的刀背砍人們的肩、背。
在《法國革命史》中，路易十四國王及王后即將被斬首，成為巴黎諸革命「熱鬧」最大的看點。那種空前盛況究竟與慶祝勝利的喜悅聯絡多一些，還是與人類古老的看「熱鬧」習性聯絡多一些，恐怕是連弗洛伊德也分析不清的。
而在《雙城記》中，在《紅字》中，人類看「熱鬧」的場面，也都描寫得能給讀者留下極深印象。當然，須是對人性善與惡反應敏感的讀者。
在歐·亨利的短篇作品中，有一篇寫的就是幾乎「專業」的「看客」——講的是兩位同住一城的中產階級紳士，以看本城的一概熱鬧或古怪之事為日常消遣。那時當然已有報了，但僅從報上得知而未親眼目睹，是他們引以為憾的。那時雖已有報，卻還沒有電話，更沒手機。若a紳士聽說了什麼熱鬧或古怪之事，便及時派僕人去向b紳士通告。於是兩位穿上了正裝也就是燕尾服，戴禮帽、白手套，頸前扎領花並各拄「文明棍」的紳士，相會在一處地點，結伴前往。車禍中的死者已被運走，兩位紳士會蹲將下去，俯視石磚縫隙中的血跡，像諜報員一心要破譯密碼。
良久，a紳士說——我知道有一個修鞋匠的喉結特大，你還沒看到過他。
b紳士立刻說——快陪我去看！
於是兩位衣冠楚楚的紳士，這才起身去看一個喉結特大的修鞋匠，身後跟著他們的兩名僕人。
中國人討論「看客」現象，大約是在魯迅的《藥》發表以後。不錯，《阿q正傳》中也寫到了「看客」。阿q在供狀上畫押時，他是將持板子隨時準備聽令打他的衙役們當成「看客」的。因他招得老實，沒捱打。這大約使他產生了一種錯覺，以為彼們只不過是拄著板子列於兩旁在看他，所以他才力求將那圈卷兒畫得較圓。若沒有衙役們看，估計他對自己沒那種高標準、嚴要求。待其被五花大綁、後腦插了令箭、遊街示眾地押往刑場時，他對於小市民是有貢獻的，那就是——他們得以又看到很刺激的熱鬧了。所以見他們興趣盎然，阿q起初是並不害怕的，反覺榮耀、自豪，體會了一把類似檢閱般的好感覺，及至離刑場近了，這才從檢閱般的幻覺中猛醒，明白不是被夾道歡送往理髮店去剃頭，而是將被砍頭，便頓時怕極了……
的確，一個國家喜歡看極刺激的或俗不可耐的「熱鬧」的人若遠遠多於欣賞文藝的人，這國家的文明是堪憂的，進步也將是遲緩的。
四、「文革」培養了大批「看客」
使中國人留下了「看客後遺症」
「文革」中所謂「路線鬥爭」、「階級鬥爭」風雲變幻，異常弔詭，從黨政軍要人到著名的或普通的知識分子再到平民百姓，三番五次地要「站隊」、「緊跟」。
黨政軍要人一旦被那麼定性了，不僅自己遭殃，全家及部下全都難逃一劫，輕則隔離審查，挨批挨鬥；重則入獄，甚至死得不明不白。正是：假作真時真亦假，霧裡看花看花眼。即使明智地認了那「順者昌，逆者亡」的時代狠勁，每每的都不知道究竟該順什麼、該逆什麼。
知識分子如果並非知識界官員，一般還沒資格上什麼「船」。即使有心攀上一條絕對紅的「紅船」，卻只能是「有時夢裡還去」。因為它不在現實中，而在歷史中。
但知識分子也得學會看，曰「看風向」。不善於看的，經常表錯了態、說錯了話自己還不曉得，而那也會禍從天降。
那個時代，消滅一個知識分子，如民間所說，「比按死一隻臭蟲還容易」。總體的，知識分子已經背上了「臭」字。
至於平民百姓，只要出身好，站錯了隊一般也不要緊。但若據理力爭，堅持認為自己沒錯，並且還由而大發質疑的話，那麼便是不識趣——不識政治之趣了。
《五一六通知》中是這樣說的：
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專政……在這些基本問題上，難道允許有什麼平等嗎？……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例如所謂仁義道德關係，等等。
「絕對不是什麼平等的關係」就等於絕對不講平等。
「所謂仁義道德」就等於徹底否認仁義道德。
那麼稍有平等意識的人，要求自己總還是多少要講一點兒仁義道德的人，還有什麼話可說呢？
仁義道德幾千年以來是民間原則。
這個原則被徹底否定了，平民百姓也只有權作「文革」看客，成心令自己失明失智，裝二百五，看政治如何指鹿為馬、火上弄冰。像看情節起伏跌宕的電視連續劇。
我的一名學生曾不解地問我：老師，當年為什麼幾天前還全國都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幾天後竟全國歡慶粉碎「四人幫」？
我回答：早已在看而已。邊看邊唱，邊唱邊看。
又問：為什麼會那樣？
答：除了那樣，別無他法。所以一粉碎「四人幫」，除了少數「文革」既得利益者，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拍手稱快，有種「終於他媽的結束了」的解脫感。
見學生仍一臉困惑，反問：聯想到了魯訊小說中的看客？
學生點頭。
想想，安慰道：也不全是看客。「四五」運動能證明不全是看客。
學生說：那隻不過是少數人的抗爭。除此之外，都是大多數的沉默。
答：但代表了多數人的願望。有總比完全沒有強。就是目前也仍不能指望中國的鬥士比看客還多。人類的看客史太悠久了。中國人口多，看客便也多……
我希望自己能用短短的幾句話解惑，卻意識到，也許適得其反，正應了那麼一種說法——「以其昏昏，使人昏昏」。
只得藉故抽身而去……
五、如今看客在網上
雖然我不上網，但對網上情況並非一無所知。
我知道網上頗有一些文學感覺很好、品位也很高的寫家。我稱他們為寫家，而非作家，絕不包含絲毫輕視的意思，只不過強調他（她）們與我這樣的作家的不同。對於我這樣的作家，寫作起初是職業，後來漸成主要的生活內容。而他（她）們則不如此。他（她）們的職業或許也與寫有關，但文學寫作大抵不是職業。最大的區別是，他（她）們不會也願使寫作居然成了自己主要的生活內容。他（她）們無疑是喜歡寫作這一件事的，像喜歡一切帶給自己愉快的事那樣。我經常從報刊上讀到一些散文、小品文、雜文，能看出他（她）們寫的很沉浸、很享受，甚至可以說很考究。分明地，他（她）們是些寫作方面的完美主義者。題目起得很別緻，遣詞用句也細細打磨。彷彿首飾師傅做一枚夠得上是精品的首飾，而且不是為賣，是為自我欣賞。報刊往往這樣註明——「摘自某某網站」或「摘自某人部落格」。看他（她）們的作品，我往往也很享受，像生吃剛從地裡拔出的蔬菜，能嚼出水洗不盡的泥土的味道。而那味道與蔬菜本身的味道同時入口，能嚼出別樣的清爽的汁來。有的文章寫得很時尚，不合我的品位。行文新潮，也是我一向不以為然的。卻情真意切，每也能使我怦然心動一下。特別是，有人將國外生活或工作的經歷、見聞，以思想性見長或趣味性見長的風格寫出，使我間接開闊了眼界。那些文章，以對比之法，將中外文化形態之不同、人們思維方式與生活方式、價值追求的不同，寫得深入淺出，令我獲益匪淺，也每令我汗顏。我從報刊上讀到的摘自網上的小說極少，多是散文、小品文、雜文、隨筆。故我所言網上寫家，也多是以上文體的作者。
我對他（她）們深懷敬意。知道網上有那樣一些準同行，高興。
我覺得，古代時的「詩的國度」，我們中國，堪稱當今世界第一的「散文國家」。
然我首先談到他（她）們，並不意味著我認為他（她）們在網上發揮的中國作用也是第一位的——只不過由於親切感決定的罷了。
我知道網上頗有一些憂國憂民之士。他們利用網路傳播自己關於國是民生的看法。這些人士多為男士。古今中外，憂國憂民者仍以男士為多。女人即使也憂，往往只憂在內心，並不習慣公開表達，更不樂於與人討論、爭論。他們有人分明是要肩起啟蒙的使命。我頭腦中也每有這種一廂情願的意念，但只願用筆寫在紙上。而且，我也有點兒像女人，不熱衷於爭論。我認為中國的某些事，目前是爭論不清楚的。而另外某些事，對錯又明明白白，無須爭論。
那些憂國憂民之士，他們談民生看法時，每吸引很多的人，大多數中國人都是普通一民，自然都關注民生。但他們一談國是，關注的人就少多了。談國是就免不了談政治觀點，這在中國還是禁忌多多。有些人怕犯忌，不願介入。有些人對政治根本不感興趣，想使他們明白「頂層設計」的改良，與他們錢包裡的錢多起來、福利多起來、社會公平感多幾分有直接關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同對一個正處於低血糖病狀的人說「跟我去種甘蔗、種甜菜也行，那你就不會頭暈了」一樣，會使對方覺得不著調、不靠譜，瞎忽悠，企圖利用自己——儘管，從邏輯上講，憂國憂民的啟蒙者們是對的。
何況，像我一樣，他們大抵也只能對我們國家的「病根子」點到為止，所開藥方，也基本上是治標的溫藥。而許多對社會現實持激烈不滿情緒的人，卻不買賬。依那些人的衝動，最好再來一次革命，而革命是「暴烈的行動」。當然，革命有多種方式，非暴力的革命也同樣能夠促使社會進步，且比暴力的革命代價小得多。
但非暴力的革命不僅需要理解、支援，還需要耐心。
而大多數鬱悶的中國人缺少的正是耐心，並且覺得已等得太久。
而大多數網上啟蒙者（我不認為目前中國有誰稱得上是啟蒙家，儘管目前中國太需要啟蒙家了）其實像我一樣，思想上是改革促進者，而非革命鼓動者。儘管，他們也和我一樣，耐心地受著煎熬。因為主張進一步改革，故都不願被視為「持不同政見者」；因為「持不同政見者」，在目前之中國，幾乎與「反國家分子」是一個意思。若被視為那樣，便連促使改革、推動國家進步的聲音也發不出來了。
而改革啟蒙者們，大抵又都是愛國的。
正因為愛國，更須自我保障發出改革之聲的權利。
改革主義者希望啟蒙，對盼著一場轟轟烈烈的、痛痛快快的、狂風暴雨式的大革命的人們，這該是多麼糾結的事啊！
他們註定了要在網上橫身而立。既得經受懷疑自己動機的目光，又要對盼著革命的人們吐向自己的口水不在乎。
我每同情他們。
因為我的思想表達在書中，而非網上。買我的書的人，不會朝我的書吐唾沫。
我比尊敬網上的寫家們還尊敬他們。
他們更是我的同類。
他們是中國之理性思想的種子。
也是寶貴的種子。
他們若遭到中傷、抵毀、攻擊，不管來自左的方面還是右的方面，我都會有憂傷之感。
我知道，網上有一些意見領袖，以及形形色色之希望成為網上意見領袖引起關注、提高知名度、實現人生價值的人。
談開去幾句——人類除了愛看「熱鬧」還更愛出名。愛看「熱鬧」由於古老基因一直在作祟，徹底改掉很難。並且，有些「熱鬧」愛看之湊之，倒也不傷人類作為頂級動物之大雅。知名度也確乎與人生價值的實現與否關係密切。但有一個事實乃是，不僅有知名度者的人生才有價值。大多數人類的父母並沒什麼知名度，誰敢說他們的人生沒有價值呢？每年或幾年一次選出的「中華小姐」、「亞洲小姐」、「世界小姐」必然出名。但誰又能說她們此後的人生比千千萬萬默默無聞卻被公認的優秀的幼兒園教師、小學中學教師的人生價值大得不得了呢？
現而今的中國人中的不少，似乎抱定了這麼一條「真理」——知名度百分百等於由名而利的絕對前提，故絕對等於人生價值。
並且問題是，當他們一旦認準那才是「真理」，就連別的許多普世的道理都不承認了。
我不是說網上的意見領袖們都是以上一種人，而是說他們的情況那麼的魚龍混雜、良莠俱在。所以要在網上成為有價值的意見領袖，實在非是容易之事。他們的有價值之意見的導向作用，每被一地雞毛般的無價值的集體扯閒篇式的「意見」所淹沒。嘻哈的無聊的泡沫話題淹沒嚴肅的有價值的話題，在中國的網上每如盲目的集體無意識而忽東忽西的人潮踩踏一顆丹柯的心。
於是情形彷彿網上的言論大集，一位頗值得愛護的意見領袖正說著頗值得一聽的話，呼呼啦啦地圍過來一大群各自手持話筒的意見「黨徒」，一陣呼噢喊叫之後，便又呼呼啦啦地圍向別處的正說著什麼的別人去了。
儘管如此，我這個中國人，對於經常在網上發表有利於國家進步、有利於社會文明、有利於大眾權宜之意見的人士們，是持力挺的態度的，不上網的我，雖不能在網上挺他們，以這種字紙的方式支援他們，使他們多一個網下同志，於心安也。
我知道網上很有些義士，熱膽俠腸，哪裡有不平之事，總是第一時間在網上挺身而出，伸張正義，弘揚正氣。
我以文字的方式向他們躹躬。
我知道網上很有些中國的福爾摩斯，對於某類蹊蹺怪異、懸疑弔詭之事，如孫悟空般天賦了火眼金睛，善於洞察。收集情況，歸納線索，提供證據，可迅速向公眾給出真相，可信率八九不離十。尤其事關貪官汙吏時，他們給出的真相，每使後者們無隙遁形。
我愛死他們了，欽佩之至。
我知道網上很有些好人，他（她）們善良，富有同情心。哪裡有弱勢的、不幸的人需要幫助，他（她）們總是率先在網上傳播濟助貼，並以實際行動喚起善舉。
沒有了他們中國像北極了，同胞都將像北極熊了——除了對自己的崽子有愛心，對別的北極熊咆哮敵視，野獸兇猛。
在我心目中，他（她）乃是上帝譴往中國的天使。
我常想天堂裡不腐的天使估計也不多了，他們眼見中國人拿中國的腐敗似乎沒輒了，便也跟著學壞了吧？上帝還能譴往中國一些經得起腐敗腐蝕的天使，估計那是他唯一能做的好事了吧？
我替中國感恩於他們。
我聽說中國有四億多網民，但以上幾類人士，該是四億多的多少分之一呢？
十分之一嗎，那麼當是四千多萬——我壓根兒不信有那麼多。
百分之一嗎，那麼當是四百多萬——我只聽說過網上有幾百萬人參加選秀；轉發變態「新聞」、淫穢圖片的事，從沒聽說過有幾百萬義士或好人擰成一股繩的事。也沒聽說過哪位啟蒙者的有思想價值的文章被點選了幾百萬次之多的事。
千分之一嗎，那麼當是四十多萬——我希望有這麼多。但冷靜想想，覺得也沒四十多萬。
萬分之一嗎，那麼當是四萬多人——我估計，經常參與網上正能量體現的我們親愛的同胞，也就是那麼多吧。
相對於中國四億多網民，萬分之一，多乎哉？不多也。
那麼，萬分之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中國網民，通常都與網是一種什麼關係呢？
網對他（她）們起工具的作用；
網對他（她）們起服務的作用；
網對他（她）們起交友聊天的作用（往往還是交濫友、聊貧天）；
網對他（她）們起消譴娛樂的作用；
網是他們找樂子、看「熱鬧」、湊「熱鬧」、起鬨，通過語言暴力發洩心中暴力意念的所在……
至於那些騙子、意淫者、炫富者、自大狂、有祼露癖的人、心理變態者、精神病患者、挖空心思推銷自己的男女、不擇手段沽名釣譽的人，還暫且不論。
而我認為，中國之四億多網民中，其實尤以「看客」為最多。另外再加上為數也不少的「哄客」。
毛的詩詞有幾句是——「夏日消融，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
若改為——「網路時代，熱鬧真多，人或為看客」——竊以為，大約並不離譜。
網路當然改變了世界。
網路也當然改變了中國。
但若將中國進步之大希望寄託在四億多中國特色的網民身上，我認為純粹是無望之望的寄託罷了。
不——我這個中國人才不那麼傻！
我還是寧願將希望寄託於「一小撮」對中國有責任感、使命感，並且註定了舉步維艱、孤獨前行的改革家們。
我不相信「人民創造歷史」。
但我相信「英雄與人民共同創造歷史」。
倘說「英雄畢竟也來自人民」，幾乎等於說「英雄畢竟也是人類」——強詞奪理顯而易見。
中國到了該出現改變中國「體內之痛」的一些人物的時候了！
只要他們以真作為證明自己的決心和能力，那麼我相信，中國之龐大的看客群體中，將至少有一半不再看中國的種種「熱鬧」，而會或遲些或早地相信他們、擁護他們，隨他們為中國的明天，也是中國人子孫後代的明天而共同前行。
誰願一直看自己國家的熱鬧呢？
唉——中國之看客，是沮喪極了才成為看客的呀！……
3.改革是「頂層設計」的出路
關於我們中國，我曾聽到過幾種比喻。
八十年代特流行的比喻是——亮左燈，向右拐。
這無疑是將中國比喻為汽車了。意思是國家理念分明矛盾：在意識形態方面仍以寧左勿右進行控制，而在發展經濟方面打破計劃經濟的條條框框，在市場經濟的道路上超速行駛。
當年，這一種比喻是很形象的。
現在，回望來路，那時的治國理念促使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取得了令全世界矚目的成就，卻也導致政治體制改革幾成口號；於是，體制掣肘國家各方面發展的問題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重，也越來越複雜。累積層疊，終使稍有頭腦的人都看了出來：這樣子怎麼能「長治」又怎麼能「久安」呢？
關於我們中國，我也在不同時期作過不同的比喻，寫在我的不同時期的文章裡，或說出在不同場合的發言中。
在改革開放初期，也就是在「亮左燈，向右拐」這一比喻不脛而走之前，我曾將中國比作巨鯨。此比喻出現在我的《同代人賦》中。
為什麼比作巨鯨呢？
因為受到巨鯨在海洋中的一種常見「動作」的啟發——它們每每將後半身高高豎起，尾部如旌，然後猛地朝水面拍擊下去，浪花高濺，其響大焉。鯨研究專家們認為，鯨的這一種「動作」，一是愉悅的體現，二是「自我保健」本能的促使。人們都知道的，由於鯨的巨大，它們難以避免地成為海洋中可以被別的物種長期且安全地寄生的活動「載體」。鯨研究專家們曾發現，某些老鯨的軀體上，寄生物竟多達數百斤。而這必然影響鯨的速度，也就必然影響其進食能力，最終影響其健康及壽命……
正是鯨的「自我保健」本能，使我聯想到國家也應如此——鯨通過不斷地豎起身軀重重地拍向水面，得以去除身體上的寄生物，從而健康長壽。那麼，中國肯定能通過不斷深化的體制改革，得以去除寄生於體制不良環節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從而清潔自身，也輕捷自身，與時俱進。
但我只在文章中作過這麼一次比喻，以後再也沒這麼比喻過第二次。因為，「亮左燈，向右拐」的結果是，使體制的不良環節處反而吸附住了更多的形形色色的寄生物，並且寄生得肥肥胖胖，成為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國家者，人民之國也。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與人民之間是沒有任何互利關係可言的，當然與國家之間也便絲毫沒有。他們只不過互相利益而已。每互相利益一次，必以侵佔並損害人民的亦即國家的利益為前提。他們能那麼做到，皆靠權錢交易得逞。於是在這種交易中，一部分受人民委託的行使國家權力的「公僕」，也蛻變為體制寄生者了。
連續兩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對「兩會」代表和委員提出了替國家「頂層設計」出主意想辦法的要求。據說提案是很多的，但還沒見國家「頂層設計」有什麼令人欣慰的變革，權錢交易也就仍「層」出不窮，使國人憤懣萬分。
今年年初，中央有關部門，向各民主黨派領導人發通知——再次鼓勵對國家「頂層設計」出主意想辦法，並承諾不扣帽子、不打棍子，還「不設防火牆」，也就是沒有禁區。那些主意和辦法究竟是怎樣的，因從未公開，國人也就不得而知。
對於一個國家，「頂層設計」應有所改進而尚未有明顯改進，這很容易使人聯想到列車或巨輪的種種「硬體」需要更新改良而尚未更新改良。
故2000年後，我聽到的對我們中國的最經常的比喻是列車或巨輪。
列車也罷，巨輪也罷，都是要有方向、有目標的。即不但要有，還要令國人較一致地感覺到有，感覺到在逐漸接近著。
但許多國人的感覺恰恰相反——權錢交易之醜聞仍層出不窮；濫用公權的現象仍此消彼現；掌握公權力而不作為的混跡於官場的人仍不見少，貧富差距也似乎更加大了……
我自信「仍」字我用的是準確的，而「似乎」兩個字，表明我清楚，我的結論顯然摻雜了個人感覺的成分。而感覺往往與事實並不相符。比如有時有些人強烈地感覺到自己吃虧了，很可能只不過由於佔便宜之事那麼的少，卻一再落在別人頭上，一再沒自己的份兒。
但一個社會若一再有少數人不斷地佔便宜的事發生，某種便宜又一再地沒大多數人的什麼份兒，那麼大多數人有理由質問：這個社會怎麼了，是否在公平原則方面出了什麼毛病？
當然，中彩票之事不在此例。
不管是列車之比喻，還是巨輪之比喻，比喻者們在有一點上卻是相同的：倘比作列車，那麼是這樣的列車——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佔據了80%的車廂，那80%的車廂是那麼的豪華，其中的消費是那麼的奢侈；20%的或官或富的同胞在那些車廂裡過著唐璜般人生得意之時那一種隨心所欲甚至荒淫的生活。而80%的同胞卻擁擠在20%的車廂內，過著只有傻瓜才會感到幸福的生活。倘比作巨輪，情形類似，只不過80%的同胞是擁擠在容積僅佔20%的最底艙。而最令80%的同胞難以容忍的是——他們中絕大多數人包括他們的子女，不管靠知識還是靠個人奮鬥精神，改變命運的機會少得接近於零。看不到豪華車廂裡的情形心情還好些，但想看不到都不可能。豪華車廂與「中國特色」的普通人的車廂之間的玻璃門是防彈的，透明且堅固。靠近那門又在80%這一邊的，是傳媒人士和不受門那邊的人士們待見的知識分子。傳媒人士不斷地嚷嚷看到了什麼又看到了什麼，聲調中往往流露出羨慕。有些時候，傳媒人士甚至為了照顧門那邊的階級情緒還有意識地集體「沉默」地遮蔽了很多看到的自己羨慕已久的東西。不受待見的知識分子則從旁評論，指出如此不公平的現象，連猴子都難以容忍。於是，80%這一邊的同胞們，不必看都知道了20%那一邊過的是多麼可憎的生活。比作巨輪更令80%的同胞惱火的是——20%的絕對少數的同胞，終日是在他們的頭頂上作威作福。
20%與80%的區分，比喻「靈感」顯然來自這樣的資料：20%的中國人擁有80%以上的國內銀行的存款，而80%的中國人僅擁有20%。這還沒算上存在國外銀行的美金、英鎊、歐元之類，以及20%的中國人置買於國外的豪宅、別墅以及莊園、礦山。
冷靜地想一想就會明白——以上兩種比喻其實是存在概念置換問題的。因為，20%的國人擁有80%以上的銀行存款，並不等於擁有80%以上的國家財富，更不等於佔有80%以上的實際生存空間。
但是要求80%還多的大受貧富懸殊差別刺激的同胞們冷靜，幾乎會被認為與20%的人狼狽為奸，所以很少有人用冷靜不冷靜來勸80%的絕大多數同胞。
是的，2000年以後，我確實經常聽到對於我們中國的以上兩種比喻。
而且，以上兩種比喻，又往往激起以下同仇敵愾似的言論：
媽媽的，乾脆翻車拉倒球的算啦！
等著瞧吧，泰坦尼克不是都沉了嗎？
這便是後來被概括為「地火在執行」的民間心理圖畫。在我印象中，「地火在執行」五字乃是已故老文化界領導陳荒煤的一部散文集之集名。民間是不熟知陳荒煤其名的，更不會知道他有過那麼一部散文集。又可以肯定，「地火在執行」，實則為敏感的知識分子們的概括，說是「坊間」的概括也未嘗不可。在從前年代，出版社曰刻印坊。「坊間」有「文化圈」的含意。「洛陽紙貴」便是相對於「坊間」而言的。
至近年，「地火在執行」五字，又引申出「改革與革命賽跑」的國情概括。這主要是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的話語。這種話，我在某些討論國是民生的會議上也大聲疾呼過。我這樣的文化知識分子，當然主張中國加快政治體制改革，以順應國人對民主、公平、更多公民權利與利益的訴求；從根本上防止腐敗，限制特權，縮小貧富差距。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有的是真擔憂革命之發生。並且他們的擔憂，非是站在一己得失之立場而生，首先是站在民眾立場而生，更是站在弱勢群體的立場而生。他們都是熟知中外近代史的。民眾在所謂革命中除了獲得憤恨情緒大釋放的快感，以及一時之所謂社會地位的「提高」，實際上其絕大多數從不曾分享過革命的物質成果。因為道理是那麼的簡單明白——革命本身不可能是任何生產力。恰恰相反，是對一切生產力的最嚴重的破壞力。所以爆發革命的任何國家都必然經歷一個「生產廢墟」階段。而且，革命的生命代價極大。付出此代價的，也必然主要是社會的底層人口。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們，希望改革不要失去機遇，進行在革命的前邊，心願也正基於此點。人民獲得革命之物質成果，乃是革命成功之後的事，說到底還是要從發展生產的過程中獲得，並且將一如既往地以絕大多數之人口，獲得極有限的一部分物質成果。因為比之於改革家，革命家對於社會分配之經驗是有限的。且往往被勝利衝昏頭腦，認為畢竟將革命搞成功了，於是有權接受膜拜頂禮。但此處所言之革命，其實是中外歷史上曾發生過的武裝奪取政權式的遍地陳屍流血式的革命。亦即敘利亞式的革命。卡扎菲的下場證明，若太迷戀專制，坐失了改革機遇，革命又是不可避免的。是的，改革也有機遇期，一旦坐失，所謂「過了這一村，便無這一店」了。
說「改革與革命賽跑」的知識分子中，有的並不真的擔憂革命之發生。以他們對於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之發生的歷史常識思想，以他們對中國之民性的考察結果，其實得出的是這樣的結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根本不會發生革命。什麼顏色的革命都不會發生，什麼花樣的革命也不會發生。暴力的流血的以無數生命為代價的革命不會發生；非暴力的以抗議遊行示威為方式的算得上是革命並且真有革命目的之大事件也不會發生。
「溫飽漢不造反」——此古代常識也。
在古代，亦即農耕社會，溫飽問題是國家首要問題，農民是國家主要人口。風調雨順年景，農民的日子得以維持溫飽不成問題。那樣的情況下，縱有幾百個陳勝、吳廣大聲疾呼，起勁號召，農民們也只不過以看「熱鬧」的眼看他們罷了。官府如許諾抓住他們有賞，農民是樂於乾的。惰性乃包括人類在內的一切動物的本性，越高階的動物惰性越大。現代的人類較之古代的人表面看似乎是人人熱愛工作的，其實骨子裡是更缺乏勞動恆力的。現代人之所以追求現代，原本是希望現代能使自己少出力而多享受現代好處的。反而變成了工作的奴隸，只不過是事與願違罷了。
故，既溫飽，則懶得造反。造反是何等兇險多麼得不償失的事啊！除非只剩造反一條路了，否則圖的什麼呢？這點兒明智，中國農民早已具有。
「城裡人不齊心」——說階級也罷，論階層也罷，總之城裡人更是分出三六九等的人口，難以集中在一個口號之下，全世界每座城市都是如此。某一部分人為了達到某種訴求，暫時採取一致行動的事在中國是可能發生的，但表達訴求有別於革命。中國的城裡人，現在看，尤其捏不到一塊兒去了，因為都太聰明了。即使內心裡有訴求，也大抵不會親自加入到統一的行動中去。十之八九的人希望別人去行動，而自己大沾其光罷了。
故，今日之中國城裡人，「意見黨」分子是很有一批的。但這一「烏合之眾」中，根本產生不了什麼真正的「意見領袖」。某一時期「意見黨」分子們會由於心理所需捧出一位，但過不了多久，便會被別的「意見黨」滅掉，或者直接被自己曾經的擁戴者們滅掉。今日之中國城裡人，精神上被領袖需要傷得甚深。不論年輕者、年長者，心理深層其實是排斥領袖的。在年長者的語境中，「領袖」一詞已成「老詞」，他們願意用現代的「國家領導人」取而代之。而在年輕人那兒，擁戴誰崇拜誰信任誰是絕無長性的，是將誰當成一時所需的「精神玩偶」罷了。「精神玩偶」是要相陪著「粉絲」玩兒的。既不但要玩兒精神，也要玩兒互動之親密關係。而玩兒精神，自然包括玩兒「不同政見」。在今日之中國，沒點兒「不同政見」，也夠不上「精神玩偶」的範兒啊！但「花無百日紅，人無千日好」，一朝玩兒厭了，也自然首先是「粉絲」們玩厭了，於是雙方面另逐新歡。「粉絲」不反目、不落井下石，對「精神玩偶」便是好結果，幸運也。
網路是個好東西。網路真的好極了。網路的威力足以消解革命。
網民們以為，人自話筒了，「自媒體」了，掌握「人肉搜尋」的威力無比的強大武器了，於是自己們由往昔沉默的大多數，一下子變得具有聲討實力了。
這當然是事實的一方面。
但據我看來，事實的另一方面乃是，或曰真相乃是——網路首先利好於政府。
不就是官員們吸什麼煙、飲什麼酒、扎什麼皮帶、穿什麼鞋被曝光了嘛！不就是他們的兒女幹了不爭氣的事兒了、他們的夫人拎什麼包也被曝光了嘛，那人家今後小心謹慎就是了嘛！被揪住了不給個說法網民們不肯罷休的，降了撤了就是了嘛！中國還缺幹部嗎？
我說網路首先利好於政府，理由如下：
人人都可以上網發洩種種不滿，社會不良情緒便大面積地消解於網上了。有革命衝動者，可通過網路實行「虛擬革命」，想象自己真的革命了一把。過足了革命的癮，於是離開電腦轉身迴歸自己一如既往的社會角色。又於是，現實社會之不安定因素大減，盛世更加太平。
人人都可以上網揭露官員的腐敗現象及社會的不良現象，而這就既幫助了各級紀委又匤正著社會風氣。紀委得到幫助也是黨得到了幫助，社會風氣好轉也是各級政府所樂見之事。
民間有冤情，哪一級政府不作為，甚或捂蓋子，一旦在網上引起公憤，準會有上級官員下指示督辦之，於是凸顯了上級官員的親民、愛民。既是網民的正義獲勝了，實際上也使一些官員獲得了好名聲。
政府因某種愚蠢做法被「拍磚」，可促使各級政府自我反省，以後變得不愚蠢，甚至聰明。
政府若看著某些人不順眼（通常是知識分子），抓住其什麼把抦，可調動「水軍」滅其一把。現而今，滅知識分子，幾乎仍和「文革」時一樣，還會有許多人參與「網誅」、「網伐」。滅「大知識分子」，連「小知識分子」也樂於參與的。
不知有沒有統計過，四億多網民中，有百分之多少其實只不過是網上看客？網上雞鳴狗盜、汙穢不堪之事層出不窮，倘恰恰是那樣一些事最吸引中國看客之眼球，那麼對政府是更加的有利了。好比孩子眾多的家庭，娃們終於有了整天玩兒也玩不夠的東西，那家長少操多少心啊！
網路當然已改變了世界。
也當然已改變了中國。
許許多多的事已可足不出戶就在網上辦了怎麼能說沒被改變呢？
但誰若言靠了網路，足夠加快中國民主、文明、進步的過程，我以為是太樂觀了。
一個網上看客多多的國家，並且還是一個在「頂層設計」方面急待有所改變的國家——依我想來，是一個挺可悲的國家。
看客只不過是看客。
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進步是靠本國看客推動的。
恰恰相反，看客越多的國家，它的進步越遲緩。
因而，我曾以網路對我們中國做出過另一種比喻——看客之中國。
我在創作電視劇《知青》時，每覺自己是在「走鋼絲」。一個情節、一個細節、一句臺詞，經常猶豫再三，遲遲難以落筆。因為，倘考慮不周，寫了也白寫。不但白寫，也許還會成為劇本變成電視劇、電視劇被允許播出的障礙。「走鋼絲」者，雙手是須握著平衡杆的。我深知，我所能握的創作「平衡杆」，無非「極左」年代在人心裡也還是未完全泯滅的人性之真、善、美而已。
於是想到，對於我們中國，也好有一比，曰「鋼絲駐足臺上的中國」。
走鋼絲者，不論從左向右，還是從右向左，總之先要登上駐足臺。那是開始邁向鋼絲前，唯一可以站立的一小塊地方，面積也就半張小學生課桌面兒那麼大。而站在其上的，自然非是雜技表演者，而是中國的「大公僕」們。全中國都在望著他們，全世界也都在望著他們。握在他們手中的「平衡杆」，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因為各種各樣利益集團的難以限制的特權，腐敗以及社會財富分配的嚴重不公平，社會問題的多年積累，那樣的「平衡稈」本身便一頭極輕，一頭極重，是名副其實的「不平衡稈」，還不如什麼都不握容易掌握平衡。但那本身不平衡的「平衡稈」，卻又是「大公僕」們情願也罷，不情願也罷，必須握在手中的。因為那也是他們的使命象徵。
中國之改革，歷經三十餘年風風雨雨，走到今天，無論國人有多少失望，不滿甚至憤怨，有一點是肯定的——退是退不回去了。而且，原地踏步不前也不行。不前許多弊端不能從實際上得到解決，人民不再答應。若進，幾乎每一步都會面臨那些難以解決的新老問題，形同「走鋼絲」。
革命比造反覆雜。
改革比革命複雜。今日之中國，改革之複雜性，又如同「戴著鐐銬舞蹈」。革命的一貫策略是藉助群眾運動。所以革命在中國每曰「搞革命」、「鬧革命」。而改革因其複雜性，不能圖一時快哉地去「搞」、去「鬧」，要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援，比號召革命的說服工作難多了。
何況，國際國內，望向「鋼絲上」的目光中，確乎有等著幸災樂禍的看客的目光。
若中國的「大公僕」們，能以大智慧、大膽識走過一道道「鋼絲」，則我認為，完全可以斷定地認為，中國之當代史上，將必會記載下幾位值得國人發乎真心來紀念的名字。就像美國人民紀念華盛頓、林肯。
寫到此處，又將中國好有一比，曰「曾經的遊戲般的中國」。
小時候，我的同代男孩們，幾乎都喜歡撿冰棒籤子，攢冰棒籤子，玩「挑冰棒籤子」的遊戲以搏輸贏。
怎麼個「挑」法呢？
將一捆一百幾十根冰棒籤子，豎著用力往地上猛地一蹾，於是四散開來。那單獨散在一旁的，自不必挑，撥一下就贏到手了。但更多的，十之八九會支稜八叉、參差不齊、重重疊疊，這根壓住那根，那根壓住這根，犬牙交錯，哪一根都難以挑開去。
這種情況下怎麼辦呢？
便須借力。
若颳大風，或突發地震，當然那犬牙交錯的情況也就變了。但我們小時候玩時，從沒突起過大風，更沒地震過。遊戲規則卻允許趴在地上，對著一堆冰棒籤子，鼓起腮幫大口吹氣。還允許摘下帽子脫了上衣扇風。一吹一扇之下，一堆冰棒籤子的複雜格局，往往也就有了些鬆動，有了些變化。一有變化，某幾根冰棒籤子就挑得開去了。一次挑得開去幾根，看似不可破解的複雜性，就一次又一次地逐漸化解了……
中國之當下情形，又很像那樣一堆冰棒籤子，期待著偉大的改革家來「挑」。
一般改革者之智慧對於中國已無濟於事。
是的，今日之中國，這也迫切那也迫切，最迫切的是需要一批改革家，有大膽識也有大智慧的，稱得上偉大的改革家……
4.每一個國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國家病
1.特拉維斯先生是美國人，我認識他已有二十多年了，那還是磁帶錄影放映機剛開始在中國普及的年代。甚至可以說，我不但認識他，還特別熟悉他、瞭解他。我們每一次相見，都能進一步增加我對他的瞭解，以及對他的某些不尋常言行的理解。
但是儘管如此，我們卻並非朋友。
因為他是一個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我也每每的自以為是。並且我認為，人人都有自以為是的時候。自以為是像舌苔一樣，是人性與生俱來的缺點。只要人進行飲食，便有舌苔。人的身體有任何方面的問題，即使很小的問題，也會從舌苔的變化反應出來。進言之，古往今來，沒有過一生從未自以為是一次的人。那樣的人，完全可以說——不是人。但一個人過分的自以為是，喜歡他的人將是極少極少的。用我們中國人習慣的話說，那種人「有病」。
我不喜歡過分自以為是的人。
哪怕他是我的至親之人，我也不喜歡。
特拉維斯先生還是一個心懷大憎恨，但卻極善於掩飾的人。
他能在任何人面前偽裝得彬彬有禮，面帶意味深長的微笑。只要他願意，他可以一邊尋思著在何時何地以何種方式殺死你，一邊微笑著與你握手，拍你的肩。他這種表演天賦，比許多大牌電影明星還高階。與後者們相比，他是天王級的。
這是特拉維斯先生極可怕的一面。
我怎麼會與如此可怕的人成為朋友呢？
是的，我非常熟悉他。特別瞭解他，也特別理解他。
但我們絕對不可能成為朋友。
除非我也「有病」。
2.特拉維斯先生「出生」於1976年的紐約。他一「出生」就已經三十五六歲了——他是美國電影《計程車司機》的主角，在紐約開夜班計程車。
他還是越戰退伍軍人。在1976年的美國，不少和他年齡差不多的美國男人都有同樣的經歷。他們所經歷的那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對於他們不啻於是一場噩夢。對於美國也不啻於是一場噩夢。美國後來對於越戰的反思也曠日持久；而對於越南，那一場戰爭是慘烈的災難。
許多越戰後退役、退伍的官兵不僅留下了身體殘疾，還造成了心理的精神上的創傷。他們是對越戰反思最深切的群體。
特拉維斯先生卻很僥倖。他的身體沒留下任何殘疾。他也從沒做過戰場噩夢。起碼電影中沒表現這一點。
但特拉維斯先生患有嚴重的失眠症，有時須服安眠藥才能成眠。這一點是否與他的戰爭經歷有關，電影沒交代。
特拉維斯在越戰中表現怎樣？英勇還是怯懦？被戰友相救過還是相救過戰友？他殘暴無比還是相對人道一些？他屠殺過手無寸鐵的越南人民嗎？在他戰友們屠殺時，他會吸著煙或嚼著口香糖饒有興趣地看著覺得像看戰地節目似的嗎？
以上一切電影中都沒交代。
故我們可以這樣認為——經歷過越戰的特拉維斯先生，既沒有什麼浴血奮戰的特殊體驗值得講述，也沒有什麼共同出生入死的戰友值得緬懷，或後來成為親密兄弟。
他只不過入伍了，無驚無險地經歷了，僥倖全身而退了。
故對於那一場戰爭，他的頭腦之中沒有銘記下什麼，也從沒進行過反思。
不少經歷過越戰的退役或退伍的美國官兵，雖然也像他一樣幸運，但親眼目睹那場戰爭給美、越兩國人民造成的痛苦，那也還是要反思的。即使胸前佩戴著越戰英雄獎章也要反思。
但是，看來特拉維斯先生與他們不同。
特拉維斯先生的大腦似乎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
其實這樣的人也很少。比白獅或白虎還少。他們的存在，也是我們人類中基因變異的一種現象。
對於所經歷的壞事可以不反思，或曰大腦天生不具有反思功能，就個體而言，換一種思維來想，簡直同樣也是一種幸運。但對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而言，則是大的不幸、大的悲哀。換一百種思維還是。
像特拉維斯先生這樣的公民多了，甚而在公民比例中成為多數的話，整個國家、整個民族也就喪失了記憶。
而喪失了記憶的國家或民族會變成很「二」的國家或民族。它沒有昨天、沒有明天，只有當下。沒有昨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思考它的明天；不思考明天的國家或民族不可能真的產生改變當下的行動。而這樣的國家或民族的人，行屍走肉般地很「二」地活於當下，其狀態與非洲草原上的角馬群是差不了多少的。他們的一切行為都只不過是對社會適應與不適應的本能的生存反應，而不是理性態度。
特拉維斯先生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你可以認為他「有病」，也可以認為他很「二」。但千萬不要被他彬彬有禮的假象所欺騙，忘了前邊我所提醒的一點——他特危險。
3.活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美國紐約的特拉維斯先生，以他的眼看到了紐約這座大都市的種種墮落與罪惡。夜幕下的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聲色犬馬、道德買賣、肉體交易，不但使他這名夜班計程車司機越來越覺得不適，而且越來越使他內心裡產生憎恨。
他從沒憎恨過越戰。
因為他對越戰沒有了記憶。所以既不譴責那場戰爭的發動者，也不擁護那場戰爭的結束。他只不過去了，回來了，徹底忘記了。
但是他對1976年的美國「當下」反應極度敏感，如同蛇對地表的震動那麼敏感。
在他看來，紐約的墮落與罪惡當然代表整個美國的墮落與罪惡。於是他決定「替天行道」，充當黑暗社會的光復者。而光復者的行動不可能不是戰鬥行動，於是他買了四把手槍，利用業餘時間複習射擊本領，決心替美國掃除一切「人渣」。在電影中，他複習射擊本領的片段堪稱經典——側身而立，一手叉腰，一眼微眯，口中連連發出「砰」的「槍聲」；之後嘴角浮現出一絲輕蔑而自信的微笑。對於整個「黑暗社會」他是極其輕蔑的，對於拯救美國完成光復使命，他是特別自信的。「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光復者特拉維斯就要出擊了……
4.特拉維斯認為：社會之所以黑暗，肯定是無恥政客們搞的。於是他將自己首次出擊的目標鎖定為總統參選人——參議員帕蘭汀。而帕蘭汀的競選對手是另一位參議員哈瑞斯。
為什麼他的出擊目標是帕蘭汀而非哈瑞斯呢？
因為他暗戀上了哈瑞斯的助選人員貝茜，一位美貌的淑女型的知識分子女性。在他那兒，邏輯顯然又是這樣的——解決掉帕蘭汀就會使哈瑞斯大獲全勝，也就等於助了心愛之人貝茜一臂之力。
至於帕蘭汀與哈瑞斯之間誰較能負起總統職責，在他那兒是不予考慮的。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光復者特拉維斯，其實內心毫無正義原則，他的行為驅動力，只不過是病態的自我想象的「正義行為藝術」罷了。
他槍殺帕蘭汀的企圖因為引起了警惕而沒能實現。
於是他拯救國家的行動又轉向了拯救艾瑞斯……
5.艾瑞斯是十三歲的雛妓，她被皮條客和情人所控制，沉淪於賣淫生涯毫無自拔意識。
特拉維斯結識了艾瑞斯後，勸她回到學校去學習，而她對他的教誨不以為然。
特拉維斯先生同時受著生理需要的困擾——一方面，他為了解決性慾，已成為色情電影的常觀者，囊中羞澀之時，甚至花很少的錢，去到「人渣」才去的不良之處通過貓眼看赤裸裸的性表演，間接「過把癮」；另一方面，他對艾瑞斯的勸導可謂苦口婆心，完全發乎善意，彷彿連潛意識都純潔如天使。
由此我們又不難看出，特拉維斯從心理到行為是多麼的分裂！認為美國已經骯髒下流得不可救藥的神聖光復者，原來自己便一貫的受用那骯髒和下流的提供。
他拯救艾瑞斯的行動，最後以獨闖妓女戶，血拼皮條客，擊斃數人而達成。
起碼他認為是達成了。
6.特拉維斯的名字見了報，他受到關注了，居然也能被陌生人認出了——他儼然成了英雄。
受到關注，儼然成了英雄的特拉維斯先生，似乎不覺得美國有多麼糟了。他陶醉在知名度中，對同事和乘客更加彬彬有禮了。他甚至認為，現在有資本獲得貝茜的芳心了。但是貝茜對他反而更加冷淡了。
她和他在人格標準上根本不是一路人。
她並非因為他是計程車司機而瞧不起他。事實上她起初覺得他是一個挺有趣的男人。他倆第一次約會時，他請她看色情電影；她雖不情願，但猶豫一下竟順從了。
她不屑於與他來往，是因為看出了他是這樣一個人——沒文化，沒修養，偏執，心理具有暴力傾向，趣味低階，雖然還沒墮落為「人渣」，但那只是近在咫尺早晚的事。
在電影的結尾，貝茜踏下他的計程車頭也不回地走向家門時，特拉維斯又一次感受到了被輕蔑的滋味，嘴角也又浮現出了「黑暗光復者」的冷笑。
這預示著，他將又一次出擊了。
他的下一個暴力目標會是誰呢？在什麼時候會以什麼方式呢？
也許是貝茜啊！
7.如果將時間後延三十幾年至當下的網路時代，或將網路時代前移三十幾年至「特拉維斯時代」，那麼情況將可能是這樣——特拉維斯無須買四把手槍了，滑鼠就可以是他的槍。他的「光復行動」任由其在網上進行得轟轟烈烈。美國現實生活中會少了一個極其危險的「美國病人」，網路上會多一個攻擊客、一個網上暴民。而網路上多一個攻擊客，肯定比現實生活中有一個準精神病患者強得多。
這是網路帶給每一個國家的益處之一。
網路不僅是正義聲源，也是名利校場。看不見的錢鈔在網路上四處流淌，對點選率的貪婪追逐每使網路乏義可言。
我們不難想象特拉維斯手握滑鼠在網上四面出擊的亢奮樣子。他口中發出的肯定不再是「砰」、「砰」的單音，而是「嗒嗒」、「嗒嗒」之模擬的機槍掃射聲。
他會成為各網站寵兒，自己也會如魚得水。
他會成為「網痞」嗎？
答案是否定的。
造謠這種卑劣之事，以他的道德底線而言，大約是不會的。
但他會亢奮於傳謠。傳一切之謠。從危言聳聽的政治謠言到雞零狗碎的他人隱私。
如果網路上沒了謠言，便會大大影響他的攻擊情緒。
他只能不停止地攻擊一切他認為必須攻擊的人和事，否則他會在電腦前犯羊癲瘋的。
每個人內心深處都多多少少地保留著想要證明自己的社會存在具有積極的正能量的願望。
特拉維斯只能以那樣的方式來證明。
因為他是病人啊！
還因為，他不曾被好的文化所化……
8.結束語
國家是地球上的各個單位。
每一個國家都患有各自不同的國家病。富國有富國的國家病；窮國有窮國的國家病；發展中國家有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病；民主國家有民主國家的國家病；專制國家有專制國家的國家病……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擺脫其國家病。但往往的，舊病去了，又添新病。剛克急症，舊病復發。故一個國家的進步史，其實便是一個國家的「病史」與「治療保健史」。
而任何國家的任何時期，都會有本國特色的「國家病人」出現。特拉維斯操槍時具有美國特色，但其暴力傾向一轉向網路便具有了分明的中國特色。他們在網上的語言暴力表現，像極了「文革」時的紅衛兵。
一個國家的特拉維斯們多了，證明病得不輕；而一個國家的病好起來，大部分特拉維斯們的病往往會不治自愈。
當特拉維斯們多起來時，連頭腦正常的人也會犯一種認識上的錯誤，以為靠了他們，興許能使國家的病好得快點兒。
但須知，改革需要的理性決斷和智慧，特拉維斯們的頭腦中是根本沒有的。
不論哈瑞斯還是帕蘭汀，如果真的具有國家公僕的潛質和使命感，那麼一萬個特拉維斯也頂不上他們二人中任何一個的作用。
改革特拉維斯們不行。
革命特拉維斯們也不行。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連貝茜這小女子，也比他們具有推動進步的正能量。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特拉維斯們只有一種作用——驗病作用。
噓……
敲鍵盤的聲音吧？
特拉維斯先生，您線上嗎？
得小聲問，否則會激怒他們……
5.阿q生活在當代
都知道的——阿q確乎被砍了頭，而且在遊街之後。
但假如阿q沒被砍頭，僥倖逃過了他人生中那一大劫呢？
「但」字不論在嘴上還是在紙上，都被用得太隨便，結果似乎就很濫。
但依我想來，「但」字其實很偉大的，因為往往可以進行「推倒」事實後的另一種想象。那另一種想象，非用「假如」而絕不能夠展開。
那麼假如阿q當年沒被砍頭，他以後的人生又會怎樣呢？
想來他斷不會去參加真的革命。因為他膽小，更因為他骨子裡的奴性。並且，他見過革命黨人被砍頭的情形。雖然，他講起所見情形，眉飛色舞，唾沫四濺，夜裡卻是會做自己被砍頭的噩夢的。並且，驚醒了會一身冷汗。早期的革命黨，即尚未意識到革命要達到成功，必最大程度地發動群眾時的革命黨，是絕不允許阿q混入的。他企圖混入，門兒都沒有。他那個年代土匪很多。有明目張膽的土匪，有打著「革命」旗號的土匪。連土匪也會拿蔑視的眼光看他的，那麼他也就混不到土匪堆兒裡去。他們會像假洋鬼子那般對他怒喝：「滾！……」肯定還會朝他的屁股狠踹幾腳。
骨子裡奴性成為「自然」人性的人無不是膽小的。
而膽小，這正是我們假設的依據。
眾所周知，阿q被砍頭完全是冤枉的。還是他自投羅網的結果。趙家遭搶了本不關他什麼事，他原本是要去衙門裡告假洋鬼子只准自己造反，卻不許他也造反的「唯我獨革」之狀的。他的前科，也只不過是趁火打劫，掠點兒東西，罪不該死。
假如這樣的「誤會」並沒發生，阿q活下去的機率是極大的。
我們也都知道的，後來中國真的革命實現了。真的革命首先是為了使中國的勞苦大眾來一個徹底的翻身，當家做主。
阿q屬於大眾一員這是不存爭議的。
革命成功之前阿q的人生苦嗎？想來，我們也總得人性化地承認，確乎比較苦，還被視為下賤。
阿q勤勞嗎？魯迅筆下沒怎麼詳寫，字裡行間給我們的印象是懶散，遊手好閒。但我們可以這樣推理——他倘若不勞，那便會餓死。像他那種年齡的男人，不論在鄉下還是在城裡，乞討是討不成幾次的。那麼，他並沒餓死，證明他總歸還是得靠打工活著。
總而言之，「勞苦大眾」之於阿q,雖符合得不太完美，但大體上還是符合的。
那麼，阿q在鄉村的地位當然也應來次徹底的翻身。
不消說，土穀祠分給了他，於是他有了合法居處。對於「勞苦大眾」，革命只負責翻沒翻身的問題，一般不解決有沒有女人的問題。
但正像阿q骨子裡有奴性一樣，他骨子裡也有對女人的強烈需求。魯迅筆下的他，對女人的強烈需求，也可以說是欲求，每呈現為一種痛苦折磨。
那麼，既然翻身了，沒人敢再公開地蔑視他了，革命不便代之解決的問題，他自己勢必是要自行解決的——當然指的不是自慰。
在小尼姑、吳媽、趙司晨的妹子、鄒大嫂的女兒之間，他總之是要擁有一個的。從魯迅筆下看，阿q在這方面並不忒膽小，還算敢想敢做。比如對吳媽，對小尼姑。我們有根據推斷，「翻身了」的阿q,後來做了丈夫的可能性極大。也許他「擁有」的女人既不是小尼姑也不是吳媽，而是別莊的一個什麼女人。是的，對阿q而言，結婚只不過是「擁有」的廣告，妻子只不過是男人之擁有物。他是不太會與任何女人行苟且之事的。不僅因為膽小，還因為「傳統道德」的約束。和奴性一樣，「傳統道德」也是存在於他骨子裡的東西。那是外因長期暗示的結果。
在農會時期，阿q會是積極分子。分田地，分大戶財產、控訴趙老太爺、遊假洋鬼子的街——這些都是阿q特高興參與的，能使他獲得真「翻身了」的感覺。何況，他骨子裡有愛跟著起鬨、亢奮於刺激之事的遺傳。
互助組期間，阿q大約就很耍奸。經常裝出病歪歪的樣子，可憐兮兮地央求別人互助他，在分到他名下的那一小塊地裡種或收。而互助別人嘛，他往往不見蹤影了。即使被動員去了，也肯定拈輕怕重，作演假出力之秀。阿q並非名副其實的農民，他對土地沒農民那種感情，勞動也從來不能帶給他任何愉快。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能。
公社化後，阿q肯定由農會時期的積極分子變成了消極分子。雖然他對土地毫無感情，但已經分到了自己名下再「公」到一起去，阿q是一百個不情願的。
他在心裡會這麼罵：「媽媽的，早知如此，老子農會那會兒才不積極！……」
但阿q很願意搞「階級鬥爭」。儘管從階級成分上分，他只不過屬於「流氓無產階級」而已，卻一向聲稱自己是苦大愁深的貧下中農。趙老太爺和假洋鬼子雖然已成專政物件變為弱者了，阿q仍經常扇他們嘴巴子，那時他心裡就很快意，每每這麼想：媽媽的，儘管把地又收回去了，但新社會總歸比舊社會好！
對於阿q,新社會的好，主要體現在想扇趙老太爺和假洋鬼子耳光時，是完全可以的。不但不會有人干涉，還有人圍觀，發笑。阿q喜歡他扇什麼人嘴巴子的時候有人那樣。
到了「文革」，阿q再次變成了一個神氣活現的人。
「媽媽的，造反！造反！這才媽媽的像種造反的樣子！只要高呼著萬歲，怎麼造反都不會被殺頭，媽媽的，這種造反才來勁兒！……」
他帶頭造農村幹部的反，因為他們曾很不好地對待過他。
阿q造反造得出了名，就被城裡的造反派請去，當上了「農宣隊」的小頭目，趾高氣揚地佔領城裡的文化和教育陣地。
阿q從沒聽說過什麼「上層建築」。城裡的造反派們告訴他——就當成當年趙老太爺和假洋鬼子的家吧！
於是阿q立刻就明白了什麼是上層建築。
那時趙老太爺和假洋鬼子已經死了。
阿q也很少回未莊去了。
他喜歡城市，喜歡「上層建築」佔領者那種優越感。他很是學會了一些革命的話語，也能說起來一套一套的。有時手癢難耐，便扇「臭老九」們的嘴巴子。扇彼們的嘴巴子，那種感覺尤其的好。因為彼們以前的地位，比趙老太爺和假洋鬼子高多了，而且又都是文人。阿q本能地痛恨文化，因為文化是他骨子裡壓根兒沒有的。想有很難，不是能搶得來分得來的。某種據說是好東西的東西，在別人的腦袋裡，搶不來也分不來，這使他恨。
「媽媽的，嚓！……嚓！……」
阿q時常想砍下「臭老九」們的頭，將手伸入他們的頭裡掏一把，看那種叫作「文化」，據說是好東西的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
但只不過時常那麼一想罷了。
終究，阿q並不特別兇殘。有時裝出兇殘的樣子，卻是下不去狠手做很兇殘的事情的。
他只不過心裡面缺乏同情。
他最狠的時候，也只不過就是扇別人嘴巴子。
「文革」一結束，阿q成了「三種人」，須老實交代他在「文革」中的罪行。
那時的阿q又未免可憐了。
他終究只不過扇過別人的嘴巴子，而且沒文化，而且又是「翻身農民」，故對他清查了一陣子後，又將他釋放了，並沒被真的定為「三種人」。
阿q自是千恩萬謝，表示一定要痛改前非的。
但他其實並無懺悔意識。
沒文化的人不一定就絕然沒有懺悔意識。懺悔意識也往往是人性善根的枝葉。
阿q雖非兇殘之徒，心靈裡卻也沒有什麼善根。
他的懺悔是一種好漢不吃眼前虧的明智。連高等動物也有的明智。
如今，阿q已經很老很老了。
他太能活了。他沒什麼養生之道的。但偏偏就是太能活，而且活得還極健康。奇蹟之所以是奇蹟，是沒什麼科學道理可解釋的。
阿q的效能力很強，使他的女人為他生了不少兒女。他的兒女們分散在全國各地，替他生了不少孫兒女。兒女和孫兒女們，都不同程度地具有他的種種基因。
回憶成了阿q如今活著的基本內容。
「想當年……」
阿q經常對兒女及孫兒女們話說從前。說時表情極莊重，絕無絲毫戲說的意思。
未莊的人生經歷他是不說的。
「文革」前他的史事種種他也沒多大情緒說。那一時期沒他的什麼光彩，連與眾不同的苦難也沒有。
他基本上只回憶他佔領「上層建築」的事蹟。
「媽媽的，那年月真過癮！那才是中國人最好的年月啊！……」
那也是他人生中最輝煌的時期。
卻又不說在那年月，他衝鋒陷陣地佔領「上層建築」，也主要是為了不再幹他從沒熱愛過的農村勞動——他不再幹還給他記全工分，秋後照分糧菜，造反派們且每月發給他兩元「革命補貼」。那很划算。
但這種「革命動力」的真相，他是絕不說一字的。
他一開始「想當年」，某些兒女及孫兒女就轉身離開了，有的還忍不住與他爭論。
他們都是些接受過文化所化的兒女及孫兒女，對於「當年」，頗知道一些了，也都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們懂什麼？那年月就是好！……」
斯時阿q就極索寞了。
6.患有「貪占強迫症」的官員
一位出版社的編輯朋友來到家中，交換過對我即將出版的一部書稿的意見後，話題一轉，不知怎麼就談到了中國當下的腐敗。據朋友言，網上曾有一則訊息流傳——某省一不大不小的官員，除了接受行賄現金外，更喜歡接受房產。十餘年間，已得房產近二百處。
我大愕。
儘管，對於當下官員之腐敗，我的感覺已完全麻木，幾億、十幾億、幾十億、上百億甚至幾百億的貪汙受賄現象，早已無動於衷，連點兒脾氣也沒有了。人民幣也罷，美元也罷。彷彿中國本就是一個大公司，一概財富都屬於他們的，所謂貪汙受賄，只不過是彼門分配紅利的另一種方式而已。
但當時，我竟不由得一愕。
房產又不是鞋子、不是名錶、不是金條；面積那麼大的東西，不像名畫可不時欣賞，珠寶可經常拿在手中把玩——要那麼多房產空置著幹什麼呢？
朋友代答：升值後賣嘛。
我說：那還莫如直接要現金。
朋友代答：人民幣不是一直在貶值嘛。繼續貶值看來是大趨勢。而房產，卻是還要升值的。以長遠眼光看，要房子肯定比要現金好哇！
我一時無言。
良久，忍不住嘟囔了一句：名下那麼多房產，怎麼填那份官員們每年填一次的「財產申報表」呢？
朋友代答：二百來處房產，並不全都歸在他一人名下啊。老婆名下有，兒子名有下，父母、岳父母，七大姑八大姨，三叔四舅，全家族的人都掛名，每人名下不過才二三十套呀！
那時刻，朋友彷彿就是貪官本人了，他的話替彼們說出多乎哉、不多也的意味。
我又啞口無言。
朋友與我相對苦笑。
送走朋友，獨坐發呆。一時想不大明白——我與朋友都是憂國憂民的人，當然也都是憎恨腐敗的人。打從何時起，我們這樣的兩個很愛國的中國人，對於雷人的腐敗現象，都變得完全的沒了脾氣呢？
真的，不但當時我並沒聽得義憤填膺、血脈賁張；他說得也極平靜，就像聊換季時節天氣的冷暖。
也聯想到了我的一位教授同事對我講的事，她說——她讀大學時，班裡有名同學，給大家印象頗佳的一名同學，忽一日被發現有偷竊行為。偷的既不是別人東西，也不是什麼貴重之物，而是一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東西——他專偷食堂裡為同學們盛飯菜盛湯的塑膠盒、碗。那是校方聽了學生會的意見，每天為方便學生免費提供的。集中在一處地方，像紙巾一樣隨便使用的。食堂的人總是覺得每天被用的塑膠盒、碗逐漸變少了，一直奇怪。直至有人意外發現，在那名同學的一切可以藏匿的地方，包括上了鎖的箱子裡，佔為己有的六七百個之多。
那名同學被醫院診斷為「佔有強迫症」。
畢竟只不過是值不了多少錢的東西，校方並沒處分他。老師和同學也很同情他，無一歧視者，患了古怪的病嘛！在大家的友愛和關懷之下，他的病漸漸好了。
又聯想到，八十年代初，「文革」中自己也被整得很慘的周揚，平反後痛定思痛，公開發表文章提出了「異化」問題。而胡喬木主動向上邊請示，遂發起一場對周揚的再批判，使他至死又喪失了言論自由和自我辯護權。
現在看來，周揚是有深刻思想的。他對中國共產黨仍將面臨的執政考驗是看得準的。而胡喬木當年那場對周揚的再批判，也顯然是相當「文革」的。
我們中國在擺脫了「文革」之後，現如今，分明的，又被另一種病魔附體了。僅就幹部隊伍而言，「異化」之甚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所謂「異化」，借用醫學術語來說，叫作「器質性病變」。「器」者醫學上指，人體臟器也。病變發生於病灶，久而久之，使之病態嚴重。若治標不治本，必發展為癌。
從前也病，現在也病，首先都是病在「幹部」。區別乃是，今天老百姓不叫他們幹部了，而與時俱進地叫他們「官員」或「官吏」了。
於是我又聯想到一部外國電影《索多瑪120天》，這也是一部由好萊塢方面投資、由義大利導演拍攝的電影，改編自一部同名小說。小說有副書名，曰「放縱學校」。時間背景為18世紀，地點為瑞士山中某城堡。而電影則將時間背景後移為20世紀「二戰」末期；地點虛構為義大利北部一個叫作「薩羅共和國」的小國家。
同樣是在山區，同樣是在一幢古城堡裡，接連120天，上演了一幕幕「薩羅共和國」的政治權力人物、商業大亨們對一些被誆入城堡的青年學生尤其女學生的種種心理的、生理的，包括性的虐待和摧殘。
那些政治經濟大權在握、總是以正面形象出現於公眾眼前的顯赫人物們，為什麼在特定的時空會有種種的病態行徑呢？
原因無非有二：
一、他們的權力是不受監控的，或者這麼說，他們擁有絕對的、毋庸置疑的監控一切的權力，但「薩羅共和國」卻又絕對不存在任何有資格監督他們的權力。所以，當他們想要或身心需要放縱時，可以隨心所欲地放縱。當然，他們的放縱行徑一向不被公眾所知。要做到這一點，對他們根本不是什麼難事。
二、「二戰」末期，義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權臨近崩潰，而所謂「薩羅共和國」，乃當時之義大利的附屬小國。那麼，他們便產生了一種末日迫近之感。他們對於各自擁有的權力還能擁有多久，心中全然無數。正所謂「瞻念前程，不寒而慄」。於是，心理上的忐忑不安，促使他們「玩」出更加違背正常人性的放縱「遊戲」。又於是，那「遊戲」便呈現出變態的、病態的特徵來。
《索多瑪120天》一直是目前公認的世界十大禁片之一。
這樣一部探討現代權力對人的異化問題的電影，思想不可以說不嚴肅，為什麼反而會成為世界性十大禁片之一呢？
因為它所展開的情節太過極端，極端到了必然會誤導觀眾，卻不可能對觀眾之思想有什麼正面啟示或啟蒙的程度。
我為什麼會聯想到這樣一部電影呢？
因為我認為——官員貪汙受賄幾億、十幾億甚至幾十億元，這分明是病態的、變態的；官員以權謀私到幾十套乃至二百來套房產，也分明是病態的，官員的情婦很多，還是病態。我們都知道的，外國的官員們，忽一日曝出緋聞，也不過就是與一位女子有婚外情而已。我們也都知道的，外國的公民們，特別是歐美國家的公民們，他們對某屆政府強烈不滿，主要是由於他們無能，斷不會因為腐敗到了難以容忍的地步。
但我們中國人所難以容忍的，則恰恰是日甚一日，似乎遏制沒轍了的、病態的、變態的腐敗。
官員吸一兩千元一條的煙是病態。
煙當然有優劣之分，但貴到一兩千元一條，貴得太離譜了。究竟是先有了病態的官員，後有的貴得離譜的煙；或反過來，這需以另一篇文章來分析，暫且不論。
官員隔幾日換一塊名錶戴，這也有點兒病態。
有消費能力的女人每天換一雙高跟兒鞋是我們見慣不怪的。
但官員不應該是特享受虛榮的女人啊！
病態是被病毒感染了——好比電影《異形》中那些被外星球怪物之菌感染了的地球人，起初只不過出現紅腫潰爛的皮膚徵兆。
這時還有救。
變態就沒救了。
變態的結果是——面孔忽然從嘴角那兒向兩邊裂開，緊接著整個面孔被撐破，從人的麵皮下，暴露出黏液淋漓、滴答掛絲的猙獰怪物的頭。
這時，人已完全異化，不復是人。
患有「貪占強迫症」的官員，便是被完全異化的官員。
不知我們的官員中，有多少正病態著，又有多少即將變態？
不知我們中國是否應該每年定期對官員進行心理測驗，而不僅僅是體檢……
7.可憐的中國父母親
竊以為，近代以降，中國有四個時期做父母是很辛苦的，做兒女也是很辛苦的。
一是民國初期。統治了中國260餘年的曾似乎固若金湯的一個大王朝，由於自身腐敗，打擊改良和進步，在外國攻擊和國內顛覆之下土崩瓦解，亡於一旦。
這一時期，大批青年，尤其知識化了的青年，反而最不容易找到工作。報國無門，報父母養育之恩也難。而最糟糕的是，國人看不到國家方向與希望。父母看不到，知識化了的兒女們也看不到。當然，這裡說的，主要是平民——貧民父母和他們的兒女。富人不同，貪官汙吏與為富不仁的富人，即使在很爛的國家裡，也照樣活得滋滋潤潤的，幸福指數很高，甚至，國家越爛，他們越如魚得水。
於是某些知識青年，乾脆破釜沉舟地投身政治，以圖先救國而後追求個人之人生目標。政治要拋頭顱、灑鮮血的，父母們便成天為之提心吊膽。而許多青年，於是用生命祭了國家，或只不過祭了政治。不乏可敬者，亦有可悲者，令今人心疼。
二是抗戰時期。中國千千萬萬的父母親們，為保衛國家奉獻出了他們最寶貴的所有——兒女。有時剛奉獻出幾個月甚或幾天，兒女就粉身碎骨了。粉身碎骨在戰場上還算幸運，被敵人嚴刑折磨而死的，更令今人心疼。我們必須承認，在那國難時期，優秀的中華兒女，堅卓毅忍者，共產黨的隊伍中有，隸屬國民黨的亦即國家正規軍中同樣有，表現同樣可歌可泣，浩氣長存。
所謂家國情懷，在這一時期的中國，在成千上萬中華兒女心中，只體現為愛國情懷了。所謂忠孝，也只能做到以忠為孝了。
對於那些中華兒女，抗日便是「就業」。
三是內戰時期。資料顯示，抗戰與內戰兩個時期，近三千萬同胞死於戰爭，多半是青年。
那經常是白髮人埋黑髮人的時代。
當年被捲入戰爭的青年，猶如後來的青年被捲入「上山下鄉」運動。但前者們命運的慘烈，絕非後者們可與之相提並論。
四是「文革」及「上山下鄉」時期。
那一時期的絕大多數父母，多到大約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已經完全被剝奪了向兒女提出人生參考意見的權利。因為兒女們的人生，連兒女們自己也完全做不了主的。
在那麼一種情況下，許許多多家庭之家庭教育，成了一件很可能是「罪行」的事。父母和兒女往往會同樣受到批判的，甚至會都遭殃。
但許許多多並不等於全體。
我對鼓譟「文革」中全體中國人都瘋了的說法嗤之以鼻。
我當年就沒瘋，反而於種種瘋狂現象中越發清醒。我的父母也沒瘋，比以往年代更加善良，更富有同情心。
我班裡與我要好的同學一個也沒瘋，他們至今仍各個都是中國善良的人，像我的父母和他們自己的父母一樣善良，富有同情心。儘管他們上學的權利被硬性剝奪了，至今皆是平民百姓，而他們的父母，我當年再熟悉不過的那些底層人家的父母，一位位至死也未改變過善良本性。
故我認為，那堅持說當年全中國的人都瘋了的傢伙，極可能自己當年幹了罪過的事，並且至今不肯懺悔，繼續以「全中國人都瘋了」為自己當年的罪過開脫。
以我的眼看來，中國民間具有極其本能的、蠶絲被套般的向善維護系統，以影響自己的兒女們不變惡劣。那系統也遭受過極大破壞，但所幸未被徹底摧毀。
所以也可以這麼說，「文革」十年，由於「上山下鄉」運動剝奪了幾乎整整一代人的人生選擇——為父母的無奈，是兒女的也無奈，家庭教育反而極其簡單了。一句頂一萬句地說，勿惡守善而已。
這不等於說「文革」好。也不意味著所有人家的家庭教育都那麼值得稱讚。而僅僅是要強調——善良的父母們，對兒女們的家庭教育責任，只能盡到那麼一點了。
那是最重要的。
卻當然非是家庭教育的全部內容。
五是當下之中國父母，想怎麼教育兒女就可以怎麼教育兒女了，想怎麼培養兒女就可以怎麼培養兒女了。當下之中國兒女，想擁有多大的兒女自由幾乎就可以擁有多大的兒女自由了，想以什麼樣的價值觀來確定自己的人生方向，那方向幾乎就可以是他或她的人生方向了，哪怕明天又否定了，另有了一種價值觀，另確定一種方向，也沒法不隨他們的便。
但今天之中國人，尤其平凡的中國人們，彷彿更不會做父母了。彷彿覺得，做父母更難了、更累了、更復雜了。
「悠悠萬事，唯此為大」——成了中國父母的人生宗旨。
「天降大任於斯人也」——成了中國父母的家教信條。孩子一呱呱墜地，父母都希望「天降大任於斯嬰」。而同時，自己也背上了「天降大任於父母」的無形十字架。
誰都想證明自己在家庭教育方面是成功的父母。
誰都明白成不成功要由好兒女來證明。
而好兒女起碼分為以下幾類：
1.一個善良的、正義的人；對謀生技能具有進取精神的人；一生平凡但不失為一個受人尊敬的人。
2.一個所謂精英人士。或曰成功人士。倘為官，官運亨通；倘經商，財源茂盛；倘從藝，必是明星大腕；倘從文，名滿利豐，迎送皆鴻儒，往來無白丁；倘是獨女，待嫁豪門；倘是獨子，光宗耀祖。
3.既能實現以上人生目標，同時善良又正義，不但活著有好口碑，死後也經得起歷史評說；包括坊間流傳之野史的圈點。
4.如二者無法兼得，管他什麼厚黑學，什麼潛規則，什麼權錢交易，什麼出賣色相，百般手段一齊用上，黑白兩道都吃得開，達到目的就是好樣的。許多別人都已變得鮮廉寡恥，自己不擇手段又何必感到羞辱？爸爸媽媽更不會因而臉紅。別人指背那叫羨慕嫉妒恨！走自己的路，讓別人說去！
5.絕對不允許兒女平凡。平凡就是平庸無能！容忍一個平凡的兒女，豈非容忍一個完全沒出息的兒女？若竟一輩子平凡，想想還莫如當初做掉的好！父母都由一輩子平凡而一輩子平庸了，全指望你當兒女的使祖墳冒青煙了！你實現不了我們對你的指望，你算什麼好兒女？
於是，父母成了家庭教練員，兒女成了家庭運動員，而家庭成了培訓基地，與學校達成這麼一種共識——雙方合作，不將一個孩子推入重點大學的校門誓不罷休，因為重點大學是培養將來不平凡的人的殿堂……
所以諸位，僅就以上五類培養兒女的方向而言，我們究竟遁著哪一方向盡父母的家教責任？姑且不論使命。說使命未免太沉重——我們畢竟只不過是父母，而且又都是平凡的普通的父母。我們不是「聖父」、「聖母」，世界並不非要我們的兒女去拯救。依我看世界也並沒比從前糟到哪兒去，故我們當僅以平常心來談談父母的家教責任就行的，不知諸位意下如何？
首先我要說，望子成龍、望女成鳳之心，天下父母皆有之。那麼也就可以說，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父母都會有的一種期望。起碼，孩子出生時，心中會閃過那麼一線期望之光。這無可厚非，符合父母之人性。
但一個事實乃是——那第二類、第三類兒女，是可望而不可求的。他們永遠是世界新生代中的極少數，這一點在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國家都是如此。因父母家教有方的例子是有的；與父母基因遺傳有些關係的例子不勝列舉；自幼胸懷大志，成功於個人刻苦勤奮的才俊人物也不少。可如果進行一項統計將會發現，更多的才俊人物其實屬於「天賦」優異，再加上時代因素的促成，以及所謂「運氣」。「天賦」的優異與父母的基因沒什麼關係，故「天賦」是無道理可講的，「運氣」更無道理可講。那麼，此等兒女，乃萬分甚至百萬分、千萬分之一的比例。若天下父母全都抱此期望，不是好比每一個買彩票的人都專執一念非中頭獎那麼「二」嗎？
故我認為，兒女呱呱落地時，能這麼想的父母才是具有起碼明智的父母——我一定要保證我的兒女將來的人生，不至於連普遍人的日子都過不上。
如果父母的家教責任始於此點，那麼家教責任就會變得輕鬆一點兒的。也就等於做父母的首先在思想上明白了以下人生理念：
平凡與平庸是不同的。
平凡者也可以平凡得較為優秀。在平凡的工作崗位上能力表現優秀，勝任自如；在平凡的家庭中是平凡的好兒女、好父母、好夫妻；在平凡的人際關係中，是平凡的好同事、好鄰里。
這樣的一個人，將平凡得可愛。
而可愛之人，人人喜歡他。
而生活在被許多平凡的別人喜歡的平凡的階層中，心中未必全無平凡的幸福感。
平庸則不同，平庸是主觀上的懶、混。
為父母者，如果真想通了以上道理，便會自覺地教育兒女，將來萬勿做第四種人。而自己也絕不做難以容忍兒女的將來平平凡凡的父母。
雷夫·艾斯奎斯是當今美國備受稱讚的中學教師。他來到中國與眾多中國同行對話時，多次強調：
我們要培養善良的學生……
如果我們希望他們將來成為善良的人……
聰明不是那麼重要，品格遠比學習成績重要，正派、得體遠比考試得高分重要……
雷夫明白，善良是人之良好品格的第一塊基石。如果沒有良好的品格，所謂「天賦」和「運氣」不會始終青睞某一個人的。反之，良好的品格有助於人獲得信任、幫助、倚重。那時，連自己和父母都不曾從自身發現過的正能力，便有了施展的機會。
我們中國的父母如今最不重視的是對兒女的善良教育、好人教育、好品格教育。
我們中國彷彿變成了古代斯巴達國。
我們的父母和教育體制，似乎「合謀」在這麼打算——要麼使一個孩子成為將來的斯巴達勇士，要麼視為「廢品」。
一個孩子獲得了大學文憑，只不過意味著在文化知識方面獲得了成為平凡的城市人的資格。
研究生文憑其實也只能證明這麼一點。
而我們許多父母包括兒女，似乎仍停留在出了大學校門我當然已與眾不同的過去時。
進了大學校門，證明著一種幸運；出了大學校門，也證明著一種幸運。
一種「獲得了成為平凡的城市人的資格」的幸運。
因為城市對「平凡的城市人」的要求越來越高了。
不入大學校門，若想成為合格的「平凡的城市人」，將付出更大努力的。
想明白了這一點，也就等於想明白了——平凡其實沒那麼可怕，可怕的倒是，害怕平凡的人生如本能地害怕死亡。
竊以為，這樣的人，他逐漸不平凡起來的可能，比平凡的人少多了。
8.他們起訴中國
我近來做一荒誕夢——夢到有幾位外國先生起訴咱們中國。都是極可敬的先生。不僅我自己一聽到他們的名字便肅然起敬，許許多多的同胞們也是。他們的名字在全世界享譽久矣，故我不能按咱們中國人時下的習慣說他們是「老外」。
他們是——歐·亨利、雨果、莫里哀、果戈裡、契訶夫、巴爾扎克、馬克·吐溫、易卜生，等等。
他們的起訴理由是——中國通過現實生活「剽竊」了他們的小說或戲劇構思，企圖使他們的代表性作品變得平庸無奇，而這分明意味著是對他們的羞辱。
有關部門嚴禁對此事進行報道，連洩露到網上去的訊息也被定性為「謠言」，並遭到遮蔽。
開庭是秘密進行的。
朋友想辦法為我搞到了一張旁聽許可證。座位靠後，我可以看到正襟危坐的法官們，卻不知為什麼看不清他們的臉。那似乎是一些沒有五官的臉。是的，不是五官模糊，是似乎就沒有。當然他們不可能沒有五官。也不是光線的原因，而是我自己的眼睛那一天很不正常。我看原告們的臉卻能看得清清楚楚，看其他旁聽者的臉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唯獨看法官們的臉時，居然看不到五官。我的眼睛那一天究意怎麼了，我自己也不明白。
原告們都沒請律師。
他們都是善於滔滔雄辯的人物，我想他們不請律師是不值得包括法官們在內的所有人奇怪的。
首先站起來闡述起訴理由的是歐·亨利，他沒讀起訴狀。
他說，《警察與讚美詩》是他短篇小說中的名篇……
那篇短篇小說我在小學四五年級時就讀過了，記憶猶新，內容是——流浪漢在聖誕之夜無家可歸，飢寒交迫。於是他想到了監獄，監獄的四面石牆起碼可以擋住威脅到他生命的寒冷。而且，聖誕之夜，連犯人們也是有一頓簡單聖餐可享的。可怎麼才能入獄呢？只有犯罪。又於是，將他凍得瑟瑟發抖的寒冷，加上對一頓簡單聖餐的迫切需要，促使他撿起一塊石頭猛砸商店的櫥窗。
警察出現了，他如願以償了。
那時他無比虔誠地感激上帝，在心中默默唱起了讚美詩……
歐·享利特紳士範兒地指出——某年某月某日，中國的某一份報，報道了這樣一件事：在北京火車站的廣場上，有一七十餘歲的老漢，也同樣為了達到入獄之目的，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搶一位年輕女士的挎包。那老漢的親身體驗告訴他——監獄，起碼他曾被關押過的一所監獄中的吃住條件，比他曾住過的一處養老院裡的吃住條件強多了。而且對於他這把年紀的無依無靠的獨身老人是免費的。那麼，他每月200元的社會養老救濟金可以省下做零花錢。故當法官僅判他兩年刑期時，他極為失望，當庭大叫：「判得太輕了！俺請求判得重一些，最好判俺終身監禁！」
「先生們、女士們，」——歐·享利激動了，看去甚至有些憤慨了，「情節如此雷同，這難道還不是公然剽竊嗎？但是在世界迄今為止的剽竊案例中，用現實生活來基本上覆制小說內容的現象，據我所知這還是第一次，這簡直是對文學的褻瀆！是可忍，孰不可忍？關鍵是，還沒想到上帝！心裡也沒唱讚美詩！法官先生，讚美詩是我那一篇傳世短篇的最體現創作智慧的一點，而它不但被剽竊了，還將體現作家極高創作智慧的這一點刪掉了！為什麼要刪？為什麼？這一刪，我的傳世名篇被中國的現實生活平庸化了，而這對我的作家聲譽造成了非常嚴重的負面影響……」
他接著指出——他的另一短篇佳作《肥皂》也被中國的現實社會生活剽竊了。
《肥皂》的內容是——身為大富翁的肥皂商，與是大學生的兒子爭論：金錢能買到愛情嗎？
兒子輕蔑地說：不能！
父親淡淡一笑：那麼讓事實來證明。
兒子不快的是——所愛的姑娘當天就要搭乘飛機去往另一座城市了，可他還沒有足夠的時間從容地而不是唐突地向姑娘示愛。
所幸在他陪那姑娘去往機場的路上發生了交通堵塞。一堵就是兩個多小時，小夥子在計程車裡收穫了愛情——但交通堵塞是他父親花了一大筆錢僱人製造的。
法官問：尊敬的歐·享利先生，您想通過《肥皂》傳達什麼創作意圖？
歐·享利：資本主義制度之下，金錢萬能。但我的創作思想是批判性的！
法官：本法官對您的第二項指控予以駁回。您太不瞭解我們中國了。在我們中國，老早老早就流傳「有錢能使鬼推磨」的說法了。我猜測得到，您其實想要指出，我們中國當下社會中一切證明金錢萬能的現象，都是從《肥皂》中剽竊來的是吧？但您真的大錯特錯了。倒是您的《肥皂》有剽竊了我們中國人自古以來普遍的金錢觀的嫌疑。本法官認為，您最好對我的駁回表示明智的接受，否則，您也許會被以「剽竊中國當代主流金錢觀」的罪名遭到反訴……
美國短篇小說之父怔愣良久，聳聳肩，嘟囔一句我聽不到的話，悻悻地坐下了。
緊接著站起來的是一臉正氣、雙目炯炯的雨果。我還沒來得及轉換傾聽頻道，雨果已用他那在公眾前一向莊嚴又洪亮的聲音開始陳述；他說：「法官先生，旁聽席上的諸位，我相信你們大多數人都聽到過冉·阿讓這個名字。在我的代表作之一《悲慘世界》中，他由於特別飢餓而偷了一個麵包，而成為不幸的長期服苦役的人。請允許我強調，我說他是‘服苦役的人’，並沒說他是‘服苦役的犯人’。雖然，在我的筆下，也明明是將他寫成‘苦役犯’的。但那是我從自己終生恪守的人道主義立場移位於沒有同情心之人的立場來看待他的，以便更利於提示他們為什麼沒有同情心。因飢餓難忍而偷一個麵包，與貪汙、與由於情場嫉恨而殺人，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語的。我親愛的冉·阿讓，他一度成為深受百姓愛戴的白德勞先生，並且後來成為不穿教袍的麥裡哀主教式的人性溫暖的人物。可在中國，你們不但通過現實一次次剽竊我偉大的構思，而且玷汙那構思！你們使貪汙犯成為一座城市的黨校之長！你們使殺人犯隱姓埋名，成功地在二十餘年間逃避了法律追究，還以所謂‘大善人’的面目混跡於人世間！我的冉·阿讓一度進入過修道院，可你們的貪汙犯卻進入了黨校！這太滑稽可笑了！其實我對中國是友好的。我生前雖未到過中國，但是我對中國文化相當崇敬。我甚至能夠容忍現實生活複製偉大文學作品的現象，但我不能容忍的是不斷複製，而且對偉大作品中的好人形象極盡醜化之能事……」
雨果的陳述很長。我們都知道的，他不僅是法國的，也是全人類的人性和良心的教誨者，起碼他的書證明了此點。我望著他，看得出來，他希望能借機教誨我們中國人。
法庭極安靜。法官耐心可嘉地聽他陳述完畢。那時，我覺得法官們的臉上，依稀出現過了五官似的。
莫里哀指控中國的現實生活一次次照搬他的戲劇《吝嗇鬼》中的情節，而且將人性對金錢的貪婪演繹得更加醜惡。
在他的傳記文學中，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好脾氣的紳士。
可是當時他生氣得很，不斷用手杖杵地，大聲質問：「都二十一世紀了，為什麼你們許多官員變得都像奧爾貢了？為什麼你們許多商人都變得像維尼斯商人那麼既狡猾又冷酷？為什麼你們許多富人富得流油卻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
一個聲音接言道：「這個國家幾乎通體被金錢腐蝕了！」
旁聽者們全都循聲望去；我認出了他是馬克·吐溫。
果戈裡站起來慢條斯理地說，早在三十多年前，亦即八十年代初，他就知道中國的現實生活剽竊了他的《欽差大臣》，並且拍成過一部電影《假如我是真的》。
他苦笑著說：「你們中國不是有句古話‘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嗎？可你們用現實生活剽竊《欽差大臣》的構思不止一百幾十次了吧？而且騙術最初總是成功的！你們最近一次的剽竊事件，竟搞出農民冒充軍委領導人親戚的鬧劇！這類剽竊何時才能終止呢？」
馬克·吐溫又忍不住插言道：「更有甚者，他們的某官員還花錢僱用冒充者哪！」
按順序本該是契訶夫進行陳述，但是馬克·吐溫早已捺不住性子，就請馬克·吐溫在先了。
馬克·吐溫謝過契訶夫，站起來不無諷刺意味地說：「我的《競選州長》這一篇小品文，只不過幽了美國民主選舉一默。但在美國，買官基本上是行不通的。在你們中國這兒，買官幾乎成了官場上一種公開的秘密。這是你們中國特色的自由，我不妄加評論。但你們中國最近發生的，一位地方官員花錢僱人假冒‘中紀委’幹部，對自己官場上的競爭對手進行所謂‘貪腐問題’調查的鬧劇，分明剽竊了《競選州長》的構思。但這一件事，我完全可以不予計較。可你們還通過現實剽竊了我另一部作品的構思，即《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的構思！先生們、女士們，我雖然是親自來進行起訴的，但我的目的不在於賠償金，更不是為了令你們難堪。我是懷著善意的動機來的，是要親口告訴你們——一袋所謂‘金’塊既然可以敗壞整座城堡裡的人的心智，那麼金錢崇拜也可以敗壞整個國家的人的心智。而許多現象證明，今日之中國對金錢的崇拜，與我創作《敗壞了赫德萊堡的人》時的美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