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裡還買了魚缸，養了金魚。也買了網球拍、象棋、軍棋、撲克。在母親，是為了使哥哥愉快。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知道這一點的至關重要，都願意陪哥哥玩玩。
如今想來，那也是哥哥人生中的黃金時期。
他指導我和弟弟妹妹們的學習十分得法，我們的學習成績都快速地進步了。我和弟弟妹妹們都特別尊敬他了，他也經常表現出對我們每個弟弟妹妹的關心了。母親臉上又開始有笑容了。甚至，有媒人到家裡來，希望能為哥哥做成大媒了。
又半年後，哥哥的代課經歷結束了。
他想他的大學了。
精神病院開出了「完全恢復正常」的診斷書，於是他又接著去圓他的大學夢了。那一年哥哥讀的橋樑設計專業遷到四川去了，而父親也仍在四川。父親的工資漲了幾元，他也轉變態度，開始支援哥哥上大學了。父親請假到哥哥的大學裡去看望了哥哥一次，還與專業領導們合影了。哥哥居然又當上了學生會幹部，他的老師稱讚他跟上學習並不成問題，同意他從大三第一學期開始續讀。因為他在家裡自學得不錯，大二補考的成績還是中上。
一切似乎都朝良好的方面進展。
那一年已經是一九六五年了。
然而哥哥的大三卻沒讀完——轉年「文革」開始，各大學尤其亂得迅猛，亂得徹底。有人「大串聯」去了，有人赴京請願告狀了，有人留在學校打「派仗」。
哥哥又被送回了家裡。
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瘋子。
他見到母親說的第一句話居然是：「媽，我不是‘反革命’！」
哈爾濱也成了一座騷亂之城，幾乎每天都有令人震動的事發生，也時有悲慘恐怖之事發生。全家人都看管不住哥哥了，經常是，一沒留意，哥哥又失蹤了。也經常是，三天五天找不到；找到後，每見他是捱過打了。誰打的他，在什麼情況下挨的打，我和母親都不得而知。母親東借西借，為哥哥再次住院湊錢。錢終於湊夠了，卻住不進精神病院去。精神病人像急性傳染病患者一樣一天比一天多，床位極度緊張。盼福音似的盼到了入院通知書，準備下的住院費又快花光了。半年後才住上院。那半年裡，我和母親經常在深夜冒著凜冽嚴寒跟隨哥哥滿城市四處去「偵察」他幻覺中的「美蔣特務」的活動地點。他說只有他親自發現了，才能證明自己並非反革命。他又整夜整夜地喃喃自語了。他很可憐地對母親解釋，他不是自己非要那樣折磨親人，而是被特務們用儀器操控的結果。還說他的頭也被折磨得整天在疼。母親則只有淚流不止。
在那樣的一些日子裡，我曾暗自祈禱：上帝啊，讓我儘快沒了這樣的一個哥哥吧！
即使那時我也並沒恨過哥哥，只不過太可憐母親。我怕哪一天母親也精神崩潰了，那可怎麼辦呢？對於我和弟弟妹妹們，母親才是無比重要的。我們都怕因為哥哥這樣了，哪一天再失去母親。怕極了。
哥哥住了三個月的院，花去了不少的錢，都是母親借的錢。報銷單據寄往大學，杳無迴音。大學已經徹底癱瘓了。而續不上住院費，哥哥被母親接回家了，他的病情一點兒也沒減輕。
在接下來的一年裡，全家人的精神又備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膽。哥哥接連失蹤過幾次，有次被關在某中學的地下室，好心人來報信，我和母親才找到了他，他眼眶被打青了。還有一次他幾乎被當街打死，據說是因為他當眾呼喊了句什麼反動口號。也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關押了起來，因為他不知從哪兒搞到了筆和紙，寫了一張反動的大字報貼到了公安局門口……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了。
我毫不猶豫地第一批就報了名。
每月能掙四十多元錢啊！我要無怨無悔地去掙！那麼，家裡就交得起住院費了，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就獲拯救了。
我下鄉的第二年，三弟也下鄉了。我和三弟省吃儉用寄回家的錢，幾乎全都用以支付哥哥的住院費了。後來四弟工作了，再後來小妹也工作了。他倆的學徒工資頭三年每月十八元。儘管如此，還是支付不起哥哥的常年住院費，因為那每月要八十幾元。但畢竟的，四個弟弟妹妹都能掙錢了。幸而街道挺體恤我家的，經常給開半費住院的證明。而半費的住院者，院方是比較排斥的。故每年還有半年的時間，哥哥是住在家裡的……
有一年我回家探親，家裡的窗上安裝了鐵條，玻璃所剩無幾，釘了木板；鏡子、相框，甚至暖壺，一概易碎的東西一件沒有了；連菜刀、碗和盤子都鎖在箱子裡。
我發現，母親額上有了一處可怕的疤，很深。那肯定是皮開肉綻所造成的。我還在家裡發現了自制的手銬、腳鐐、鐵鏈。四弟的工友幫著做的。四弟和小妹談起哥哥簡直都談虎變色了。四弟說哥哥的病不是從前那種「文瘋」的情況了。而母親含著淚說，她額上的傷疤是被門框撞的。那時刻，我內心裡產生了憎恨。我認為哥哥已經註定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了。那時刻，我暗自祈禱：上帝啊，為了我的母親、四弟和小妹的安全，我乞求你，讓他早點兒死吧！以往我回家，倘哥哥在住院，我必定是要去看望他兩次的。第二天一次，臨行一次。那次探親假期裡，我一次也沒去看他。臨行我對四弟留下了斬釘截鐵的囑咐：「能不讓他回家就不讓他回家！我的一名知青朋友的父親是民政部的領導，住院費你們別操心，我要讓他永遠住在精神病院裡！」我託了那種關係。哥哥便成了精神病院的半費常住患者……而我回到兵團的次年，成了復旦大學的工農兵學員。這件事，我是頗犯過猶豫的。因為我一旦離開兵團，意味著每月不能再往家裡寄錢了，並且，還需家裡定期接濟我一筆生活費。我將這顧慮寫信告訴了三弟，三弟回信支援我去讀書，保證每月可由他給我寄錢。這樣的表示，已使我欣然。何況當時，我自覺身體情況不佳，有些撐不住抬大木那麼沉重的勞動了。於是下了離開兵團的決心。
在復旦的三年，我只探過一次家，為了省錢。分配到北京電影製片廠後，我又將替哥哥付醫藥費的義務承擔了。為了可持續地承擔下去，我曾打算將獨身主義實行到底。兩個弟弟和小妹先後成家，在父母的一再勸說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著自己也有了兒子，將父母接到北京來住，埋頭於創作，在北京「送走了」父親，又將母親接來北京，攢錢幫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問題……各種責任紛至沓來，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費一事，簡直忘記了還有一個哥哥。哥哥對於我，似乎只成了「一筆支出」的符號。
一九九七年母親去世時，我坐在病床邊，握著母親的手，問母親還有什麼要囑咐我的。
母親望著我，眼角淌下淚來。
母親說：「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塊兒死，那他就不會拖累你了……」
我心大慟，內疚極了，俯身對母親耳語：「媽媽放心，我一定照顧好哥哥，絕不會讓他永遠在精神病院裡……」
當天午夜母親也「走了」……
辦完母親喪事的第二天，我住進一家賓館，命四弟將哥哥從精神病院接回來。
哥哥一見我，高興得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說：「二弟，我好想你。」
算來，我竟二十餘年沒見過哥哥了，而他卻一眼就認出了我！
我不禁擁抱住他，一時淚如泉湧，心裡連說：「哥哥，哥哥，實在是對不起！對不起……」
我幫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飯，與他在賓館住了一夜。哥哥以為他從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實話實說：「現在還不行，但我一定儘快將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動用輕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區買了房子。簡易裝修，添置傢俱。半年後，我將哥哥接到了北京，並動員鄰家的一個弟弟二小一塊兒來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常年無穩定工作、穩定住處。由他來照顧哥哥，我給他開一份工資，可謂一舉兩得。他對哥哥很有感情，由他來替我照顧哥哥，我放心。
於是哥哥的人生，終於接近是一種人生了。
那三年裡，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們居然都漸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們，一塊兒做飯、吃飯、散步、下棋，有時還一塊兒唱歌……
卻好景不長，二小回哈爾濱探望他自己的哥哥及妹妹，某日不慎從高處跌下，不幸身亡。這噩耗使我傷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單位請了假，親自照看哥哥。
我對哥哥說：「哥，二小不能回來照顧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怔愣良久，竟說：「好事。他也該成家了，咱們應該祝賀他，你寄一份禮給他吧。」
我說：「照辦。但是，看來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說：「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六十歲了。他除了頭腦、話語和行動都變得遲鈍了，其實沒有任何可能具有暴力傾向的表現。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次等人的自卑來。
我說：「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倆一塊兒生活。」
哥哥說：「我聽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後住過了幾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現在住的這一所醫院，據說是北京市各方面條件最好的。每月費用四千元左右。幸而我還有稿費收入，否則，即或身為教授，只怕也還是難以承擔。
前幾天，我又去醫院看他。天氣晴好，我倆坐在院子裡的長椅上，我看著他喝酸奶，一邊和他聊天。在我們眼前，幾隻野貓慵懶大方地橫倒豎臥。而在我們對面，另一張長椅上坐著一對老伴兒，他們中間是一名五十來歲的健壯患者，專心致志、大快朵頤地吃燒雞。那一對老伴兒，看去是從農村趕來的，都七十五六歲了。二老腿旁，也都斜立著樹杈削成的柺棍。他們身上落了一些塵土，一臉疲憊。
我問哥：「你當年為什麼非上大學不可？」
哥哥說：「那是一個童話。」
我又問：「為什麼是童話？」
哥哥說：「媽媽認為只有那樣，才能更好地改變咱們家的窮日子。媽媽編那個童話，我努力實現那個童話。當年我曾下過一種決心，不看著你們幾個弟弟妹妹都成家立業了，我自己是絕不會結婚的……」
他看著我苦笑。
原來哥哥也有過和我一樣的想法！
我心一疼，黯然無語，呆望著他，像呆望著另一個自己的化身。
哥哥起身將塑膠盒扔入垃圾筒，復坐下後，看著一隻貓反問：「你跟我說的那件事，也是童話吧？」
「什麼事？」我的心還在疼著。
「就是，你保證過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
想來，那一種保證，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他始終記著。聽他的話，也顯然一直在盼著。
哥哥已老得很醜了。頭髮幾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幾顆了，背駝了，走路極慢了，比許多六十八九歲的人老多了。而他當年，可是一個一身書卷氣、儒雅清秀的青年，從高中到大學，追求他的女生多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視自己的老了，對哥哥的迅速老去，卻是不怎麼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幾分慌恐、恓惶，正如當年從心理上排斥父親和母親無可奈何地老去一樣。
「你忘了嗎？」哥哥又問，也目光遲滯地望著我。
我趕緊說：「沒忘，哥你還要再耐心等上兩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賴地笑了，話說得極自信。隨後，眼望向了遠處。
其實，我晚年的打算從不曾改變——更老的我，與老態龍鍾的哥哥相伴著走向人生的終點，在我看來，倒也別有一種圓滿滋味在心頭。對於絕大多數的人，人生本就是一堆責任而已。參透此諦，愛情是緣，友情是緣，親情尤其是緣，不論怎樣，皆當潤礫成珠。
對面的大娘問：「是你什麼人呀？」
我回答：「兄長。」話一齣口，自窘起來；現實生活中，誰還說「兄長」二字啊！
大娘耳背，轉臉問大爺：「是他什麼人？」
大爺大聲衝她耳說：「是他老哥！」
我問大娘：「看望的是你們什麼人啊？」
她說：「我兒子。」看兒子一眼，她又說，「兒子，慢點兒吃，別噎著。」
大爺說：「為了給他續上住院費，我們把房子賣了。沒家了，住女婿家去了……」
他們的兒子，津津有味地吃著，似乎老父親老母親的話，他一句也沒聽到。
我心接著一疼。這一次，疼得格外銳利。我聯想到了電視新聞報道的那件事——一位崩潰了毅忍力的母親，絕望之下毒死了兩個一出生便嚴重智障的女兒；也聯想到了電影前輩秦憶在接受採訪時講述的實情——她的患精神病的兒子一犯病往往劈頭蓋臉地打她……
中國境內，不是所有精神病患者的家裡，都有一個有稿費收入的小說家，或一位著名的電影演員啊！
我又暗自祈禱了：上帝啊，人間有些責任，哪怕是最理所當然之親情責任，亦絕非每一個家庭只靠倫理情懷便承擔得了的！您眷顧他們吧，您拯救他們吧……
這一次，在我意識中，上帝不是任何神明，而是——我們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