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族親貴確實有很多的不滿。1864年，全國總督缺額十名，旗人只佔其二席，漢人佔了八席；全國巡撫缺額十五名，全部被漢人佔據。但奕訢也有他的苦衷。自咸豐元年（1851年）太平天國起事，為了保住愛新覺羅氏的皇權，重用漢人為地方督撫就一直是朝廷的既定策略。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國總督缺額十名，旗人只佔四席，漢人佔了六席；巡撫缺額十五名，旗人只佔一席，漢人佔了十四席。之後，咸豐年間，清廷一直在與太平天國作戰，肅順也就一直在重用漢人。奕訢的所作所為不過是因襲舊制，慈禧給他扣大帽子，說他重用漢人是要葬送愛新覺羅氏的天下，他自然不服。
1865年，奕訢的議政王頭銜被摘去。但靠著與慈安太后、文祥、醇親王及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地方督撫之間的親密關係，他仍得以繼續執掌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他與慈禧之間的關係也由「雙頭政制」變成了「一二線關係」。慈禧在二線垂簾，成了最終決策者。奕訢在一線忙碌，成了資訊樞紐，成了中轉站、提議者和執行者。光緒二年（1876年），文祥去世。光緒七年，慈安太后去世。奕訢的支援者日漸凋零，他與慈禧之間的一二線關係也愈發明朗。
雙頭政制脆弱，一二線關係同樣不好維繫。因為一線執行者天然要做二線決策者的替罪羊，奕訢與慈禧也不例外。到了光緒十年（1884年），終於發生了甲申易樞，慈禧對軍機處和總理衙門大換血，恭親王的勢力被迫從朝堂全面退出。「甲申易樞」緣於中法戰爭的失利，奕訢領導的軍機處確實應該負責任，但失利的核心原因是朝廷和戰不定，而和戰不定的根源在於慈禧的立場不明。她一面以諭旨安撫致力於維持和局的李鴻章，又同時放縱朝中清流彈劾主和派，導致軍機處無所適從。但慈禧身在二線，戰敗的鍋只能由在一線主持政務的奕訢來背。
儘管李鴻章說甲申易樞讓他「念之心悸」，但慈禧與奕訢之間的權力鬥爭並未改變時代的走向。奕訢之前如何重用漢人督撫，慈禧也繼續如何重用漢人督撫。奕訢之前可以接納條約外交，與列強改善關係，慈禧也可以容忍各國公使覲見皇帝不行跪拜之禮。奕訢如何支援李鴻章的洋務，慈禧也繼續如何支援李鴻章的洋務。
於是，就有了所謂的「同治（光）中興」。1863年，在太平天國行將潰滅之際，通政使王拯即上奏說「此誠我國家運際中興，千載一時之際會也」；1875年，又有陳弢收錄朝臣奏章編輯成書，直接定名為《同治中興京外奏議約編》。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同治中興」之說得到了朝野大多數人的認同。
同光中興的發生邏輯，扼要來說包括三點：
1．戰事上，依賴重用漢族士紳，向地方督撫放權——主要是在人力物力的汲取方面，賦予地方更大更靈活的權力；支援湘軍與淮軍，擊潰了太平天國與捻軍。正如印鸞章《清鑑》裡所總結的那般：「（慈禧）聽政之初，軍事方亟。兩宮仍師用肅順等專任漢人策。內則以文祥、倭仁、沈桂芬等為相，外則以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為將。自軍政吏治，黜陟賞罰，無不諮詢，故卒能削平大亂，開一代中興之局。」也就是與秦制王朝的統治基礎官僚集團達成和解、結為利益共同體（或謂向官僚集團讓權讓利），以應付內亂。
2．內政上，依賴開徵厘金與整頓關稅，讓財政系統擺脫癱瘓重新運轉，支援了洋務民用企業、軍工企業和新式海軍的建立。以關稅為例，在學習歐美引入近代海關制度，並聘用洋人進行管理之前，清廷的關稅是「承包」給地方的，地方只管繳足中央的定額，定額之外橫徵暴斂的數額，從來無人知曉。時人估計，中央拿到的定額，不到地方實際橫徵暴斂總額的十分之一。在洋人的幫助下成立近代海關之後，降低了稅率，砍掉了大量不合理稅目，關稅收入卻躍居中央財政收入的第二位。道光時代，戶部的常年財政收入只有4200萬兩左右。光緒年間幾乎增加了一倍，1893年的財政收入是8968萬兩，其中厘金關稅兩項合計達3392萬兩。而在1849年，關稅收入只有區區472萬兩（當時尚未徵收厘金）。通過開設新稅種並引入新的徵稅技術，提升了秦制國家的汲取能力。當可瓜分的蛋糕持續做大時，統治集團的內部矛盾，自然也就被弱化和掩蓋了。
3．外交上，嘗試著暫時拋棄「華夷秩序」，融入新的國際環境。其間雖有中法戰爭的波折，但自1861年起至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廷總體上仍可謂獲得了長達三十餘年的和平發展時段。也就是在力不能敵的前提下，外交上以接納條約為代價，將外部力量對秦制王朝的衝擊降至最低限度。
以上三點，既是「同光中興」的由來，也是它的核心含金量所在。遺憾的是，這條「中興之路」終究只是秦制王朝模式下關於控制與汲取之術的小修小補，或謂適當鬆動。當歷史的車輪進入20世紀，慈禧的非理性引來巨量的外部衝擊，中興的程式也隨即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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