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再造秦制，以儒術為粉飾，以官僚集團為統治基礎，對整個漢帝國實施高壓控制與高效汲取，造成的直接後果是西漢儒學家夏侯勝所言「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
夏侯勝的話並非虛言，《漢書·昭帝紀》說的也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史記·酷吏列傳》裡也說，漢武帝晚期，天下百姓走投無路，只能群聚為盜，「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範生之屬。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群以百數，掠滷鄉里者，不可勝數也」。
正是天下百姓的群聚為盜迫使劉徹停下了無休止的對外戰爭，將注意力轉向內政。他頒佈了嚴酷的「沈命法」，若有地方官的轄區內出現盜賊，而他不去捕剿，或捕剿了卻沒有成功，那麼「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轄區內的地方官自上而下全部得死。但是，高壓政策絲毫無助於解決問題。底層官吏趨利避害，從此「雖有盜不敢發」，因擔心無法剿滅而受到誅殺，他們乾脆不再報告境內盜匪的情況。州郡官員同樣怕受牽連，樂於與底層官吏合謀，隱瞞所有關於盜匪的情報。於是「盜賊浸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真實的世界已然鼎沸，奏疏裡的世界處處太平。如此惡性迴圈的結果便是，劉徹在位的54年裡，「人口能保持正常增長率（約每年增長0．7%）的只有7年，低於正常增長的有21年，而人口減少或毫無增長的有26年」。
所以，當劉徹去世，高壓消失，西漢知識界針對秦制的批評也隨之到來。
知識界對武帝時代的批評曾直指漢帝國的經濟政策，桓寬留下了偉大的《鹽鐵論》；他們也曾直指漢帝國的「天命」，促使漢哀帝上演了一齣自己推翻自己的鬧劇。
一、賢良文學大戰桑弘羊
漢昭帝始元六年（西元前81年），長安城發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思想交鋒。交鋒的物件一方是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核心，包括御史、丞相史等在內的官僚集團；另一方是三輔、太常舉薦的「賢良」和各郡國察舉的「文學」，也就是來自底層的中小知識分子。
按帝制執行的正常軌跡，這兩群人——公卿與布衣本無可能聚到一起，就國家的經濟路線，從核心理念到具體政策，面對面地唇槍舌劍。官僚集團一貫懶得理會底層知識分子的批評，底層知識分子的聲音也一貫難以抵達廟堂。
契機始於後元二年（西元前87年）。這一年，漢武帝死了。
武帝死後，受遺詔輔政的大將軍霍光與御史大夫桑弘羊分據內廷與外朝，呈對峙之勢。桑弘羊在朝任職六十年，掌財政近三十年，以其為核心結成的利益集團盤根錯節，輕易難以撼動。霍光遂施展手段，於廟堂之上給予不滿桑弘羊經濟路線已久的底層知識分子（即賢良與文學）發聲渠道，對桑弘羊實施打擊。
始元六年二月，六十餘名賢良、文學終於首次有機會站到漢帝國經濟政策的制定者面前，對其提出尖銳的批評。這場貫穿了恐嚇與力爭的論辯史稱「鹽鐵會議」。
漢帝國官方從未就鹽鐵會議釋出過任何官方檔案。《漢書·食貨志》中的記述非常簡單，不足百字，僅扼要地總結了辯論雙方的核心觀點——賢良、文學要求廢除鹽鐵官營、國家均輸，希望政府從商業活動中抽身，「毋與天下爭利」；桑弘羊則回應，官營產業乃「國家大業」，不可廢除。
鹽鐵之議的具體內容能夠流傳至今，得益於一位叫作桓寬的儒家學者。時為辯論發生後約三十年，桓寬蒐集了當時參加鹽鐵會議的賢良、文學存於民間的多種記錄，「序其次第，飾其語言，增其條目」，編成《鹽鐵論》一書，還原了這場辯論的大致情狀。
據《鹽鐵論》記載，在辯論的過程中，以桑弘羊為首的官僚集團始終在恐嚇賢良、文學。
比如，桑弘羊給賢良、文學講典故：「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學，招四方遊士，山東儒、墨鹹聚於江、淮之間，講議集論，著書數十篇。然卒於背義不臣，使謀叛逆，誅及宗族。」
以上這段意思是：「儒、墨」之徒當年依附淮南王劉安與衡山王劉賜，結果二王被定為謀逆之罪，「儒、墨」之徒也禍及宗族。潛臺詞是說霍光如同劉安與劉賜，不會有好結果，你們和霍光攪在一起，要當心腦袋。
丞相史也反覆給賢良、文學講古：「……此顏異所以誅黜，而狄山死於匈奴也。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終以被戮而喪其軀，此獨誰為負其累而蒙其殃乎？」
以上這段意思是：大司農顏異反對武帝發行「白鹿皮幣」，死於腹誹之罪（對君王心懷毀謗之罪）；博士狄山反對攻擊匈奴，被武帝送去前線，被匈奴人砍了腦袋。據此，丞相史嚴厲警告賢良、文學，「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誹謗朝廷和皇帝，最後恐將命喪黃泉。
桑弘羊在講古中特別喜歡提「主父偃以其舌自殺」之類因言獲罪的故事，以之威脅賢良、文學。他還以秋蟬為例做了一番可怕的比喻：「諸生獨不見季夏之螇乎？音聲入耳，秋至而聲無。者生無易由言，不顧其患，患至而後默，晚矣。」
以上這段意思是：桑弘羊威脅賢良、文學：你們見過夏末叫得歡的蟬嗎？秋風一來就全沒了聲息。你們現在口不擇言，等到禍患臨頭，再想閉嘴，可就晚了！
除了恐嚇，以桑弘羊為首的官僚集團還在辯論的過程中一再攻擊賢良、文學出身低賤，說他們沒有資格議論朝廷的大政方針。在桑弘羊看來，具有管仲那般智慧的人不會做卑賤的廝役，能像陶朱公范蠡那般謀算的人不會身陷貧困。據此，官僚嘲笑文學：「文學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訕上，處貧而非富，大言而不從，高厲而行卑，誹譽訾議，以要名採善於當世。」官僚們說：你們這些文學能說不能做，身為下民卻譏笑上官，窮困潦倒卻非議富人，別有用心地稱頌與誹謗，信口開河地言談與議論，不過是沽名釣譽，想要博取世人的稱道。官僚還嘲笑賢良：「夫祿不過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滿簷石者，不足以計事。儒皆貧羸，衣冠不完，安知國家之政，縣官之事乎！」官僚們說：俸祿不足一把米的人不配談論治國之道，家中存糧不到一石的人沒資格商議天下大事。你們這些儒生窮困潦倒，衣冠尚且難以齊全，哪裡懂得國家之政、州縣之事！
丞相史也運用了相同的邏輯來攻擊賢良、文學：「飯蔬糲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飢寒者不可以言慈，緒業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他說：給父母吃粗茶淡飯，不能算是孝敬；讓妻子、兒女挨餓受凍，不能算是慈愛；自己的事業還沒有頭緒，不能算是擁有理政的能力。立身處世，這三點做不好，你們還是給我閉嘴吧。
桑弘羊等官員赤裸裸的威脅並未嚇阻住賢良、文學。
比如，丞相史警告賢良、文學，說他們「處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訕其上」，恐將落得命喪黃泉的下場。賢良、文學的回答是：「塞士之塗，壅人之口，道諛日進而上不聞其過，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殞社稷也。故聖人為政，必先誅之，偽巧言以輔非而傾覆國家也。今子安取亡國之語而來乎？……悲夫！」他們說：堵塞百姓上升的渠道，禁錮他們的言論自由，每日里阿諛奉承，皇帝從來聽不到批評之詞，這是秦滅亡的原因。所以聖人執政，必先殺掉花言巧語傾覆國家之人。如今你們竟然用亡國之言來嚇唬我們，實在是太可悲了！
再如，桑弘羊嘲諷儒生窮困潦倒，衣冠尚且難以齊全，沒有資格談論國事。賢良、文學的回應是：「夫賤不害智，貧不妨行……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己並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儒獨何以完其衣冠也？」他們說：身份低賤，不妨礙有才智；貧困潦倒，不妨礙有德行。你們只知道斂財，公卿積億萬錢，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百姓飢寒交迫，路上全是流民，我們儒者的衣冠難以齊全，有什麼好奇怪的！
鹽鐵會議期間，賢良、文學不斷地重申藏富於民的理念，將批評矛頭集中指向了鹽鐵官營、國家均輸等政策，即由朝廷直接經營或間接控制工商業。桑弘羊等官員則不斷強調，正是自己藏富於國的經濟政策造就了武帝時代的輝煌。
賢良、文學毫不留情地戳破了桑弘羊口中武帝盛世的真面目。
比如，桑弘羊拒不承認鐵器官營對民生有害，還說該政策有助於增長百姓對耕作的信心。賢良、文學卻如此描述他們在基層的所見所聞：
縣官鼓鑄鐵器，大抵多為大器，務應員程，不給民用。民用鈍弊，割草不痛，是以農夫作劇，得獲者少，百姓苦之矣。
官府鑄造的鐵農具都是些大傢伙，官吏只求完成上級佈置的鑄造任務，完全不考慮農民使用是否便利。農民拿著官府鑄造的鈍刀，草都割不斷。農民花了更多的精力，收穫卻減少了，真是痛苦不堪。
賢良、文學還說：以前老百姓可以自己鑄造農具的時候，鐵器又便宜又好用。現在官府鑄造的鐵器多數質量低劣、成本高昂。以前那種幾家人合作的民營鐵器作坊一心想著打造好的農具，他們珍惜自己的信譽，質量不好就不願意拿到集市上出售。農忙的時候，他們還願意推著車子，把農具運到田間小路上，方便農夫購買，使他們不耽誤農時。既收錢，也可以用糧食換，還可以拿破損的農具添一些錢糧，以舊換新，甚至接受賒欠。如今呢？鹽鐵官營了，價格統一了，只收錢了，也變貴了。官府生產出來的鐵器大多數是殘次品，購買者沒有了選擇的自由。農民犧牲農時，大老遠跑進城來，還常碰上主管鐵器專賣的官員不在，只得一趟兩趟地跑。於是，窮困潦倒的百姓只好迴歸到用木棒耕地、用手除草的時代。糧食減產了，吃不起官營的高價鹽，百姓就只好吃淡食。以前私營時，農民不必離開耕地，也有充足的好農具可以挑選，如今鐵器官營，但官營鐵器作坊裡的役夫和囚徒沒有生產積極性，常常完不成上級佈置的生產任務，農民不但買不到適用的好農具，自己還會被抓去無償打鐵。而一旦劣質農具出現積壓，賣不出去，官員又會強制攤派，將它們賣給百姓。
再如，漢武帝元封元年（西元前110年），桑弘羊在漢武帝的支援下在全國範圍內開始推行均輸法。按官方定義，均輸法即均輸官在甲地以低價買進某種特產，再轉運至不出產該商品的乙地高價出售，賺取差價。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堅稱，自己搞均輸是一件「平萬物而便百姓」、利國利民的大好事。
賢良、文學卻毫不留情地指出，他這是赤裸裸的謊言：以前向百姓徵稅，只徵收他們出產的東西，不徵他們沒有的東西。農夫繳納農產品，婦女繳納紡織品。現在，均輸法名義上是在當地徵收特產，但均輸官為了牟取更大的利潤，其實際做法是不收當地出產的東西，改為索取當地無法生產的東西。老百姓只好賤賣掉自己的產品，去市場（實際上也是由官府經營）上購買均輸官要求的東西。最近我們聽說，有的地方在命令百姓生產布絮，還包括齊、阿的細絹，蜀、漢的麻布等產品。官府對他們任意刁難，用欺詐手段強行以低價收購，農民翻倍受苦，重複納稅，根本看不到均輸的意義何在。官府濫發命令，關閉城門，壟斷市場，什麼東西都強行用低價收購，囤積居奇，造成物價飛漲，等市場嚴重缺貨時再高價出售，牟取暴利。官府經商，以低價購入、高價出售，也根本看不到平準的意義何在。
換言之，所謂的均輸法不過是朝廷以其「無遠弗屆」的權力在經濟領域造成全方位的壟斷，操縱物價，賤買貴賣，以牟取暴利。自此，西漢的國家機器自上而下全面商業化、逐利化，民營經濟則徹底萎縮、集體退場（據《鹽鐵論》的記載，與官府合作囤積居奇的商人仍部分存在）。
賢良、文學用事實說話，惱羞成怒的桑弘羊只好訴諸人身攻擊：所謂的「文學高第」（即被選為賢良文學的儒生）在才智上必須能夠闡明和實施先王的治國之道。不出仕，必須為人師表；出仕後，必須以身作則，供人效仿。你們這群所謂的「文學」談論治國之道，只會一會兒說堯舜，一會兒說孔子、墨子，真讓你們去處理政務就手足無措，可謂嘴上頭頭是道，現實一事無成，穿著異於鄉民的衣冠，能力上無異於凡人。你們被選為賢良、文學，只不過運氣好，並不代表有真實的處理政務的水平，我本來就不該和你們討論治國之道。
賢良、文學的回應是：「文學不中聖主之明舉，今之執政，亦未能稱盛德也。」——我們的能力確實有限，但如今廟堂之上執政的官員，能力也高不到哪裡去。
在鹽鐵會議上，桑弘羊多次提及管仲與商鞅，以他們的理念為自己辯護。顯見他是管仲和商鞅的忠實信徒。管仲說過，治理天下的首要之務是必須做到「利出一孔」，讓百姓只有一條獲利渠道。只有做到「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對百姓的恩賜與剝奪、百姓的貧困與富有全部操縱在官府、君王之手，百姓才會視官府為日月，愛君王如父母。商鞅完全繼承了管仲的思想。《商君書·弱民》明言「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具體的做法則是「利出一孔，則國多物；出十孔，則國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亂」。
桑弘羊推行的鹽鐵官營、國家均輸正是管仲、商鞅「利出一孔」思想下的產物。
儘管賢良、文學在論辯中將桑弘羊批評得體無完膚，但鹽鐵會議僅象徵性地廢除了一項酒類國營專賣政策——打倒了桑弘羊的霍光同樣對「利出一孔」懷有濃厚興趣。他不喜歡桑弘羊，但他喜歡桑弘羊設計的鹽鐵官營、均輸政策，正如他喜歡賢良、文學對桑弘羊的批評，但不喜歡賢良、文學展開批評所依賴的政治、經濟理念。
所以，終霍光之世，這場由他推動發起的中國思想史上的偉大辯論始終沒有形成任何官方檔案，也未被載入任何官方檔案；參與論辯的六十餘位賢良、文學，也幾乎連姓名都沒有留下，全部消失無蹤——鹽鐵會議過去了約三十年後，桓寬在蒐集資料，編纂《鹽鐵論》時，只尋到了四位留下了名或姓的賢良文學，他們是：茂陵唐生，魯國萬生，中山劉子雍，九江祝生。
較之管仲與商鞅，人們將他們遺忘得實在太過迅速。
二、寄望以「天命」約束皇權
與賢良、文學大戰桑弘羊大略同期，廟堂與江湖之上另有一批知識分子也正以「天人感應」理論為武器，致力於批判西漢帝國的施政方向。
所謂的「天人感應」理論須回溯至元光元年（西元前134年）。那一年，年過四旬的董仲舒響應朝廷徵召賢良的詔書，給漢武帝呈上三篇策論，得到了漢武帝的激賞。他的三篇策論史稱《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談了三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天命」，也就是王朝的合法性。董仲舒說，誰獲得天下是由「天命」決定的。災異是天與人之間的一種對話。國家無道，上天就降下災害來譴責皇帝和朝廷；屢次譴責、警告無效，上天就會改變初衷，把天下交給其他人，天命就會發生變化。反之，國家有道，上天也會降下祥瑞來表彰皇帝和朝廷。第二個問題是漢帝國的國策，也就是選擇黃老之學還是選擇儒學。董仲舒支援的是融法家、黃老之學、陰陽家於其中的「新儒學」。第三個問題是教育與選舉，也就是如何打通體制外的知識分子進入官僚集團的渠道。董仲舒攻擊了現行的三種官員選拔機制：1．郎選，皇帝的近衛、侍臣任期到了可以升遷為官；2．任子，二千石及以上高階官員有資格推薦自己的子弟為官；3．資選，也就是花錢買官。董仲舒認為，現有的三種辦法選出來的官僚「未必賢」，他主張建立一種新的官員選拔機制，由地方每年推薦人才給朝廷，由朝廷量才授官。
圍繞著這三個問題，董仲舒提出了五條實質性的建議：
第一條，建立明堂，重塑禮制，以約束貴族（尤其是諸侯王）。
第二條，建立太學，培養官僚。同時從民間選取賢良，為體制外的知識分子開闢入仕通道，重塑漢帝國的統治基礎。
第三條，推行天人感應，塑造漢帝國的合法性。
第四條，限制豪紳佔田，節制土地兼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