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帝十二年三月詔」與「白馬之盟」對漢帝國核心權力的分配是理解劉邦死後諸多政治現象的重要背景。比如，從漢高帝劉邦到漢景帝，依次擔任漢帝國政府首腦，也就是丞相職務的分別是：蕭何—曹參—王陵—陳平—審食其—呂產—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陶青—周亞夫—劉舍—衛綰。從蕭何到申屠嘉都是漢初軍功集團第一梯隊的元老（只有呂產牽涉平定諸呂之亂的政變，是個例外）。從陶青到劉舍，已是漢景帝時代，第一代軍功集團的元老死亡殆盡，這三人屬於軍功集團的第二代。衛綰是漢代第一個非出身於軍功集團的丞相。
這份西漢初年曆任丞相的名單可以說是白馬之盟的直接結果。管理政府（朝廷）的權力是軍功列侯的權益所在，所以按慣例丞相由軍功列侯擔任，無功者不得為相。即使第一代軍功集團死光了，也須由第二代軍功集團繼任。此外，漢初，丞相的人選往往也直接取決於軍功的高低，而非皇帝的意志。漢帝國的第一任丞相蕭何，軍功在列侯當中排名第一；第二任丞相曹參，軍功在列侯當中排名第二。據《漢書·曹參傳》記載，曹參在齊國相國任上，聽到蕭何去世的訊息，「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蕭何一死，詔令未到，曹參就收拾行裝，準備去長安繼任丞相，其自信正源於自己的軍功排名第二，按照白馬之盟，丞相非他莫屬。
再如，所謂的「誅呂安劉」也與白馬之盟確立的權力分配體系被打破有直接關係。
呂后時代，皇權有意削弱軍功列侯的權力。漢惠帝曾經在朝會上責問丞相曹參為何對政事少有舉措。曹參反問惠帝：「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曹參問：「陛下自比先帝（高帝劉邦）如何？」惠帝回答：「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我如何敢與先帝相提並論？曹參又問：「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陛下看臣和蕭何相比，誰更有能力？惠帝回答：「君似不及也。」朕覺得你不如蕭何。曹參遂說：「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他說，陛下所言甚是，高皇帝與蕭何一起定下治理天下的制度，陛下只要垂拱無為，臣等盡職盡責，遵循成例即可。此番責難與反駁之後，惠帝即不再過問政事。這一著名的蕭規曹隨典故的實質是皇權有意過問並干涉朝政，軍功列侯抗拒皇權過問並干涉朝政。
曹參死後，呂后將丞相之職一分為二，以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也是為了削弱軍功列侯掌控朝政的權力。王陵的軍功在列侯中排名第十二，陳平排名第四十七。儘管陳平與呂后在個人關係上較為親近，但王、陳二人均屬軍功列侯，這一人事變動仍在軍功集團的容忍範圍之內。
危機出現在呂后去世之後。臨終之際，呂后對朝廷的高層人事做了一番安排，「以左丞相審食其為帝太傅」，「以呂王產為相國」——呂產是呂后兄長呂澤之子，從呂后臨朝稱制起，一直執掌南軍，負責宮廷的警備工作。呂產以外戚身份出任相國，打破了漢初以來只有軍功集團人士能夠擔任丞相的慣例，破壞了「白馬之盟」確立的權力分配原則，被軍功列侯視作宮廷勢力向朝廷的滲透。
於是，西元前180年，以周勃、陳平為首的軍功集團發動政變，誅殺了以呂產為首的呂氏家族，並捏造「安劉必勃」的劉邦遺言，將整個事件粉飾成了「誅呂安劉」。
這樣的粉飾很值得玩味。一方面，軍功集團不惜訴諸武力，也要維護「白馬之盟」劃定的屬於自己的利益範圍；另一方面，軍功集團又不能打出維護「白馬之盟」的旗號，而是要用「誅呂安劉」這樣的說辭來隱藏事件的真相，說明「白馬之盟」在當時的漢帝國是一個尷尬的存在——當初盟誓時，既未將具體的盟約內容刊刻石碑，也未能製成檔案公佈天下（也就是沒有制度化、公開化），這直接導致軍功集團無法以維護白馬之盟為理由，來為自己剷除呂后外戚集團辯護。
漢文帝即位後，吸取諸呂之亂的教訓，將宮廷勢力從朝廷撤出，恢復了丞相只能由軍功列侯擔任的慣例。丞相一職也由兩人改回一人。先是在列侯中軍功排名第四的周勃，再是排名第九的灌嬰擔任丞相。灌嬰死後，由排名第六十五的張蒼繼任。張蒼為相15年，退休後由申屠嘉繼任。申屠嘉的出身與之前的軍功列侯稍有不同——雖同樣擁有軍功，但申屠嘉是從普通士兵一步步爬上去的。文帝之所以選中申屠嘉，也是迫不得已。據《漢書·張周趙任申屠傳》記載，「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而高帝時大臣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申屠）嘉為丞相」。文帝中意竇廣國之才，但竇廣國出身外戚，而非軍功集團，這使文帝猶豫不決。最後，即使高帝時代的大臣所剩無幾——建國四十餘年，高帝時代的軍功列侯幾乎死亡殆盡，文帝仍謹慎地選擇了建國之時立有軍功的申屠嘉。
西漢初年皇權的謹小慎微於此可見一斑。
三、百姓用腳投票奔向王國
劉姓諸侯王也參與了白馬之盟這一準契約的訂立。軍功列侯與皇權之間發生過「誅呂安劉」的血腥政變，劉姓諸侯王與皇權之間則發生過更為殘酷的戰爭，即漢景帝時代所謂的「七國之亂」。
「七國之亂」這個詞是典型的皇權本位。常見的表述中，所謂「七國之亂」是這個樣子的：
景帝時，諸侯王勢力膨脹，威脅到中央的統一。為削弱諸侯王勢力，晁錯建議景帝查諸侯王之罪，削其封地，收其枝郡，引起了諸侯王的不滿。景帝三年（西元前154年）正月，吳、楚、趙、膠西、濟南、淄川、膠東等七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名，聯合發動叛亂。景帝乃遣大將軍竇嬰、太尉周亞夫將兵平定叛亂。
閱讀這段文字的人難免會被「膨脹」「叛亂」「平定叛亂」等帶有強烈價值判斷色彩的詞彙影響，進而覺得吳王劉濞等七個諸侯王全是反面人物，漢景帝則代表了絕對的正義。而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文字技巧營造的錯覺。賈誼當年對漢文帝說過這樣一段話：
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裡，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徭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
賈誼說：淮南由中央直接控制的廣闊土地上橫亙著梁和淮南兩個王國。中央直屬之地的吏和民為了負擔徭役往來於長安，他們用盡自己的家產置辦衣裝，但往往才到半路衣服就破了。做中央的百姓，他們感到非常痛苦，很殷切地想要投奔王國，去做梁王、淮南王的子民。時下拋棄田宅，投奔諸侯王之人已經不少，長此以往，不是好事。
也就是說，在賈誼看來，王國之所以會膨脹，之所以能夠吸引到更多的人力，進而產出更多的資源，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央的壓榨太厲害，百姓不願再做中央的子民。他們用腳投票，拋棄家園故土，主動跑到王國去了。
賈誼之言不是孤證。漢文帝給匈奴單于寫過一封長信，其中提到：「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約者殺之，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咱們兩家已經和親，那些逃往匈奴的百姓並不足以增長匈奴的力量。從今以後，匈奴人不進來，漢朝人不出去，有人違反了約定就殺掉他，兩國自然可以長久地和平相處。
漢文帝說的「亡人不足以益眾廣地」，實在是「此地無銀三百兩」。若用腳投票，逃往匈奴的漢朝人數量真的極為有限，這件事就不足以拿出來在漢帝國和匈奴的最高統治者之間討論。漢元帝時的郎中侯應也說，長城以南的漢的「邊人奴婢」大多生活愁苦，常想著越過長城逃跑，還經常發出「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這樣的感嘆。
《史記·吳王濞列傳》裡也說：「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大意是：吳國出產銅和鹽，國內百姓沒有稅賦的負擔；對那些要去負擔徭役的人，會給予相當數量的薪資；逢年過節，慰問人才，賞賜平民；不允許朝廷和其他王國派人來吳國抓捕逃亡之人。《鹽鐵論》裡也說：「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民，賑贍窮乏。」劉濞對轄下百姓徵收的賦稅較輕，還願意救濟窮困之人。
結果就是，那些本屬中央管轄的百姓不願再承擔朝廷苛刻的盤剝，用腳投票，拋棄故土家園，遁入吳國，成了劉濞的子民，也成了景帝、袁盎和桑弘羊口中的「天下亡命」（逃亡者）、「無賴子弟」（生計無所依賴之人）和「山東奸猾」。
也就是說，七國之亂這個故事存在兩個版本。第一個版本是：王國勢力膨脹→想要叛亂→中央出兵平叛→王國戰敗→百姓拍手稱快。第二個版本則是：中央橫徵暴斂→百姓用腳投票，遁入王國（王國也汲取民力，但百姓可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王國力量壯大→中央深感不安，率先發難→王國戰敗，被肢解→百姓失去用腳投票的機會。
前者是由「膨脹」「叛亂」「平叛」等一系列帶有強烈價值判斷色彩的詞彙刻意構築的，灌輸的是漢景帝本位思維，但對百姓而言，站在孟子的「民本」立場，後一個版本才是更有思考價值的歷史真相。對普通百姓而言，秦制之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與白馬之盟約定的體制下的可以用腳投票、可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究竟孰優孰劣，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問題。遺憾的是，白馬之盟沒有固化為穩定的制度，它只維繫了不足五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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勸進疏及諸侯王陳詞，見《漢書·高帝紀》：「楚王韓信、韓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吳芮、趙王張敖、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大王陛下：‘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闢陋之地，自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地。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52頁。
班固：《漢書·高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78頁。
「白馬之盟」的相關記載，散見於《史記》與《漢書》。如《史記·呂太后本紀》載：「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也。’」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00頁。《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載：「高祖末年，非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801頁。《漢書·張陳王周傳》載：「亞夫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約，天下共擊之」。今信雖皇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060—2061頁。《漢書·外戚恩澤侯表》載：「漢興，外戚與定天下，侯者二人。故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亡功非上所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678頁。
司馬遷：《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29頁。
司馬遷：《史記·曹相國世家》，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30頁。
司馬遷：《史記·呂太后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402頁。
吳仰湘：《漢初「誅呂安劉」之真相辨》，《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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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可、丁德科主編：《史記論著整合》第7卷，商務印書館2015年版，第183頁。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見《漢書·賈誼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61頁。
司馬遷：《史記·匈奴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903頁。
班固：《漢書·匈奴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804頁。
司馬遷：《史記·吳王濞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23頁。
桓寬：《鹽鐵論·禁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1頁。
漢景帝詔書稱「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稱病不朝二十餘年」。見司馬遷：《史記·吳王濞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33頁。
袁盎對漢景帝稱「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奸人，故相率以反」。見司馬遷：《史記·吳王濞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830頁。
桑弘羊稱「吳王擅鄣海澤，鄧通專西山。山東奸猾鹹聚吳國」。見桓寬：《鹽鐵論·錯幣》，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