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之盟」是一種對秦制的偏離，因為它沒有能夠形成穩固的皇帝—貴族—平民（農奴）式的封建體制。皇權天然追求一家獨大，軍功列侯與諸侯王未能成功制約皇權擴張的野心。漢文帝運作「列侯就國」，迫使在長安無職務的軍功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地，不再允許他們長久地駐留長安，極大地削弱了軍功集團對長安政治的影響力，使他們再無力串聯，發動類似「誅呂安劉」的政變。再之後，漢景帝在所謂的「七國之亂」中取得勝利，王國勢力自此衰微。
秦制的迴歸是在漢武帝時代正式實現的，它的迴歸帶給西漢百姓的影響可以參考漢宣帝時的御史大夫蕭望之勸諫皇帝的一段話。蕭望之說：我從前有一個下屬叫作徐宮，他的老家在東萊，靠近海邊。據他講，往年朝廷一增加海租，海魚就不出現了，當地的長老還說：「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說的是漢武帝時，朝廷壟斷海場，搞起了官營捕魚，結果魚都消失了。後來恢復民營，允許百姓自行捕魚，魚才再次出現。
魚當然不會憑空從海里消失。讓海魚消失的是秦制皇權「莫非王土」的貪婪和「無遠弗屆」的迷信。而為了實現其貪婪與迷信，變「白馬之盟」的有限皇權為秦始皇的無限皇權，漢武帝必須徹底拋棄軍功列侯，重塑官僚集團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
一、遍地皆是失業遊士
高帝三年（西元前204年），楚漢爭霸正在要緊關頭，謀士酈食其給劉邦出了個主意。他說，秦朝殘忍無道，伐滅六國，使六國後人無立錐之地。陛下如能夠復興六國，扶立其後人，他們必感念陛下的仁義，願做陛下的臣子，誓死效命。
但張良認為這是個餿主意。他提醒劉邦：「天下游士拋妻棄子，背井離鄉，跟從陛下，無不日夜盼望勝利後能獲得尺寸之地的分封。陛下今天扶立六國後裔，遊士明天就會一鬨而散，各歸舊主。陛下還依靠誰去奪取天下？」
張良的話既點明瞭漢立國的基礎是遊士（遊俠），也道出了以遊士為立國基礎的嚴重弊端：遊士是依附於諸侯的流動資源，其流動性與自主性，與君主集權體制天然對立。
景帝時代，遊士之風仍遍及漢帝國的方方面面。遊士的心中沒有君臣之道，朝廷對他們而言不存在什麼神聖性。齊地遊士鄒陽就是典型的例子。客遊位於中原的梁國時，鄒陽遭讒言下獄，他在獄中寫給梁孝王的書信很直接地道出了他的遊士心態：
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為也。
鄒陽說：若梁孝王能採納戰國的齊國、秦國的王霸之道，遠離宋國、魯國的文儒之訓，則「五伯」（春秋時期的五個諸侯之長）之流不值一提，上古「三王」的偉業也不難達成。
顯然，鄒陽不承認景帝與朝廷的權威。他遊說梁孝王信士、養士、用士，以成為「五伯」「三王」，這正是朝廷與諸侯王政治博弈的體現。
皇權不會喜歡諸侯有這樣的想法。漢武帝誅殺遊俠郭解，正是為了殺雞儆猴。但僅憑殺戮無濟於事，《史記》中說，郭解被殺之後，仍然「為俠者極眾」。其中，「關中長安樊仲子，槐裡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滷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為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蹠居民間者耳」。不難推想，在郭解被武帝誅殺之前，漢帝國的遊士（俠）之風是何等繁盛。
立國五十年，漢帝國仍遍地遊士是有原因的。
遊俠（士）意味著一種自由。比如，枚乘因勸說吳王劉濞不要舉兵而獲得景帝賞識，受召出任弘農都尉。但，多年遊士生涯讓他難以在「天子守臣」的位置上長期待下去——「乘久為大國上賓，與英俊並遊，得其所好，不樂郡吏，以病去官」。恣意放肆、任意來去的自由對遊士枚乘有著很大的吸引力。
而更重要的原因在於：漢帝國的建立有著深厚的遊俠背景，諸侯王及軍功集團的勢力極為強大，巨大的市場需求刺激了遊士數量的激增。及至文帝、景帝兩代，皇權以政治謀略和軍事手段打擊了地方上的諸侯王和朝廷中軍功集團的勢力，遊士的市場萎縮，漢帝國卻沒有能夠給「失業」的遊士提供就業、上升的機會。
東漢光武帝建武六年（西元30年），儒生朱浮上了一道奏疏，特別提及西漢初年的一個重要社會現象。朱浮說：「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意思是說：西漢初年，官吏久任不換，在某個職位上做到老死的人不在少數。很多職位父子相繼，官職的名稱成了他們家族的姓氏。
朱浮談到的這種現象，西漢人王嘉也注意到了。王嘉是漢哀帝時期的丞相。他對哀帝回顧了文帝時代的官員任用情況：「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意思是說：文帝時代的官吏都是終身制和世襲制的，以至於管倉庫的官吏乾脆讓自家姓倉、姓庫，這種情況在兩千石以上的大員裡也相當普遍。
朱浮和王嘉所言觸及了西漢初年的一道「國策」——「非有功不得侯」。根據這一國策，自高帝時代開始，在長安，軍功老臣長期把持著朝廷；在地方，軍功吏卒長期把持著基層政權。換言之，西漢開國的前五十年，官僚系統被軍功集團控制，知識分子沒有正規的上升渠道，去做遊俠，去給諸侯王、軍功列侯做門客，就成了他們相當普遍的人生選擇。
然而，隨著軍功列侯與諸侯王的勢力受到皇權壓制，逐漸走向衰弱，遊士的生存空間也在變窄。到了景帝時代晚期，鄒陽、枚乘等著名遊士已經發出了「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這樣的感慨。「鷙鳥」即地方諸侯王，「一鶚」即長安未央宮裡的皇帝。
時代變了，遊士們明顯感覺到有能力的寄主已經屈指可數。他們甚至不再遊說自己的寄主「有所為」，而是勸他們「有所不為」——當吳王劉濞準備起兵反抗朝廷時，枚乘悲觀地說「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群牛」，拿吳國的軍隊與朝廷對抗，無異於驅趕蚊蠅去吞噬牛群。
二、「求賢詔」裡的規訓
西元前141年，48歲的漢景帝去世，太子劉徹登基，隨即釋出了一道「求賢詔」。詔書的大意是讓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等重臣向朝廷舉薦賢良方正、直言敢諫之士。
五十多年前的西元前196年，劉邦也下過一道「求賢詔」。詔書中說：「今天下賢者智慧，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佈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比較高帝和武帝的兩份詔書，可以明顯看到時代的變化——劉邦在「求賢詔」裡說，希望「賢士大夫」能夠「從我遊」，這三個字帶有濃重的遊俠色彩，反映出劉邦與「賢士大夫」之間的關係，與其說是皇帝與臣僚，更像是寄主與門客。劉徹的「求賢詔」裡就完全沒有這樣的遊俠色彩。他下令徵召「賢良方正」，且親自策問下面推薦上來的人才，是典型的君王選拔臣僚的做派。
劉徹清楚漢帝國遊士之風盛行的原因。這些遊士或屬儒家，或屬法家，或屬陰陽家，原本積極出入於諸侯王和軍功列侯的府第。需求刺激供給，諸侯王與軍功列侯的規模有多大，漢帝國的遊士就有多少。如今，漢帝國致力於打壓諸侯王與軍功列侯的勢力，需要重塑統治基礎，如何改造遊士自然也是漢武帝推行變革應有的重要內容。
劉徹頒佈「求賢詔」的核心目的是打破軍功集團在官職上的久任制和世襲制，也就是打破朱浮與王嘉提及的「以官為氏」「養老於官，至名子孫」的現象，進而將遊士納入官僚系統中來。這樣做，既可以吸引知識分子投入朝廷的懷抱，也可以削弱諸侯王（譬如梁孝王）與朝廷勳貴（譬如竇嬰）的勢力——遊士們都是「理性經濟人」，跟著朝廷有前途，還是跟著諸侯王與朝廷勳貴有前途，在漢武帝時代，並不是一件很難判斷的事情。
「求賢詔」頒佈後，反響強烈。丞相衛綰上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衛綰奏請武帝：那些搞法家和縱橫之學的知識分子只會把國家政務搞亂，請求皇帝下達聖旨，不要再任用他們。劉徹同意了衛綰的請求，頒下新的規定：除儒學外，貶黜諸家，不用其為治國之術。這就是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開啟上升渠道，讓遊士有機會進入朝廷，又選擇性地排斥「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遊士，這恰是西漢中期選官制度的一體兩面。這種一體兩面，扼要來說便是：
1．秦制政權追求社會的散沙化（不喜歡百姓有組織）與靜態化（不喜歡百姓自由遷徙、流通），追求對百姓的嚴格控制。所以，作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遊士需要被最大限度地控制與肅清。於是，暴力誅殺（比如對待郭解）與提供進入官僚系統的機會就成了劉徹控制與肅清遊士的兩大核心手段。相較之下，又以後者為重。
2．劉徹要拋棄軍功集團，重塑官僚系統作為自己的統治基礎。但官僚系統的容量有限，不可能收納所有遊士，且秦制政權對官僚的價值觀、人生觀有特殊的要求（蘇秦、張儀等搞縱橫之術的人就不符合秦制官僚系統的需要），所以，必須引導乃至誘導遊士在思想、學術上進行自我轉型。而最能起到引導、誘導作用的手段莫過於體制規定的知識分子選拔標準，有了選拔標準，就可以「批次生產相同規格的知識分子」。劉徹獨尊儒術，是為了讓遊士尊儒，他自己是不必尊儒的（事實上他也從未服膺儒學）；劉徹排斥「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的遊士，是為了讓遊士自願遠離「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他自己卻是熟知「申、商、韓非」之道的。
當然，用儒家官僚取代王侯貴戚來作為新的統治基礎，涉及權力的重新洗牌和利益的重新分配，絕不會和平過渡。建元元年（西元前140年）的改革風波就是劉徹遭遇到的一次嚴重挫折。
這一年，劉徹對長安的高層人事做了一次極為大膽的變更——任命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桑弘羊為侍中（主司財計）。除桑弘羊外，竇、田、趙、王都有儒學背景。在建元元年的七八月間，劉徹提議設立明堂。
劉徹設立明堂的動機至少有二：
1．設立明堂有助於皇帝鞏固個人權位。按《逸周書》的解釋，明堂乃周公的創造，是周天子接受諸侯朝見的場所，用以彰明尊卑。劉徹年少登基，各諸侯王多為其兄長、叔伯乃至叔祖，朝見時往往蔑其年少而不尊。修築明堂有重申上下尊卑之義的政治含義。而且，這一時期，劉徹實施了一系列打壓諸侯王勢力的手段，比如勒令列侯迴歸封地，不許在長安逗留；勒令列侯拆除封地關卡，各諸侯國須實現交通上的自由、開放等。
2．明堂關係到朝廷的權力分配。明堂是儒家的禮儀性建築，按孟子的說法，「明堂者，王者之堂也」，是君王「行王政」的標誌性建築。西漢開國的前五十年，統治者長期尊奉道家黃老的無為而治（當然並非真信黃老，而是諸侯王與軍功集團勢力強大，皇權不得不顧及「白馬之盟」劃定的權力範圍，不得不無為。與之對應，軍功集團與諸侯王也必須無為，也就是嚴守「白馬之盟」劃定的利益邊界，彼此之間才能維持權力平衡，相安無事）。如今，軍功集團和諸侯王已不再被皇權視為統治基礎，且皇帝欲用新的儒家官僚集團取而代之，黃老之學自然成了累贅。設立明堂大有宣告新時代到來的意味。關鍵是，竇太皇太后（漢景帝之母，漢文帝的皇后）信奉黃老。建造明堂相當於向漢帝國公開宣佈：朝堂之上已是劉徹說了算。所以，劉徹之母王太后深感憂慮，曾如此埋怨劉徹：「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顯然，竇太皇太后也深知明堂背後潛藏的政治奧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