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胡人在大唐掙到的鉅額財富，唐王朝有時候也會很眼紅。
按唐代律法，「海商死者，官籍其資，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沒入」，來自海外的商人死了，三個月沒有妻兒來衙門認領遺產，遺產就歸官府所有。孔戣做嶺南節度使的時候覺察出了三個月期限的微妙：「海道歲一往復。」波斯客商的死訊傳回本國，本國的親屬再坐船來到唐王朝，往往要一年的時間，三個月的期限無異於直接沒收海外客商的資產。於是在他的任期內，無視三個月的期限，隨便什麼時候，只要是海外客商的親屬來認領遺產，都同意交還。這個故事出自韓愈給孔戣寫的墓誌銘。孔戣的做法被韓愈拿出來讚歎，顯示它並非主流，以三月為限沒收海外客商遺產才是普遍的做法。歷史學家呂思勉評價唐律規定的三個月的期限，說它的實質是「故立苛例以規利」，故意制定苛刻的法律來謀利。
唐文宗大和八年（西元834年），朝廷又出臺了一項政策：「死波斯及諸蕃人資財貨物等，伏請依諸商客例，如有父母、嫡妻、男兒、親女、親兄弟元相隨，並請給還。如無上件至親，所有錢物等並請官收，更不牒本貫追勘親族。」
這是一項非常意味深長的政策，政策的微妙之處在於「元相隨」三個字。大意是：波斯人和其他外國人死在了唐王朝，留下了資產、貨物，如果他有「元相隨」的父母、嫡妻、兒子、女兒與親兄弟，可以繼承他的財產，如果沒有，那財產就歸官府所有了，且不發公文去他的本國尋找親屬。所謂「元相隨」指的是客商來唐王朝時隨行的父母、妻子、兒女、親兄弟，而非在唐朝娶的妻妾、生的兒女。這項政策讓許多海外客商辛辛苦苦一輩子，只是在給唐王朝積攢財富。
《太平廣記》中有兩則波斯商人託付遺產的故事，頗能反映時代的變化。
第一則故事的主角是活躍於唐玄宗時代的李勉。故事中說，李勉遇到一個重病的波斯商人，因感念其照顧，商人臨死前將一顆「當百萬」的寶珠贈給李勉。李勉將寶珠藏在胡商口中一併埋葬。後來，李勉在揚州遇到胡商之子，帶了他去胡商之墓中取走了寶珠。
第二則故事的主角是李勉的兒子李約。故事中說，李約在江上遇到一位重病的胡商，胡商將自己的兩個女兒託付給李約，還送了他一顆寶珠。胡商死後，「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埋葬胡商時，李約把寶珠塞在了他口中。後來，胡商有親屬前來要求繼承財產，開啟墳墓，看到了寶珠。
都是胡商，都是在江邊相遇，都是相贈寶珠，都是放在屍體口中，都是掘墓得寶，元素如此雷同，兩則故事顯然出自同一個藍本。但前者的故事發生在唐玄宗時代，「元相隨」條款尚未形成，故事中也就沒有將波斯商人的財產送官的情節；後者的故事大概發生在唐文宗時代，所以李約做出了「財寶約數萬，悉籍其數送官」的舉動——胡商身邊的兩個女兒不符合「元相隨」的繼承條件，李約只好將胡商的財產造冊送官，後來，符合「元相隨」條件的親屬來到，放在官府的胡商的財富連帶墓中的寶珠才能被拿走。這是同一則故事在不同的時代流傳，為了顯得真實而糅進時代元素的典型案例。
也是在唐文宗時代，發生了顯貴子弟向胡商借錢沒有償還、被胡商起訴的事件。唐文宗將政治賬與經濟賬一起算。政治上，他覺得太丟大唐臉面，貶了欠債者的官職，又在大和五年（西元831年）下了一道詔書，要有關部門好好「撫安」被欠債的胡商，「免令受屈」，別讓他們要不回錢，受了委屈。經濟上，朝廷出臺了新規定，「自今已後，應諸色人，宜除準敕互市外，並不得輒與蕃客錢物交關」，從今以後，不許唐朝百姓再向胡商借錢。政策看似是在保護胡商的利益，實際上是限制胡商經營放貸業務，是在試圖阻止唐王朝的財富外流。文宗開成元年（西元836年），朝廷再次重申了這項政策，禁止唐朝百姓拿自己的產業、奴婢做抵押，去向胡商借錢。
但是朝廷的政治賬與經濟賬，無論怎麼算，對唐朝的普通百姓來說，都不會有什麼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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