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沒說過假話的人肯定是沒有的。
故我認為儘量說真話，爭取多說真話，少說假話，也就算好品質了。
何況我們有時說假話，目的在於息事寧人。有時真話的破壞性，是大於假話的。這個道理我們都很明白。
但如果人人習慣於說假話，則生活就會真假不分了。
然而我卻越來越感到說真話之難，並且說假話的時候越來越多。彷彿現實非要把我教唆成一個「說假話的孩子」不可。
說真話之難，難在你明明知道說假話是一大缺點，卻因這一大缺點對你起到鎧甲的作用，便常常寬恕自己了。只要你的假話不造成殃及別人的後果，說得又挺有分寸，人們非但不輕蔑你，反而會抱著充分理解充分體諒的態度對待你。因此你不但說了假話，連羞恥感也跟著喪失了。於是你很難改正說假話的缺點，甚至漸漸麻木了改正它的願望。最終像某些人一樣，漸漸習慣了說假話。你須不斷告誡自己或被別人告誡的，是說假話的技巧如何，而說真話還是說假話的選擇倒變得毫無意義了似的。
記得我小的時候，家母對我的第一訓導就是——不許撒謊。
因為撒謊，我捱過母親的耳光。
因為撒謊，母親曾威逼著我，去請求受我騙的人原諒，並自己消除謊話的影響。
「文化大革命」中，我學會了撒謊。倒也沒什麼人什麼勢力直接壓迫我撒謊，更主要的是由於撒謊和虔誠連在了一起。說學會了也不太恰當，因為沒人教，就算無師自通吧。
有一天我和同學中的好朋友從學校走在回家的路上，談起了「林副統帥與毛主席井岡山會師」。
我說：「是朱德嘛！怎麼成林副統帥了？咱們小學六年級的歷史書上，明明寫的是朱德對不對？」——因朱總司令已上了「百醜圖」，我們提到他時，都將「總司令」三字省略了，直呼其名。
同學說：「那是被顛倒的歷史。被顛倒的歷史現在重新顛倒過來嘛！」
我說：「那也不對呀，林彪當時才是連長呀！」
同學說：「那也是被顛倒的歷史，現在也應該重新顛倒過來嘛！」
我說：「當年咱們又不在紅軍的隊伍中，咱們怎麼能知道那真是被顛倒的歷史呢？」
同學說：「當年咱們又不在紅軍的隊伍中，咱們怎麼能知道那不是被顛倒的歷史呢？咱們左右都是不知道，將來再顛倒一次，也不關咱們的事兒！」
正是從那一天始，我和我的那一個同學，將撒謊和虔誠分開了。難免繼續說謊話，但已沒了虔誠。
前幾年，有個外國朋友，問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說假話時有何感想。
我回答：「明明在說假話而不得不說，我是這樣安慰自己——反正人一輩子總要說些假話，趕上了億萬群眾轟轟烈烈都說假話的年代，把一輩子可能說的假話，一塊都在這個年代裡說了吧！這個年代一過去，重新做人，不再說假話就是了。」
外國朋友又問：「那麼梁先生從粉碎‘四人幫’以後，再沒說過假話了？」
問得我不由一怔。
猶豫片刻，我說出一個字是：「不……」
我因自己沒有失掉一次說真話的機會，對自己又滿意又悲哀。
外國朋友流露出肅然起敬、欽佩之至的表情。
我趕緊說：「我說‘不’的意思，是我沒有做到不說假話。」
我想，如果我不解釋，我說的這一個字的真話，實際上豈不又成了假話嗎？
外國朋友也不由一怔。
她問：「那又是因為什麼？」
我說：「一方面，我感到並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已經有了一個維護真話的良好環境。另一方面，大概要歸咎於我們有說假話的後遺症。」
她問：「報紙、廣播，不少宣傳手段，不是都曾被調動起來，提倡、鼓勵和表揚說真話嗎？」
我說：「這恰恰證明假話之氾濫是多麼嚴重啊。倘若說真話須鄭重地提倡、鼓勵和表揚，細想想，不是有點可悲嗎？」
她問：「妨礙說真話的根源，主要是政治吧？」
我說：「那倒不盡然。在黨內，將說真話作為對黨員的最基本要求一提再提，足見共產黨是多麼希望他的黨員們都說真話。我不是黨員，但對此確信不疑。而我感到，社會上，似乎瀰漫著將說假話變成一種社會風氣的怡然之風。」
她不懂「怡然」二字何意。
我請她想象小孩子玩「到底誰騙誰」這一種紙牌遊戲獲勝時的洋洋自得。
她說：「梁先生，可是據我所知，你被認為是一個堅持說真話的人啊！」
我說：「我當然堅持說真話。‘堅持’並不是一個輕鬆的詞。況且我常常堅持不住。在上下級關係方面，在社交方面，在工作責任感方面，在一心想要做好某件事的時候，在根本不想做某件事的時候，有不少因素迫使你就範，不得不放棄說真話的原則，改變初衷，而說假話。常常是，某些時候某些方面有困難有問題，你說了假話，困難和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你說了真話，困難就更是困難，問題就更是問題了。我說過多少假話只有我自己最清楚。我僅僅在某些時候某些場合說過一些真話，人們就已經覺得我有值得尊重的一面，可見說真話在我們的生命中到了必須認真提倡的程度。」
她注視著我，似能理解，又似不太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