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士紳群體千呼萬喚的「諮議局」終於得到允許在各省以選舉的方式成立（中央的相應機構名為「資政院」）。張朋園統計了15省諮議局議員的出身，發現他們與科舉時代的傳統士紳高度重合，「他們中的89．13%具有傳統功名，相對的，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21省的63位正、副議長中，無傳統功名者只有5人。也就是說，新議員的主體正是那些渴盼身份轉型已久的傳統士紳。
然而，諮議局的成立並沒有讓士紳成為清廷的擁護者。因為，在清廷頒發的《各省諮議局章程》裡，有一項規定是「諮議局僅為一省言論之匯歸」，「其所謂民權者，不過言之權而非行之權也」。意思是：諮議局只是一個輿論彙總之地，議員擁有的「民權」只是朝廷所允許的發牢騷之權，至於該出臺什麼政策，該釋出什麼檔案，該收什麼稅，該徵什麼捐，仍由朝廷和地方衙門說了算，資政院和諮議局均不得干涉。
在諮議局裡做牢騷客顯然不符合士紳群體對新身份的期望。他們在1907—1908年間頻繁發起「請開國會」的簽名請願運動，絕不是為了得到這樣一個結果。而且，為了分權制衡，朝廷本該賦予地方諮議局監督本省督撫的權力，如此則可以在中央、地方督撫與諮議局之間形成較為穩固的三角制衡關係。但朝廷擔憂賦予諮議局監督權之後，資政院也會獲得監督朝政的權力，於是反其道而行之，在諭旨中嚴令諮議局議員必須守規矩，必須接受本省督撫的監督，不可有任何逾越「一省言論之匯歸」這一許可權的行為。
慈禧去世後，以攝政王載灃為首的皇權集團似乎從未意識到如此設計諮議局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情。諮議局的成立既沒有能夠安撫士紳群體，也沒有能夠制約地方督撫，反而將以前星散在各地的舉子、生員聚集到了一起，為他們提供了合法的組織機構與合法的活動場所。諮議局橫向可以與他省諮議局互通聲氣（他們成立了一個叫作「各省諮議局聯合會」的組織），縱向上可聯絡資政院，下可溝通各州縣計程車紳。也就是說，原本影響力侷限於本省、本縣、本鄉計程車紳因為諮議局的出現，被統合成了一個有組織、有力量的全國性政治實體。
至此，清朝的滅亡已經只是時間問題。支撐清王朝的三大統治基礎——官僚、士紳與軍隊，前兩者與清廷離心離德，末者則實力有限，不堪大用。當宣統三年（1911年）武昌起義的槍聲響起，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立即選擇了與革命黨人合作。他利用「各省諮議局聯合會」這一政治資源，「通電告知各省諮議局以聯絡，內部訂軍事政治各條文，自是交戰團之勢成矣」。湯成了穩固湖北革命局勢的大功臣，其他各省也大體如此。比如，廣西的諮議局議員與同盟會會員一道前往巡撫衙門勸說巡撫熊秉坤宣佈獨立，使廣西不費一兵一卒倒向了共和。廣東諮議局副議長丘逢甲率眾遊說總督張鳴岐不要與革命黨人交戰，張選擇離開廣州，讓革命黨人和平接手。福建雖有旗人將領樸壽率軍抵抗，出現了流血衝突，但諮議局副議長劉崇佑召集議員開會，做出了與革命黨人合作組織新政府、宣佈獨立的決議後，也成功勸說閩浙總督松壽接受了這一事實。浙江諮議局的議員則是在議長陳黻宸的帶領下分頭進行遊說工作，使得浙江大體上和平宣佈獨立……
也許，慈禧早已預料到了這樣的結局。擔任晚清宮廷史官十餘年之久的惲毓鼎在日記中披露說，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廿二（1908年11月15日），慈禧於病危彌留之際，「忽嘆曰：‘不當允彼等立憲。’少頃又曰：‘誤矣！畢竟不當立憲。’」
慈禧這番臨終反思，道破了中國最後一個秦制王朝滅亡的玄機。
如本書開篇所言，秦制的兩大基本特徵是：1．以官僚集團而非封建貴族作為政權的統治基礎。追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莫非王臣」；官僚集團既是秦制政權的統治基礎，又是秦制政權時時防範壓制的物件。2．施政的核心訴求是儘可能提升人力與物力的汲取強度與總量。為此，必然致力於消滅一切有影響力的人與組織，消滅物件不但包括民間組織，也包括官僚集團的「朋黨化」，簡言之就是追求一種散沙化與原子化的扁平社會結構，為此不惜犧牲社會活力。
慈禧試圖在「清末新政」中將已然有所鬆動的秦制，重新做一番強化，故一手抓立憲以強化皇權的至高無上，一手抓官制改革以削弱督撫的軍權、財權、人事權。然而，現實卻是：庚子年的「西狩」已讓她的威望一落千丈，朝野對「一二人決策於深宮之中」的體制更是深惡痛絕。無論是督撫還是士紳，均期望改走限制皇權的「英式立憲」之路，而非重塑皇權的「日式立憲」。亦即：眾人皆以老太后及依附在她身上的決策體制為改革物件，老太后卻拒絕轉型，反要以眾人為改革物件。這衝突可謂無可調和。
無法調和的結果，便是離心離德的地方督撫無意再維繫清廷，已經組織化的諮議局士紳們則在辛亥年群起響應革命黨人的起事，清廷亦隨之土崩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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