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地皇四年（西元23年）秋天，起義軍逼近長安。不知所措的王莽再次遵循《周禮》的指示——「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率領群臣來到南郊，集體向天地哭訴。這個白髮蒼蒼、年近七旬的老人頹然跪在祭壇上，絮絮叨叨地回憶、訴說著自己獲得帝位的前後經過，最後悲憤地仰天質問：「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眾賊？即令臣莽非是，願下雷霆誅臣莽！」王莽捶胸大哭，幾乎昏厥。
這年十月，王莽在長安死於亂軍之中，他留在史書上的最後一句話是：「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他那白髮蒼蒼的頭顱，被送到宛城高高懸掛起來，成了當地百姓「提擊」的目標，還有人偷偷割走了他的舌頭。
三、光武帝君臣的反思
漢光武帝建武元年（西元25年），劉秀在新莽的廢墟上建立了東漢王朝。自建國伊始，劉秀和他的大臣們就一直在思考兩個問題：1．西漢為什麼會被王莽和平取代？2．萬民擁戴的新莽政權為何會短命而亡？
君臣的思考結果化為歷史教訓，歷史教訓再化為現實政策。為避免重蹈西漢與新莽的覆轍，劉秀推行了兩項改革。
第一項改革是在學術領域支援今文經學，疏遠古文經學。這兩派的區別，簡單說來就是：古文經學主張迴歸儒家經典本身，今文經學更看重後人對經典的詮釋。具體到漢代的政治思想領域，相比古文經學，今文經學更重視讖緯，也就是依據天人感應之說從儒家經典中尋章摘句來言說天命吉凶。自漢武帝以降，西漢所有的皇帝都喜歡今文經勝過古文經，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今文經學與怪力亂神的讖緯之學糾纏在一起，玩的是割裂文辭、牽強附會的遊戲，不像古文經學那樣動輒拿出孔孟之言來對社會問題展開批判。支援今文經學，既可以用讖緯來強化皇權的合法性，也可以削弱知識分子的批判意識。劉秀登基初期，為籠絡在野知識分子，曾一度將古文經《左氏春秋》立為官學。待他權位穩固，又將《左氏春秋》從官學裡剔除，理由是搞古文經的學者不懂讖緯，不能為東漢王朝的合法性添磚加瓦。
對那些不認同今文經學、不願意玩讖緯遊戲之人，劉秀是極不喜歡的。桓譚是一位古文經學家，「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做學問只重視書中表達的思想主旨，不玩割裂章句、附會讖緯的把戲。而且，他非但自己不玩，還兩次冒死上奏，勸諫光武帝也不要玩。他在奏章裡說：先王、先賢的著述均以仁義正道為本，不妄談怪力亂神。聖人也難以參透天道，從賢者子貢而下已無人得聞天道，後世那些淺薄的儒生就更不要奢望。如今那些妄談讖緯的都是小人，陛下要遠離他們。他們偶然說對了，也不過如同猜數字的單雙，只是運氣所致。劉秀讀了桓譚的奏章之後很不高興。稍後，劉秀想要修一座靈臺，故意詢問反對讖緯的桓譚：「我想用讖來做決定，你以為如何？」如其所料，桓譚梗著脖子回答：「臣不讀讖。」劉秀遂藉機給桓譚扣了一頂「非聖無法」的帽子，欲將他下獄，斬殺。70歲的桓譚「叩頭流血」，良久才免於一死，被逐出了京城。另一位大儒鄭興也是古文經的擁護者。劉秀曾與他談論郊祀之事，問道：「我想用讖來決定祭祀的方案，你以為如何？」鄭興回答：「臣不為讖。」劉秀同樣當場翻臉，逼問他：「你不為讖，難不成你是反對讖？」鄭興被嚇了個半死，跪下，誠惶誠恐地解釋：「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他說自己只是沒有學會讖緯之術，並沒有任何反對讖緯的意思，才保住了一條性命。
劉秀的第二項改革是頒佈官修典籍，由朝廷來壟斷讖緯的解釋權。這主要為了防止讖緯失控，走向對東漢王朝不利的方向。所謂讖緯是讖書和緯書的合稱，讖是秦漢間方士化儒生編造的預示吉凶的隱語，緯是漢代神學迷信附會儒家經義衍生出來的談論天命的書籍。因為劉秀的提倡，讖緯在東漢被視為「內學」，正經的儒家經典反淪落成了「外學」。自起兵反抗新莽到成為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長期使用讖緯作為工具來為自己的軍事、政治活動服務。他可以因某些人的姓名與讖緯相合，就起用他們為官，也可以與割據蜀地的公孫述展開讖緯之戰，來回辯論天命究竟在誰身上。所以，史稱「帝（劉秀）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為了將讖緯的解釋固定下來，劉秀將讖緯定為洛陽太學的必修課程，大力征召全國通曉讖緯的儒生前來洛陽校訂讖緯典籍。建武中元元年（西元56年），也就是劉秀去世的前一年，整理讖緯典籍的工作終於大功告成，朝廷下詔「宣佈圖讖於天下」。官方頒佈了《河圖》《洛書》（合45篇）及七經之《緯》（合36篇），總計81篇，作為解讀讖緯的經典。皇權由此徹底壟斷了對讖緯的解釋權，任何私造讖緯的行為都不再被允許。
劉秀的兩項有關讖緯的政策分別針對西漢知識分子的社會批判意識和西漢末年以天命約束皇權的思想潮流。劉秀希望以「怪力亂神」的今文經學來弱化前者，以皇權壟斷讖緯的解釋權來消弭後者。他也確實部分達成了自己的目的。但對皇權有利並不意味著對社會有利。在朝廷尊儒政策的引導下，東漢社會長期處於一種「全民好學」的氛圍。官學繁盛自不必說，開設私學的名師的弟子多至數百，乃至數千人也是常態，還出現了不少幾代人專門研讀一部經書的世家大族。但好學的氣氛又非常詭異，因為絕大多數人學習的內容是怪力亂神的讖緯儒學——不但官學如此，私學也一樣。讖緯與知識分子個人的上升渠道捆綁在一起，若不教讖緯之學，私學就會收不到學生。結果是大量的讀書人被方士化了，雖名為儒生，但並沒有成為真正的知識分子，全民向學，卻什麼也沒有學到。
光武帝之後，規模最大的一次對西漢滅亡和新莽短命而亡的反思來自漢章帝。建初四年（西元79年）冬天，漢章帝召集一干學者，在皇宮內的白虎觀舉辦了一場學術會議，會議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來規範百姓方方面面的行為。會議的成果由班固等人編成《白虎通》一書，在全國發行。中國秦制時代臭名昭著的「三綱」——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就此正式成為官方認定、強制推行的意識形態。
根據《白虎通義》中的要求，合格大臣的基本標準是「善稱君，過稱己。臣有功，歸於君」，功勞是皇帝的，過錯是自己的。好兒子的基本標準是隻要父親活著，就「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也就是說，兒子不能自己決定自己的事情，也不能自由支配自己的財產。還有「父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父子不可以分開，即使父子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更甚的是《白虎通義》對女性的要求。女性必須擁有「順德」，即柔順的美德，在家扮演女兒，出嫁扮演妻子的角色，都要對家中的男性——父親、丈夫、兒子唯命是從。針對女性，《白虎通義》還特別制定了「婦人無爵」的規定：「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什麼是「婦人無爵」？就是女性作為「陰卑」之人，沒有社會屬性（「無外事」），只有「三從」（「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的家庭屬性。這相當於是用法律的形式將女性定義為男性的附屬品。
漢章帝召集學者在白虎觀召開學術會議，針對的是西漢知識分子公開批評朝廷政策的風氣，以及西漢末年太后常常成為皇權代理人、進而導致外戚坐大的現象。「君為臣綱」的目的是消滅知識分子的批判之聲，「夫為妻綱」「婦人無爵」的目的是消滅太后與外戚勢力，「父為子綱」則是漢帝國以孝治天下的具體化。
皇帝希望參與制定三綱之人成為遵守三綱的楷模。受了三綱之害的貴戚、朝臣和知識分子則更樂見制定三綱之人帶頭違反三綱，陷入羅網。於是，在眾人的審視下，負責將白虎觀經學會議的結果編撰成書的班固和他的家人就成了三綱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別欣賞屈原，在文章裡說過「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這樣的話。三綱出爐後，班固只好另寫文章，違心批判屈原不該「露才揚己」，不該「責數懷王」，不該「沉江而死」，實在不是一個標準的忠臣。班固的妹妹班昭，即使自身才華橫溢，也不得不在婆家謹小慎微地過著低眉順眼、低人一等的生活。她後來在《女誡》裡說，自己嫁到曹家後，「戰戰兢兢，常懼絀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在夫家四十多年，熬到公公、婆婆、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過了幾天輕鬆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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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佚文》：揚子云作《法言》，蜀富人齎錢千萬，願載於書。子云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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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王莽傳中》載王莽的詔書：「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予九族鄰里鄉黨。故無田，今當受田者，如制度。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如皇始祖考虞帝故事。」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110—4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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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王莽傳中》載王莽的詔書：「予前在大麓，至於攝假，深惟漢氏三七之厄，赤德氣盡，思索廣求，所以輔劉延期之術，靡所不用，以故作金刀之利，幾以濟之……赤世計盡，終不可強濟。皇天明威，黃德當興，隆顯大命，屬予以天下。今百姓鹹言皇天革漢而立新，廢劉而興王。夫‘劉（劉）’之為字‘卯、金、刀’也，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41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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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書·食貨志下》載魯匡之言：「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無酒酤我’，而《論語》曰‘酤酒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便人，可以相御也。《論語》孔子當週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則費財傷民。」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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