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文學的理解，以及我的寫作，當然和許多別人一樣，曾受古今中外不少作品和作家的影響。影響確乎發生在我少年、青年和中年各個階段，或持久，或短暫，卻沒有古今中外任何一位作家的文學理念和他們的作品一直影響著我。而我自己的文學觀也在不斷變化……
下面，我按自己的年齡階段梳理那些影響：
童年時期主要是母親以講故事的方式，向我灌輸了某些戲劇化的大眾文學內容，如《釣金龜》、《鍘美案》、《烏盆記》、《竇娥冤》、《柳毅傳書》、《趙氏孤兒》、《一捧雪》……
那些故事的主題，無非體現著民間的善惡觀念和「孝」、「義」之詮釋而已。母親當年講那些故事，目的截然不是為了培養我們的文學愛好。她只不過是怕我們將來不孝，使她傷心；並怕我們將來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使她蒙恥。民間輿論的方式亦即現今所謂之口碑。東北人家，十之八九為外省流民落戶紮根。哪裡有流民生態，哪裡便有「義」的崇尚。流民靠「義」字相互凝聚，也靠「義」字提升自己的品格地位。倘某某男人一旦被民間輿論斥為不義小人，那麼他在品格上幾乎就萬劫不復了。我童年時期，深感民間輿論對人的品格，尤其是男人們的品格所進行的審判，是那麼的權威，其公正性又似乎那麼地不容置疑。故我小時候對「義」也是特別崇尚的。但流民文化所崇尚的「義」，其實只不過是「義氣」，是水泊梁山和瓦崗寨兄弟幫那一種「義」，與正義往往有著質的區別，更非仁義。然而母親所講的那些故事，畢竟述自傳統戲劇，內容都是經過一代代戲劇家錘鍊的，所傳達的精神影響，也就多多少少地高於民間原則，比較地具有文學美學的意義了。對於我，等於是母乳以外的另一種營養。
這就是為什麼，我早期小說中的男人，尤其那些男知青人物，大抵都是孝子，又大抵都特別講義氣的原因。我承認，在以上兩點，我有按照我的標準美化我筆下人物的創作傾向。
在日常生活中，「義」字常使我面臨尷尬事，成尷尬人。比如我一中學同學，是哈市幾乎家喻戶曉的房地產老闆，因涉嫌走私，忽一日遭通緝——夜裡一點多，用手機在童影廠門外往我家裡打電話。白天我已受到種種忠告，電話一響，便知是他打來的。雖無利益關係，但有同學之誼。不見，則不「義」；往見之，則日後必有牽連。猶豫片刻，決定還是見。於是成了他逃亡國外前見到的最後一人。還替他儲存一些將來翻案的材料，承諾三日內絕不舉報。於是數次受公安司法部門鄭重而嚴肅的面訊。說是審問也差不多：錄口供，按手印，記錄歸檔。
這是五六年前的事。
我至今困惑迷惘，不知一個頭腦比我清醒的人，遇此事該取怎樣的態度才是正確的。倘中學時代的親密同學於落難之境急求一見而不見，如果虛驚一場，日後案情推翻（這種情況是常有的），我將有何面目復見斯人，復見斯人老母，復見斯人之兄弟姐妹？那中學時代深厚友情的質量，不是一下子就顯出了它的脆弱性嗎？這難道不是日後註定會使我們雙方沮喪之事嗎？
但，如果執行緝捕公務的對方們不由分說，先關押我三個月五個月，甚或一年半載，甚或更長時間（我是為一個「義」字充分做好了這種心理準備的），我自身又會落入何境？
有了諸如此類的經歷後，我對文學、戲劇、電影有了新的認識。那就是：凡在虛構中張揚的，便是在現實中缺失的，起碼是使現實人尷尬的。此點古今中外皆然。因在現實中缺失而在虛構中張揚的，只不過是借文學、戲劇、電影等方式安慰人心的寫法。這一功能是傳統的功能，也是一般的功能。嚴格地講，是非現實主義的，歸為理想主義的寫法或更正確。而且是那種照顧大眾接受意向的淺顯境界的理想主義寫法。揭示那種種使現實人面臨尷尬的社會制度、文化背景，以及人性困惑的真相的寫法，才更是現實主義的寫法。回顧我早期的寫作，雖自詡一直奉行現實主義，其實是在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之間左顧右盼，每顧此失彼，像徘徊於兩片草地之間的那一頭寓言中的驢。就中國文學史上呈現的狀態而言，我認為，近代的現實主義文學，其曖昧性大於古代，現代大於近代，當代大於現代。原因不唯當代主流文學理念的禁束，也由於我及我以上幾代寫作者根本就是在相當不真實的文化背景的影響之下成長起來的。它最良好開明時的狀態也不過就是曖昧。故我們先天的寫作基因裡潛伏著曖昧的成分。即使我們產生了叛逆主流文學理念禁束的衝動，我們也難以有改變我們先天基因的能力。
自幼接受的關於「義」的原則，在現實之中又逢困惑和尷尬。對於寫作者，這是多麼不良的滋擾。倘寫作者對此類事是不敏感的，置於腦後便是了。偏偏我又是對此類事極為敏感的寫作者。這一種有話要說不吐不快的衝動，每變成難以抗拒的寫作的衝動。而後一種衝動下快速產生的，自然不可能是什麼文學，只不過是文字方式的社會發言而已……
我不是那類小時候便立志要當作家才成為作家的人。在我僅僅是一個愛聽故事的孩子的年齡，我對作家這一種職業的理解是那麼單純——用筆講故事，並通過故事吸引別人感動別人的人。如果說這一種理解水平很低，那麼我後來自認為對作家這一種職業的似乎「成熟」多了的理解，實際上比我小時候的理解距離文學還要遠些。因為講故事的能力畢竟還可以說是作家的基本能力，而文字方式的社會發言，卻更是記者的職業特點。在新聞評論充分自由的國家和時代，可能使人成為好記者。反之，對於以文學寫作為職業的人，也許是一種精力的浪費吧？如果我在二十餘年的寫作時間裡，在千餘萬字的寫作實踐中，一直游弋於文學的海域，而不常被文字方式的社會發言的衝動所左右，我的文學意義上的收穫，是否會比現在更值得自慰呢？
然而我並不特別地責怪自己。因為我明白，我所以曾那樣，即使大錯特錯了，也不完全是我的錯。從事某些職業的人，在時代因素的影響下，往往會變得不太像從事那些職業的人。比如「文革」時期的教師都有幾分不太像教師，「文革」時期的學生更特別地不像學生。如今的我回顧自己走過的文學路，經常替自己感到遺憾和惋惜，甚至感到憂傷……
比較起來我還是更喜歡那個愛聽故事的孩子年齡的我。作家對文學的理解也許確乎越單純越好。單純的理解才更能導人走上純粹的路。而對於藝術範疇的一切職業，純粹的路上才出純粹的成果……
少年時期從小學四五年級起，我開始接觸文學。不，那隻能說是接近。此處所言之文學，也只不過是文學的胚胎。家居的街區內，有三四處小人書鋪。我在那些小人書鋪裡度過了許多愜意的，無論什麼時候回憶起來都覺得幸福的時光。今人大概一般認為，所謂文學的搖籃，起碼是高校的中文系，或文學院。但對我而言，當年那些小人書鋪即是。小人書文字簡潔明快，且可欣賞到有水平的甚至堪稱一流的繪畫。由於字數限制所難以傳達的細緻的文學成分，在小人書的情節性連貫繪畫中，大抵會得到形象的表現。而這一點又往往勝過文字的描寫。對於兒童和少年，小人書的美學營養是雙重的。
小人書是我能咀嚼文學之前的「代乳品」。
一家小人書鋪，至少有五六百本小人書。對於少年，那也幾乎可以說是古今中外包羅永珍了。有些取材於當年翻譯過來的外國當代作品。那樣的一些小人書以後的少年是根本看不到了。
比如《中鋒在黎明前死去》——這是一本取材於美國當年的荒誕現實主義電影的小人書，諷刺資本對人性的霸道的侵略。講一名足球中鋒，被一個資本家連同終生人身自由一次性買斷。而「中鋒」賤賣自己是為了給兒子治病。資本家還以同樣的方式買斷了一名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一頭人猿，一位生物學家，以及另外一些他認為「特別」地具有「可持續性」商業價值的人。他企圖通過生物學家的實驗和研究，迫使所有那些被他買斷了終生人身自由的「特別」人相互雜交，再雜交後代，「培植」出成批的他所希望看到的「另類」人，並推向世界市場。「中鋒」卻與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深深相愛了，而芭蕾舞女演員按照某項她當時不十分明白的合同條款，被資本家分配給人猿做「妻子」……
結局自然是悲慘的。美麗的芭蕾舞女演員被人猿撕碎，「中鋒」掐死了資本家，生物學家瘋了……
而「中鋒」被判死刑。在黎明前，在一場世界錦標賽的海報業已貼得到處可見之後，「中鋒」被推上了絞架……
這一部典型的美國好萊塢諷刺批判電影，是根據一部阿根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的劇本改編的，其內容不但涉及資本膨脹的勢力與神聖人性權利的衝突，還涉及合同法、遺傳學、基因學常識。連現在全世界都極為關注的「克隆」實驗，在其內容中也有超前的想象。倘濾去其內容中的社會立場所決定了的成分，僅從文學的一般規律性而言，我認為作者的虛構能力是出色的。
那一本小人書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
比如《前面是急轉彎》——這是一部蘇聯當時年代的社會現實題材小說。問世後很快就拍成了電影，並在當年的中國放映過。但我沒有機會看到它，我看到的是根據電影改編的小人書。
它講述了這樣一件事：躊躇滿志事業有成的男人，連夜從外地駕車趕回莫斯科，渴望與他漂亮的未婚妻度過甜蜜幸福的週末時光。途中他的車燈照見了一個臥在公路上的人。他下車看時，見那人全身浸在一片血泊中。那人被另一輛車撞了，撞那人的司機畏罪駕車逃遁了。那人還活著，還有救，哀求主人公將自己送到醫院去。在公路的那一地點，已能望見莫斯科市區的燈光了。將不幸的人及時送到醫院，只不過需要二十幾分鍾。主人公看著血泊中不幸的人卻猶豫了。他暗想如果對方死在他的車上呢？那麼他將受到司法機關的審問，那麼他將不能與未婚妻共同度過甜蜜幸福的週末了。難道自己連夜從外地趕回莫斯科，只不過是為了救眼前這個血泊中的人嗎？他的車座椅套是才換的呀！那花了他不小的一筆錢呢！何況，沒有第三者作證，如果他自己被懷疑是肇事司機呢？那麼他的事業，他的地位，他的婚姻，他整個的人生……
在不幸的臥於血泊中的人苦苦的哀求之下，他一步步後退，跳上自己的車，繞開血泊加速開走了。
他確實與未婚妻度過了一個甜蜜幸福的週末。
他當然對誰都隻字不提他在公路上遇到的事，包括他深深地愛著的未婚妻。
然而他的車畢竟在公路上留下了輪印，他還是被傳訊並被收押了。
在審訊中，他力辯自己的清白無辜。為了證明他並沒說謊，他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真實想法……
當然，肇事司機最終還是被調查到了。
無罪的他獲釋了。
但他漂亮的未婚妻已不能再愛他。因為那姑娘根本無法接受這樣一個事實——她不但愛而且尊敬的這個男人，竟會見死不救。非但見死不救，還在二十幾分鍾後與她飲著香檳談笑風生、詼諧幽默，並緊接著和她做愛……
他的同事們也沒法像以前那麼對他友好了……
他無罪，但依然失去了許多……
這一部電影據說在當年的蘇聯獲得好評。在當年的中國，影院放映率卻一點兒也不高。因為在當年的中國，救死扶傷的公德教育深入人心，可以說是蔚然成風。這一部當年的蘇聯電影所反映的事件，似乎是當年的中國人很難理解的。正如許多中國人當年很難理解安娜·卡列尼娜為什麼非離婚不可……
我承認，我還是挺欣賞蘇聯某些文學作品和電影的道德影響力的。
此刻，我伏案寫到此處，頭腦中一個大困惑忽然產生了——救死扶傷的公德教育（確切地說應該是人性和人道教育）在當年的中國確曾深入人心，確曾蔚然成風——但「文革」中滅絕人性和人道的殘酷事件，不也是千般百種舉不勝舉嗎？為什麼一個民族會從前一種事實一下子就轉移到後一種事實了呢？
是前一種事實不真實嗎？
我是從那個時代成長過來的。我感覺那個時代在那一點上是真實的啊。
是後一種事實被誇張了嗎？
我也是從後一個時代經歷過來的。我感覺後一個時代確乎是可怕的時代啊。
我想，此轉折中，我指的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性的——肯定包含著某些規律性的至為深刻的原因。它究竟是什麼，我以後要思考思考……
倘一名少年或少女手捧一本內容具有文學價值的小人書看著，無論他或她是在哪裡看著，其情形都會立刻勾起我對自己少年時代看小人書度過的那些美好時光的回憶，並且，使我心中生出一片溫馨的感動……
我至今保留著三十幾本早年出版的小人書。
中學時代某些小人書裡的故事深印在我頭腦中，使我渴望看到那些故事在「大書」裡是怎樣的。我不擇手段地滿足自己對文學作品的閱讀癖，也幾乎是不擇手段地積累自己的財富——書。
與我家一牆之隔的鄰居姓盧。盧叔是個體收破爛的，經常收回舊書。我的財富往往來自他收破爛的手推車。我從中發現了《白蛇傳》和《梁祝》的戲劇唱本，而且是解放前的，有點兒「黃色」內容的那一種。一部破爛不堪的《聊齋志異》也曾使我欣喜若狂如獲至寶。
《白蛇傳》是我特別喜歡的文學故事。古今中外，美麗的，婉約的，纏綿於愛，為愛敢恨敢捨生忘死拔劍以拼的巨蛇只有一條，那就是白娘子白素貞。她為愛所受之苦難，使中學生的我那麼那麼地心疼她。我不怎麼喜歡許仙。我覺得愛有時是超乎理性的。白娘子對許仙的愛便超乎理性。既可超乎理性，又怎忍心視她為異類？當年我常想，我長大了，倘有一女子那般愛我，則不管她是蛇，是獅虎，是狼甚至是鬼怪，我都定當以同樣的愛回報她。哪怕她哪一天惡性大發吃了我，我也並不後悔。正如今天流行歌曲唱的：「何必天長地久，只求曾經擁有。」
但是《白蛇傳》又從另一方面影響了我的情愛觀，那就是——我從少年時期起便本能地懼怕轟轟烈烈的，不顧生不顧死的那一種愛。我覺得我的生命肯定不能承受愛得如此之重。嚮往之，亦畏懼之。少年的我，對家庭已有了責任意識，而且是必須擔當的責任意識。故常胡思亂想——設若將來果真被一個女子以白蛇那一種不顧生不顧死的方式愛著了，我可究竟該怎麼辦才好呢？我是明明不可以相陪著不顧生不顧死地愛的啊！倘我為愛陪死了，誰來孝敬母親呢？誰來照顧患精神病的哥哥呢？進而又想，我若一孤兒，或乾脆像孫悟空似的，是從石頭裡「生」出來的，那多好，那不是就可以無牽無掛地愛了嗎？這麼想，又立刻意識到對父母對家庭很罪過，於是內疚，自責……
《梁祝》的浪漫也是我極為欣賞的。
我認為這一則文學故事的風格是完美的。以浪漫主義的「歡樂頌」式的喜悅情節開篇，以現實主義的正劇轉悲劇的啟承跌宕推進人物命運，又以更高境界的浪漫主義情調掃蕩悲劇的壓抑，達到想象力的至善至美。它綺麗幽雅，飄逸雋永，「穠纖得衷，修短合度」。
我認為就一則愛情故事而言，其浪漫主義與現實主義相結合的出神入化，古今中外，無出其右。
據說，在某些大學中文系的課堂，《白蛇傳》和《梁祝》的地位只不過列在「民間故事」的等級。而在我的欣賞視野內，它們是經典的，絕對一流的，正宗的雅文學作品。
梁斌的《紅旗譜》以及下部《播火記》給我的閱讀印象也很深。
《紅旗譜》中有一貧苦農民是嚴志和，嚴志和有二子，長子運濤，次子江濤。江濤雖農家子，卻儀表斯文，且考上了保定師專。師專有一位嚴教授，嚴教授有一獨生女嚴萍，秀麗，聰慧，善良，具叛逆性格。她與江濤相愛。
中學時期的我，常想象自己是江濤，夢想班裡像嚴萍的女生注意我的存在，並喜歡我。
這一種從未告人的想象延續不滅，至青年，至中年，至於今。往往忘了年齡，覺得自己又是學生，想陪著一名叫嚴萍的女生逛集市。而那集市的時代背景，當然是《紅旗譜》的年代。似乎只有在那樣的年代，一串糖葫蘆兩人你咬下一顆我咬下一顆地吃，才更能體會少年之戀的甜。在我這兒，一枝紅玫瑰的感覺太正兒八經了；倘相陪著逛大商場，買了金項鍊什麼的再去吃肥牛火鍋，非我所願，也不會覺得內心裡多麼地美氣……
當然我還讀了高爾基的「三部曲」；讀了《牛虻》、《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紅巖》、《斯巴達克》等。
蒲松齡筆下那些美且善的花精狐妹，仙姬鬼女，皆我所愛。松齡先生的文采，是我百讀不厭的。如今，偶遊剎寺廟庵，每作如是遐想——倘年代復古，願寄宿院中，深夜秉燭靜讀，一邊留心側耳，若聞有女子低吟「玄夜悽風卻倒吹，流螢惹草復沾幃」，必答「幽情苦緒何人見，翠袖單寒月上時」，並敞門禮納……
另有幾篇小說不但對我的文學觀，而且對我的心靈成長，對我的道德觀和人生觀發生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
這是一個短篇。內容：一個美麗的少女與外祖母相依為命。外祖母視其為珠寶，唯恐被「盜」，於是做了一件連體雙人衫，自己踏縫紉機時，與少女共同穿上。這樣少女就離不開她了，只有端端地坐在她旁邊看書。但要愛的心是管不住的。少女愛上了家中房客，一個一無所有的青年求學者，每夜與他幽會。後來他去彼得堡應考，泥牛入海，杳無音信。少女感到被棄了，常以淚洗面。在記憶中，此小說是以「我」講述的。「我」租住在少女家閣樓上。「我」漸漸愛上了少女。少女的心在被棄的情況下是多麼地需要撫慰啊！就在「我」似乎以同情贏得少女的心，就在「我」雙手捧住少女的臉頰欲吻時，少女猛地推開了「我」跑向前去——她愛的青年正在那時回來了……於是他們久久地擁抱在一起，久久地吻著……而「我」又失落又感動，心境亦苦亦甜，眼中不禁盈淚，緩緩轉身離去。那一個夜晚月光如水。那是「我」記憶中最明亮的夜……
陀氏以第一人稱寫的小說極少。甚至，也許僅此一篇吧。此篇一反他一向作品的陰鬱冷漠的風格，溫馨聖潔。
它告訴中學時期的我：愛不總是自私的。愛的失落也不必總是「心口永遠的痛」……
馬卡連柯的《教育詩》。內容：職任蘇維埃共和國初期的孤兒院院長馬卡連柯，在孤兒院糧食短缺的情況下，將一筆鉅款和一支槍、一匹馬交給了孤兒中一個「劣跡」分明的青年，並言明自己交託的巨大信任，對孤兒院的全體孩子意味著什麼。那青年幾乎什麼也沒表示便接錢、接槍上馬走了。半個月過去，人們都開始譴責馬卡連柯。但某天深夜，那青年終於疲憊不堪地引領著押糧隊回來了，他路上還遇到了土匪，生命險些不保。
他問馬卡連柯：「院長，您是為了考驗我嗎？」
馬卡連柯誠實地回答：「是的。」
「如果我利用了您的考驗呢？」
「當時的情況不允許我這樣想。你知道的，只有你一人能完成任務。」
「那麼，您勝利了。」
「不，孩子，是你自己勝利了。」
高爾基看了《教育詩》大為感動，邀見了馬卡連柯院長，促膝長談。
它使中學時期的我相信：給似乎不值得信任的人一次值得信任的機會，未嘗不是必要的。人心渴望被信任，正如植物之渴望水分。
但是後來我的種種經歷亦從反面教育我——那確乎等於是在冒險。
托爾斯泰的《復活》。
這部小說使中學時期的我害怕：倘一個人導致了另一個人的悲劇，而自己無論以怎樣的方式懺悔都不能獲得原諒，那麼他將拿自己怎麼辦？
法朗士的《襯衫》。內容：國王生病，病症是備感自己的不幸福。於是名醫開方——找到一件幸福的人穿過的襯衫讓國王穿，幸福的微粒就會被國王的皮膚吸收。於是到處尋找幸福的人。舉國上下找了個遍，竟無人幸福。那些因權力、地位、財富、名望、容貌而被別人羨慕的人，其實都有種種的不幸福。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有人因自己的妻子是國王的情婦而不幸福，有人也因自己的妻子不能是國王的情婦而不幸福。最後找到了一個在田間小憩的農夫，赤裸上身快樂吹笛。問其幸福否。答正幸福著。於是許以城池，僅求一衫。農夫嘆曰：我窮得連一件襯衫都沒有……
它使中學時期的我對大人們的人生極為困惑：難道幸福僅僅是一個詞罷了？
後來我的人生經歷漸漸教育我明白：幸福只不過是人一事、一時或一個時期的體會。一生幸福的人，大約真的是沒有的……
「文革」中我獲得了一個絕好的機會——半個月內，晝夜看管學校圖書室。那是我以「紅衛兵」的名義強烈要求到的責任。有的夜晚我枕書睡在圖書室。雖然只不過是一所中學的圖書室，卻也有兩千多冊圖書。於是我如飢似渴地讀雨果、霍桑、司湯達、狄更斯、哈代、盧梭、梅里美、莫泊桑、大仲馬、小仲馬、羅曼·羅蘭等等，等等。
於是我的文學視野，由蘇俄文學，而拓寬向十八世紀十九世紀西方大師們的作品……
拜倫的激情，雪萊的抒情，雨果的浪漫與恣肆磅礴，托爾斯泰的從容大氣，哈代的憂鬱，羅曼·羅蘭的含蘊深遠以及契訶夫的敏感，巴爾扎克的筆觸廣泛，至今使我欽佩。
莎士比亞沒怎麼影響過我。
《紅樓夢》我也不是太愛看。
卻對安徒生和格林兄弟的童話至今情有獨鍾。
西方名著中有一種營養對我是重要的，那就是善待和關懷人性的傳統以及弘揚人道精神。
今天的某些批評者譏諷我寫作中的「道義擔當」之可笑。
而我想說：其實最高的道德非它，乃人道。
我從中學時代漸悟此點。
我感激使我明白這一道理的那些書。
因而，在「文革」中，我才是一個善良的紅衛兵。
因而，大約在一九八四年，我有幸參加過一次《政府工作報告草案》的黨外討論，力陳有必要寫入「對青少年一代加強人性和人道教育」。
後來「報告」中寫入了，但修飾為「社會主義的人性和革命的人道主義教育」。
我甚至在一九七九年就寫了一篇論文，題為《淺談「共同人性」和「超階級的人性」》。
以上，大致勾勒出了我這樣一個作家的文學觀形成的背景。
我是在中外「古典」文學的影響之下決定寫作人生的。
這與受現代派文學影響的作家們是頗為不同的。
我不想太現代。
但也不會一味崇尚「古典」。
因為中外「古典」文學中的許多人事，今天又重新在中國上演為現實。
現實有時也大批「複製」文學人物及情節和事件。
真正的現代的意義，在中國，依我想來，似應從這一種現實對文學的「複製」中窺見深刻。
但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
在中國古典白話長篇小說中，我喜歡的名著依次如下：《三國演義》、《西遊記》、《封神演義》、《水滸傳》、《隋唐演義》、《紅樓夢》、《老殘遊記》、《聊齋志異》……
我喜歡《三國演義》的氣勢磅礴，場面恢宏，塑造人物獨具匠心的情節和細節。
中外評論家在評到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時，總不忘對它的開卷之語讚美有加。正如我們都知道的，那句話是：「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據說，託翁寫廢了許多頁稿紙，苦悶多日才確定了此開卷之語。
於是都道此語是多麼多麼的好，此事亦成美談。
然我以為，若與《三國演義》的開卷之語相比，則似乎遜色。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我常覺得這是幾乎只有創世紀的上帝才能說出來的話。當然，兩部小說的內容根本不同，是不可以強拉硬扯地胡亂相比的。我明知而非要相比，實在是由於欽佩。
我一直認為這是一部關於一個國家的一次形成的偉大小說。它所包含的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以及擇才用人的思想，直至現今依然是熠熠閃光的。在驚天地泣鬼神的大戰役的背景之下刻畫人物，後來無出其右者。
《三國演義》是絕對當得起「高大」二字的小說。
我喜歡《西遊記》的想象力。
我覺得那是一個人的想象天才伴隨著愉快所達到的空前絕後的程度。娛樂全球的美國電影《蝙蝠俠》啦、《超人》啦、《星球大戰》啦，一比就都被比得像小兒科了。
《西遊記》乃天才的寫家為我們後人留下的第一「好玩兒」的小說。
《封神演義》的想象力不遜於《西遊記》。它常使我聯想到荷馬的《伊利亞特》和《奧德修記》。「雷震子」和「土行孫」兩人物形象，證明著人類想象力所能達到的妙境。在全部西方諸神中，模樣天真又頑皮的愛神丘位元，也證明著人類想象力所能達到的妙境。東西方人類的想象力在這一點上相映成趣。
《封神演義》乃小說寫家將極富娛樂性的小說寫得極莊嚴的一個範本。《西遊記》的「氣質」是喜劇的；《封神演義》的「精神」卻是特別正劇的，而且處處呈現著悲劇的色彩。
我喜歡《水滸傳》刻畫人物方面的細節。幾乎每一個主要人物的出場都是精彩的，而且在文學的意義上是經典的。少年時我對書中的「義」心領神會。青年以後則開始漸漸形成批判的態度了。梁山泊好漢中有我非常反感的二人：一是宋江，二是李逵。我並不從「造反」的不徹底性上反感宋江，因為那一點也可解釋成人物心理的矛盾。我是從小說寫家塑造人物的「薄弱」方面反感他的。我從書中實在看不出他有什麼當「第一把手」的特別的資格。而李逵，我認為在塑造人物方面是更加地失敗了，覺得只不過是一個符號。他一出場，情節就鬧騰，破壞我的閱讀情緒。李逵這一人物簡單得幾乎概念化。關於他唯一好的情節，依我看來，便是下山接母。《水滸傳》中最煞有介事也最有損「好漢」本色的情節，是石秀助楊雄成功地捉了後者妻子的奸那一回。那一回一箭雙鵰地使兩個勇武男人變得像里弄流氓。楊雄的殺妻與武松的殺嫂是絕不能相提並論的。武松的對頭西門慶是與官府過從甚密的勢力人物；武松的殺嫂起碼還符合著一命抵一命的常理。楊雄殺妻時，從旁幸災樂禍著的石秀的樣子，其實是相當猥瑣的。他後來深入虎穴暗探祝家莊的「英雄行為」，洗刷不盡他的汙點……
《隋唐演義》自然不如《水滸傳》那麼著名，但較之《水滸傳》，它似乎將「義」的品質提升了層次。瓦崗兄弟的成分，似乎也不像梁山好漢那麼蕪雜。而且，前者所反的，直接便是朝廷。他們的目標是明確的而不是曖昧的。他們是比宋江們更眾志成城的，所以他們成功了。秦瓊這個人物身上所體現的「義」，具有「仁義」的意義，是所有的梁山好漢身上全都不曾體現出來的……
我不是多麼喜歡《紅樓夢》這一部小說。
它脂粉氣實在是太濃了，不合我閱讀欣賞的「興致」。
我想，男人寫這樣的一部書，不僅需要對女人體察入微的理解，自身恐怕也得先天地有幾分女人氣的。
曹雪芹正是一位特別女人氣的天才。
但我依然五體投地地佩服他寫平凡，寫家長裡短的非凡功力。
我常思忖，這一種功力，也許是比寫驚天動地的大事件更高階的功力。
西方小說中，曾有「生活流」的活躍，主張原原本本地描寫生活，就像用攝像機記錄人們的日常生活那樣。我是很看過幾部「生活流」的樣板電影的。那樣的電影最大程度地淡化了情節，也根本不鋪排所謂矛盾衝突。人物在那樣的電影裡「自然」得怪怪的，就像外星人來到地球上將人類視為動物而拍的「動物世界」。那樣的電影的高明處，是對細節的別具慧眼的發現和別具匠心的表現。沒有這一點，那樣的電影就幾乎沒有任何欣賞的價值了。
我當然不認為《紅夢樓》是什麼「生活流」小說。事實上《紅樓夢》對情節和人物命運的設計，到了十分考究的程度。但同時，《紅樓夢》中充滿了對日常生活細節，以及人物日常情緒變化的細緻描寫。那麼細緻需要特殊的自信，其自信非一般寫家所能具有。
《紅樓夢》是用文學的一枚枚細節的「羽毛」成功地「裱糊」了的一隻天鵝標本。
它的寫作過程顯然可評為「慢工出細活兒」的範例。
我由衷地崇敬曹雪芹在孤獨貧病的漫長日子裡的寫作精神。那該耐得住怎樣的寂寞啊。
曹雪芹是無比自信地描寫細節的大師。
《紅樓夢》給我的啟示是：細細地寫生活，這一對小說的曾經的要求，也許現今仍不過時……
我喜歡《老殘遊記》，乃因它的文字比《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儒林外史》、《官場現形記》都好些，結構也完整些。還因它對自然景色的優美感傷的描寫。
《聊齋志異》不應算白話小說，而是後文言小說。我喜歡的是它的某些短篇。至於集中的不少奇聞逸事，現今的小報上也時有登載，沒什麼意思。
我至今仍喜歡的外國小說是：《約翰·克利斯朵夫》、《悲慘世界》、《九三年》、《大衛·科波菲爾》、《安娜·卡列尼娜》、《紅與黑》、《紅字》、《苔絲》、《簡·愛》，巴爾扎克和梅里美的某些中短篇代表作……
我不太喜歡《霧都孤兒》、《呼嘯山莊》那一類背景潮溼陰暗，彷彿各個角落都潛伏著計謀與罪惡，而人物心理或多或少有些變態的小說……
《堂·吉訶德》我也挺喜歡。
有三位外國作家的作品是我一直不大喜歡得起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左拉、勞倫斯。
一個事實是那麼地令我困惑不解：資料顯示，陀氏活著的時候，許多與他同時代的俄國人，甚至可以說大多數與他同時代的俄國人談論起他和他的作品，總是態度曖昧地大搖其頭，包括許多知識分子和他的作家同行們。他們的曖昧中當然有相當輕蔑的成分。一些人的輕蔑懷有幾分同情；另一些人的輕蔑則徹底地表現為難容的惡意。陀氏幾乎與他同時代的任何一位作家都沒有什麼密切的往來，更沒有什麼友好的交往。他遠遠地躲開著所謂文學的沙龍，那些場合也根本不歡迎他。他離群索居，在俄國文壇的邊緣，默默地從事他那苦役般的寫作。他曾被流放西伯利亞，患有癲癇病，最窮的日子裡買不起蠟燭。他經常接待某些具有激進的革命情緒的男女青年。他們向他請教拯救俄國的有效途徑，同時向他鼓吹他們的「革命思想」。而他正是因為頭腦之中曾有與他們相一致的思想才被流放西伯利亞的，並且險些在流放前被槍斃。於是他以過來人的經驗勸青年們忍受，熱忱地向他們宣傳他那種「內部革命」的思想。他那種思想有點兒接近「文革」時期毛澤東倡導的「鬥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他相信並且強調，「一個」真正的正直的人的榜樣力量是無窮的。他更加熱忱地預言，只要這樣的「一個」人確乎出現了，千萬民眾就會首先自己洗心革面地追隨其後，於是一個風氣潔淨美好的新社會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一個」人究竟應該是怎樣的呢，便是他《白痴》中的梅什金公爵了。一個從精神病院出來的，和他自己一樣患有癲癇病的沒落貴族後裔。他按照自己的標準，將他用小說為人類樹立的榜樣塑造成一個單純如弱智兒，集真善美品質於一身的理想人物。而對於大多數精神被社會嚴重汙染與異化的人，靈魂要達到那麼高的高度顯然不但是困難的，而且是痛苦的。他在《罪與罰》中成功地揭示了這一種痛苦，並試圖指出靈魂自新的方式。他自信地指出了。那方式便是他「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主張。當然，他的「革命」說，不是針對社會的行為，而是每一個人改造自己靈魂的自覺意識……
綜上所述，像他這樣一位作家，在活著的時候，既受到思想激進者的嘲諷，又引起思想保守者的憤怒是肯定的。因為他的梅什金公爵，分明不是後者所願承認的什麼榜樣。他們認為他是在通過梅什金公爵這一文學形象影射他們的愚不可及。而他欣賞他的梅什金公爵又是那麼地由衷，那麼地真誠，那麼地實心實意。
陀氏在他所處的時代是尷尬的，遭受誤解最多的。他的眾多作品帶給他的與其說是榮耀和敬意莫如說是聲譽方面的傷痕。
但也有資料顯示，在他死後，「俄國的有識之士全都發來了唁電」。那些有識之士是哪些人？資料沒有詳列。
是因為他死了，「有識之士」們忽然明白，將那麼多的誤解和嘲諷加在他身上是不仁的，所以全都表示哀悼；還是後來研究他的人，認為與他同時代的「有識之士」們對他的態度是可恥的，企圖掩蓋歷史的真相呢？
我的困惑正在此點。
我是由於少年時感動於他的《白夜》才對他發生興趣的。到「上山下鄉」前，我已讀了大部分他的小說的中文譯本。以後，便特別留意關於他的評述了。
我知道托爾斯泰說過嫌惡陀氏的話。而陀氏年長他七歲，成名早於他十幾年，是他的上一代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