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終於又和那個女人見面了。
相見之際，她是怎樣的尷尬，自不必說。她的頭髮染了、燙了。她臉上還化了妝。教授覺得她更加醜陋了，像一條被包裹了的花色毛蟲。
教授想不明白，會計師，起碼也是大學文化程度。究竟哪幾種原因，使一位退了休的中國知識女性，改變得那麼俗惡、那麼刁蠻、那麼無賴？
親家公不明內情，一個勁兒地和教授近乎，沒話找話地搭訕著說東道西。教授對他內心裡也充滿了厭惡。因為教授知道，倘沒有他在背後起作用，那女人未見得便會輕而易舉地贏了那場官司。
主婚人問：「××小姐，你願意嫁給這位先生，並終生愛他嗎？」
女兒回答：「願意。」
「××先生，你願意娶這位小姐為妻，並終生不背叛她的愛情嗎？」
「願意！」
於是一對新人親吻。
於是賓客們中的年輕人們齊唱《你是我永遠的愛》：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除了愛你，
我沒有選擇！
你是我永遠的愛，
因為只有愛你，
我才能真正快樂！
在歌聲中，女兒走向了她的婆婆；女婿走向了教授。
現在，那年輕人的身份，是合法化了。因而「女婿」二字，也不必帶引號了。
教授望著女兒那張秀麗的臉貼向了她婆婆那張漫畫似的臉……
他突然大叫一聲：「不！」——將走到跟前的女婿推開，奔過去，拽住女兒的手轉身便走……
人們一時都蒙了。
女兒一邊掙手一邊說：「爸你這是幹什麼呀？爸你這是幹什麼呀……」
「親家，親家……」
女兒的公公上前阻擋。
「不……」
教授又喊了一聲。
他拖著女兒走了十幾步，倒下了……
「爸爸！爸爸！爸爸你究竟是怎麼了……」
女兒嚇哭了。
教授說：「我……我……我……為什麼要開車門呢……」
其實他想對女兒說的並不是這句話。而是另一句話——他們醜陋。
對女兒、對女婿、對那做了公公的男人和那做了婆婆的女人，對一個被歪曲了的事實，對他已開始反感的社會本身，教授倒下時決定，該諒解還是要諒解。
說完那句話，他的心臟爆裂，就死了……
8.虛實之間
對於飲酒，我從沒喜歡過，不論何種酒，不論多麼名貴的酒；中國的也罷，外國的也罷。至今，我也無法理解喜歡飲酒的人們飲酒時的快樂。
然而我竟大醉過幾次。那特別痛苦的感受，至今心有餘悸。
一次在1967年，「文革」第二年，我下鄉前一年，冬季裡的一天。我18歲了，已經於1966年初中畢業，但報考哈爾濱師範學院的大理想破滅了。所謂人生理想之於我，在當年，確乎的也就是先成為哈爾濱師範學院的一名學生，三年後成為哈爾濱一所中學的語文老師罷了。那理想之於我不消說是非常理性的。父親身為支援「大三線」建設的建築工人，遠在四川。每月五十幾元工資，最多也只能寄給家裡40元；而母親和我們五個兒女，僅靠那40元維持生活，日子過得真是不容易啊。何況，考上了大學的哥哥，因家境貧窮，明擺著供不起他讀完大學的，竟於四年前患了精神病，使我家貧窮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了。而我自初一下學期起，由於18平方米的一個小小的破敗的家裡，終日還被患精神病的哥哥鬧騰得幾無片刻安寧，學習成績直線下降，以那等令我羞愧不已的成績考高中是肯定考不上。幸而，從小學到中學，我的語文成績一向是優良，考上哈爾濱師範學院的語文系我還是頗有幾分信心的。受那信心的鼓舞，我在填報考志願前到師範學院去過幾次。在當年的哈爾濱，師範學院地處郊區，校園不大，五六幢老舊的三層樓而已，主樓也是。我在校園裡獨自「參觀」，想象著以後將成為那裡的一名學生，憂愁之心多少獲得了點兒慰藉。現今的人們也許會說，既然家境貧窮，為什麼還要考師範學院呢？不是已經18歲了嗎？直接參加工作不是能更早地替家庭掙份工資嗎？可在當年，一名初中畢業生居然想要找到一份工作，倘無特別特別硬的後門，則便等於是痴心妄想，連掃馬路或運送垃圾之類的工作，哪怕是臨時的，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的孩子，也是休想輪到機會的啊。而我的家，正是一個完全沒有任何後門可走的人家。
所以，考入哈師院，不但是我唯一的理想，而且是我唯一的理性選擇。
記得十分清楚，當年那份報考志願表有三檔，三檔裡我填的都是哈爾濱師範學院。即使畢業後分配到了郊縣的一所小學那也心滿意足，無怨無悔。在初中畢業後的一年多里，我因自己都18歲了還不能為家裡掙一分錢，又眼見母親的臉終日愁雲密佈，而羞愧難當，心燃急火。我已經扒過樹皮了；我已經撿過煤渣了；我腳上穿的，已是從鄰居收回來的破爛堆裡挑出來的破鞋子了！但樹皮不是錢，煤渣也不是錢，並且不是天天都可以扒到撿到的啊！儘管能為家裡省下幾角錢，但那對於貧窮的生活又有什麼實際的改變意義呢？即使我終日光著腳，根本不穿鞋子，貧窮的日子還不是照樣貧窮嗎？
畢業後那一年半里，我經常做兩種夢。
一種夢境是撿錢——扭頭四望，前後左右遍地錢。說遍地，也不是多到可以用手捧，而是像收割過的莊稼地，這裡那裡都可望見掉落的麥穗、穀穗與豆莢。我在夢境中撿錢，如同早年農村的孩子在秋收後的莊稼地裡拾麥穗、穀穗或豆莢。也挺奇怪，夢境中地上的錢，從沒出現過一元以上的紙鈔，更多見的是硬幣，壹分的、貳分的、伍分的。當年沒有壹角錢的硬幣。我夢境中也出現過角鈔，壹角的、貳角的、伍角的。出現過貳角錢或伍角錢的時候極少，然而確曾是出現過的。
我的理想是那麼的理性，真叫是理性之想啊。
我的夢也是那麼的理性，連在夢裡撿錢都不敢奢望能撿到一元的，真叫是理性之夢啊。
由那些撿錢的夢，我在青年時就形成了一種對夢的認識：倘人對生活的希望是特現實、特理性的，那麼他的夢境也斷不會超現實到哪兒去。正如賈大斷不會在夢中與林妹妹幽會。寶玉與襲人共赴巫山、纏綿雲雨的夢，賈大也肯定是做不來的。也正如阿q們的「革命」理想，只不過是在鄉紳趙老爺家與吳媽「睏覺」。但我終究讀了不少文學書籍，已是一名文學青年了。故我的夢境有時也特浪漫——在某幾場夢中，硬幣已不是出現在地上，而是生長在花枝上了。並且呢，由幾枚硬幣，組成為花朵。五瓣的、六瓣的、多層花瓣的；壹角、貳角、伍角的角鈔，則像花葉一般生長在花枝上！
多美好的夢啊！多浪漫的夢啊！
夢中的我，不必一次次彎下腰了，直著腰就可以前後左右地「採」到「花兒」，不，採到錢了！
請想想吧，如果一朵「花兒」是由伍分的硬幣組成的，而且是六瓣的、多層的，手到採下，那一大朵便是多少錢啊！還有是角鈔的葉子呢！所以夢中的我，不但像南方小女子摘採茉莉那般快速麻利地採錢，還一把一把地大抓角鈔。
當然地，再大朵的一朵銀光閃閃的硬幣茉莉，那也不比一片伍角錢的「葉子」錢多到哪兒去。奇怪的是，當年夢中的我，卻一向是先採「花兒」後抓「葉」。多年以後我也沒想明白，那究竟意味著什麼。
是的，在我18歲那一年，在中國的1967年，經常做以上那麼一種特美好、特浪漫、特現實，也特「中國特色」的夢。經常做撿錢之夢，夢境中卻從沒出現過面值一元以上的錢鈔，這樣的夢還不夠現實嗎？簡直還很自律呢，是吧？
按說，18歲的年齡，正是開始做每個男人大抵總會做過幾次的性夢的年齡，好羞愧啊，18歲的我經常所做的竟是撿錢的夢、低俗的夢。是的，如今想來，當年的我如果經常做性夢，那也比經常做撿錢的夢更正常呵！而且還不是撿成捆成捆的錢，撿的盡是硬幣和角鈔，還從沒打算往失物招領處交！不但低俗，簡直鄙俗。
如果說我做的第一種夢是荒誕浪漫主義之夢，那麼我做的第二種夢便是理想現實主義之夢了——夢的場景自然是哈爾濱師範學校。我成為它的學生，胸前戴著它的校徽，坐在教室裡聽老師講課；在圖書館自習或閱讀一部什麼小說；考試……每次考試起初都挺順利，大致看一番卷子，從沒覺得哪一道題會難住我，但接著就會發生令人徒喚奈何的事了，不是鋼筆帽怎麼也擰不下來，最終將鋼筆弄斷，便是鋼筆突然滴水兒，雖然只不過是不大不小的一滴墨水兒滴在卷面上了，但不知怎麼一來，我會將那滴墨水兒搞得滿卷面都是。已經答過的題完全看不到答案了，沒做的題也汙染了。總之，就像憨豆先生打了一個噴嚏，濺到名畫上一小點兒口水星兒，想要從名畫上抹去而最終將名畫揩抹得一派狼藉那樣。這其實還不算多麼糟糕，最糟糕，不，最令我無地自容的是，原本一切都挺順利，簡直也可以說感覺良好；明媚的陽光灑滿教室，也照耀著我的課桌面，我的筆下水兒流利，我從容不迫寫下的字跡工工整整，彷彿印刷字……可是忽然間，天啊，怎麼會發生那樣的事！——忽然間我發現自己居然沒穿褲子就坐在教室裡了！說沒穿褲子是不確切的。確切地說是連短褲也沒穿！我怎麼也料想不到自己竟會完全赤裸下身地坐在教室裡參加考試！在夢境中我本能的反應必然是而且只能是暗暗地、用力地拉扯我上衣的下邊兒，希望拉扯到超過大腿根兒的長度，而那當然是徒勞無益根本做不到的。而且適得其反，越拉扯越短！又不知怎麼一來，上衣竟變成了兜兜！同時我自己變成了一個光腚小孩兒在課桌上爬，同桌的女生大聲呵斥我，而我聽到監考老師大喊我的姓名……
我說這種夢是理想兼現實主義之夢，乃因在夢境之中我畢竟成為了師範學校的一名學生，確實有著理想主義的成分。為什麼又說是現實主義的呢？因為在1967年，記不清是哪一個月份的事了，北京傳來了所謂「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的號召：全國一切中學、大學的革命學生，都要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當成一場長期的、持久的政治運動來進行，不獲全勝，絕不收兵！資產階級教育部已被砸爛，今後初中生考高中、考中等技術學校、師範學校，高中生考大學的升學方式永遠被取消。一切學生有無進一步升學的資格，首先要視其在「文革」中的政治表現如何。
我的天性中並不具有熱衷於勇猛地革別人之命的精神。當我的眼看到了，我的耳聽到了一件又一件幾乎天天都發生幾件的冷酷無情地革別人命的事件，而所謂「勇猛」其實只不過是殘暴的另一種說法，並且獲得堂而皇之的革命口號煽動時，我所讀過的一切書中的一切可敬的人物，不管是虛構的還是真實的人物，似乎每天都在諄諄告誡於我：那是不對的。真的革命者不應該是那樣的一些人，真的革命也不應是那麼進行的！不要信那一套，遠離之，遠離之……
1967年是我自從出生以來做夢次數最多的一年，比1960～1963年間「飢餓年代」所做的夢的總和還要多。在後三年中，我的夢境內容相對單純，經常夢到的是過年、過節飽吃美餐的情形。至於那美餐呢，不過就是大米飯、饅頭、豬肉燉粉條之類。也夢到過撿東西，撿到的幾乎無一例外是可當即便吃的東西，比如一個不知從哪兒滾到馬路邊的大西紅柿，或一齣校門發現某處有個由紙繩捆紮的紙包，開啟來驚喜而見竟是一包粗糧細做的「實驗點心」，甚或會是一塊人造肉。「實驗點心」大抵是用包穀面和高粱米麵做的，而人造肉則是用淘米水沉澱後收集在一起的澱粉做的。也有夢著過撿到了糧票的時候。但從沒做過撿錢的夢。因為那三年的實際情況是，只有錢沒糧票幾乎不管去到哪兒，哪兒都吃不成一頓飯。那三年我才是小學生，根本不會做和哈爾濱師範學院有關的夢。雖然整天捱餓，卻從沒做過噩夢。但1967年，我不但經常做撿錢的夢、與師範學院有關的夢，也每做噩夢。
是的，1967年，我不斷做撿錢的夢、在考場上發現自己竟赤裸著下身的夢，以及種種驚出一身冷汗的噩夢。已經18歲的我，「飢餓年代」之後不再臉色青黃（我想那是由於嚴重營養不良造成的吧）皮包骨頭，逐漸胖了一點兒的我，一年之內又因睡眠不足瘦回了原形。嚴重失眠對我身體的負面影響並不比嚴重的營養不良對我身體的危害小些。18歲的我整天昏頭漲腦、無精打采，而且目光憂鬱、表情呆滯，臉上陰雲籠罩。當然我因夢缺眠也不僅僅是由於一心想要為家裡早點兒掙一份錢而等於痴心妄想，還因為我的哥哥經常在深更半夜非出家門不可。他說特務們正用遙控器折磨他的頭腦，他要偵察出來他們潛伏在什麼地方。跟隨他深更半夜幽靈似的到處瞎轉的主要是母親。往往地，我太心疼母親於是也自己跟隨。
12月下旬的一天，母親袖著手回到了家，臉凍紅了，鼻尖上凍住著一滴鼻涕。她一進家門就把我叫到桌前，從兜裡掏出一個小紙包，讓我找個小空瓶，將裡邊的東西裝瓶裡。我看出母親雙眼也紅紅的，分明哭過。紙包裡是一手心那麼多紫紅色的結晶物，有指甲那麼大，更多是米粒那麼大的。我知道，那些東西便是所謂「硃砂」了。
母親不知聽誰說的，硃砂是可以治好哥哥的病的，於是四處借錢，求一位有門路的街坊給買到了。
那些東西究竟是不是硃砂，我至今也不得而知。但母親卻對那些東西是硃砂深信不疑。她為買那一小包東西居然花了20多元！而20多元是一家人半個月的生活費，而那20多元還是借的！而全家人的生活僅靠父親一個人寄回家的錢維持！而父親再多一元錢也沒能力往家寄了！
我埋怨地問：「媽，不過了？」
母親淡淡地說：「過日子的事不用你操心。」
不用我操心？哥哥瘋了，我就是家裡實際上的長子了呀！不用我操心我就不操心了嗎？儘管操心那也是白操心。我一邊往一個空了的小藥瓶裡裝那些所謂的硃砂，一邊生母親的氣。
對於哥哥的病，我和母親有不同的想法。母親聽人說，精神病院是根本治不好精神病人的，只不過是替家屬管理精神病人的地方罷了。我承認這基本上是事實，但我更知道這世界上根本沒有能治好精神病的藥，而這一點基本上也是事實。那麼，我認為就完全不必為買藥而借錢而白花錢了。但凡能湊足一筆錢的話，以求人將哥哥送去住院為好。若能那樣，全家人起碼可過一兩個月消停的日子。如果不這麼想問題，說不定哪一天家裡會被哥哥鬧騰出第二個瘋子來，而且那第二個也許是我。
1967年，在我和母親之間，經常發生兩種思想、兩條路線的鬥爭。而實際上哪一種思想哪一條路線都同樣不能使哥哥的瘋病好起來，只不過是兩種都無可奈何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罷了，也可以說是本質上毫無意義的思想和路線的鬥爭。
我還沒將硃砂全部裝入小瓶裡呢，母親又從抽屜裡翻出了一張酒票，給了我幾元錢，命我去買回一瓶成瓶的酒來。我賭氣將小瓶往桌上一扔，小瓶滾落地上，硃砂撒了出來。母親吃一驚。趁她彎腰撿時，我衝出了家門。
1967年冬季的那一天，乾冷乾冷，估計超過零下30度了。當年的哈爾濱，每戶每月發一張酒票、一張煙票。一張酒票可買一瓶酒，一張煙票可買兩條普通煙。沒有票只能在黑市上買，而在黑市上買菸酒是投機倒把，破壞社會主義市場，不論買方還是賣方，被抓住了輕則被送入思想教育學習班，重則要被勞改。我家的菸酒票一向是送人的，是母親的公關成本。母親經常向街坊鄰居借錢，不維繫良好的公共關係是不行的。對於母親，也只能付出那麼一點兒象徵性的成本。年底年初也就是春節前的酒票，可以買到一瓶好酒。而所謂好酒，也不過就是一瓶酒濃度較純、水成分少點兒的酒而已。我曾聽母親說過，那樣的一瓶好酒，是要親自送給替我家買到硃砂的街坊的，以謝人家的費心。我買到酒往家走時，心裡不禁產生了這麼一種想法：好酒，好酒，我寧肯自己喝光了它，而讓母親送不成人！誰知那硃砂是真的假的，就那點兒值不值二十幾元？就算是真的，就算確值二十幾元，想要靠那點兒硃砂治好哥哥的瘋病，明擺著是愚蠢的嘛！母親，母親，明明我的思想才是正確的思想，我主張的路線才是正確的路線，為什麼就是不聽我的呢？
那好，我要將這瓶好酒喝光！
心裡這麼想著，張口就咬瓶蓋。當年牙也結實，輕易就將瓶蓋咬了下來。還沒喝呢，濃烈的酒味已通過鼻孔刺激出了兩行眼淚。但我意已決，不肯作罷，用衣袖揩去眼淚，閉著雙眼，咕嘟喝了一大口！
那是60度的烈性酒。我才18歲，此前一滴酒也沒沾過。我父親從不飲酒，似乎連聞到酒味都會微醉起來。我分明繼承了父親的基因，註定是個酒精過敏的男人。
但當時我豁出去了。
一大口酒嚥下，胃裡像頓時燃起了熊熊大火，彷彿要從嗓子裡冒出一股濃煙似的，連眼窩裡都感覺被煙火烤熱了。我趕緊抓起一把雪塞入口中。
往家走的一路上，我左手握著酒瓶的細脖子，右手攥一團雪，不時地仰頭咕嘟灌一大口酒，緊接著吞一口雪。
那時是下午三點多鐘，中午吃的一個窩頭已被胃腸消化掉了，腹中空空如也，烈酒對胃腸的刺激是那麼的兇猛，好像每一口嚥下的都是鏹水兒。倘不一口一口地吞雪，第一口酒後我是絕不會再喝第二口的。冰涼的雪麻痺了我的口腔和胃腸，使酒精的刺激似乎暫時變得還可以忍受。
那對於我純粹是一種自虐。
如果說喝下第一口、第二口時，我還沒喪失理智，只不過企圖通過那種自虐般的方式對母親的「錯誤思想」、「錯誤路線」表示抗議，那麼第三口、第四口酒喝下去之後，我的理智漸漸喪失了。我不僅想一醉方休，還進而想醉死拉倒。並且，我的抗議心理，由起先只不過是對於母親而轉向對於貧窮、對於「文革」年代了。18歲的我當時已在中學時期參加過幾次下鄉勞動了。從城市到農村，我的眼見到了許許多多的貧窮現象。僅以我家住的那一條髒街為例，如果不是由於我的哥哥瘋了，我家的生活還算不上最困難的呢。我的男同學中，有人不享受幾元錢助學金是根本上不起學的。街頭街尾有的人家的屋子，簡直就形同土坯壘的一個窩。而在農村，廣大農民每個工分才合幾分錢，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反倒欠下生產隊的錢，那是一點兒也不稀奇的事。有的農民家，窮得十幾年換不起一領新炕蓆，每年發的布票那根本就是白髮，因為窮得沒錢買新布！
是的，在1967年，我不但對治好我哥哥的瘋病絕望了，對我們這個國家也幾乎徹底絕望了：它十幾年沒給我的父親漲工資了；它使我哥哥之復學成為破滅的幻想；它使我既升不了學也找不到一份哪怕只能掙少得可憐的錢的工作；它使從城市到農村貧窮景象隨處可見；現在它又使工廠停工，農業生產遭到人為干擾，一部分人將另一部分人置於死地而後快……
那會兒，喪失了理智的我，竟心生決絕一念，想要通過一瓶烈性的酒與它了斷一切關係，我想到了「魚死網破」四個字。
「階級鬥爭是個綱，綱舉目張。」「綱」就是網綱；「目」就是網眼。好大的一張網，那網眼又是那麼的細密！而18歲的、對個人命運完全尋找不到方向的我，僅從年齡說是一條不大不小的「魚」。我對於那張將我收入其中的巨網是無可奈何的。既然不能破網而由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那麼我這一條不大不小的魚起碼還可以選擇死！
我不知我是怎麼回到家裡的。
總之我趴在炕上，頭耷拉在炕沿前嘔吐不止。腹中空空，吐出來的只不過是一大口一大口的胃水。後來吐出的胃水發綠了，那是因為連膽汁也在吐著了。
哥哥事不關己地依舊喃喃著瘋話。
弟弟妹妹們嚇哭了。
母親淚流滿面卻不知所措。
來了幾位好鄰居，往我口中灌積酸菜的水，用雪擦我前胸後背……
我第二天醒來時已近中午，弟弟妹妹們一個也不在家，只有服了安眠藥的哥哥睡在炕另一邊，發出輕微的鼾聲。還有母親，她斜蜷雙腿坐在我和哥哥之間，面朝我，背對哥哥。
母親臉上毫無表情，一夜之間她更瘦了，幾無血色。以後，母親當時那張臉，深深地刻印在我記憶中了。
母親說：「我將你弟弟妹妹打發到鄰居家去了，單等著你醒過來。」
我閉上了眼睛。
「紹生，你想怎樣？」
母親的聲音很小，但是在我聽來，似乎被擴音器擴大了一百倍，以至於我的耳膜都被震得起了回聲似的。
良久，我才訥訥地說：「想死。」
我的聲音也很小，由自己聽來，如同一千里之外的老舊電話中的耳語，伴著某種雜音——我的中耳炎被烈酒燒得復發了。又良久，我聽到母親一字一句地說：「大兒子那樣，二兒子這樣，你父親又遠在幾千里之外，半夜的時候，我也起過想死的念頭。」我的心咯噔一下。
母親語調冰冷地問：「如果我真的死了，你怎麼打算？」我眼角淌下淚來，信誓旦旦地說：「那我就挑起咱們這個家的擔子，照料哥哥，帶大弟弟妹妹。」
「聽你這話的意思是，我死了對於咱們這個家也不要緊啦？」是生氣的口吻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內心產生了莫大的冤屈。
「知道我為什麼改變了想死的念頭嗎？」母親的話又恢復了平靜。
「媽你別問了行不行？」母親的話每一句都使我難受極了，我幾乎叫喊起來。
「因為你的行為說明你是個忤逆之子！我要是將你哥將你弟弟妹妹拋遺給你，那就害苦他們了！」母親的聲音突然大了，聽得出她情緒失控了，她一邊譴責一邊劈頭蓋臉地打我，而我用被角矇住了頭，「全中國就我們一家有一個精神病患者嗎？還有人家媽媽瘋了的呢！還有人家爸爸瘋了的呢！還有一家出了兩個瘋子的呢！全中國就咱們家不幸啊！小紅樓裡有戶人家父母雙雙自殺了，人家是初中生的女兒也沒想死！你這麼經不住事，哪裡配是我的一個兒子？」
小紅樓是馬路邊幾年前蓋起的一幢六層小樓。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簡直就是醜小鴨。可在當年，它出現於我們那個貧民區附近，引起了普遍的羨慕甚至嫉妒實屬必然。住在小紅樓裡的，十之八九是各文藝單位的中青年人，大抵是重點培養物件。在「文革」前，那體現的是優待性的關懷。在「文革」中，當然就成了「資產階級文藝路線」的罪證。我曾在小人書鋪認識了一個家住小紅樓裡的女孩，還到她家去借過書。她家其實也不算大，兩室一廳六十幾平方米的面積而已。但給我的印象，卻如同冬妮婭的家最初留給保爾的印象。我和她之間的關係雖然並不屬於保爾和冬妮婭的那麼一種關係，雖然我壓根兒就沒幻想過那麼一種關係，但母親的話還是立刻使我替她擔憂了。我猛地掀掉被子，一言不發就匆匆穿鞋。
「你要哪兒去？」母親嚴厲地瞪著我。
我說去上廁所，話一說完，人已衝出了家門。
我好幾天沒走到小紅樓那裡去了，我暗想母親所說的那種不幸，肯定無疑就是這戶人家的不幸了。
我才拍了幾下門，門就開了，我認識的女孩從家裡探出頭來，詫異地問：「是你呀，有事嗎？」
我問：「你還好吧？」
她點點頭。
我吞吞吐吐地說我很替她難過。
她反問：「你也知道了？」
我點頭。
她邁出了家門，真摯地說：「謝謝你這麼關心我啊！」——指指上一層樓，又小聲說，「不是我的爸媽，我爸媽接受批鬥去了。是五樓一戶人家的事。」我抬頭朝樓上望一眼，復看著她，內心一時感慨萬端。
「瞧你連棉襖也沒穿就到這兒來了，進屋暖和暖和吧……」她從門旁閃開的同時拉開了門。
我猶豫。
她苦笑著說：「可惜沒書借給你了……一本也沒有了。你在我家見過的那些書，我幫著父母全都偷偷燒光了……」「那麼做是正確的！」——我一說完這一句愚蠢的話，猛轉身跑下樓去。
我進入家門，弟弟妹妹也都從鄰居家回到了家裡。母親很照顧我是二哥的自尊心，沒再當著弟弟妹妹的面說什麼使我無地自容的話。但弟弟妹妹們接連幾天躲避我，他們對哥哥還並不那樣。他們看我時的目光是陌生而又忐忑的，我想他們都是被我的行為大大地驚嚇了一場，這使我內疚不已。
第二年也就是1968年的5月，北大荒某農場的人來到二十九中作「上山下鄉」動員報告。一聽每月可掙32元工資，我頓時心嚮往之。報告會剛一結束，便迫不及待，不，簡直可以說是心急火燎地報了名……
自從我成了一名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的「戰士」，確切地說是自從我每月能夠掙到41元多的工資了（我所在的一團屬於寒帶地區，每月另有9元的寒帶補助），我再也沒做過撿錢之夢，一次都沒做過。想想吧，我每月至少可以往家寄20元錢了，多時可以寄25元。十幾年來，父親也只不過能每月往家寄40元或45元。我終於成了父母的兒女中第一個可以為家庭掙份錢的人了。我如願以償了，什麼艱難困苦，對於我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事了。每月的生活費多了一半，對於一戶城市裡的窮困人家，那是多麼大的境況改善啊！我每月寄回家裡的錢，最大限度地實現了我對父母的報恩願望。一想到母親臉上的愁雲定會因而減少，我心欣然。我也不再做與哈爾濱師範學校有關的夢了。對於我，哈爾濱師範學校不存在了。
我開始做另一種夢了。
世上的人其實也可這麼分為三類——一類是有生理基因的人。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生理基因即所謂先天遺傳，它對人生的影響很大，而且人對那種影響幾乎無法擺脫。縱然是負面的影響，大抵也毫無辦法。第二類是不但有生理基因，還具有後天形成的文化「基因」的人。文化「基因」究詰起來是不符合邏輯的。因為前提若非遺傳，「基因」之說便不成立。這裡所說之文化「基因」，是指人文思想充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對人的影響。那一種影響如果從一個人的少年時期就開始產生了，那麼其無法擺脫性起碼是難以擺脫性，與先天遺傳的生理基因對人的影響是完全可以視為同樣的。第三類也是具有所謂文化「基因」的人，但那所謂文化「基因」，是另一類書籍所給予的。而那另一類書籍，根本不承認有什麼「超階級的」、普世的人性原則之存在，也大抵根本否認除了一種被定義為「革命」人格之外，人另外還應恪守什麼人格底線。更不承認除了所謂「革命」的人格之外還有什麼可敬的人格可言，更不承認另外還有什麼崇高的人格可言。而他們所謂之「革命」，並不是以改革社會為使命，而是以專革別人的命為己任。
在1968年乃至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中國，第一種人太多太多太多。
1949年以前還不至於那麼多。因為1949年以前，文盲雖然也是中國人的絕大多數，但文盲者並不等同於完全沒有文化「基因」只有生理基因的人。中國數千年文化中關於人的人文營養，不可能對文盲眾多的民間毫無正面影響。文化那種「潤物細無聲」的化人滲透力，除了書籍之外，也能通過戲劇、詩歌、諺語、民間故事甚至輩輩相傳的「老話」的方式，直達文盲者的芸芸眾生的心間。舉例來說，文盲自然是不會去讀什麼《朱子治家格言》的，而且大抵不知「朱子」者何許人也。但「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這樣一些直接來自《朱子治家格言》的話語，或同樣意思的「老話」，在文盲多多的民間世代誡傳，足以證明文化「化」文盲絕非童話。
但1949年以後中國的民間起了大的變化。傳統文化中初級人文思想元素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力，被指斥為「封建」的、「危害」大眾心智的，甚至「反動」的文化「毒素」了。而與之一脈相承的西方的人文文化，又根本不曾在中國民間發生過值得一提的化人作用。
於是，大眾之中的文盲，真的成了只有先天的生理基因的人。而他們又是大眾中的絕大多數。他們的頭腦，被變成了「一張白紙」，「可畫最美、最好的圖畫」。由別人往他們的頭腦裡畫，畫別人認為「最美、最好的圖畫」。這一種情況，也可以直接說是「政治洗腦」。
新一代也就是我這一代人成長起來了。不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我這一代人中喜歡讀書的人，所能接觸到的書籍種類基本上是相同的——1949年以後每年出版兩三部的「革命文學」；蘇聯的「革命文學」；以托爾斯泰、契訶夫、屠格涅夫為代表的不多的幾位老俄羅斯時期的作家的書；少數法國作家諸如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左拉等的小說，以及盧梭、伏爾泰等的政見書。我這一代人當年所能讀到的英國文學著作是極少的，除了對莎士比亞戲劇的一鱗半爪的知識，大抵再也就只能讀到狄更斯的小說了。莎士比亞戲劇太古典，不怎麼會引起我這一代人的理解共鳴。而狄更斯在當年是應以批判的眼光來看待的。當年老版本的譯作之出版前言上，每印著這樣的字句：「由於作家所持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立場，其對革命不可避免地會進行歪曲，書中對人民的革命行動，每進行暴力色彩的描寫，而這一點是需要以革命思想來進行批判性閱讀的。」連雨果也不能倖免於「批判性閱讀」之外，他的《悲慘世界》的出版前言中，每有如下字句：「作家晚年變成了可悲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至於他的《九三年》，在1949年以後的中國是印數極少的，因為小說居然傳播這樣的思想：在革命之上，有更加正確的人道主義。這直接就與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相針對。因為毛澤東的革命思想的核心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暴烈的行動」——這是毛澤東對「暴動」亦即「革命」給出的最權威的結論。這種結論自然也可以匯出「革命即暴力」的邏輯關係。毛澤東的這一條語錄顯然也是極具針對性的，所針對的是一切中國之「虛偽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那麼，雨果的《九三年》在當年之中國，幾乎等於「反動文學」了。
相比於英國書籍，倒是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在當年的中國反而出版得多一些，比如霍桑的、傑克·倫敦的、馬克·吐溫的、歐·亨利的、海明威的。也許因為，美國雖然被中國定性為「頭號公敵」，但歷史很短的美國之「暴烈的」階級鬥爭現象極少。這使美國作家們的作品內容不太涉及所謂階級鬥爭，於是作品大抵不會打上「階級的烙印」，也就不太會成為中國革命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的箭靶。美國最嚴重的國家問題之一是「種族歧視」，二是如何維護社會公平原則。所以斯陀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木屋》和馬克·吐溫、歐·亨利諷刺美國社會資本崇拜主義的小說在我們這一代讀書青年的記憶中印象深刻。此外，薄伽丘的《十日談》、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也深受我這一代讀書青年所喜愛。但真讀過的人其實不多。總體而言，我這一代人中的讀書青年的比例，與現在之讀書青年的比例相比，確乎要小。因為在當年，對於大多數我這一代人而言，買書是特別特別奢侈的事，互相有書可借的圈子很少，也很小。而以上那些書，在區級圖書館幾乎是借不到的，還不是人人都有資格辦得到一張市級圖書館的借閱卡。即使在某些大學的圖書館，那些書往往也是限系、限專業借閱的。
當年是讀書青年，不，確切地說是讀書少年的我，對於中國「革命文學」和蘇聯的大多數「革命文學」也是喜歡閱讀的。我不可能不對兩類書中堅定的革命者形象和「二戰」時期的英雄形象心懷敬意。但，當我也讀了一些老俄國文學及歐美文學之後，我對某些「革命文學」中的革命人物便心生出某種不認可來了。
相比於《鋼鐵是怎樣煉成的》，《怎麼辦》其實太缺少吸引人的故事性。
然而《怎麼辦》中的男主人公對待愛情亦即對待女主人公的那一種「理解萬歲」的態度在我這兒遠比保爾對於冬妮婭的態度更合我意。進言之，不讀《怎麼辦》時，我只不過覺得保爾對待冬妮婭太不近人情。而讀了《怎麼辦》之後，則沒法不以批判的眼光來重新審視保爾對待冬妮婭那種自以為最革命、最具有階級立場的態度了。甚而認為，在列車線路除雪的保爾邂逅已結婚了的冬妮婭的那種冰冷態度，其實摻雜了小肚雞腸的男人的失落、嫉妒和由此產生的惱羞成怒，而這使保爾的形象在我心目中大打折扣。但即使這樣，我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本人與嚴重癱瘓作鬥爭的堅韌意志力的欽佩仍未改變。
在未讀海明威的《戰地鐘聲》時，我對《葉爾紹夫兄弟》中的老三斯傑潘只不過懷有自知不可與人交流的同情；而讀了《戰地鐘聲》以後，則對斯傑潘周圍形形色色的人們的歧視權利產生了質疑。對「二戰」中的蘇德之戰是多麼的慘烈眾所周知，對於一名在完全喪失了抵抗意義之情況下成了德軍俘虜的青年軍人，當同樣歷經苦難的他重新回到家鄉，普通的人們是否更應多一些憐憫，而少一些鄙視呢？遭到幾乎所有親人的嫌棄難道對他真的是公正的嗎？我如今似乎想明白了一件事，即人受主要文化載體書籍（當年是那樣）的影響的年齡，大約主要是在少年至青年這十幾年中。若言一箇中年人由於看了些什麼書而改變了與前不同的世界觀，這樣的例子不能說沒有，但相對要少得多。
我在少年時期就讀過了一些人文元素飽滿的書籍，這使我在我的同代人中成了具有「異質」之「文化基因」的另類。這對於我是幸運的，但在當年也分明是種「不幸」——頭腦中既有「異」於「文革」的思想存在著了，想要隱藏得很深很深對於一個本無城府可言的青年又談何容易呢？然而我知道那些思想是危險的，若在不適當的時候稍不小心脫口說出了幾句，必將給自己招致大的禍殃。在我當班長不久，有件事給我以極大的震動。那是夏季的中午，我正睡得很酣實，被班裡一個年齡最小的知青弄醒了。他告訴我，我班裡的幾名哈爾濱知青，正在當地一個有「特嫌」的老職工家裡審問對方。對方50多歲，無家室，已被「隔離」在家中，勒令交代「問題」。事實上，任何知青未經「專案組」允許而對那樣一個人進行所謂「審問」是嚴重違反知青紀律的。當我匆匆跑到現場時，僅著短褲躺在炕上的那「特嫌」人已然昏迷，身有多處青紫外傷。而我班裡的兩個手持棍棒的傢伙，仍一臉兇相，罵罵咧咧地還說那人「裝死」。打死人的事我已聽到過多次，但那一次暴力「革命」的結果可是近呈眼前，施暴的可是我班裡的幾名「戰士」！他們不久前還是城市裡的「紅衛兵」；他們只不過上學到初一或初二；他們的頭腦裡除了被灌輸進了滿滿的「革命是暴烈的行動」之類的思想而外，再就沒接受過一點點別的思想——可以肯定，我看過的那些書他們連書名也沒聽說過。我找來了連隊衛生所的醫生，醫生當場宣佈那人不是「裝死」，而是真的死了。
連裡「淡化處理」了那件事，向團裡彙報那人死於「心臟病突發」。否則怎麼辦呢？將那幾名打人者送交瀋陽軍區的軍事法庭進行審判？既然死者沒有任何親人替之喊冤，倒還莫如批評教育那幾名知青一番就算了。
但這一件事在我心中留下的陰影久久揮之不去。對我班裡那幾名戰士也嫌惡之極。另一件事是我聽說的，後來證實是真事——另一個團的一名知青，在慶祝又一條「最高指示」發表的一個夜晚貼大字報時，將「萬壽無疆」四字貼錯亂了，結果第二天早上人們看到的是「無壽萬疆」。他的家庭出身有「問題」，於是惡果降臨。往日的戰友翻臉無情，暴打了他一頓，接著批鬥。連裡也不敢不重視，只得宣佈那是一場「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那不幸的知青當然就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由知青變成了勞改犯，被打入另冊多年。終於可以為家裡掙錢了，再加上日日勞動艱苦，已經很少做夢的我，又開始經常做夢了。我每夢到自己在開什麼會時無意識地脫口說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話，或喊出一句被認為「反動」的口號、在一片紙上寫下了一行被認為「反動」的字，因而也禍從天降，結果非但不能往家裡寄錢了，還使父母及弟弟妹妹們增添新的精神負擔。然而頭腦裡有種思想總在否定，企圖用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壓都壓不住。有時覺得壓住了，聽到些從北京傳來的政治訊息，那思想又會從明哲保身的大石塊底下鑽出芽來。漸漸地，因為「政治夢多」，到北大荒後胖了一點兒的我，又迅速地瘦了。我知道我是中了「文革」前所讀的那些書的「毒」了——在正常年代，那些書中的人文思想對於我的頭腦當然是營養；但在視人文思想為天敵的年代，頭腦裡裝入了人文思想就等於裝入了「毒藥」，甚或定時炸彈！
那時我在連裡有兩位最好的朋友。一位叫李洪元，哈爾濱五中的高二知青，朝鮮族。他也是知青班長，後當過排長、炊事班長。另一位叫吳志忠，原是北京四中的高一學生，「文革」前全家被遷出北京，也成了五中的學生。五中紅衛兵在哈爾濱的派性鬥爭挺出名，發生過幾次影響較大的武鬥。並且，還將派性對立帶到了連隊。但李洪元和吳志忠，似乎從一開始就思想完全超脫於了，除了大家都喊口號時，從不說一句與「文革」態度沾邊的話。我是極想修煉成他倆那種人的，但做不到。
他倆成了我傾訴政治思想苦悶的可靠物件。他倆也是好朋友，有時我對其中一人傾訴，有時面對他倆傾訴。往往是在晚上。他倆都愛喝酒，我要向他倆傾訴就也得喝酒。而又往往地，我還沒傾訴幾句呢，他倆就都說：「喝酒！喝酒！」
李洪元有次還說了一句我銘記至今的深奧的話：「你苦悶是因為你不清醒，你喝醉了你就清醒了！」
我喝傷過一次，聞到酒味都會醉三分的。那一時期我經常喝醉，儘管實際上只不過喝了半兩一兩的。
有次吳志忠帶著幾分醉問我：「曉聲你為什麼不跟你那幾個同班的好朋友說這些？」
當時我也有幾分醉了，實話實說：「怕萬一連累了他們。」半醉沒醉的李洪元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地訓我：「聽，我說得沒錯，他一醉就清醒，酒後吐真言了吧？哎你小子對我倆沒安好心啊？我倆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你總對我倆說那些狗屁話就不怕連累我倆啦？你以為就你一個人有思想，別人都是豬腦子呀！呸你的狗屁思想！哪天你的話被別人聽到了，讓我倆怎麼辦？跟你劃清界限？揭發你？批判你？哎，你不為咱們哥仨的親密關係考慮，也得為你那個鬧心的家考慮考慮吧？虧你還自認為是孝子！你孝個屁呀你！以後再滿嘴胡咧咧那些狗屁話，我倆跟你絕交算了！都老大不小的了，誰也不是誰家長，你還覺得我倆真有義務替你操這份心啊！……」
那天洪元藉著幾分醉，將我罵了個狗血噴頭。我被罵惱了，好長一段日子裡不理他。
不久團報道組發來了調令，調我到團報道組去當報道員。行前，知青朋友們湊錢買了幾聽罐頭為我送行，而那是不能沒有酒的。大家都微醉之際，洪元倒了大半碗酒，端著鄭重地說：「我那天罵你，你小子不要往心裡去。」
我說：「怎麼會！」
他又說：「你就要離開哥幾個了，希望我那天罵你的話，你走時牢記著。團機關不比連隊，你要好自為之！如果你真覺得我罵得對，那就喝下這半碗酒！」接著，他竟雙手將碗舉至我面前，由坐著而跪著了。
朋友們包括與我同班的五名好同學，都看出了洪元他是多麼的依依惜別，也聽出了他的話是多麼的真摯，就居然沒一個替我搪擋一下的。
我看著那喝粥碗裡的半碗酒，一時呆住。
洪元他跪在那兒，一動不動。
朋友們的目光，一會兒一齊看他，一會兒一齊看我，一會兒一齊看酒。
在一片沉默中，我與洪元僵持了半分多鐘。
我終於說出一句話是：「捨命陪君子。」——雙手接過碗，兩眼一閉，一飲而盡。
洪元緊接著又往那隻碗裡倒酒，都快倒滿了，也雙手捧起來一飲而盡。
那天夜裡，我覺得我活不成了似的，大吐之後，才昏昏沉沉地睡去。第二天聽志忠說洪元也吐了，吐前吐後反覆說的醉話是：「曉聲，你小子要記住哥們兒的囑咐啊！」
我在團報導組一年半的時間裡，不曾沾過一滴酒。甚至，一聞到酒味兒，就產生心理恐懼。團報導組歸宣傳股領導，股長是現役軍人，還領導著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他是喜歡經常小飲一番的人，每將男知青們請到家中「快樂快樂」。即使在那種時候，我也不「意思意思」。「五一」、「八一」、「十一」、新年、春節這些假日里，在股長家，連廣播站和電影放映隊的幾名女知青也往往舉杯同樂，但我卻堅定地奉行「不沾主義」。
在那一年半里，我到兵團總司令部去參加過兩次文學創作學習班。結束當日的最後一餐，酒是管夠的。不論男知青、女知青，無不頻頻舉杯。而我怕被勸酒，每次都藉故溜走。
後來我到了木材加工廠。抬大木是重體力活，為了解乏，也為了排遣寂寞，抬木班的知青隔幾天喝一次酒。他們對我很友善，抬大木時特照顧我，我雖對他們心懷感激，但當他們聚在一起喝酒時，從不湊近他們，對他們誠摯的相喚也置之不理。我被複旦大學招為「工農兵學員」，即將離開連隊的前一天，抬木班的哥們兒為我餞行。儘管相互依依惜別，我也只不過舉杯唇邊，做了做樣子。在復旦大學的三年裡，我竟飲過兩次酒。儘管那時我已戴上了肝病患者的病號帽子，自知更應遵守醫囑，離酒遠遠的。一次是我與四名同班好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的招待所去看望哈爾濱市的作家林予。林予原是雲南省軍區的部隊作家，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脫下了軍裝，下放到北大荒進行「勞改」。作家是多麼古怪的「動物」啊，居然在接受「勞改」期間寫出了長篇小說《雁飛塞北》！那是反映十萬官兵開墾北大荒、建設國營農場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也成為他的代表作。《雁飛塞北》在當年是青年讀者們特別喜歡的長篇小說之一，林予的名字廣為流傳，這使他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好光景短暫，「文革」伊始，他又因為幾句「反‘文革’言論」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而我成了兵團戰士以後，尤其成了兵團文學創作員以後，他的名字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大大提升。因為《雁飛塞北》一書雖被批為「大毒草」了，卻仍是兵團文學青年中的「北大荒文學聖書」。我利用一次探親假的機會，多方探問，終於獲得了他的可靠住址。那是冬季裡一個寒冷的日子，零下三十幾度，我敲開了林予家的門。他的家是筒子樓的一居室，因為城市缺煤，雖有暖氣卻停止供暖，他家不得不生了一個煤球爐，從小小的通風窗接出煙筒去。煤球爐不好燒，倒煙，並不能使屋裡暖和。知道我是北大荒的一名文學青年以後，林予這名剛從「牛棚」放出不久的「現行反革命」，對我表現出了超出我預料的熱情。我倆圍坐小爐兩旁，袖著雙手，談北大荒，談十萬官兵，談文學。一上午的促膝相談以後，思想相通，成了莫逆的忘年交。
鄧小平復出後，林予出版了另一部長篇是《松花江畔》。那本是偷偷寫的一部作品，因為具有渴望「撥亂反正」的意識，乘鄧小平復出的「東風」得以問世。他的日子也又好過了點兒，被請到上海電影製片廠將《松花江畔》改編為電影。但，又得寫下這個但——劇本左改右改，改得他焦頭爛額之際，北京又有「小道訊息」從各種渠道傳到上海，傳到上海電影製片廠政治神經最敏感的地方「小白樓」。「小白樓」是上影廠來自全國四面八方的作者們住宿之處。他們中有正義者，也時時出現小人、告密者。
那是上海炎熱的一天。林予見了我特別高興，甚至顯得有些激動，看得出，他內心裡憋悶著許多話正不知對誰來說。在當年，正義的人說真話極其危險。完全是由於對我的充分信任，他也同時信任了我帶去的四名同學。因為他從他們的臉上不難看出，他們對他的作品和他這個人是心有敬意的。於是，他關起門來，和我們幾名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吐露心聲，坦言起憂國憂民的思想來。北京方面傳來的「小道訊息」歸納為一點那就是：鄧小平將第二次被打倒，不久全國將開展又一場叫作「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聲勢浩大的運動，將又有一批人成為犧牲品。不知不覺到了中午，但大家談興未盡。於是林予親自去食堂買了飯、菜、兩份豬頭肉、一瓶廉價白酒。
我和同學們三點多才告辭。
關於鄧小平將第二次被打倒的「小道訊息」，我和同學們在學校就已經聽到，從林予口中再次聽到，且情況相當周詳，結果每個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只要不是甘當政治「二百五」的人，誰憂國憂民的心會徹底泯滅呢？
林予和我那幾名同學其實都沒有酒量可言，卻都喝得臉紅紅的。分別時一瓶白酒居然喝光了。
每個人喝的都是憂愁酒。
那一次我也失了定力，喝了一兩多。那一兩多白酒使我醉了七分，以至於在回學校的路上，同學們不得不輪番攙扶我。到了復旦門外，同學們見我臉仍紅著，不敢攙扶我入校門，唯恐我在醉意之下失控，對什麼人脫口說出「反動」的語來。幾名同學輪番攙扶著我，在復旦大學後院牆外走來走去，直至我吐了，臉色由醉紅而煞白，並保證自己絕不會說出任何一句不合時宜的話，才共同回到學校裡。
不久，「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果然來勢洶洶地展開，緊接著開始追查所謂「政治謠言」的來源——即之前關於毛主席批評「四人幫」的「謠言」。然而，我的幾名好同學誰也沒出賣林予。
那之後我沒再沾過一滴酒，直至粉碎「四人幫」後，上海各界人們走上街頭慶祝人民的勝利那一天。
我起初是跟著復旦大學的學生隊伍走的，後來遇到了兩名同濟大學的來自兵團的學生，邊走邊聊，在去往當年上海市委領導人家住地的人流中，竟也走散了。遊行的隊伍是要去往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馬天水、王秀珍、徐景賢等在上海的家，至於去幹什麼，其實都是盲目的。獨自一人「隨波逐流」的我，走著走著又遇到了一名當年同連隊的知青，叫尤典春。他是當年哈爾濱五中老高三知青，二胡拉得很好，曾是五中某造反團的宣傳隊員，到兵團後不久，由連宣傳隊員而團宣傳隊員而師宣傳隊員。我倆關係一直不錯，他調到師宣傳隊後，隨隊回一團演出，還去木材廠看望過我，並與我留下了合影。意外相見，自然是令我倆都很高興的。他說他已於兩年前病退返城了，接父親的班進了某工廠，當上了採購員，到上海是為單位進行採購的。那時已是下午五點多鐘，他要請我吃飯。我看出他不願與我匆匆分別，也看出了他因「四人幫」的垮臺高興無比，便由他了。
在連隊時，大家都叫他「老尤子」，我也仍叫他「老尤子」。他引我進入一家小飯館，說今天是全中國人民都萬分高興的一天，咱倆怎麼也得喝點兒啊！
我知道當年他的家庭出身存在某種問題，但究竟什麼問題，從沒問過，不清楚。我還知道，如果不是家庭出身問題，他早已調到瀋陽軍區文工團了。雖然他不可能再成為瀋陽軍區文工團的團員了，但我想他是有個人理由高興的。
那一天，我也特別高興，確實有種獲得第二次解放的感覺——思想獲得解放的感覺。所以，我情不自禁地說：「那就喝點兒吧。」
不料「老尤子」酒量特大，一瓶一瓶又一瓶，開第十一瓶啤酒時他居然還沒喝倒！我只喝了一瓶半，那麼他喝了九瓶半！期間去了一次廁所，回來跟沒事兒似的。但我卻是在他一勸再勸之下喝了一瓶半的，那一瓶半啤酒使我倆離開時，我幾乎站不起來了。天已黑了，他攙著天旋地轉晃晃悠悠的我不知走到哪裡時，我邁不動步子了，只得背靠人行道邊的一棵大樹坐下了。而他也守著我坐下了，吸起煙來。
當他將我送到復旦大門前時，天已微明瞭。
那一次我雖醉了，卻沒吐。那是我唯一雖醉無悔的一次，因為自「文革」開始以後，我從沒那麼高興過。
後來，我分配到了北京電影製片廠，11年多的時間裡再沒沾過一滴酒，不論何種酒。
再後來，我調到中國兒童電影製片廠，不久，父親的去世使我經歷了親情重創。我其實並沒機會怎樣地孝敬過父親，我極怕對母親同樣喪失此種後悔莫及的機會，再次將母親接到了北京。
母親是能飲二三兩白酒的。父親是個滴酒不沾的人，母親起先自然也聞酒側身，但後來連酒都憑票才能買到以後，母親反倒開始飲酒了。因為若家中並無飲酒人口，酒票是不給發的。而對於好飲之人，酒票在當年比糧票還寶貴。父親遠在外地，哥哥患精神病，母親一個弱女子操持風雨飄搖的窮家貧戶，為難事多多，求人是家常便飯。求人須送禮，送禮必花錢，而家中最缺的是錢。於是酒票就成了不必花錢卻又頗受歡迎的禮。為了能發到酒票，母親得證明自己是飲酒者。為了證明自己是飲酒者，起先聞酒側身的母親開始飲酒。飲過幾次酒的母親，感受到了酒能澆愁，酒能解憂，結果有時也是「饞」酒的。故家中也每有一瓶廉價白酒，母親實在苦緒成結時，便揹著我們偷偷喝一口。對於那時的母親，酒是藥。父親退休以後，因為他不喝酒，甚至也見不得家人喝酒，母親便戒酒了。我們都知道那對母親是不容易的事，但因為都習慣了順從父親，便只能委屈母親。
那些年，我經常想，等什麼時候母親單獨和我生活在一起了，我一定要在家中常年備有各種酒，使母親什麼時候想喝就可以喝到。而且，要經常由我這個視酒如同毒品的兒子陪飲。
孰料，母親單獨和我一家生活在一起，竟始於父親病故的那一年。到了春節，我將一瓶「五糧液」擺在了桌上。
母親看著問：「是好酒？」
我邊開酒邊回答：「還是好酒中的名酒。」
母親卻幽幽地說：「放一邊兒去，我不喝。你父親去世不久，你哥哥在精神病院裡，你又患過肝病，飲酒對你不利。那我自己喝得有什麼意思呢？聽媽的，收起來吧。」
我理解母親的心情，默默將那瓶「五糧液」又按上了蓋子。來年夏季，六七月份，我的一名兵團戰友張福儉開著車來找我。他是《求是》雜誌的發行處處長，預先跟我約好的，要載我去與另幾名兵團戰友相聚，而我將約好的事忘了。
那時快到中午了。
我為難地說不能去了，得做午飯，做好了也不願將老母親留在家中獨自吃飯。
那一年母親78歲了。
福儉說：「做什麼飯啊，讓大娘一起去嘛！」
我問母親願不願一起去？
母親樂了，說願意。
78歲的母親，已腿軟，很少下樓到戶外去了。那時，母親高興的樣子使我這個兒子意識到，我是多麼自私，多麼沒盡好兒子的義務啊！母親又不是隻鳥，怎麼可以整天被關在家裡呢？再忙也得經常陪母親到戶外活動活動啊！就從今天開始啊！
於是，我毫不猶豫地表態：「媽，跟我一起去！今天您可得喝點兒酒，我也要陪您少喝點兒！」
坐在車裡的母親，從搖下玻璃的車窗望著街景，臉上的表情可高興、可神氣啦。
聚餐地點在一家清靜的小店，選在那兒主要是為另幾位兵團戰友考慮的。那天不是星期日，他們下午還須上班，那裡離他們的單位近。
小店的空調開得極低，我有頸椎病，又只穿了件短袖背心，一進門，頓覺周身僵緊，連打了幾個寒戰。
有人居然還帶去了一瓶茅臺！
我對母親說：「媽，你立刻要喝到名酒中的名酒了！」母親是聽說過茅臺的，樂得合不攏嘴。
一小盅酒剛剛嚥下，相聚的愉快氣氛剛剛開始，我又連打幾個寒戰，胃裡頓時翻江倒海，自知不好，急忙離座，卻已遲了，沒能跑到外邊吐去，吐在了一個牆角。如果只吐在一個牆角，還則罷了。那是神經性嘔吐，根本沒辦法忍住的。緊接著，連另外三個牆角也吐髒了。而我短袖背心的前襟，更是髒得一塌糊塗，幾乎全溼了。包括母親在內，大家都目瞪口呆。
局面變成了那樣，聚餐根本沒法進行下去了呀。別說聚餐沒法進行下去了，就是飯店的服務員也非常不高興啊！一邊捂著鼻子清除，一邊埋怨不止。福儉趕緊脫下他穿在襯衫裡邊的背心給了我，我天旋地轉地又坐入車裡，福儉囑咐司機一定要扶我和母親上樓。那次聚會是他張羅的，他不能也隨之一走了之啊！我與母親坐在後排，我覺出母親握著我一隻手。我說：「媽，對不起，兒子今天太掃您興了。」母親說：「別說話，安靜著，媽心疼你。」
我扭頭看母親，見母親臉上淌著淚了。
母親的手一路都握著我的手。
那以後，母親揹著我，將家裡的幾瓶酒都送給鄰居了，有時客人拎來一瓶作為見面禮的酒，母親也會出面懇拒之。於是，我家成了名副其實的「無飲酒者之家」。單位夏季發箱啤酒，我也乾脆不往家搬，當場分給同事們。
兩年後，母親回哈爾濱，輪住弟弟妹妹家中。
又兩年後，母親病逝於哈爾濱，生前沒再提過一個「酒」字。
如今的我，在應酬場面上，也居然能喝一兩小盅白酒了。但誠實地說，仍不能感覺到酒本身帶給我的樂趣，總希望從從容容地、緩斟慢飲地喝次酒。不是想那樣獨飲，也不是想與三五好友共飲，而是希望能只與一人對飲，飲到二人都微醉而止。
那人，便是我的母親啊！
9.父親與茶
父親是從不飲茶的。
我想，他年輕時大約也在什麼場合飲過幾次茶的吧。當然，那天他肯定被失眠所折磨了，結果再就畏茶如畏虎。
正如酒於父親也是如此。
1963年冬季，春節前，父親從四川輾轉數千公里回到了家。四川是他支援大三線建設的最後停駐地，他揹回了一個自己縫作的特大的帆布袋，裡邊剩有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大米麵饅頭、三雙從工地上撿的勞保鞋、十幾雙線的勞保手套、四頂兔毛帽子、幾件毛線背心、五十來斤四川大米。父親揹著這些東西，首先要從山嶺間搭來往於工地的運輸卡車去到樂山；再從樂山乘長途公共汽車到成都；從成都乘列車到北京；從北京轉乘列車到哈爾濱。
當年的中國列車，最快時速也就80公里，而通常的時速是60公里。從四川到哈爾濱，父親經歷了五個整天。一名建築工人的探親假是不能享受臥鋪的。當年一名乘客即使買的是有座票，在長途列車上其實無座可坐也是司空見慣之事。因為當年列車超載很正常，有時超載人數甚至過半，而有些城市的列車車站乾脆售的就是無座票。
春節前是客運高峰時期，許多要趕回家過春節的人能買到一張無座票已覺相當幸運。正是列車經常嚴重超載的時期，列車上往往這麼廣播：「各位乘客，本次列車由於超載，決定取消座號，請乘客們發揚社會主義風格，互相謙讓，輪流而坐。男同志應該照顧女同志，成年人應該照顧老弱病殘及兒童……」
父親不但是成年人，而且是穿工作服的、受人尊敬的工人階級之一員，他一路上當然會自覺發揚社會主義風格。換一種說法那就是，五個整天裡他肯定經常是站在列車裡的。
父親回到家裡時，雙腿浮腫得一按一個坑，卻那麼高興。二十幾個凍得很硬的饅頭中，有半個上邊留下了父親的牙印。三雙勞保鞋是翻毛水牛皮的，每一隻都有磨破處，也都被父親用皮片兒補好了，那是他從工地上撿的，帶回來給我、哥哥和三弟穿。三雙由父親補過的勞保鞋，對於我們兄弟三人的腳都未免太大了。線手套也是父親從工地上撿的，也都由父親補過了。而毛線背心，則是父親將撿到的但破得沒法補的手套拆成了線，再用染料染了，一針針織成的。有母親一件，還有妹妹一件。四頂兔毛帽子卻是新的，是列車經過西北某站時父親在站臺上買的，我們兄弟四人一人一頂。父親最後從大帆布袋裡取出的是一個牛皮紙包，有包一斤蛋糕的紙包那麼大。
他將紙包遞給母親，叮囑說：「這是茶，在咱們東北是稀罕東西，哪天要分給鄰居，放好，千萬別沾水。」
1963年我已經14歲了，還沒見過茶。但從讀過的小說裡知道，茶是南方有身份人家待客的飲料。
第二天，父親和母親一塊兒將茶分成十多份，一一用紅紙包好。紅紙是我替母親買的，5分錢一張，母親讓我買了兩張。母親本是要用紅紙親手做拉花的，而父親堅決主張用紅紙包茶，說那才顯得心誠。我在一旁裁紅紙時，母親一味絮叨些捨不得的話。母親陪著父親，挨家挨戶將茶送給鄰居，回家時都滿臉高興，我想那足以證明，收到茶的鄰居們也是都很高興的。初一上午，全院孩子們大串門兒。在我們那個大院兒，拜年首先是由小字輩開始的。
一戶鄰居家的大嬸問我：「除了茶，你爸還帶回了什麼好東西呀？」隨口一問的話。
我說：「還帶回了五十多斤大米呢！」也是隨口一答的話。
就見大嬸和大叔交換了一次意味深長的眼神。那是一戶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
我當時覺得大叔、大嬸的眼神很奇怪。
初二晚上，和我家關係最好的鄰居家的女孩來到了我家，將用紅紙包著的茶原封不動退送給我家了。女孩代她爹媽說，她家沒人喜歡飲茶，好東西別白瞎了。
在我看來，那是一件挺正常的事。幾年也見不著一次茶的哈爾濱人，對待並不留下吃飯的客人的禮節分為三個等級——白開水、白糖水、紅糖水。至於茶，其實並不比紅糖水的規格更高。所以既然不喜歡飲，再給我家送回來挺自然的。女孩走後，父親和母親滿臉困惑了。
父親說：「別是因為有什麼事使人家不高興了吧？」
母親說：「一向處得很好啊！」想了想，問我初一去拜年時說了什麼不得體的話沒有。我就將我在鄰居家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因母親之問感到冤枉。
父親一拍腦門說：「錯！錯！怎麼沒想到也送些大米給人家？」
1963年中國許多省份發生旱情，水稻嚴重減產。全哈爾濱市的居民，由每人每月二斤大米減少到了一斤。那女孩的姥姥、姥爺都是南方人，他家的大米從來不曾為過春節攢下過。
母親此時也想到了這一點，後悔極了，而父親已搬出米袋子往一隻盆裡倒米了。
母親說「行了」，父親嫌太少，但母親接著說出一句話，使父親猶豫不決了。
母親說：「只送給一家，其他幾家不送，鄰里間還不分出遠近來了？再者，是人家把茶送回來了在先，咱們又送米過去在後，不是反而鬧得雙方都不尷不尬的？」
如果給每戶鄰居都送些米，哪怕一戶兩三斤，那父親千里迢迢揹回的米也就只剩一小半了。別說母親多麼捨不得了，連父親也覺得像割肉，而我們幾個兒女更捨不得。儘管，大米只不過是四川糙米！
米最終沒送。
那包茶，母親後來送給了別家。
我們兩家鄰居的關係，並沒因而出現裂痕，但兩家的大人孩子，心裡都留下了隱隱的不悅，只不過都儘量掩飾。
父親臨走時還埋怨我：「你說那麼一句幹什麼啊？」
從此，我與父親天各一方，每隔多年才能同時與家人團圓，僅兩個星期，並且通訊也少，因為父親只不過在「掃盲」運動中識過不多的字，我的信他若不請人讀，自己是看不明瞭的。而父親又必親筆回信，僅一頁紙而已，字型大且歪歪扭扭，夾雜著錯別字。這使我每次給父親寫信，總是難免猶豫不決。
1971年，也是春節前，我從兵團回哈爾濱探家。那個冬季多雪而寒冷，父親原本是準備與我同時探家的，卻沒成行——他在家信中寫的原因是：「建設任務緊張，請不下假來。」
自從1963年我與父親一別，我們父子二人已8年沒見過面了。而母親在8年中，已蒼老成一個老太婆了。
母親告訴我，父親從四川寄回了一斤茶葉，信上說是花8元錢買的頭季芽茶，要我在春節前按地址送給某人。那一年我已22歲，還沒飲過一口茶水呢！父親每月最多才能往家裡寄40元，自己又節儉得要命，都捨不得花幾分錢買食堂的菜吃，一塊腐乳下三天的飯，卻居然用8元錢買一斤茶，千里迢迢地寄回來送人，我想父親一定是欠了對方極大的人情。
那天，哥哥瘋著，母親關節炎很重，三弟也下鄉了，四弟、小妹沒辦過重要之事，那一斤珍貴的茶只有我去送了。在當年的哈爾濱，整整一斤四川的好茶，確乎算得上珍貴了。
「動力之鄉」在郊區，我家離那兒有三十多里，且交通不便。當年是沒有什麼計程車的。我先乘公共汽車到了郊區某站，下車後開始步行。由於那一段公路來往車輛少，一尺多深的積雪尚未被壓平。我一腳一個雪坑走了二十來裡，才終於到達「動力之鄉」。在那一帶，樣式一律的平房和樓群左一片右一片，此片彼片相距挺遠。父親寄給家中的地址上僅寫了第幾工人宿舍區第幾排第幾號，而那是根本不能將茶送到的。因為當年的「動力之鄉」，是由三個大廠組成的。每個廠又分幹部宿舍區和工人宿舍區；多數幹部住樓房，多數工人住平房。這些父親都沒寫清楚，我忽東忽西奔走了一個多小時，也沒打聽出個結果，最後只有氣喘吁吁地站立在冰天雪地之中，望著一棟棟高樓、一排排平房，沮喪極了。
到家時，天已黑了。而我將一斤好茶丟在公共汽車上了。
當母親聽我說非但沒將茶送到，還將茶丟了，眼神呆呆地望著我，整個人被定身法定住了似的。
許久，母親才緩過神來，惴惴不安地說：「這可咋辦？這可咋辦？我猜你爸肯定是遭遇到了特別為難的事，急著求人幫忙化解，不然會捨得花8元錢買一斤茶送人？你知道的，你爸他可是萬事不求人的性格啊！這可咋辦？兒子這可咋辦啊？由誰寫信告訴你爸實情呢？咱們總不該撒謊騙他吧？」
父親的性格我當然清楚，母親的猜想也正是我的猜想，當然告訴父親實情才是唯一正確的做法。
我對母親內疚地說：「媽，別急成這樣。急也沒用，由我寫信告訴我爸。」
因為那一斤茶的丟失，1971年的春節，我們全家誰都過得高興不起來。8元錢一斤的四川好茶也只不過是茶，我們和母親高興不起來的主要原因是一種大的擔憂——父親他究竟遭遇到了什麼事，使他這個從不求人的人非求人不可？
回到連隊，我才給父親寫信。我在信中實話實說，承認那包茶被我丟失了，接著用一大段文字細寫我尋找地址上的人家多麼多麼不容易，我認為那種客觀原因也是必須讓父親瞭解的。再接著，批評父親粗心大意，自己應該將地址搞詳細了嘛。最後，詢問父親究竟遇到了什麼為難的事，是否超出了自己克服不了，非求人相助不可的程度？如果並沒超出，那麼還不如自己迎難而上克服過去為好。那些話，反倒有一種兒子教訓父親的意味。
1971年整整一年內，父親沒回信。我明白，我傷了父親的自尊心，他生我氣了。
轉眼到了1973年夏季，我又一次探家。而父親，也終於與我同時探了一次家。那一年是我下鄉的第五個年頭，屈指算來，我與父親整整十年沒相見了。
父親已禿頂。我印象中那個身體強健的父親，變成了形銷骨立的老父親，兩眼卻還是那麼炯炯有神。也唯有此點，仍能顯出他倔強又正直的老工人的性格。
父親又帶回了一斤好茶。
他要親自將茶送給據他所說的「一個好人」。但他出示的地址，還是兩年前使我白辛苦了一次的地址。
我說按照那個地址他肯定也會白辛苦一次，他卻一意孤行，沒法子，我只得相陪而往。
一路上，我和父親都矢口不提兩年前被我丟失了的那一斤好茶。我也沒因兩年前寫給父親那封信而向父親認錯，因那麼一來，就會提到那一斤被我丟失的好茶。而父親也沒解釋什麼，更沒訓我，彷彿兩年前我們父子之間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不愉快的事。
我和父親用了更長的時間尋找「一個好人」的家，卻沒找到。那天很熱，我和父親心裡同樣著急，我們父子倆的衣服都被汗溼透了。回家的路上，我忍不住埋怨了父親幾句，惹得父親光火起來，站在路旁衝我吼：「我是你父親！我做什麼事自有我的道理！你不埋怨我不行啊？」
我也冒火了，大聲頂撞：「我哥哥生病了，我已經是家裡實際上的長子，你究竟遇到了什麼事不必也不應該瞞我！我有權知道！」父親氣得舉起了巴掌，幾乎就要扇我一耳光。
團圓的日子裡，父親一直生我的氣。到他回四川的前一天，他的氣才終於消了些。我往列車站送他時，他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到該告訴你知道的時候，當然就會告訴你。但也許，一輩子都不告訴你，也不告訴你媽，更不告訴你弟弟妹妹！」
父親將他帶回的一斤茶又帶回了四川，怕留在家裡，母親收藏得不好，糟蹋了。
他的話，使我心懷不安地離開了家。
1977年春節前，我從北京回到了哈爾濱。當時，我已經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的一名編輯，而父親已經退休了。父親是63歲才退休的，因為家中生活困難，單位照顧他晚退休3年。
雪後的一天，父親命我陪他將他再次從四川帶回的那斤茶給他所言的「一個好人」送去。那斤茶，第一次帶回哈爾濱時是綠的，再次被父親帶回時，已是褐色的了。父親捨不得一次次花錢買，便請四川茶廠裡的茶工將那斤茶焙成了幹茶，那樣就容易儲存了。我提醒父親：「如果還是原先那地址，不去也罷。明明找不到卻非去，何必呢？」
父親表情深沉地說：「有新地址了。現在的地址確切無誤，今天咱們一定會找到他。」
路上，父親告訴我，「文革」開始不久，他這名獲得過許多獎狀的老建設工人，竟被不知何人寫的一封信揭發成了「偽滿時期」的「漢奸特務」。因為父親會說幾句日本話，檔案裡又有在日本藥店當過小夥計的記載，所以造反派們對揭發深信不疑。
父親講得很平靜，我卻聽得驚心動魄——那是我這個「紅五類」的兒子根本想不到的事。
我心疼地低聲說：「爸，其實你當時承認了也沒什麼。好漢不吃眼前虧啊！」
父親說：「那不行。我如果承認了，你1974年還能上大學嗎？我如果承認了，咱們家不就一下子變成‘黑五類’家庭了？你們能一下子承受得住日後的種種歧視嗎？我如果承認了，繼續逼我揭發別人，那我又該怎麼辦？所以當年我只能橫下一條心，誣陷在我頭上的事，打死也不承認。」
父親的話使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
我和父親並沒再去「動力之鄉」，父親引領我來到了近郊的一處公墓。在一塊木碑上，刻著「一個好人」的姓名。父親說：「就是他，咱們山東的一個人。也是我17歲那年到東北以後，給過我許多愛護的人。當年是他介紹我到一家挺大的日本藥店去做小夥計的，而我經常向他彙報日本人尤其日本軍人到藥店去開藥的情況。當年我就猜到了他是‘抗聯’的人，解放後他當上了一個縣的武裝部部長。‘文革’中，四川的造反派來到哈爾濱向他搞外調，巴不得由他證明我千真萬確曾是‘漢奸特務’。那時他自己也進了‘牛棚’，但他將那些造反派頂得一愣一愣的。他說，你們想要從我這兒得到證言的事，完全是胡說八道！所以，造反派們才不得不結束對我的隔離審查，你才能夠順利地上了大學，咱們家才沒成為‘黑五類’家庭。其實，我也不知道他有沒有喝茶的習慣，但我總得表達一種心意吧！除了茶，我也再沒什麼更好的東西值得從四川帶回來送給他啊！」
父親將那包從四川帶回來又帶回去退休後再帶回來的茶和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放在墳前。
我說：「爸，這麼放這兒不行，會被看到的人拿走的。」
不由自主地，我跪下了。
我將白酒澆在茶包上，用打火機將茶包點燃了。我和父親一樣，既是一個不喜歡喝酒的人，也是一個不喜歡飲茶的人。
父親已於十幾年前去世了。
如今，茶已成了中國人之間普遍送來送去的見面禮，而且包裝越來越考究，甚至到了不必要的極其奢華的程度。
而今天，我時常回憶起父親與茶、我們全家與茶的那一段往事……
10.一個有恩於我的人
雖然，我已經六十餘歲了，但對於黃宗英，我還是得稱前輩。因為她今年已經八十八歲，長我二十四五歲呢。事實上，前輩這一種稱謂相當中國化。即使在我們中國，也相當的古代，還多少具有點兒江湖意味。在當下生活中，我們已不太聽得到「前輩」這一稱謂了，似乎只有在武俠片中還聽得到。據說網上挺流行，也同樣只不過出現在網路上的後武俠小說中。並且，網路本就是很江湖氣的地方，十之七八的網主們的名字，不論男女，也都挺江湖氣的。
我和黃宗英都是中國文壇上的人。以我的個人感覺而論，亦覺中國之文壇，往往也江湖氣瀰漫。倒不是由於文壇上一向的是是非非給我以江湖氣濃的感覺，實際上外國之文壇，比如西方吧，也每是風生水起、是非頻發的，但卻並不給我以江湖氣濃的印象。為什麼我們中國之文壇，給我以江湖氣濃的感覺呢？大約是由於我們中國之文壇拉幫結派，形成團伙的風氣較盛的緣故吧？除了這一緣故，還有另外的因素嗎？肯定是有的。那又是些什麼因素呢？我還沒想清楚，此不贅述。
但我猶豫再三，決定在此文中及文內稱黃宗英為前輩，並不意味著我對具有中國古代特色的稱謂情有獨鍾，更不意味著我對中國文壇之江湖很認同。恰恰相反，我嫌厭任何所在的江湖氣，也從未屬於過任何或大或小的「圈子」。
我稱黃宗英為前輩，只因一點，她年長於我不是幾歲、十幾歲，而是二十四五歲。如果她是男姓，我當按中國習慣稱她為「黃老」，或「宗英老」。但她是女性，並且我瞭解，她有一顆永遠年輕的心。那樣一顆心即使某一天停止了跳動，前一分鐘也必定還是年輕著的；所以我不願在對她的稱謂之中加入「老」字。事實上，此前不論當面或背後，我一向是稱她「宗英老師」的。那麼，在這一篇短文的題目中和文內，一如既往地稱她為「宗英老師」，豈不是更親近嗎？那是的。但我內心裡，對她始終是懷有很深厚的感恩情結的，而我寫此文所要表達的，正是那種隨著時間的推移竟變得越來越難以忘卻的感恩情結。我怕親切抵消了感恩。即使僅僅抵消了一部分，那也是違揹我寫此文之初衷的。我讀某些具有感恩色彩的文章，包括那些和我這篇文章的初衷一樣的文章，每使我產生一種變味的印象，就是由於稱呼似乎太親近了，寫到後來，感恩的元素少了，親近的成分多了，結果感恩被親近所稀釋，彷彿便更是一篇記錄友情的文章了。何況，儘管黃宗英前輩每次見到我，對我的態度無疑是親近的，見面也無疑令她感到高興，但若論到友情的話，其實我們之間反而並沒什麼值得書寫的內容。
真的是這樣。
前輩黃宗英，她是一個有恩於我的人。
我寫此文之目的，也完全是為了以記錄性文章的方式來公開表達我對她的感恩。
我在「文革」前就知道黃宗英的大名了。她的報告文學《小丫扛大旗》，當年在收音機裡廣播過。我家沒有收音機，我是從中學同學家的收音機裡聽到的，當時給我以特別滿足的語言享受。是一位女朗讀員朗讀的，她的聲音圓潤而豁亮，彷彿唱著歌的泉水從山澗流淌而過，攜帶著悠揚的回聲。以現在的美文標準來看，《小丫扛大旗》的文學並不能算極好。但在當年，女報告文學作家鳳毛麟角，黃宗英又是演員出身的報告文學作家，長期浸淫於電影界，置身於上影廠這一特殊的文藝單位，經常接觸皆有豐富經驗的導演、演員們；再加上她善於觀察生活的一雙慧眼，幾乎可以說天生地從生活中捕捉細節的能力；她自己坦率、快樂的性格，發自內心的以讚頌時代先進人物和先進事蹟為己任的使命感，等等因素，使她極善於將筆下人物寫得「活起來」的同時，也極善於營造瀰漫在字裡行間的生活氣息。她寫一篇報告文學如同導演在執導一部電影。她筆下的人物，不分主次，一概都能恰到好處地在她的報告文學作品中凸顯角色的作用和魅力。當年，中國的收音機裡，最經常播出的是根據革命題材的長篇小說改編的評書。那些評書更偏重的是故事，對文字之感染力是不太在意的。
總而言之，《小丫扛大旗》使我這一名中學生第一次領略了生動活潑的文字被女性好聽的聲音所朗讀的美感。
我便記住了「黃宗英」這個名字。
但是我後來成為「上山下鄉」運動中的一名知識青年，與《小丫扛大旗》這一篇讚頌中國最早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的報告文學沒一點兒關係。
後來我初中畢業了。
後來「文革」開始了。
在1967年的冬季，哈爾濱市的某電影院，連續幾天放映「反動電影」，曰「批判觀看」。是由哈市幾所大學的「造反派」們發起組織的放映，某幾所重點中學的「革命師生」也得到了一些票。我所在的第二十九中學是一所普通中學，但那一年我與一名三中的高三男生成了朋友。三中是重點中學，他是「紅五類」，由他給過我幾次票，於是我得以看到了幾部以前不曾看過的電影，包括趙丹主演的《十字街頭》、《武訓傳》、《林則徐》、《李時珍》。
我至今認為趙丹主演的《林則徐》、《李時珍》，演技爐火純青。這兩部電影中，他主演的林則徐尤見功力。並且一直認為，以後不論再拍多少次《林則徐》，「趙丹化」的林則徐恐怕無人可以企及了。我也至今特別喜歡《十字街頭》，覺得那一部電影中的趙丹，大演員的天賦已被他充分證明。那時的他，其實身上已兼具卓別林式的黑色又溫暖的幽默和金·凱利式的即興表演的機智。可我當年卻並不喜歡《武訓傳》，至今也還是喜歡不起來。武訓這個真實的歷史人物辦義學的極虔誠、極執著的願望自然是無私的、可敬的、令人感動的。但他所實行的向富人「集資」和募捐的方式，就是不惜以自身為「靶」供人羞辱，「打一拳三個錢，踢一腳五個錢」的方式，對於受西方文學影響特深、人格尊嚴意識特強的我，是實難認同的。
那一年我已知道黃宗英是趙丹的夫人。
三中的朋友問我願不願寫一篇批判趙丹主演的電影的文章，寫了就能收在幾所大學的聯合主辦的大批判文集中。但我印象中的趙丹，用《列寧在十月》中高爾基對列寧說的話來說，是「一個好人」。這是我對趙丹所演角色的印象。
我反問：你怎麼不寫？
他說：我是理科生啊，不感興趣。
我說：那麼優秀的幾部電影，有什麼可批判的呢？
他也反問：你不是不怎麼喜歡《武訓傳》嗎？
我說：一個人不喜歡的文藝作品，評論是一種權利。但動輒亂扣「反動」大帽子地進行批判，並且剝奪被批判者的辯論權利，這樣的批判不就等於是迫害嗎？
他說：你又何必太認真呢。多你一個人的批判文章，少你一個人的批判文章，其實對於趙丹的命運都沒什麼影響了。但是對我們倆卻有一點好處，我們就有資格再多看幾部電影了，許多電影我們以後也許永遠都看不到了！
他的話很代表了當年之中國一些確實挺好的人的想法——多我一個人參與少我一個人參與，多我一句口號少我一句口號，多我一張大字報少我一張大字報，反正對已被劃入「另冊」的人的命運不起任何作用了，於是對自己的參與首先自行地寬恕了。倘還有一點點個人好處，則更是「盲從無罪」了。在「文革」初期，我也是這麼想的。不久，我所讀過的那些書便提醒我——好人被利用了參與迫害別人，既不但是被迫害者的大悲哀，同時也是好人們的大悲哀。
故我對我的好人朋友說：你我互為朋友，是因為我們都認為對方是好人，對吧？那就讓我們把好人做得再好一點點，而別在乎以後看不到某些電影了吧！……
一年後，我下鄉了。
黃宗英也罷，趙丹也罷，在我的頭腦中，漸漸的不留任何記憶痕跡了。
大約是1973年，我到佳木斯去參加兵團總司令部文藝處舉辦的文學創作學習班，聽說黃宗英由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並在哈爾濱觀看「全省青年詩歌朗誦會」。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幾名知青，發起了對學習班組織者的建議——將黃宗英請到佳木斯來，與我們文學創作學習班的知青們交流交流創作體會和經驗。這自然也是我所希望的事，所以我對那建議表現得格外支援。學習班的組織者崔長勇是我們共同的「好大哥」，我們的建議正中他下懷。但那也得向上級請示啊！政治部的批覆很快，大意是——黃宗英既然是周總理親自點名予以「解放」的，但請無妨。「好大哥」特高興，欲親自到哈爾濱去請黃宗英。卻隨之傳來了令我們震驚的情況——她被省革委會的幹部從哈爾濱驅逐走了，並且還被扣上了一項新的罪名——企圖靠昔日名氣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影響文藝青年，實行反革命串聯……
革命熱情澎湃洋溢的《小丫扛大旗》的作者，頭腦中會有什麼「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呢？
我們不禁地都憤憤不平起來。
「好大哥」居然信誓旦旦地表示——早晚有一天，會想辦法將趙桔調到兵團來，並且要儘早滿足其入團願望。但他這種決定直至「文革」結束也沒實現，而趙桔在東北下鄉九年也終究還是沒入得了團。此是後話。
以上聽來的情況，促使我做出過一件既鄭重又特不「明智」的事。
1974年我入復旦大學前兩天，仍在木材加工廠做出料工，那是比抬木頭更累的活兒。我可以不幹活兒了，入取通知書已發給我了，按規定我享有幾天準備行程的時間。我卻覺得自己是個幸運者，一心想用堅持勞動到最後一天來抵消一些別的知青對我的羨慕。兩天後就將離開北大荒了，我決定為某些知青作最後一次代言。於是前兩天的晚上，我獨自坐在食堂裡，給連隊團支部、黨支部寫了一封信，並要求將信轉送團裡。那是一封談我對發展知青入團入黨的組織路線之意見的信。我的信指出——在有些人的頭腦中，「重在表現」四個字，幾乎不起作用，他們對於那些家庭出身「有問題」或父母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打入「另冊」的知青，其實實行的是發展踐線上的「關門主義」。還舉了趙桔的例子，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難道用多年的艱苦勞動和青春歲月，還換不來一枚團徽嗎？」而實際上，所謂「關門主義」並不表現在我們木材加工廠，因為在木材加工廠，擔任團支部組織委員和宣傳委員的，恰恰便是兩名家庭出身屬於「剝削階級」的天津知識青年。在我曾經當過班長和小學教師的老連隊，實行的也是「重在表現」。進言之，在能入團或不能入團這件事上，趙桔的例子具有較多特殊性。我明知此點而舉她這名並不屬於兵團的知青為例，委實是有些蛇口蜂針的。我的動念，確乎也主要是為她那樣的知青們一鳴不平而矣。（三十幾年後，木材廠的兩名天津知青非將我請到天津去做客不可。我去了，他倆在招待我的飯桌上對我說：你幸虧走得及時，晚一天你就去不成復旦了。當年我們覺得你那封信的思想老反動了。你雖然走了，我們還是將信的反動思想批判了一通，並且要求團裡嚴肅處理。你居然順利地成為復旦的學生，證明當年團裡有人暗保了你一下啊！我於是明白，他倆非把我請到天津不可，是要當面道歉。而我卻早已將那事忘了。我在木材廠時與他二人關係良好，我的信肯定使他倆當年大為其難了，他們除了那麼做顯然也沒有另外更「正確」的做法，於是互相舉杯一撞，皆釋懷而笑。再後來我在創作電視劇《知青》時，自己當年寫的那一封信，成了劇本中的情節。）
我在復旦的三年，自然是思想孤獨而苦悶的三年。那三年裡，所知「四人幫」迫害知識分子和文藝人士之事更多，反而又將黃宗英、趙丹、趙桔這一家三口人的名字忘了。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了，「文革」結束了。
1977年五月，上海以極大的動作召開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週年。如今想來，那般隆重地予以紀念，用心可謂良苦。那應該說是一次被打入「另冊」的上海文藝界人士的集體大亮相。也許是由於應該參加的人數太多，復旦大學僅獲得一個名額。名額自然給在了中文系，而中文系居然將名額給在了我這名七月份就將畢業的學生頭上。由此可見，當年大學母校的老師們是多麼的厚愛我！
紀念會共開三天，我所分在的一個組，組長是茹志鵑老師（當年我才三十餘歲，自然稱她老師。現在我六十餘歲了，她已駕鶴西去，那麼我就同樣在此文中稱她先輩吧。她也是有恩於我的人。此不贅述，當另記之。）、副組長是黃宗英，而我是召集人兼書記員，即負責記錄整理發言的人。至於組員，不得了——巴金、黃佐臨、吳強、師陀、施存蜇……共十一二人，每一個名字都令我肅然起敬。
那時我一再想到了「緣」這個字。黃宗英這個數次在我頭腦中留下深刻印象，又一次次被我忘記的名字，忽一日與我自己的名字印在同一頁紙上，而且都成了對一次大會負有小組責任的人！不是「緣」的話，我這個東北知青，又怎麼能在上海與黃宗英並肩而坐呢？真的，三天的小組討論中，只要她到了，必定與我並肩而坐——因為我和她和菇志鵑先輩三個人的座位是不變的。
第一天上午黃宗英沒到，下午才出現在組裡，看了組員名單才知道自己是副組長。她在外地深入生活，接到通知趕回來的。她說自己回到家裡換了一身衣裳就來了，而她穿的是一身舊衣褲，腳上也是一雙舊的，許久沒打過油的平底皮鞋。她衣著樸素得令我暗暗訝異。雖然菇志娟的衣著也是極樸素的，但並未使我訝異，反而覺得她就該是那樣的。一想到趙丹此時還沒被公開「平反」，我的訝異也就轉瞬即消了。她和菇志鵑坐在一起——都像五十年代初期的女工會幹部，將工會工作當成全心全意為工人階級服務之使命的女工會幹部，不善於搞階級鬥爭並且還希望能搞好階級調和的那麼兩位女工會幹部。我有這麼一種印象乃是因為，她們的面相都是那麼善良，而我相信「相由心生」。
當年的黃宗英挺「壯實」，身材頗似六十年代的馬玉濤。六十年代後的馬玉濤開始發福了。我知道她們以前的身材是很苗條的，我猜得到黃宗英變得「壯實」了肯定與多年參加體力勞動有關。
然而她的面容依然漂亮，依然具有曾被稱為「甜姐」的俊美線條。她發過幾次言。顯然的，每次發言前都有滿腹想說的話。但真開口了，似乎又不想多說什麼了。所以她每次的發言其實又很短，並且每次都出人意料地戛然而止。我注意到，她每次發言時，總有人向她傳遞暗示的目光——說幾句就行了。一接觸到那種友善的目光，她就很懂事地趕緊再說三言兩語結束了發言。
是的，那時的她極像一個童言無忌又特別喜歡錶達內心思想感情的孩子。因為懂事，所以在被對她友愛的大人們以目光制止時，便立刻裝成沉默寡言的樣子。
我想那時的她內心裡一定是隱覺委屈的。
看著我所崇拜的人那樣子我的心情也頗覺壓抑。
她每次發言的內容，也只不過是在一次次強調，自己是多麼願意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而已。那顯然是她真誠的想法，但又顯然不是她唯一真誠的想法。她分明很想說出另外某些同樣真誠的想法，特別是在那麼一次紀念會上，當著那麼多老朋友的面，而且是在粉碎了「四人幫」以後。
也分明的——老朋友們認為那是不明智的，甚至還是冒失的。
第一天的討論氣氛特沉悶。主持會議的菇志鵑肯定不是善於啟發別人發言的人，並且我看出，她也不打算那麼做。和黃宗英一樣，她也是前一天從深入生活的外地趕回上海的。正因為氣氛沉悶，黃宗英才發了一次言又發一次言，我看得出她很希望自己能使氣氛活躍起來。
作為書記員的我幾乎無可記錄，只得一段段讀《講話》原文以及檔案材料。我內心裡對那種沉悶倒反而挺欣賞。人們只是在中午吃飯時，晚上分別時，話才多起來。噓寒問暖，互道珍重，情形動人。吃飯時，黃宗英很主動地替這位盛湯，為那位添飯。在眾人中，除了我，按年齡論她是小字輩，年長於她的那些男士們，對她的服務都很受用。那時的黃宗英顯得很快樂，並且希望以自己的快樂使大家也快樂起來。她的快樂也只不過就是一種表情現象。沒人開玩笑，她也不。人們的話也只不過侷限於互相詢問親人及兒女的情況。沒人問黃宗英、趙丹的情況，顯然都不願影響她的快樂。
第二天上午是大會發言——有人在發言中又批判了《百合花》，認為不管到任何時候，《百合花》的創作傾向都是不符合《講話》精神的。也有人批判了《小丫扛大旗》，認為所謂「生活氣息」抵消了「突出政治思想」……
下午的討論就更沉悶了。作為組長的茹志鵑和副組長的黃宗英，都不知自己該說什麼好了。
我按捺不住發了一次言。我的發言自然是對大會發言中的批判所進行的批判，冷嘲熱諷，出言極不客氣。前輩們起初皆怔愕，繼而望著我的目光裡都流露著贊同了。
第三天的中午飯是會議期間的最後一次飯，我與黃宗英前輩配合著替大家加飯、添湯。巴金老居然詢問我的經歷，菇志鵑替我回答了幾句。巴金老沒聽清，黃佐臨替菇志鵑重複了一遍。我說在上海雜技學館，我與黃小芹成為了朋友，黃佐臨聽了很高興。
黃宗英問我：「從農場往兵團調有可能嗎？」
我明白她那時想到了女兒趙桔。
我將當年「好大哥」崔長勇信誓旦旦的話轉述給她聽，她極欣慰，說希望女兒趙桔成為兵團戰士，是因為兵團比農場更重視培養知青的文藝愛好，而趙桔也自幼熱愛文藝。
1977年的五月，誰都不敢夢想，中國還有知識青年返城那一天！
散會前我向菇志鵑和黃宗英兩位組長、副組長要聯絡方式，她倆都高興地親筆給我寫下了，並都說歡迎我去她們的家。
回到復旦，同學們聽說我與那麼多文藝大家分在一個組開了三天會，無不羨慕至極。
有同學說，七月份就要畢業了，既然你認為他們對你都很友好，幹嗎不請一位到復旦來與咱們中文系創作專業的同學座談一次，介紹介紹創作經驗啊？
我想，可也是，為什麼不呢？
我說巴金老是沉默寡言的人，我們不為難他。菇志鵑老師又回深入生活的地方了，一時聯絡不上……
大家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異口同聲地主張：請黃宗英！請黃宗英！
於是就有了黃宗英1977年6月在復旦大學的一次文學創作講座。我在《從復旦到北影》中有所記錄，此不熬述。也因她親筆寫給我的一張「便條」，我分配到北影后成了黃宗英家的熟客，並與他成為忘年交。
我要補充的是——大約二三年後，她與趙丹二人應北影廠廠長汪洋之約住入北影招待所，準備主演電影《周恩來》。我自然要去看望她的。他們的房間訪客不斷，無不是文化界名人。我雖年輕，當年卻矜持得很，故也只去看望過一次。他們夫婦二人都對當年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之知青們的情況有了解的意願，我正向他們講述著，廠長汪洋來了，說要請他們去參觀攝影棚。汪洋看著我，頗覺奇怪，問他們我是誰？那時我雖已分配到北影編導室了，卻還沒與汪洋近距離對望過。
趙丹說：他是宗英的學生。
汪洋更加奇怪，又問黃宗英：你什麼時候收起表演弟子了？
黃宗英笑道：我又不是隻會演戲！他是我文學創作方面的學生不行嗎？你太官僚了吧，他早已是你們北影的人了呀！
我將自己怎麼認識黃宗英的過程用簡短的話告訴了汪洋。黃宗英接著說：聽過我的講座，當然算是我的學生了！
汪洋問我：有收穫嗎？
我肯定地回答：有。
汪洋也笑道：那就算是了吧。
黃宗英又表揚地說：他可是好青年，有獨立思想，十年中沒跟著鬧過。
於是汪洋說：那你就一塊兒陪著參觀攝影棚吧。
當年的北影，雖然是電影界名人經常出入之地，但只要黃宗英、趙丹夫婦的身影一齣現，必定是更吸引人們眼球的一道風景。
參觀攝影棚的黃宗英和趙丹，有以汪洋為首的北影的一干人等，包括北影的導演大師們和著名演員們相陪。但緊隨他們夫婦左右的卻只有一男一女。女的是一位穿軍裝的、身材高挑窈窕的美女顧永菲，男的便是我。顧永菲的伯父是上海電影當然便也是中國電影的先驅人物顧爾已，在汪洋們那一代電影人中老友多多，與趙丹汪洋更是交情深厚，非同一般。她當年是新疆軍區文工團的話劇演員，她父親顧爾譚是南京文學界的名人。所以對於她緊隨在黃宗英、趙丹夫婦一側，沒有誰好奇。不知她是誰的，或許起初也是有幾分奇怪的。但悄悄一問，知道了，就不奇怪了。
我卻引起了幾乎每個人的奇怪。
知道我是分到編導室的「工農兵學員」的奇怪，不知道的更奇怪。我並不習慣被些奇怪的目光投注到身上，一有機會就自我邊緣化。偏偏的，汪洋卻比黃宗英更關注我的存在與否，隔會兒就四顧著大聲說：「小梁哪兒去了，過來過來，學生不是白當的，前邊來前邊來！陪就得有個陪的樣子，得形影不離！……」
他那天很高興，所以總開我玩笑。
而這便引起更多的奇怪了——人們一時搞不清楚我究竟是趙丹的學生還是黃宗英的學生，以及究竟是何種關係的一個「學生」。
結果參觀的全過程中，我也很吸引眼球。
那一天以後，我在北影有了不小的知名度，許多人都知道編導室有一個叫梁曉聲的最年輕的劇本編輯是黃宗英和趙丹的學生了。
我顯得挺神秘起來，正所謂大沾名人之光。
有一天我在廠內的路上遇見了汪洋，他主動駐足，對我說看了我的檔案，我檔案中有「保持獨立思想，與‘四人幫’做過鬥爭」一條鑑定語。那是我自己也知道的，是我在大學畢業前，老師和同學們共同為我做出的一條鑑定，並且當我的面讀給我聽過——那實在是一條過譽性的表揚語罷了。
然而汪洋看得很重要。
他賞識地說：很好，很好。你配是黃宗英的學生，我也完全相信她的話了。努力工作，遇到了什麼不開心的事別寫信向她求助，直接找我。
他們那一代電影人，對「四人幫」痛恨極深。「文革」中眼見自己的知交良友一個個受盡迫害，內心裡是很疼的。故「好青年」在他們那兒是另有所指的。
後來我成了獲獎作家。
後來汪洋接待外賓時，每吩咐廠辦的人：將編導室的小梁找來陪外賓。
若有外賓是知道趙丹的，向他問起他與趙丹的關係，他每每指著我說：他是趙丹的夫人黃宗英的學生，著名作家！
後來我到江蘇去組稿，竟可直接找到顧爾譚先輩相助。因為我是黃宗英的「學生」，自然也就有資格稱顧永菲「永菲姐」了。都可以稱她姐了，上門去求她的父親，便似乎是不必見外之事了。顧爾譚先輩也確實沒拿我當外人，有次還邀了陸文夫、高曉聲兩位先輩與我長談北京文壇的風雲變幻，並在一家雅靜的小酒店設宴款待我。他們當年可都是長我二十多歲的人，實在是分外抬舉我。
後來黃宗英每出新書必郵寄給我一本，扉頁寫著「曉聲弟子存念」。
而我，收到也就收到了，卻從不曾回一封簡訊相告。那還不是家家都有電話的時代，更不是如今這種幾乎人人有手機、有網址的時代。若是，我肯定也是會相告的。但即使有以上理由，連一封簡訊都不曾復過，情理上是怎麼也說不過去的。
趙丹逝世了，我居然沒寫過一篇悼念他的文章。當年好幾次，我陪他和黃宗英在北影大食堂的一張飯桌上吃過早餐。要寫，是有些內容可寫的。當然沒寫也能找到理由——因為趙丹臨終前對文藝領導者們提了點兒中懇的意見，懷念他的文章是無處可發的。但我起碼可以給黃宗英寫一封信以表達哀思，居然也沒有，理由我是至今也找不到的。其實最根本的原因是，那時我覺得自己也是個人物了，唯恐有攀名流之嫌。為避小嫌而失大義，這真是有點兒俗啊！
趙丹畫展舉辦的時間，地點我是預先就知道了的，也沒去表達支援。而且當年的我還挺鬱悶，覺得黃宗英這位老師居然沒寄給我這名「弟子」一份請柬，實在是她太不應該。而實際情況是，她頂著極大的壓力才辦成了畫展。極度悲痛而又缺乏經驗的她，為了不使北影的老友們陷入去也不便不去不好的兩難之境，根本就沒向幾個北影人發出通知。
黃宗江也去世了。他的遺囑是不開追悼會，我過後才知道。悲痛是悲痛的。哀思是有的。也曾想以文悼念，但拖延數日後，哀與思便淡去了。
直至去年在中國散文年會見到了八一廠的翟俊傑兄，幾句交談後，不約而同地都回憶起了黃宗江，關心起了黃宗英。
他聽我說我已近二十年不知黃宗英的情況了，大為詫異，連呼：「不應該不應該，你可太不應該了！在你一代人中，黃宗英以弟子相稱的，據我所知，唯你梁曉聲一人啊！」
我頓時無言以對，繼而無顏以對。
他告訴我黃宗英生病了，身體情況大為不好。
我心一愴。
那日回到家中，翟俊傑兄的責備之語不絕於耳。
我默問自己：梁曉聲，你何時變得如此人情淡薄了？又為什麼會變成了這樣？
為什麼呢？
我不能不嚴肅地剖析我自己，所得結論便是——當我在文壇這個江湖上的浮名漸大後，開始認為，三十多年前的那些細瑣之事，其實沒有特別值得銘記不忘的意義了。
但為什麼三十多年前，我會在《從復旦到北影》一文中滿懷真情地予以記錄呢？
因為那時我剛剛大學畢業；因為那時我只身來到完全陌生的北京無親無友倍覺孤獨；因為那時的我默默無聞像植物需要陽光和水分一樣，需要被關注、關懷。每一句良好的評價，對我都是人世間的一份溫暖。所以我珍惜。所以我認為有銘記不忘的意義。
而說到意義，難道人世間的溫暖，比如可敬長者與年輕人之間的忘年友誼；比如他們對年輕人的一句良好評價；比如他們靠他們的正面影響力為年輕人的工作、事業之順利所盡的善意促進，難道這一切僅在一個年輕人默默無聞且特別需要時才有意義嗎？難道當這個年輕人後來有了名氣了，不需要被關注，也不在乎被不被別人關懷了，一切就變得沒有什麼意義了、不值得銘記不忘了嗎？
我對自己的剖析使我自己羞愧難當，也萬分內疚。
幾天後我給黃海濤也就是黃宗洛之子發了一條簡訊，表達了我想去上海探望黃宗英前輩的意願。我們是偶爾還見得著的，他知道我與黃家當年的親近關係，一向稱我為兄。
他回簡訊說：我小姨會非常高興的，並給了我他唯一在上海的表弟趙勁的手機號。
趙勁我也是認識的。但最後一次見面也是十幾年前的事了。
我竟沒有勇氣與他通話，也發簡訊表達意願。
他隔日回簡訊說：曉聲哥，我媽媽會特別高興的，快來吧。
一稱我「兄」，一稱我「哥」，一言「非常高興」，一言「特別高興」，這才使我終於打消了種種顧慮。
八月，我應邀參加上海書展，於是提前一天前往。預先向接待方宣告，第二天上午的時間絕對是屬於我個人的，無須任何人相陪，也不許任何事侵佔時間。
10點左右，我提著一個果籃，準時站在了稱我「弟子」三十多年的黃宗英的病房門旁。小弟趙勁說他十一點到，為的是給我這個他媽媽的「弟子」和他媽媽一小時單獨交談的時間。恰巧受僱照顧她的阿姨走出，我問方便進入探望嗎？阿姨說她已在等我了。
八十八歲了的、我三十多年前稱為「老師」的黃宗英，端坐在一把椅子上，面前是一張桌面兩平方尺左右的小餐桌，旁邊是一張空椅子，那顯然是留給我坐的。亮堂堂的陽光灑滿病房，照耀在她身上。那一間病房不是她一個人住的單間，還有一張病床，其上臥著一位七十來歲的阿婆。兩張病床之間有簾子，半拉開著，將病房一分為二。椅子很小，類似小學校教室裡的那一種。供大人坐，實在是不能再小了。而那小餐桌，若擺上兩隻盤子、一隻碗後，再就擺不下別的什麼了。病房的空間有限，兩張病床是必不可少的，在剩餘的空間裡，便幾乎只能擺下那種小椅子和小餐桌了。卻有電視，開著，肯定是為了照顧我和她的交談，在看電視的阿婆電視調到了靜音狀態。
我說：「宗英老師，您氣色很好。」
她笑了。
我放下果籃，坐在了她旁邊。
她說：「何必還帶水果呢？」
她氣色確實很好，也許因為住院久了，面容特別白晳，然而嘴唇卻極紅潤，如嬰兒唇。她的頭髮已經全白了，在陽光下白得聖潔。我曾聽翟俊傑說，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她必定是要化一番淡妝的。這符合她的待人原則，體現著待人細節和對人的尊敬。然而我看出那日她並沒化妝，以素面見我，證明她並沒將我視為訪客。她穿的卻並非病服，而是一身完全可以在面對公眾的場合出現的正式裝。
我說不好意思空手來，也不知她愛吃哪種水果，就隨意選了幾種。
她說她幾乎仍喜歡吃一切水果。
見我放在果籃旁的紙袋裡有幾本厚厚的書，她問：「是你的書嗎？」
我說：「是。已經簽上了名，要送給趙勁。」
她說：「為什麼是送給趙勁的，不是送給我的呢？我比他愛看書。」
我說：「您應該少看書，看書久了也會傷神，不利於養病。」
她說：「我們這種人幾天不看書，會活得找不著北的，是不？」
我不禁地笑了。
她居然向我伸出一隻手，我明白是在要袋裡的書，遂勸道：「這幾本書都太厚，還是不留下吧。」
她卻認真地說：「你的作品，並且都帶來了，怎麼可以不留下給我看？我先看，趙勁後看。我從不嫌書厚。」
我只得將書取出遞給她，而她一一接過，摞在床頭。我覺得，我一走，她就會拿起一本看的。幾本書中有上、下集的《知青》，我向她講起了關於《知青》之創作、播出的一波三折以及引起的討論、爭議。
我問：「文學是人學，您怎麼理解呢？」
她不假思索地說：「人性之學。」
於是我們討論起文學、文化與人與社會之諸關係來。兩張病床之間的布簾被隻手一挑，另一張床上的阿婆欠身向我們望過來。
黃宗英扭頭笑問：「沒影響您吧？」
阿婆笑道：「你們文化人腦殼裡裝的事體可真多。」
一句話使我和宗英老師都笑了。
我認為，歸根結底，文學及文化應引領人性向善，再向善，永遠向善，這種文學對於缺乏宗教信仰的國人尤其重要。
她點頭同意我的看法，隨即說：「我正是這麼一路寫過來的。現在也仍每天寫幾頁。」
這使我驚訝，問：「這裡怎麼寫呢？」
她說：「將那塊硬板墊在膝上寫。」——她的枕下，露出半塊薄薄的合成板。
我說：「會得頸椎病的。」
她說：「反正已經得了，我前不久在《新民晚報》開了專欄。」
我問有沒有報，想看。
她說沒保留報，因為已經出書了。
我說：「那您可得記著讓趙勁給我一本。」
她說：「這就有。」——讓阿姨從小櫃裡給我找出了一本。
這時趙勁提前來了，遞給她一支筆，替我說：「那得給曉聲哥簽上您的名。」
她說：「不用這支筆。」
於是阿姨遞給她一支便攜毛筆。
她出版的新書的書名是《百納衣》，她用便攜毛筆為我簽下了一行字是「曉聲賢弟存念」。我接過一看，笑道：「怎麼弟子又變成了賢弟呢，我和趙勁他們是平輩呀，今後趙勁豈不是不能叫我曉聲哥了？」
她一時孩子般地無措起來，默默地不知如何是好地笑。
趙勁問：「媽你還有手稿沒有？」
她指指窗臺。
趙勁便從厚厚一摞報刊中翻找出了幾份手稿，比來比去，最後選中了一份，扭頭對我說：「哥，你就要這份吧！你看這份品相多好，你當然得儲存一份我媽的手稿！」
他的話令我心一揪。
當著八十八歲的前輩的我覺得是不可以那麼說的，即使是兒子。我暗暗捅了他一下，轉身看我的「老師」，她卻仍平靜地笑，伸手要那份手稿。接過後，將我的一本書墊在膝上，又寫下了一行字是——「曉聲小友留念」。
落款「宗英阿姨」。
我從沒那麼稱呼過她。在她八十八歲、我六十三歲的那一天，在一家普通醫院的一間普通病房裡，她將「宗英阿姨」四個字連同自己的一份手稿送給了我。
為的是「留念」。
而那一刻我心亦揪亦暖。
她那篇短文的題目是《快樂的我》。
抄如下：
我每天早起，刷牙，洗臉，然後對著大鏡子微笑，露齒大笑。以笑開始新的一天。
我有四樂。
第一樂：自得其樂。我1925年生，好容易活到快八十八歲了。可以讀書、看報，也可以寫寫。最近剛寫完一萬八千字的簡略自傳，還可以勉強自理生活，不簡單啊！我怎麼能不樂呢？
第二樂：相比著樂。我不跟比我強的比，單跟比我差的比，我還沒痴呆。還能自己在室內走走，還能看懂不知說什麼的電視連續劇。還有朋友來和我談五湖四海六大洲的事。我怎能不快樂呢？
第三樂：助人為樂。這道理再明白不過。且從略。
第四樂：超然的快樂。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呱呱墜地的生日；每個人都算不出自己離開世界的日子。算不出，就不算。超然地活著，快快樂樂地活著。若臨終尚有意識，我要笑著告別人間。
手稿僅一頁半字跡，一字一格，除第二頁有兩處因添句而作了勾線外，無塗改。趙勁小弟說它品相好，果然是的。我一接在手中，立刻看了起來。而「宗英阿姨」也拿起我的一本書翻看。
那時病房裡是極安靜的了。
我看罷，感慨多多。已近中午，灑入病房的陽光更耀眼了。我抬頭望她，見她置身於陽光中，低頭看著我的書，滿頭白髮熠熠生輝，彷彿她本身也在發光。我覺那時的她，美麗極了。
在一家普通醫院的普通雙人病房裡；在連一張小小的足以鋪開稿紙的寫字桌都沒有的環境中；在經常面對陌生住院人的情況下，她居然能保持良好的心態讀書、寫作，以八十八歲的年齡而言，我覺得她活出了格外令我大起敬意的詩性。
我說：「宗英老師……」
她抬頭看我，笑道：「不打算改叫阿姨嗎？」
我也笑了，表示應該告辭了。
她說：「快開飯了，你倆不走，護士會往外請你倆的。」
趙勁看一眼手錶，驚呼：「哎呀，怎麼十一點半多了！」
我便起身，對她點一下頭。
她也微笑著對我點一下頭。
當我和趙勁走到病房門口，我站住了，不由得回頭望她。
她也正望著我，依然微笑，舉起一隻手，擺了擺。
我說：「以後我會每年都來上海看您。」
她說：「文學是人性之學，好的文學是好的人性之學，這更是文學的永恆主題，我希望你堅持這樣的創作道路。」
我心中一暖，眼中一熱。
老師也罷，前輩也罷，阿姨也罷；弟子也罷，賢弟也罷，小友也罷，總之那一個上午我尋找回了一種人世間的真情，並領悟了它的意義。而且，從八十八歲了的黃宗英身上，學到了寶貴的「知」、「識」。
在馬路上，趙勁小弟對我說：「曉聲哥你知道不，我和媽媽對你的名字可是一直感到親近的。」
我說：「我現在知道了。」
停頓一下，又說：「小弟，今後你遇到了什麼困難，不要忘了你還有一個曉聲哥。可以告訴我的，千萬告訴我，不許自己默默承擔。」
我這麼說是因為我瞭解——在上海，黃宗英身邊的依靠便是趙勁。
我和他，兩個老大不小的男人，不由得當街擁抱了一下。
那時我對人世間滿懷溫情……
11.為了情懷而紀念
我至今寫過多少篇序，連自己也記不清了。但幾乎都是遵中青年業餘作者之命而作，甚至包括為中小學生們的處女集效勞。並且，那一向是我要求自己本著應該服務的態度來認真完成之事。
然而，由我為《吳伯簫紀念文集》作序，著實的使我大犯其難。依我想，吳伯簫先生之紀念文集，當以他同代人中的摯友奉獻一篇最好。我雖也已六十餘歲了，雖與伯簫先生有過幾次印象深刻的接觸，卻終究是一個晚輩。況先生生前，乃散文大家，還是中國語文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人物，署我浮名的序，無論如何是必定不相適的。
本文集的編者亓勇，作為與先生隔四代的有血緣之親的年輕後人，卻執意要求我來作序，懇拒再三，違心而諾。
讀罷文集，猶豫又起。
因我覺得，集中若干篇，其實皆是可以印在前邊為序的——比如公木先輩的長詩《啊，伯簫，伯簫喲！》；比如雷加先輩的長文《「忘我」的沉思——憶吳伯簫》；比如樓適夷、臧克家、朱子奇三位先輩的懷念文章，倘作為序，也都是與此紀念文集的分量相稱的。儘管以上諸人也已先後故去，但若以分量的相稱作為首要一條來考慮，無不是更佳的選擇。並且，以紀念文集而論，同樣的出版情況是不乏其例的。
我將我的想法及時通告了亓勇小弟，無奈他堅持他的要求不變。如此一來，我也就只得從命了。
此紀念文集中，也收入了我的一篇短文。該短文是我的自白性長文《京華見聞錄》中的一段。
我在《京華見聞錄》中，記述了從復旦大學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之初年所遇林林總總的人、事，而與吳伯簫先生的幾次接觸，乃是「見聞錄」中很愉快、很溫暖、受益頗多的記述。
我須藉此機會說明一下，即——我在「見聞錄」中所記述的關於吳伯簫先生之學生中有人「丟」了一筆錢的事，在本紀念文集中，康平先生的懷念文章中也寫到了。康平先生乃吳伯簫先生當年的學生，她的回憶毫無疑問，更符合當年實事。而我只不過聽人轉述的，故讀此紀念文集者，當以康平先生的記述為準。
我讀此紀念文集之校樣稿，每一篇都不同程度地感動了我。也使我記憶中的吳伯簫先生的形象，更加栩栩如生、更加可親可敬了。
讀罷全集，掩卷深思；許許多多人士，滿懷真摯深情地著文懷念吳伯簫先生，懷念了方方面面，但主要懷念的是什麼呢？
思去想來，我認為主要懷念的是吳伯簫先生所具有的中國文化知識分子的大情懷。情懷何謂之大？與信仰融為一體之情懷而已。許多人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其實是並無信仰可言的。即使那些經常自詡為革命知識分子的人，其實他們的信仰也只不過經常體現於表態，口頭上說給人聽的罷了。
那什麼又是吳伯簫先生的信仰呢？
他在《論忘我的境界》中說：「把全副精力集中到自己所愛的、所向往的，或所行動的事物裡，而沉浸到裡面，湮沒到裡面，融化到裡面的，那就是忘我。」
雷加先輩在其懷念文章《「忘我」的沉思——憶吳伯簫》中，引了以上一段話。
也許有人會問，那隻不過是一段談專一與執著精神的話，與信仰有何相干呢？
而我卻覺得，若以宗教與主義的立場來看，確實那一段話中並無任何信仰的意味。但若縱觀吳伯簫先生的一生，換一種形而上的思維來理解，那一種「忘我」之境，卻正表達著吳伯簫先生的終生信仰了。
因為，分明的，他以他堅持知識分子操守的一生告訴我們——他所愛的、所向往的、所行動的，將自身沉浸到裡面、湮沒到裡面、融化到裡面的，並非是什麼一己的愛好，而是一個富強的中國；而是一種為使全中國人民都過上有尊嚴的好生活的大事業。
正是這大事業始終吸引著他，成為他終生的信仰。
也正是為著這大事業的成功，他始終保持著一種愛中國、愛中國人民的大情懷。
沒有此種大情懷，安有他一生中始終如一，只與人比對國家、對人民的貢獻多少，以激勵自己更加兢兢業業，卻從不曾計較個人得失、待遇；即使在受到工作接待時餐桌上多了兩道菜也發自內心地感到不安的「布衣知識分子」的操守？
就個人的閱讀心得而言，我認為，在合成此紀念文集的近五十篇深情文章中，雷加先輩的那一篇尤為上乘。如果說公木先輩的長詩以感情的熾熱使我覺得字字行行皆發燙，那麼雷加先輩的悼念長文，則以沉鬱的、感性與理性之思念結合得渾然一體而見長。誠實萬分地說，那是我迄今為止讀過的為數不多的、本身也堪稱散文佳作的懷念文章——寫出了靈魂層面的吳伯簫。或換一種說法，使吳伯簫這個名字靈魂化了。
故我強烈地建議，此紀念文集，不論以何種方式排序，都應將雷加先輩的那一篇放在首篇。因為，讀者讀了那一篇，能首先從靈魂的層面接近吳伯簫先生，瞭解並進一步理解吳伯簫先生；而後再讀其他懷念文章，一概懷念之情之事，皆可從一個人的靈魂方面找到認知的依據了。
至於公木先輩的那一首長詩，我建議放在懷念文章部分的最後。
不是因為那首長詩寫得不好。恰恰相反，我覺得，作為摯友悼念摯友的長詩，寫得何等之好啊！那分明是噙淚寫成的悼詩，發自肺腑的悼詩，心疼與敬意交織的悼詩！
正因為寫得那麼好，所以才應放在最後。好比交響樂的最後一章，要達到高潮之尾聲。
最後我還是要再次表達——承蒙亓勇小弟錯愛，堅持由我來為此集寫序，心中愧怍難以形容。
我自知不論多麼想要寫好，其實是根本寫不好的。
因為對於一位靈魂純樸而廣大的文化知識分子，我的靈魂與他是有很大差距的。為紀念他的文集寫序，非是與他的靈魂共舞過的人，寫不好幾成必然之事。
「他的一生，像他那張面孔。這是一種農民的純樸和學者的‘無奇’的混合，使任何畫家都難以下筆；即使勾勒出輪廓來，也難以表現他的實質和特徵。」——這是雷加先輩對吳伯簫先輩的概括，我也有同感。
但一個人的懷念印象如此，兩個人的懷念印象也如此；許許多多人滿懷深情與敬意的懷念印象組合在一起，那「實質和特徵」，將逐漸地清晰起來。
而這正是此紀念文集的意義和價值。
想要了解中國文化知識分子心路的學者們，不可不讀一讀此紀念文集……
12.抵禦時代的汙濁和浮躁
王鋒小弟自西安寄我雅集一冊，名「坐臥終南」；望我作小序，為友情留痕。信中言——該集乃簡樣，「特供」友人們發表意見時有所參考而趕製的。
鋒我所敬者。敬其敬業；敬其為人處世的坦誠；敬其在古體詩詞方面的才情；尤敬其於名利氾濫之世而自願保持一顆「拒腐蝕，永不沾」之潔靜心，我曰「素心」。
「靜」字我是並沒寫錯的。名利氾濫之世，潔實不易。鋒非清教徒，我和他從未聚餐過，但從他的詩詞中知道，他是喜歡每與三五好友大快朵頤、滿斟緩飲的。李白、杜甫們也喜歡那樣，魯智深更喜歡。雖然他們也都不得不入世地活著，並且未見得多麼地崇尚出世思想，但起碼都不甘與濁世汙流共舞。故在我看來，他們皆他們所處之時代的潔人。我們所處之時代特浮躁，心態須持常自靜，方能卸汙守潔。
我與王鋒小弟之間已有十幾年友好交往了，我所瞭解的他，正是以上所言那麼一個有「素心」的人。
雅集封面印有小照，其上四位陝北中年男士，看去皆書生意氣風發，腹中才情飽滿。我頭腦中第一戲謔的反應是「四條漢子」。及賞閱罷，第二莊重的聯想是《美在斯》。
《美在斯》乃聞一多、梁實秋、潘光旦們當年在老清華創辦的學子文藝刊之刊名。彼們當年皆理想主義文藝青年，一心希望通過文藝美的陶冶，潔靜自己也潔靜別人的心態，使具有「素心」的中國青年多起來，以抵禦他們那個時代的汙濁和浮躁。
而《坐臥終南》的「四條漢子」，除了王鋒，另三位是範樵父、王松、魏傑；我尚不認得他們。
樵父乃書法家；王松是山水畫家；魏傑在石印篆刻方面成就彰顯。
有位肖雲儒先生，在集中評樵父的書法具有「禪意、清氣、儒風」，我有同感。進一步認為，其實「禪意、清氣、儒風」六字，用以評說王松的山水畫、魏傑的石印篆刻、王鋒的古體詩詞，亦十分恰當。只不過，「儒風」體現於王鋒的古體詩詞，更是一種「古風」。而王鋒的古體詩詞於禪意、清氣的格調之外，還每有黑色之幽默的色彩。關於此點，王蒙先生的評論文章已讚賞有加，此不贅言。
我賞樵父的書法，除了禪意、清氣、儒風之同感，居然另外生出兩個字是「婀娜」。因在我眼看來，樵父之書幅上，似有體態曼妙之數女子的婆娑舞影此隱彼現。
王松的山水畫，除禪意、清氣、儒風外，似還多了一重境界是恬淡淡泊。我品味時，心中油然聯想到李白的詩句——「天清江月白，心靜海鷗知」。概言之，「素心人」畫也。
我對石印篆刻之藝更是門外漢，不敢妄自評論，只能談我的印象，便是——大巧若拙。拙中藏雅。於是，拙得雅。
雅，中國書法、繪畫、石印篆刻所一向追求也。這追求的變境，便是以拙代雅，並終於至雅。
我認為魏傑深諳雅、拙之辯證關係。
我留意到，魏傑之《重溫古璽》一文中談及對黃賓宏繪畫藝術思想的理解。王松之繪畫心得文章中，也談及黃賓宏大師的「國畫民學」思想。
我也是崇敬黃賓宏的。
我想，連樵父的書法，估計也受到了黃賓宏藝術思想的影響吧？
「凡藝術，總是存於技，成於道；道者，人生修為者也。」
——此話雖是沈奇說的，但黃賓宏其實正是這麼實踐的。
至於王鋒小弟的古體詩詞，王蒙先生二千餘字的評中，用了「令人叫絕」、「最妙的是」、「自然大氣」、「甚有味道」、「從容悠遠」、「不無聶紺弩風，應稱作絕對中華詩詞中的黑色幽默」——在我拜讀過的王蒙先生之若干評論文章中，此篇可謂讚不絕口。蒙公此等評價，王鋒小弟可引為終生之榮也。
《美在斯》——這是我賞這一冊雅集的總體印象。
審美不僅美眼，且養心。
創作美，奉獻美於別人，是熱愛藝術的人們的欣慰。
我願此雅集之正式出版，帶給王鋒、樵父、王松、魏傑如微醉般的欣慰。
我願陝北乃至全中國，多些親近藝術而又保持「素心」的青年！
終南雖是山，「素心」可容其大也。
13.我願意再去一次的地方
幾乎人人都知道，貴州有一處著名的風景——黃果樹瀑布。
但是知道貴州還有一處美麗的地方叫平塘的人，想來就不那麼多了。
平塘是貴州一個縣的名字。
到了貴州的人，如果僅去看過了黃果樹瀑布，而竟沒同時也到平塘去領略一下那裡的迷人風光，我以為該算是一種遺憾，甚至也可以說，該算一種損失。
我如此讚美平塘，乃因我這個只到過貴州一次的人，與別人們恰恰相反；沒去看黃果樹瀑布，卻在平塘勾留往返整整一天。
此前，我對貴州的瞭解，是相當模糊的。
在我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我的父親作為新中國的第一代建築工人，曾經在貴州的山嶺間工作和生活過多年。那是所謂「大三線建設」的年代。
當年，我以一個小學生的稚拙的字型，在許多信封上寫下過「貴州」兩個字……
後來，我從中國新聞電影製片廠拍攝的風光紀錄片中，看到過貴州的黃果樹瀑布。當年，《人民畫報》的第一期，還曾以黃果樹瀑布作為封面……
再後來，「貴州」二字和我的一位大學同學莫貴陽的名字連在了一起。他自然是貴州人，我們友情深篤。莫貴陽畢業後被分配在貴州人民出版社，由而我開始熟悉了貴州的郵政編碼和長途電話區號……
近兩年我與「貴州」二字的關係又加深了——因為半個多世紀以前，即日軍侵華時期，北大、清華等高校遷往雲南，組成「聯大」；當年，聞一多便是從雲南去往貴州，接他的夫人高真和幾個孩子的。我創作電視劇本《繆斯之子》，間接觸控到了當年貴州的脈象……
然綜上所述，都只不過是我與「貴州」二字的間接親密而已。
直至不久前的貴州之行，才終於使我對貴州有了一種較為感性的認識。
平塘——對我而言，它是一個聞所未聞的地方。確切地說，是貴州黔南地區的一個小縣，但卻是有百年以上歷史的那一類，決然不是「80後」的「新生代」。
作為觀光者的人，僅在平塘縣城內走走看，那麼他或她其實並不會感覺到，這一座小縣城與西南各省的小縣城有什麼區別。所以，一定要逛逛它的沿江路段，只有那樣，才會領略它水繞山環的嫵媚。
我不想將平塘與威尼斯相提並論。事實上相比於威尼斯，平塘很小，而且也根本不能說是一座水城。但是，若將平塘比作小桂林，那麼它倒真是有些當之無愧的。因為在全國很難找到另一座城市，會像平塘那樣幾乎完完全全地被一條河水圍住了。平塘和那一條河水的關係，像一條曲線和一個實心圓的平面幾何關係。曲線自然便是那一條溫柔的河，如同打了一個結，將縣城系在結中了。相比於某些空氣汙染嚴重的大城市，生活在平塘的人們，顯然是享受著一種難得的福氣，那裡的空氣指數一向優良呢！
從縣城驅車半小時，便到達了古代地質化石公園。
這是中國很特殊的一處園址。因為它只有入門處，而沒有另一處出去的門。也不可能有另一處出去的門。入得門來，便進入了山區。人即使走上一天，還是山區。再走上一天，也仍是山區。那是風光旖旎的山區。每隔百步，眼前便有不同的景觀。可以肯定，迄今為止，還沒有一個人將那公園逛遍過。一言以蔽之，它當得起是另一處九寨溝。
令我驚訝的是，在那公園的入口前方，有一處壩子。壩子的四周，居然有幾個小小的自然村落。
九月，早稻已然收割了。壩子最平整的地塊，滿目金黃。下著如絲的細雨，然而天空卻晴朗著。大約只有四周環山的壩子地帶，才每現晴日落雨的氣象吧？幾匹馬和幾頭牛的身影，或立在或臥在地裡，一動不動，如同雕塑。
那情形，彷彿是一幅凡·高的畫。
最美的自然還是從山裡流下來的泉水。即使是在那泉水積蓄的地方，水中也見不到一條小魚。因為泉水太清澈了，魚沒有辦法生存。當地人家，終年飲用之。是大自然賜予人類的環保之水。
我問公園的管理者，日後是否打算將那幾個小小自然村裡的人們趕走？
他們回答說並無此種考慮。「當地百姓的環保意識很強，從不做任何破壞環保的事情。恰恰相反，他們都已是自然環境的守護神。何況，你不覺得那幾個小村的存在本身，也成為著美好的風景，與公園的景觀渾然一體嗎？」
我說：「正是那樣。」
平塘是令人流連忘返的。
我在公園內外不知不覺地觀賞了三個多小時，然而也只不過是看到了它的一角。正如面對一位遮紗的阿拉伯女郎，我只不過看到了「她」的一雙秀目。
平塘是迷人的。
它是我願意再去一次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