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選才結束的那個秋天，我們的讀書會依然進行著，井然有序，看書的間隙，偶爾我們會穿插看短篇故事集，例如《紐約客》上刊載的故事、選集，以及我在維羅海灘買的《毛姆短篇故事集》。
我和母親對毛姆書裡的故事《司事》都特別感興趣。
看完《司事》，你會像看毛姆的其他故事一樣，會心一笑故事以一個謙虛的男人突然被解僱為開端。那份工作是他唯一會做的，新工作的要求他也不可企及。我覺得母親對這個故事感興趣的原因之一在於，它敘及命運和人生中金錢或其他方面可能會出現的意料之外的驚喜。主人公在丟掉工作後，周邊的所有事情居然開始神奇地變好了。在母親相識的人中，很多人命運坎坷，因此這些描述生活重返美好的故事對她來說始終有著別樣的魅力。
對於2008年11月的情況來說，《司事》具有諷刺的警示意味。那時，金融界開始衰敗，股市突然崩潰，雷曼兄弟一蹶不振，乃至美國汽車產業也接近破產的邊緣。在故事的結尾，一位銀行家鼓動成了富人的主人公將手上的現金全部購買「金邊債券」，僥倖的是，他不想這樣幹，後面的故事提到，實際上他也沒可能這樣幹。
我和母親讀書會上的很多時間被用來探討市場以及全球金融危機。報紙上每天到處都是這種報道，我們還都喜歡看報紙，因此我們很難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金融危機也影響到了我，因為我正在為才建成的網站募集資金。不消說，那個階段誰都不想拿錢出來，我甚至對自己屢次從個人存款中拿錢出來是否理智感到懷疑。
偶爾我和母親一道坐著，喝著摩卡，凝望灰色的11月的天空，若是沒有可聊的話題，我就拿出手機，檢視股票行情，隨時把壞訊息告訴母親（坐在我們身邊的幾個人對此也很好奇）：今天股指跌了100點、200點，乃至300點。股市的訊息令母親愛恨交加。她非常想知道，而知道後她只會愈發苦惱。她打算留些錢作為我們和孫子們的教育基金，以及她最熱愛的慈善事業。她曾經交給我一個慈善團體的表單，上面的人收到訊息後能給慈善機構捐款。而限制名單中的慈善團體的數量對她來說是件難事。因為除了她曾提供過服務的那些機構外，她又曾在很多的董事會中任職。所以她時常會讓我補充一個慈善機構的名稱，一次又一次，而再三權衡後，她又再次把數量削減到四五個。她一直打算填上不同的機構，並把過去幾年她無力全身心投入工作的幾家放進去。
我的新工作是做一個烹飪網站，所以我時常會聊一些廚師和菜譜的話題，這一切都圍繞著母親進行，因為她的食慾愈發差了。一個朋友從威尼斯帶了熱巧克力給她，她非常喜歡，我們找遍了全城，想給她買到類似的巧克力。此外，她還喜歡果凍和清湯。她依然堅持參加晚宴，也會盡量吃東西。母親決定在今年的感恩節舉辦一個只有家人和幾個朋友參加的小型晚宴。去年她由於身體疲乏，沒去參加湯姆和安迪家的感恩節聚餐，今年她想要親手主理一頓晚餐。哥哥的前任妻子法比恩和我們處得很好，甚至兩年前母親還飛往歐洲參加了她和繼任丈夫的婚禮，今年她專程從巴黎來看母親，感恩節晚宴她也會參加。我們打算早些開始，然後早些結束，不過如火雞、派、球芽甘藍和紅薯這類美味一個都不會缺。
「媽媽，你確信能獨自主理晚餐嗎？」我們都這麼問她。
「若是我感覺不舒服，我就會回房間休息。今年我想感謝的事情太多了，我壓根不曾想到我能活到如今。我也考慮到了那些沒辦法來這的人。我始終在為大衛·羅德祈禱，希望他可以回家過感恩節，不過目前看來沒希望了。因此，現在我祈求他能在聖誕節回來，與他的妻子團聚。」
母親始終和南茜·哈奇·杜普利保持著聯絡，不停地打聽大衛的訊息。不過所有人都覺得，救回大衛的最佳辦法是保持低調，什麼都不說，因此她不能向其他人透露這件事。杜普利從某些渠道獲悉，從塔利班的綁架案例看，大衛的情況應該還不錯，但不管使用什麼方法搭救他都會耗時很久。母親現在已經不提大衛的名字了，只以「我們的年輕朋友」稱呼他，她也提醒我這件事對誰也別說。杜普利非常確信大衛肯定能回來，不過她也和母親說，整個地區的情況每況愈下。她曾在白沙瓦待了很久，她稱那裡為「綁架之都」，非迫不得已，她肯定不會出門。
杜普利的樂觀讓母親增添了很多希望，現在她每隔幾個小時就去檢視郵件，看是否有大衛的訊息。每天她都為大衛祈禱，每週上教堂做禮拜時也會提起他，還動員教堂裡全體人員一起為大衛祈禱，只是不稱呼他的全名，只說「大衛」。母親費了多半年的心思在歐巴馬的大選上，而現在，大衛被綁架了。從某方面來講，這兩件事在母親心中的重要程度是一樣的。母親和大衛彼此並不熟識，認識時間也並不算久，但對母親來說，大衛是她新交往的忠誠朋友之一，她認為所有老派記者都這樣，他們能讓這個世界變得美好，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
我記不太清感恩節的晚餐了，不過我記得晚餐前，母親和我說，她和父親去看了教堂裡的骨灰安置處，想瞧瞧日後自己的骨灰會放在何處。我印象中那天很冷，這麼久以來母親第一次因為食物而興奮，雖然主要是剩菜。她和我說她準備用火雞骨架熬湯，再將豌豆、蘑菇和奶油加進去，最後放入火雞肉。
晚飯時她顯得精神還不錯，不過我記憶中她確實有幾次顯露了疲態。她臉上的神采不見了，她強撐著不讓疲憊的雙眼閉上。然而，不過一瞬間，彷彿有人轉動了開關，她臉上的神采又恢復了，雙眼睜大，也有了勁頭。本來她都撐不住了卻又在片刻間恢復正常，微笑還依然那麼迷人。
感恩節過完了，又有更多的親人和朋友圍繞在母親身邊大家基本都以她為中心。在她剛開始生病時，偶爾她會想要獨處，但是現在她完全沒有獨處的機會，不過她認為這樣也不錯。
我十四歲時，有一天突發奇想，獨自跑到林肯中心，坐在長凳上。旁邊是沒有噴水的噴泉，我腦子裡滿是浪漫的孤獨感。天很晴，我坐在那裡呼吸著清新的空氣，感到全身暖洋洋的。我坐在那兒，非常佩服自己，我觀察著人群，品味著孤獨。後來有個滿頭白髮的女人坐到了我身邊，她年紀大概七十歲，也或許八十多歲了。她顯得髒兮兮的，我在心裡祈禱她別對我開口，可她還是說話了。
「你有朋友嗎？」她問。
我說有，我的朋友很多。
「那你為什麼獨自坐在這裡呢？你應當和你的朋友們在一起。」
當我和母親坐在那等待奧賴利醫生的時候，我回想起了這段回憶。不過我們身邊也有人是一個人坐著。當需要去抽血時，他們不得不自己拿著大衣，或者請一個陌生人幫他們看著。
最近我經常會想到孤獨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目前正在看1914年出版的前東京皇家大學教授夏目漱石的作品《心》，是夏目漱石退休後撰寫的十五本小說之一。我在上大學時看過這本書，當時我正在上這本書的譯者埃底溫·麥克萊倫的課。夏目漱石對友誼的複雜本質，尤其是身份、地位不對等的師生情誼的研究，讓我驚詫不已。我想讓母親讀下這本書，自己也打算重溫一遍。
當我和母親就這本書進行討論時，我們發覺書裡有一句話讓我們倆都深受震撼。那是一句老師向年輕的學生論述孤獨的話，老師說：「如今我們享有充分的自由、獨立和自利，為此必須要付出孤獨的代價。」這句話令年輕人啞口無言，因為真相對他們而言太殘酷了。
我問母親是否覺得孤單過。「不曾。」她說。在她任婦女委員會理事長的時候，有一次她去西非，被困在一個荒涼的難民營裡，她不能按原計劃回家，因此她有段時間曾厭倦旅行，特別想待在家裡不出門。但她說，思念其他人和孤單一人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我對母親說，我大學畢業後第一次搬到香港居住的時候我覺得很孤獨，當時我還沒與大衛相識。某天早晨睡醒後，我意識到我飛越了大半個地球，只渴望有人能自動前來與我相識，而不用勉強我自己去認識其他人。
「你怎麼會覺得孤獨呢？」母親說，「有那麼多人打算與你分享他們的故事，講述他們的生活、家人、夢想和計劃。此時母親控制不了自己去想大衛·羅德，想到他離開了妻子和書籍，甚至可能永遠無法見到那些打算與他分享彼此故事的人，他會多麼孤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