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任何文學作品中的兵、學生、商人、幹部，都不可能對「全體」具有公認之代表性。
反過來看就對了，就符合文學詞典的本意了，即——作家們只不過在寫是工人；是農民；是兵、學生、商人和幹部的——「人」。
身份不是文學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徵；
文學作品中「人」的主要特徵乃是由人性怎樣、人品怎樣、人對自己有無做人準則來決定的。
我筆下的許多知青人物寄託了我對人性、人品、人格的理想——若言理想主義，這才是我身為作家的理想主義，與其他什麼「理想主義」風馬牛不相及的。
在極特殊的年代，在人性很容易被扭曲的情況下，是青年的一些人，能在多大程度上守住做人底線，並在做人的底線上儘量提升自己的精神座標和心靈標杆的層級——這才是我後來一再寫「知青小說」的原因。
我將我的作品中表現沒表現此點，一直當成我寫得有價值或沒價值的標準之一種。
絕不是唯一標準。但在我，也絕不是可有可無的標準。
這是理解我「知青小說」的一把鑰匙。
現在我將它交給讀者，相信許多讀者讀後會有如下感受——我愛書中的許多人物；原來做一個心靈中多一些真善美、少一些假醜惡的人是如此值得的事。
我相信許多人讀過後，會樂於將我的書推薦給自己的兒女。
有誰不希望自己的兒女將來是受人尊敬的好人呢？
讓做人的壞法似乎反而令人著迷的可惡現象見鬼去吧！
中國需要補上好人文化這一課。
2015年10月2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