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
長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讓他刻碑，他接到任務後，跑去見負責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說：「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鐫也。」意思是，我常安民是個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馬光這樣的大人，大家都稱讚他正直，如今朝廷卻說他們是奸邪，我不忍將他們的名字刻在「奸黨碑」上。
地方官聞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於是說：「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並以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辭朝廷的任務，但是請求朝廷不要將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訴後世「奸黨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見於《邵氏聞見錄》，這本書的作者邵伯溫生活在兩宋之際。邵伯溫在他的書中說，他願意把這個庶民的故事寫下來，是因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過惡，賢於士大夫遠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惡，比許多士大夫強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實存在的陝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鐫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塊之多，如《奉天縣新修渾武忠公祠堂記》《宋故清河縣君張氏夫人墓誌銘》《京兆府學移石經記》《遊師雄墓誌銘》《孫昭諫墓誌》等。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願助紂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寧開了一間「琢玉坊」，崇寧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讓他去刻「元祐黨籍碑」。李仲寧委婉地拒絕了官府的徵召：「小人家舊貧窶，止因開蘇內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手。」意思是，他告訴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窮，謀了份石匠的營生，將蘇軾、黃庭堅的詩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強得以溫飽。今日朝廷要我把他們的名字刻在「奸黨碑」上，想到自己從前的工作，實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書舍人曾鞏墓誌銘》與1972年出土的《劉元周妻易氏墓誌銘》證明了李仲寧確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揮麈錄》，這本書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說，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寧，滿足了他的願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寧，所以把他的故事記錄下來。
四
講以上三則故事，是因為本書的內容大體相當於對這三則故事的一種回應。
今人常引用一句俗語說：「歷史給人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從未在歷史中吸取過任何教訓。」這話其實錯得離譜。普通人見不到「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依賴不完整乃至錯誤的資訊加工出來的往往會是「假的歷史教訓」。拿了「假的歷史教訓」去比對前人的言行，自然會常常生出「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這樣的感慨。而對漢高祖劉邦、光武帝劉秀、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元璋等「肉食者」而言，是存在著另一種「真的歷史教訓」的，他們也切切實實地吸取了那些「真的歷史教訓」的精髓。光武帝們反思西漢及新莽亡國，成果是「三綱」的出爐。唐太宗反思隋亡的教訓，得出的結論是「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朱元璋親眼見識了元末流民組織成起義軍的摧枯拉朽之勢，得出的結論是「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猛」的極致是利用「知丁法」將明帝國的社會活力全部抽乾，將每一個人重新打回原子狀態。
遺憾的是，統治者對「真的歷史教訓」的精髓的吸取往往意味著普通人的災難。所以，站在文明史的角度，魏玄同、常安民與李仲寧等人物其實遠比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更為重要。美國曆史學家海斯有一段論述：「凡愛抽象的人類，而侮辱具體的個人者，或出口便是對人類應負的責任，而無暇為其鄰居服務者，這類的人，我們有充足的理由不相信他。」蘇聯教育家瓦西里·亞歷山德羅維奇·蘇霍姆林斯基也有類似的感慨：「沒有對人的同情心，就不可能有仁愛精神。愛全人類容易，愛一個人難。去幫助一個人，比宣稱‘我愛人民’要困難得多。」宏大詞彙裡的慷慨激昂未必能夠推動時代進步，具體而微的堅守與抗爭才是文明生生不息的重要根源。
最後，感謝為此書從醞釀到出版過程中提供幫助的所有人。感謝我的家人，尤其感謝我可愛的女兒諶大貓，她是我努力想要寫一點有價值的文字的動力。
班固：《漢書·宣元六王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324—3325頁。
班固：《漢書·高帝紀上》，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46頁。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四，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460—6461頁。
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二百三，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6439頁。
邵伯溫：《邵氏聞見錄》，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頁。
羅昌繁：《大歷史與小人物：北宋晚期黨爭視域下的官私石工考察》，《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3期。
［宋］王明清：《揮麈錄》，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7頁。
［美］海斯著，蔣廷黻譯：《族國主義論叢》，新月書店1930年版，第322頁。
［蘇］b．a．蘇霍姆林斯基著，趙瑋、王義亮、蔡興文、紀強譯：《帕夫雷什中學》，教育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2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