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非心腹之人送來的垃圾奏摺，雍正的批覆就沒這麼好脾氣了。比如，雍正五年十二月初十，江南總督範時繹上了一道摺子，說自己的轄區瑞雪普降，還造了一尊龍的神像。雍正讀完勃然大怒，大罵範時繹彙報垃圾資訊，毫不體諒自己日理萬機之苦：「朕日理萬機，毫不體朕，況歲底事更繁，那（哪）裡有功夫看此幕客寫來的閒文章，豈有此理！」
雍正的十三年皇帝生涯，可以說是埋頭批閱垃圾奏摺的十三年，每天批覆奏摺的平均文字量高達八千字。他不斷責備下面的人不體諒做皇帝的辛苦，不斷給自己送來垃圾奏摺。殊不知，他自己才是垃圾奏摺產生的核心原因。
在康熙年間，有資格以密摺奏事者不過百餘人。雍正上臺後玩起了「密摺治國」，獲准參與密奏的官員多達一千一百多名，相當於將清帝國中上層的核心官僚全部納入了一張巨大的間諜網之中。這張網輻射全國，間諜們彼此隔絕，只許與皇帝單線聯絡。任何情報，無論是身邊的還是別省的，無論有沒有確鑿證據，都可以直接報告皇帝，由皇帝甄別。所有人都處於他人的監控之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身邊有皇帝的間諜，而不知道誰是自己身邊的那個間諜。亦即，雍正時代的中高層官場，人人都是監視者，人人也都是被監視者。
比如，雍正曾通過密摺命廣東布政使王士俊監視廣東巡撫傅泰，同時讓傅泰監視王士俊；命兩廣總督郝玉麟監視王士俊，又命王士俊監視郝玉麟；命傅泰、兩廣總督孔毓珣（與郝玉麟存在時間差）、廣州將軍石禮哈等三人同時監視廣州提督王紹緒，三名監視者互不知曉對方的秘密任務。雍正希望通過這種手段，將千里之外的廣東官場掌控在手。
在密奏制度下，每個地方官員的命運極大程度上取決於密摺（包括自己的和別人的）留給雍正的印象。雍正個人的喜怒與愛好成了他們遞送密摺時最關心、最需要揣摩的問題。海量的垃圾奏摺正是在各位官員微妙的揣摩下產生的。
禮節性的謝恩摺子是雍正朝的垃圾奏摺裡的一個重要門類。雍正曾一再告誡地方官員不要專程派人來呈遞謝恩摺子，要謝恩的話，可附在其他有實質性內容的奏摺裡一併送來。比如，雍正二年，雲南提督郝玉麟收到御賜孔雀翎，派人赴京送摺子謝恩，雍正的批覆是：「路遠，如此等謝恩之章奏，不必特使人來。」雍正五年，福建海壇總兵朱文接到雍正的硃批諭旨，派人送摺子謝恩，雍正的批覆是：「再有些微賞賜，隨便訓諭之旨，路途遙遠，不必特差人回奏，若有應奏事宜之便，再一併奏謝。」
但地方官員絕對不敢把雍正的這些批覆當真，因為在這方面有很多「血的教訓」。
比如，在給山東巡撫陳世倌的硃批中，雍正曾經大罵浙江巡撫黃叔琳，說他多次接到自己的硃批諭旨，竟然不上奏謝恩，實在是可惡至極：「黃叔琳自任浙撫以來，大負朕恩，種種不可列舉。朕經嚴諭數次，竟無一字奏覆，封還朕諭，可惡至極！」黃叔琳當時因他事犯錯，惹怒雍正，結果雍正跟他翻起了不謝恩的前賬。在給浙江提督石雲倬的硃批中，雍正也在謝恩的問題上大發雷霆：「朕誨汝許多格言，何啻珍寶。況悉系親筆所書，未見汝感激奏謝一字。似此隨眾賞賜些微物件，乃長篇大論以相煩瀆，殊屬不知輕重、不識大體之至！可惜朕一片苦心訓誨汝如此頑蠢之人。自此亦不再訓不再賞賜矣。」石雲倬送了一道長篇大論的垃圾奏摺來感謝皇帝賞賜的物品。雍正被他的垃圾奏摺弄得心情非常煩躁，又開始翻舊賬，怒斥石雲倬曾得到自己賞賜的「許多格言」，竟然沒有上奏謝恩。
皇帝的雷霆之怒自然會提醒那些困於密奏制度的中高層官僚，謝恩摺子一定要寫，而且最好單獨寫、儘快寫。寫晚了，送晚了，涼了皇帝的心，指不定就會變成「未見汝感激奏謝一字」，那事情就麻煩了。寫垃圾奏摺至多不過捱罵，不寫卻很有可能讓皇帝疑心自己的忠誠，孰輕孰重一目瞭然。
雍正的信條是「以一人治天下」，且不容任何人挑戰他的權威。馬爾齊哈曾在奏摺中引用《論語》中的名言「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意思是祭祀、禮儀方面的事務自有主管的官員負責。結果引來雍正痛批，說他拿這個句子說事實在居心叵測，肯定是想要矇蔽自己，「其心不欲朕詳查，則伊等邀結黨羽，任意擅行」。
如此，雍正就只能既以官僚集團為統治基礎，也以他們為重點防範物件。早在雍正二年七月，他就頒佈過著名的《御製朋黨論》，大張旗鼓批評官員之間的橫向交往，還將儒家知識分子讚頌了幾百年的歐陽修《朋黨論》斥為歪理邪說。歐陽修說，朋黨是個很正常的東西，自古以來就是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皇帝應該做的不是禁止朋黨，而是遠離小人的偽朋黨，親近君子的真朋黨。雍正說，歐陽修簡直是胡說八道，他要是活到今天還敢發這種議論，我一定會當面痛斥他，讓他幡然悔悟。
針對科舉出身的官員的人格侮辱和密摺治國都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前者試圖以運動的形式打掉士紳在社會上的尊嚴、地位與影響力；後者試圖通過制度建設的方式，將整個官場變成一個互相監視、互不信任、互相告密的地獄。
構建地獄的雍正必然會掉進這地獄之中。他在硃批裡反覆告誡地方官，要識大體，要明白什麼事該奏報給皇帝處理，什麼事不該奏報。也就是要體諒皇帝的辛苦，不要亂遞垃圾奏摺。但他的告誡不會有效，因為「以一人治天下」與要求官員識大體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密奏制度將官員集體變成了提線木偶，「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的責有攸歸的理念也遭到了皇帝的否定。對雍正朝的官員而言，現實很清晰：將問題送到雍正案前，求取硃批聖裁，才是理想的工作模式。
於是就出現了這樣的結果：雍正將自己累了個半死，只能在密摺裡跟心腹寵臣李衛吐槽「朕代各省督撫辦理者十居六七」，即各省督撫十之六七的工作都是雍正替他們做的。地方官員則不斷在謝恩摺子裡批評自己如何如何愚蠢，讚頌皇帝如何如何聖明。
當然，自批愚蠢的垃圾奏摺看得多了，雍正也就明白過來了——這些人自貶愚昧，讚頌皇帝的決策英明，實為懶政。在硃批裡，雍正留下了大量嚴斥官員以「庸愚」自居的內容。比如，陝西總督查郎阿的奏摺裡有「（皇上）鑑照無私，惟臣才識庸愚，見不及此」的句子，雍正用硃筆把「才識庸愚」四字劃去，批覆道：「朕深惡此等字句，你雖甘以庸愚自居，則朕以庸愚人寄託三省嚴疆重任，則朕之庸愚更勝汝之庸愚也！」你說自己平庸、愚蠢，那朕任用你做地方大員，朕豈不是比你還要平庸、愚蠢？再如，福建巡撫常賚上奏說更調水師武弁的事情，皇上的指示最為聖明，「臣跪讀之下，頓開愚昧，仰見睿慮周詳，無微不到，實非臣下愚淺陋之識所能窺」。雍正讀了之後大怒，批覆道：「‘頓開愚昧’四字豈可唐（搪）塞耶？胡說至極！」顯然，雍正也知道稱自己「頓開愚昧」已成了地方官員常規的避責手段。
這些嚴厲的斥責不會起效。皇帝既然要「以一人治天下」，臣僚也只好玩「以天下奉一人」，事事稟報，等待皇帝聖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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