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〇五年十一月，我應邀與中國作家協會的幾位領導，前往甘肅天水參加一次民間舉辦的文化活動。但我和他們所乘的不是同一車次——家附近就有代理售票處，購票方便，於是我單獨踏上了由北京西站始發的，晚上八點多開往西部的列車……
我已經很少乘長途列車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我曾是北京電影製片廠組稿組的一名編輯，陝西、甘肅、新疆都在我的組稿範圍，所以那兩三年內，我每年都是要乘坐幾次西線的列車的；那時在中國的西部的農村，乘坐過火車的人還是很少的，成千上萬西部農村人口向中國其他省份流動的現象還沒出現。西部的農民如果要到外省去討生活，大抵靠的還是他們的雙腳。正如西部的一種民歌——麥客。
八十年代初曾有一篇口碑極佳的短篇小說《麥客》，描寫當年因天災收穫自家土地上的勞動成果的希望已成泡影的西部農民們，為了掙點兒錢將日子繼續過下去，成群結隊越省跨界，去往中原和南方幫別的省份的農民收割莊稼的經歷。在西部蠻荒的山嶺之間，在原本沒有路而後來被一代一代走西口的中國農民們的腳踩出的蜿蜒的野路上，他們的身影連綿不絕，越聚越多，終於形成一支浩蕩的不見首尾的隊伍。他們甚至連行李也不帶，很可能有的人家裡就根本沒有什麼可供他帶走的行李。除了別在腰間的鐮刀和挎在肩上的乾糧袋，他們身上再就一無所有。那是中國農民的長征，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餬口。隔年似乎是由蘭州電視臺將《麥客》拍成了兩集的電視劇；在北京，在我的家裡，我看得熱淚盈眶。記得當年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動，還給電視臺寫去了一封信，祝賀他們拍出了那麼優秀的現實主義風格的電視劇。
當年一個三十歲左右的青年出現在列車的臥鋪車廂裡，那是會引起一些好奇的目光的，因為當年並不是一切長途列車上都有軟臥車廂，硬臥已是某種身份的證明。購票前要經領導批准，購票時要出示單位介紹信。故當年的我，從沒覺得從北京到西部是怎樣難耐的旅程。恰恰相反，在好奇的目光的注視之下，我常會感到優越。自然，想到西部的麥客們，心裡邊也往往會頗覺不安地暗問自己憑什麼？當年我們許多中國人的意識方式真是樸實得可愛啊！
兩三年後我調到了編劇組，以後竟再沒踏上過西線的列車。屈指算來，已然有二十餘年了。
天水市委對文化活動極為重視，預先在電話裡囑咐——我們知道您身體不好，請您一定要乘軟臥。我想到我是去的西部，買了一張硬臥。
嚴重的頸椎病使我的睡眠的適應性極差。夜裡不停地輾轉反側，令下兩層鋪和對面三層鋪的乘客深受其擾。他們抗議的方式是擂鋪板、大聲咳嗽或小聲嘟囔些不中聽的話。我猛記起旅行袋裡似乎帶了一貼膏藥，爬起一找，果然。反手歪歪扭扭地貼到後背上；用自己的手無法貼在準確的位置，但那也總算起到了一點兒心理作用，於是不再折騰……
整個車廂我起得最早，盼著到天水。然而中午一點多鐘才到。望著車窗外西部鐵路沿線的風光從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逐漸顯現得分明瞭，我似乎覺得那是我所乘過的車速最慢的一次列車；似乎覺得從北京到西部的途程比二十幾年前遠多了。列車晚點了一個半小時。然而我知道那不是使我覺得途程變遠了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我自己變了。我早已由當年那個坐硬臥很覺得優越並且心生不安的青年，變成了一個不經常乘坐列車的人了。而中國，也變了。習慣於乘飛機的中國人與乘列車的中國人相比，尤其是與乘西線列車的中國人相比，在許多方面都發生了大的差別。每一座城市都儘量將機場建得更氣派、更現代；因為它意味著也是一座城市面向國際敞開的視窗。而每一座城市的列車站，則空前的人群雲集了。特殊的月份，往往滿目皆是背井離鄉的中國農民的身影。在大都市的機場候機廳裡，一些人感受到的是一種關於中國的概念；而在某些時候，在某些城市包括大都市的列車站裡，另一些人將感受到關於中國的另一種概念……
沿線西部的鄉村，它們為什麼一處處那麼地小？黃土抹牆的房舍，灰黑的魚鱗瓦，家門前沒有柵欄的平場，房舍後為數不多的蘋果樹或柿樹；坎坡上放著幾隻羊的老人，在一小塊一小塊地裡幹著農活的老嫗和孩子……一切仍在訴說著西部的貧困。
十一月是蕭瑟的季節。西部的景象裸露在蕭瑟之中，如同幹墨筆觸勾勒在生宣紙上的繪畫草圖。偶見紅的瓦和刷了白灰或貼了白瓷磚的牆，竟使我有眼前一亮的感覺。儘管白瓷磚貼在農家房舍的外牆體上是那麼的不倫不類，然而一想到有西部的農家肯於花那一份錢，還是不禁有些感動。西部農民希望過上好日子的那種世代不泯的追求，像楊白勞給喜兒買了並親手紮在女兒辮子上的紅頭繩——父女倆自是喜悅著；看到那情形的人，倘對人世間的貧富差距還保留著點兒憂患，則難免讓人心生愀然……
從西部返回時，我登上了一次特別的列車。因為還要乘飛機到廣州去，故我得在咸陽下車，再去機場。
我持的是一張無座號的票，原以為註定是得在列車上站五六個小時了，卻幸運得很，偏巧登上了一節空著幾排座位的車廂。剛剛落座，列車已經開動。定睛掃視，發現自己置身在民工中間。手往小桌板上一放，覺得黏。細看，遍佈油汙，分明很久沒被人擦過了。於是顧惜起衣袖來，往起抬胳膊時，衣袖和桌板，業已由於油汙，難捨難分了。於是進而顧惜衣服和褲子，往起站時，衣服和褲子也不那麼情願與座椅分開了，那座椅也顯然早該有人擦擦卻很久沒被人擦過了。好在布袋裡有些紙的，於是取出來細細地擦。這時我注意到對面有好奇的目光在默默打量我，便有幾分不自然了——一個人和某些跟自己有些不一樣的人置身同一環境，他對那環境的敏感，是會令某些人大不以為然的。這一點，我這個寫小說的人是心中有數的。當年我是連隊生產一線的知青時，甚至以同樣冷的目光，默默地打量過陪著首長對連隊進行視察的團部或師部的機關知青。那一種冷的目光中，具有知青與知青之間的嫌惡意味。何況，在那一節車廂裡，我和我周圍的人們的關係，連大命運相同的知青們之間的關係都不是。我將一堆烏黑的紙團用手絹兜著，走過車廂扔入垃圾桶，回來垂著目光又坐下了。原來這一節車廂的絕大部分座位也都有人坐著，只我坐的那地方空著兩三排座位而已。座位、桌板、窗子、地面、四壁、廁所、洗漱池——那列車的一切都骯髒極了。
我將手絹鋪在桌板上，取出一冊雜誌來看。偶一抬頭，見一個站在過道里的中等身材的青年還在打量我。他臉頰消瘦，十一月份了穿得還那麼少。一件t恤衫，外加一件攤上買的迷彩服而已。t恤衫的領子和迷彩服的領子，都已被汗漬鑲上了黑邊。我並沒太在意他對我的打量，垂下目光接著看手中的雜誌。倏忽我抬起頭來，衝那年輕的民工微微一笑。因為我覺得他的目光並不多麼冷。我想，我對一個看我時目光並不多麼冷的人，理應做出友好的反應——尤其在這一節車廂裡，尤其我以顯然的另類存在於某些同類之間的時候。是的，他們當然是我的同類，或者反過來說也是一樣。而且，還是我的同胞。而我對於他們，卻分明地是一個另類。我所體會的中國，那是一個概念，一個與從前的中國不能同日而語的概念；他們所體會的中國，乃是另一個概念，一個與從前的中國沒什麼兩樣的概念。
我笑後，那年輕的民工也微微一笑。果然，他的眼睛深處，非但不怎麼冷，竟還有幾分柔情。倘他好好洗個澡，再穿上我的一身衣服，再將他蓬亂的頭髮剪剪、吹吹，那麼，我敢肯定他是一個帥小夥子。儘管我的一身衣服實在是一身普通得很的衣服。
他說：「你坐過來吧。」
我回頭看，身後無人，斷定了他是在跟我說話。我猶豫。
「你還是坐過來吧！列車從新疆開入甘肅的時候，有一個人喝醉了酒，把那幾排座位吐得哪兒都是……」他始終微微地笑著，目光也始終望著我。
我早已嗅到了一股難聞的氣味兒，只是不清楚發自何處罷了。他既給了我個明白，我當然不願繼續在那兒坐下去了。我起身向他走過去。他用手指著我說：「你的手絹！」而我說：「不要了。」
我本打算像他一樣站在過道里，但是他請我坐在他的座位上。他說他一路從新疆坐過來；他說他腿都坐腫了，寧肯多站會兒。那兒的人們都在打撲克，沒誰注意我們。他又說：「我知道你是誰。我上初中的時候作文挺好的，經常受到老師的稱讚。那時候我以為我將來也能……」
我小聲請求說：「那就當你不知道我是誰，好嗎？」
他點了點頭，又問：「你看的是什麼雜誌？」
我說：「《讀者》。」
我看《讀者》歷來被不少知識分子恥笑。他們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是不應看《讀者》這麼「低」層次的刊物的。但我以我的眼，在中國知識分子們認為是「高」層次的刊物上，越來越看不到對另一半中國的感受了。那另一半，才是中國的大半！並且，每每因而聯想到杜甫《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詩句——「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掛卷長林梢，雖高，不也還是茅嗎？我倒寧願入塘坳，畢竟和泥和水在一起，可以早點兒漚爛，做大地的肥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