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初九，二百斤黑鉛被運進圓明園。
十二天之後，雍正皇帝在圓明園暴斃身亡。次日，他的兒子乾隆下了一道諭旨，說先皇日理萬機，閒暇之時，聽說江湖上有煉丹之說，於是把張太虛、王定乾等道士招來，安置在圓明園，但「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也「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現在朕將張太虛、王定乾等人趕出圓明園，遣回原籍，若有人出去後膽敢「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決不輕饒，立即正法。
這當然是欲蓋彌彰的說法。雍正突然死亡，乾隆及朝中王公大臣皆措手不及。在諸事待辦的狀況下，乾隆於雍正駕崩次日竟騰出手來優先處置在圓明園內的兩個煉丹道士，自是因為這兩個道士與雍正之死有著非比尋常的關係。事實上，雍正皇帝熱衷煉丹，他常年吃丹藥是清帝國官僚集團眾所周知的事。他不止一次將煉製的丹藥賞賜給鄂爾泰、年羹堯、張廷玉、田文鏡、嶽鍾琪等人，這些都記載在皇帝的硃批和臣下的謝恩摺子裡。
而雍正之所以長期服用「既濟丹」「秋石」之類的丹藥，既有色慾方面的因素，也與他統治清帝國的手段有密切關係——清軍入關之後，歷代皇帝都相當注意吸取中原秦制帝國的統治術。雍正是其中走得最遠的。他在位十三年，心心念唸的全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也就是官僚集團。他不喜歡「與士大夫治天下」，而是希望將官僚集團規訓為最服帖的奴僕。為達成他的目的，他在官僚集團中發起人格侮辱運動，實施密摺治國，將自己變成一個日理萬機的最高情報頭目。
為了始終能夠日理萬機，他不得不求助於丹藥。而那丹藥最終要了他的命。
一、正面榜樣與反面教材
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初三，陝西三原縣棉花販子秦泰騎馬路過河南府孟津縣。在宋家山地界，將裝有一百七十餘兩白銀的包裹不慎掉落，秦泰一路風塵，滿身疲憊，許是在馬背上打了個盹兒，居然沒有察覺。
劉姥姥進大觀園，曾對賈府花費二十多兩銀子置辦的螃蟹宴感嘆說「這一頓飯的錢夠我們莊稼人過一年了」。如此也就不難理解秦泰丟了一百七十餘兩銀子之後的驚慌失措。他找到當地地保備了案，忍痛出了一張承諾「均分銀兩」的告示，並在第二天貼滿了附近鄉鎮的大小角落。
秦泰不知道的是，就在他滿大街貼告示的同時，孟津縣一個叫翟世有的老農正抱著他那一百七十餘兩銀子的包裹蹲在宋家山的官道上等他往回找，而且一直等到天黑。他更不會想到，告示貼出來的第二天，就在他幾乎已經完全絕望的時候，翟世有那張帶著些許木訥的臉會突然出現在他面前，把那包沉甸甸的銀子塞回到他手中，而且拒絕接受任何酬謝。從驚愕中回過神來的秦泰跪下給翟世有叩了幾個響頭，將他拜做了乾爹。
兩個多月以後，翟世有接受了朝廷的調查和褒獎。談及拾金不昧的動力，受驚不小的他戰戰兢兢地說：「我當時只是想到了我的婆娘，她丟了三百文錢就差點兒急死。」
朝廷的調查緣於河南山東總督田文鏡的一道摺子。當雍正皇帝藉著搖曳的燭光在田文鏡的奏摺裡讀到關於翟世有的彙報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一種巨大的滿足感瞬間充溢胸間。在那道長達一千二百餘字的《恩賞義民翟世有頂戴銀兩諭》中，雍正皇帝將那鄉野間的拾金不昧上升到理論高度。他大發感慨地說，孟津翟世有拾金不昧的事情充分說明朕這些年來盡心竭力、耗盡心神的教化工作取得的勝利，「乃風俗休養之明徵，國家實在之祥瑞」，並大力稱讚田文鏡這些年在河南「獎勸」民風功不可沒。
皇帝明確要求把這道諭旨發到京裡、京外所有官員手裡。皇帝說，像翟世有這樣大字不識幾個的老農民都知道戒貪知足、拾金不昧，你們這些官員個個飽讀詩書，居然還營私舞弊、貪汙腐敗，難道不覺得羞愧嗎？皇帝決定恩賜翟世有七品頂戴，賞白銀一百兩，責成河南府將翟世有的事蹟刻成石碑，立在拾金之處。
同年七月，田文鏡再次上奏說，河南有一個賣面的窮人陳懷金撿到江南羊客王盛丟的二十四兩八錢銀子，不但全數奉還，還不要任何酬謝。雍正御批表彰說，河南底層百姓的道德水準這麼高，「誠所謂瑞也」，實在是國家的祥瑞。雍正七年（1729年）九月，天津的地方官管承澤上奏說，當地有一個底層婦女梁氏也撿到了六兩五錢銀子，同樣主動交還給了失主，不要酬謝。雍正下旨賞賜梁氏大米、布帛，還為她題寫了匾額作為表彰。雍正八年五月，山西巡撫石麟遞來報告，說在山西朔平府有一個叫趙亨清的百姓，撿到九兩一錢銀子，也主動交還給了失主。直到雍正十三年四月，直隸總督李衛還有類似的摺子上奏。雍正的興致似乎也從未消減。他在李衛送來的奏摺上批示說：「以匹夫匹婦之愚，而能輕財尚義，慕善樂施，允屬難得。於斯足徵風俗向淳之漸，覽奏朕懷曷勝愉悅。」意思是：愚蠢的匹夫匹婦都懂得「輕財尚義，慕善樂施」，實在難得，可見朕登基以來整頓天下風俗的成績很不一般。朕看到這樣的奏摺，實在是非常高興。
集中力量樹立正面榜樣的同時，雍正也在努力尋找反面教材。
名士錢名世不幸被選中。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的一道上諭裡說：錢名世這樣的讀書人毫無廉恥，寫詩諂媚奸臣、逆賊年羹堯。所以，朕之前特地為他書寫了一塊「名教罪人」的匾額，勒令懸掛在錢家，還下旨要求在京科舉出身的大小臣工都必須賦詩一首來諷刺錢名世。朕這樣做，並不只是為了懲罰錢名世這麼一個宵小之輩，而是想讓天下臣工都知道，讓像他這樣的「名教罪人」恥辱地活在世上比直接殺了他更殘酷。所以，朕希望「凡讀書之士，皆期仰體朕心，人人爭自濯磨之故也」，其他的讀書人都要捫心自問，好好反省，不要重蹈覆轍。
錢名世被選中，直接原因是他牽涉進了年羹堯一案。
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堯進京，正值如日中天之際。錢名世賦詩八首相贈，當中有「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一句，用的是周成王年幼，周公與召公輔佐成王分陝而治的典故。雍正讀了之後怒不可遏，覺得錢名世是在貶低自己，抬高年羹堯。稍後，雍正又在錢名世的詩中發現一句頌揚年羹堯的：「鐘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這當中也有典故，「第一碑」是康熙為表彰十四皇子胤禵的戰功而立，雍正與胤禵素來不和，即位後曾藉口碑文沒有凸顯康熙的功績，對碑文的內容做了許多修改。錢名世說年羹堯有資格獲得「第二碑」，他的詩句讓生性多疑的雍正怎麼想怎麼彆扭。
文人作詩頌揚正春風得意的朝中重臣本是尋常事。錢名世頌揚年羹堯的時候，雍正也正在給年的密摺裡說什麼「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樣」這樣的肉麻話。在諸多頌揚年羹堯的讀書人當中，雍正之所以單單選中了錢名世，要將他拉出來批倒、批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錢的那句「分陝旌旗周召伯，從天鼓角漢將軍」犯了雍正的大忌諱。皇帝忌諱的不僅僅是錢名世的詩貶低了自己，抬高了年羹堯，還包括周公、召公的典故蘊含的儒家「王道」思想正是雍正極力想要打擊、清理的思想「毒瘤」。雍正理想中的君臣之道絕不是周成王與周公、召公之間的那種共享政權的平等關係，而是絕對的主僕關係。
唯有體察到這一點，才能理解雍正為何要給錢名世題寫匾額「名教罪人」，也才能理解雍正為何要給所有在京科舉出身的官員佈置任務，命他們寫詩諷刺錢名世，而不是更直接的將錢名世砍頭、滅族。「名教罪人」的匾額也罷，集體寫詩罵錢名世也好，其實都是為了規訓所有的讀書人，摧毀他們殘存的「與士大夫治天下」的政治理念。
在雍正的運作下，錢名世很快成了舉國皆知的反面典型。雍正還將那些諷刺詩彙集起來交給錢名世，勒令他將它們整理、刊刻，出版成書。雍正這樣做的目的既是為了毀掉參與寫諷刺詩的那些官員最後的人格尊嚴，也是為了用諷刺詩來規訓全國的學子。末了，雍正還不忘指示常州知府和武進縣知縣（錢名世是常州府武進縣人氏），每逢初一、十五，親自去錢府檢視那塊「名教罪人」的御賜匾額，看看它是否還穩穩當當地掛在錢家的大堂之上。
二、全面侮辱打擊科舉出身的官員
雍正三年（1725年）六月，巡鹽御史莽鵠上奏皇帝說：天下有許多鑽營附勢之徒，他們互通聲氣，投拜門生，沒有中舉的人希望靠他們在考場上打通關節，做了官的人希望得到他們的舉薦，官越做越大。那些本來不和的人一旦拜了師生，立刻惺惺相惜，互相引薦、說情、徇私舞弊。莽鵠希望朝廷頒佈詔令，嚴禁科舉出身的官員搞門生、座主的把戲。
莽鵠的奏摺是在刻意揣摩雍正的心思，迎合他的需求。
清代有對官員與士人免除差役、徭役的優待。官員與士人被稱作官戶、宦戶或儒戶，對他們的優待催生出了兩種後果。第一種是許多底層百姓為躲避朝廷沉重的差役、徭役，想方設法找關係，將自己掛靠在同姓的官戶、儒戶下面。雍正將之稱作「其子孫族戶濫冒及私立儒戶、宦戶」。第二種是底層百姓將自己的田產掛靠在官戶、儒戶那裡，到了納稅的時候，底層百姓就把錢糧交給官戶、儒戶，由他們代為繳納。雍正將之稱作「生監包攬同姓錢糧以為己糧」。
躲避差役很好理解，包攬錢糧有必要略做解釋。在包攬的過程中，底層百姓交給官戶、儒戶的錢糧往往多於應該交給官府的法定錢糧。百姓之所以願意多出錢，也要去找官戶、儒戶來代自己納稅，是因為繳納錢糧並不是往官府的銀庫、糧庫一扔就完事了。在納稅的過程中，他們需要面對糧頭、櫃吏、倉吏、官銀匠等少則七八個、多則十餘個環節的刁難與盤剝。這些環節全部走下來，耗費早已遠遠超出了法定稅額。讓官戶與儒戶代繳則沒有這樣的問題。
嘉慶年間做過軍機大臣、直隸總督的蔣攸銛在奏摺裡給皇帝分析過為什麼百姓寧願多出錢，也要將自己的稅糧包給官戶、儒戶代繳。蔣說：「所最苦者，良善鄉愚，零星小戶，雖收至加五六而不敢抗違……且鄉僻愚民，始則忍受剝削，繼亦漸生機械，伊等賄託包戶代交，較之自往交漕加五六之數，所省實多，愚民何樂而不為？是以邇年包戶日多，鄉戶日少。」那些老實的零星小戶最慘，他們繳納漕糧，常遭州縣官府盤剝，多交法定納稅額度的五六成，也不敢反抗。但即使是老實的愚民，受剝削久了，也會慢慢開竅。他們會發現，其實花錢讓人「包戶代交」，比起自己去交而被多盤剝五六成更划算。所以，近些年來，民間的「包戶」越來越多，自己單獨納稅的「鄉戶」越來越少。
底層百姓兩害相權取其輕，找關係依附在官戶、儒戶之下，對朝廷來說意味著可供汲取的物力、人力的體量變小了。對找不到關係掛靠的百姓而言，意味著朝廷會將更沉重的賦稅和差役壓在自己身上。所以，雍正二年，朝廷下詔革除了官戶、儒戶的名目；雍正四年，又再次下詔規定免差役、徭役的特權僅限於做過官的或有功名計程車子本人。與這些新規同時推出的還有「士民一體當差」的新政策。
恰是「士民一體當差」的新政策在河南接連鬧出風波。先是雍正元年（1723年），鞏縣知縣張可標貼了一張「生員與百姓一體當差」的告示，引起該縣生員不滿，控告他貪汙腐敗。雍正二年五月，封丘縣又以修復黃河河堤的人力、資金不足為由，下令「士紳一體當差」，引發了士子集體罷考事件。罷考之前，士紳群集在開封巡撫衙門前投訴，要求廢除「士紳一體當差」，維護官戶、儒戶的尊嚴。
事件本身不難平息，按常規辦法殺幾個帶頭者，組織一場補考，地方很快便能安定下來。但雍正對罷考事件非常在意。他發現，在處置的過程中，只有非科舉出身的田文鏡積極鎮壓，科舉出身的河南官員則集體態度消極。科舉出身的學政張廷璐平日裡碰到儒戶不肯上繳錢糧，即多有庇護。儒生罷考，他也自始至終沒有半句申飭之言。科舉出身的開歸道陳時夏負責審訊鬧事儒生，但他並不坐堂審案，而是將鬧事的儒生請到內衙，彼此以年兄年弟相稱。科舉出身的按察使張保則拒絕介入罷考事件中來，聲稱自己只管人命盜案。據雍正接到的密報，甚至連朝廷派去處理罷考事件的欽差大臣也是「初有沽名袒護之意」，即一開始也有意袒護鬧事的儒生。
在雍正看來，這是士大夫「彼此為援」，是遠比罷考本身更可怕的事情。
清廷自入關以來，始終對有組織計程車紳群體保持著高度的戒心。順治十八年（1661年），為打擊江南士紳，清廷曾以「抗糧」為罪名製造過一起「江南奏銷案」，被列入整治名單的江南士紳共有一萬三千餘人之多。這些人被集體革去了功名，「發本處枷責，鞭撲紛紛，衣冠掃地」，即戴著枷鎖被拉回原籍，當著本鄉父老的面遭受鞭打。有科舉探花出身計程車大夫僅欠銀一釐也遭此厄運；有些人並無任何欠銀，竟也在整治名單之中。可見清廷的本意並不在追討欠款，而是為了羞辱和擊潰江南士紳這個群體。「江南奏銷案」造成的結果是江南之地「庠序一空」，將有生員頭銜的讀書人消滅殆盡。松江府的五所官學原有生員三千餘人，「奏銷案」後每所官學只剩下數十人。嘉定縣剩下的生員甚至成了個位數。
「河南罷考案」很明顯是在提醒雍正皇帝，雖然康熙朝六十一年來仍繼續維持對讀書人思想上的高度管控，但科舉錄取名額和官學生員名額的增加已讓士紳的數量得到了較為可觀的恢復（儘管與明朝晚期的規模仍不可同日而語）。雍正有沒有想起順治年間的「江南奏銷案」不得而知，但他接下來所做的事情與「江南奏銷案」是沒有本質區別的。巡鹽御史莽鵠也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在雍正三年上奏，請求皇帝嚴厲打擊科舉出身的官員玩門生、座主的把戲。
與莽鵠上奏大略同期，田文鏡開始在河南大肆彈劾科舉出身的官員。他的行為得到了皇帝的大力褒獎，雍正鼓勵他「照此秉公執法，一無避忌，放膽為去，保爾永永平安」。有了皇帝「永永平安」的底牌，田文鏡工作得更加賣力。到了雍正四年二月，河南境內的讀書人已是人人自危。
原廣西巡撫李紱因升任直隸總督，恰於此時赴任路過河南，耳聞目睹了這一情況。李紱是康熙年間的進士，也是一位理學名家，在士紳中有很高的聲望。他在河南暫住時曾勸田文鏡不要刻意蹂躪讀書人，田否認自己有這樣的用心。進京後，李紱寫了一封彈劾田文鏡的奏摺，裡面說田這個人性格陰暗，任用奸邪，還舉了幾個例證，說田文鏡提拔市井無賴為官危害百姓。李紱正受雍正青睞，他的奏摺引起了皇帝的重視，且調查之後發現李紱列舉的田文鏡害民的案例確實不假。田文鏡隨即受到了皇帝的嚴厲斥責。
田文鏡深諳權術，反擊思路別出心裁。在給雍正的密摺裡，他非常乾脆地承認自己提拔的官吏確實害民不淺，確實是失職了，轉而開始大談特談李紱之所以彈劾自己，完全是出於科舉出身的官員「彼此為援」的弊俗。為證實他的指控，田文鏡還「考據」出了幾個受過他彈劾的河南官員其實是李紱的同科進士。據此，田給李紱扣了一頂「科舉朋黨徇私為奸」的大帽子。他扣的帽子正中要害。事實上，李紱也明白這層要害，所以他在彈劾田文鏡時，絕口不提河南讀書人所遭受的折辱，只說有確鑿證據的害民事件。田文鏡的回奏點破了這層要害。雍正很快就改變了立場，他給田文鏡發去御批：「今覽爾此奏，乃無稽之讒言也……具摺奏來，朕自有道理！」
所謂的「朕自有道理」是皇帝重新表態，給田文鏡送去了風羊和荔枝以資鼓勵；給李紱扣了一頂「喋喋之辭，而見輕於朕」的大帽子，撤掉了他的直隸總督，先是降為工部侍郎，再降為奉天府尹，最後投入獄中。關押期間，雍正曾兩次命人將李紱提至刑場陪綁，用刀架在他脖子上，讓他欣賞處決死囚的實況。
李紱失勢的同時，一場針對科甲官員的全面打擊迅速展開。雍正在諭旨裡說，朋黨的壞風氣一天不清理乾淨，天下的公理就一天不能得到伸張，為了將這樣的壞風氣「盡行洗滌」，哪怕廢掉千年沿襲的科舉，自己也在所不惜。
在這場運動中，被雍正抓出來予以全方位人格羞辱的典型是雲貴總督楊名時。楊出自康熙朝重臣李光地門下，也是一位理學名家。李光地去世了，李紱進了監獄，楊名時又對打擊科甲官員的運動持有異議，於是就被雍正選中了。
隨後，諸多古怪離奇的打擊狂風暴雨般砸向楊名時，撤職降級自不必說了。雍正五年（1727年），楊名時奏請疏浚洱海河道，放在平常，這就是一件準或不準的事情，這時卻被皇帝無限上綱上線。雍正說，楊名時這個混蛋在自己即將離任的時候，才提出這樣的奏請，顯然是想為自己在地方上留下好名聲。奏請不用秘密的折本，而非要用公開的題本，也是想讓所有人都知道，以博取美譽。再者，這樣的好事不留給後任去做，無非沽名釣譽。這樣的人「尚得覥顏自命為讀書人乎」？說完這些誅心之論，雍正尚不解恨，緊接著下了一道刻薄到極致的命令：既然楊名時想要為地方造福，那不如就命他拿自己的資產來疏浚洱海河道吧。他死了之後，讓他的兒孫繼續承辦，洱海河道的疏浚工程就永遠承包給楊名時他們家了。只有這樣，才能使天下人知道「沽名邀譽之徒不但己身獲罪，而且遺累子孫也」。
為了整垮楊名時，雍正安排了沒有科舉背景的朱綱去做雲南巡撫。朱綱赴雲南上任之前，多次蒙雍正召見，面授整治楊名時的方針。朱綱知道自己去做雲南巡撫只有一個任務，就是按雍正的秘密交代整治楊名時，而完成任務的標準是查出楊名時貪汙腐敗的罪證，給他扣上「假道學」的帽子，進而將之問成死罪，也就是從肉體與精神上作雙重消滅。所以，他一到雲南就雷厲風行地掘地三尺，卻沒有挖出什麼值得大做文章的東西，反將雍正的寵臣李衛的諸多不法勾當給順藤摸瓜挖了出來。無奈之下，雍正只能在朱綱彈劾楊名時任內糧倉、錢庫存在虧空的奏摺上批示：朕知道，這些虧空是布政使常德壽的傑作，與楊名時無關，但他在任時沒有彈劾常德壽，表示他很樂意為這些虧空負責。勒令他來賠償這些虧空，常德壽免罪，不予追究。
再然後，雍正又決定讓楊名時進京，當面接受訓斥。沿途各地官員都接到了聖旨：楊名時進京的路上，不許任何人以禮接待，不許任何人為他鳴冤，不許出現任何不和的聲音。必須讓楊名時感到，他在這個世界上是孤立無援的。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人格侮辱運動。自雍正四年起，每個上任的官員都負有打壓科舉出身的官員的政治任務，皇帝甚至還為他們定下了具體的指標。最終，雍正得償所願，在清帝國造就了一種「天下方輕讀書人，不齒舉人進士」的新風尚。
三、以密摺困鎖群臣而自困
除了侮辱科甲官員的人格，雍正還有一個治理天下的不二法門，那就是密摺制度。
密摺是皇帝賦予特定官員秘密奏事的特權，出現於康熙年間，如江寧織造曹寅就擁有給皇帝寫密摺的特權。康熙認為明代的廠衛容易尾大不掉，也看不起明太祖微服私訪的手段，故創造了密摺制度。康熙對自己的判斷力極為自負，不止一次言及自己在甄別真偽方面的經驗極為豐富，自信「人不能欺朕，亦不敢欺朕，密奏之事，惟朕能行之耳」。
雍正對自己的判斷力的自信遠甚於康熙。登基之後，密摺制度即上升為皇帝治國的主要手段。康熙晚年雖一再鼓勵臣下密摺奏事，但規模一般，參與密奏者不過百餘人；雍正朝短短十三年，參與密奏的官員多達一千一百多名。康熙朝六十一年，現存硃批過的密摺不過數千件；雍正朝十三年，現存硃批過的漢文奏摺三萬五千餘件，滿文奏摺七千餘件，其中大部分屬於密摺，可見雍正對密摺的情有獨鍾。
利用密摺制度，雍正將清帝國的核心官員全部納入自己的間諜網路之中，官員們的一舉一動全在他的掌握之中。同時，他也成功將自己丟入瞭如山的垃圾奏摺之中。
雍正常常在硃批裡痛罵地方官給自己送垃圾奏摺，增加自己的工作量。比如雍正三年二月初三，廣東巡撫年希堯上呈3件奏摺，雍正閱後發現，奏摺的內容早已報告過了，於是在硃批裡責備道：「業經報明該部之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想爾粵省更無事可入告矣。如許遙遠，特差人齎奏此三事，殊為可笑。」
雍正也很討厭地方官員上摺子謝恩、表決心。這樣無用的奏摺佔去了皇帝大量的辦公時間，讓他不勝其煩。他在硃批裡反覆強調自己沒時間，讓地方官員不要再寫了送來。比如雍正三年，福建學政黃之雋多次上摺子叩謝皇恩，讚頌諭訓。雍正無奈回覆道：「凡百隻務實行，不在文字語言，頌聖具文，朕實厭覽。此數奏甚覺浮泛不實，如此等之奏，再不必，朕實無暇。」
雍正九年（1731年）十一月，鎮海將軍王釴上奏，說自己月前接到硃批的諭旨，裡面有皇上的「諄諄告誡」，自己「捧讀之下，感激愈深」，決心為皇上效犬馬之力，否則自己就不配為人。雍正讀到要吐，在回覆裡表示，自己實在不知道該怎麼批覆這樣的垃圾奏摺：「汝等漢軍人人如此奏，如出一口，言行相符者百無一二，朕實難以批諭……行與朕看，不必務言於朕聽也。」
對寵信的心腹之人送來的垃圾奏摺，雍正的硃批一般較為溫情。但他的溫情之中仍透露出深深的無奈——越是心腹，越沒有辦法對他們的垃圾奏摺視若不見。比如，他曾如此批覆河南巡撫田文鏡：「你差人奏摺太勤了，何必費此無益盤纏，況朕日理萬機，亦覺煩索。你奏來，朕自然批諭，若如此來往，則無寧止矣。」意思是，你遞奏摺的頻率也太高了，不要浪費這個錢，而且朕日理萬機，也覺得煩。你送奏摺來，朕自然是要批覆的，批覆了，你再回奏謝恩，朕再批覆，這樣來來往往，就無休無止了。
葛森是雍正的藩邸舊人，他擔任貴州布政使期間，也很愛給雍正寫垃圾奏摺。雍正設身處地站在葛森的角度來理解這個問題，覺得他這麼幹，可能是為了顯示自己與皇帝的親密關係，進而「挾制上司恐赫（嚇）屬員」，所以如此回覆他：「路途遠，若無應奏事件，何必塞責，徒勞往返。若以此為挾制上司恐赫屬員之舉，尤其不可不必者，志之，勉力做好官，務實行。若倚仗小才技弄聰明，非長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