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說一說這個真實的記憶。「文革」時期的小鎮生活雖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地枯燥和壓抑。在我的記憶裡，一旦有犯人被槍斃，整個小鎮就會像過節一樣熱鬧。當時所有的審判都是通過公判大會來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在中間，犯人胸前都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們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殺人犯、強姦殺人犯和盜竊殺人犯等等。在犯人的兩旁一字排開陪斗的地主和右派，還有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犯人低頭彎腰站在那裡，聽著一個個慷慨激昂的聲音對自己長篇大論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後就是判決詞。
我生活的小鎮在杭州灣畔，每一次的公判大會都是在縣中學的操場上進行。中學的操場擠滿了小鎮的居民，掛著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場的主席臺前沿，後面坐著縣革命委員會的成員，通常是由縣革命委員會指定的人站在麥克風前，大聲念著批判稿和最後的判決詞。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綁，身後又有兩個持槍的軍人威風凜凜，那麼這個犯人一定會被判處死刑。
我從童年開始就站在中學的操場上了，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會，聽著高音喇叭裡出來的激昂的聲音，判決書其實是很長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澤東說過的話和魯迅說過的話，其後的段落大多是從《人民日報》上抄下來的，冗長乏味，我每次都是兩條腿站立得痠痛了，才會聽到那個犯人是什麼罪行。最後的判決詞倒是簡明扼要，只有八個字：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文革」時期的中國，沒有法院，判刑後也沒有上訴，而且我們也沒有聽說過世界上還有一種職業叫律師。一個犯人被公判大會判處死刑以後，根本沒有上訴的時間，直接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聲音響過之後，臺上五花大綁的犯人立刻被兩個持槍的軍人拖了下來，拖到一輛卡車上，卡車上站立著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其氣勢既莊嚴又嚇人。卡車向著海邊行駛，後面是上千的小鎮居民蜂擁跟上，或騎車或奔跑，黑壓壓地湧向海邊。我從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個判處死刑的犯人，他們聽到對自己的判決那一刻，身體立刻癱軟下來，都是被兩個軍人拖上卡車的。
我曾經近在咫尺地看到一個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車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綁在身後的雙手，可怕的雙手，由於繩子綁得太緊，而且綁的時間也太久，犯人兩隻手裡面的血流早已中斷，犯人的雙手不再是我們想象中的蒼白，而是發紫發黑了。後來的牙醫生涯讓我具有了一些醫學知識，我才知道這樣發紫發黑的手已經壞死。那個犯人在被槍斃之前，他的雙手已經提前死亡。
槍斃犯人是在海邊的兩個地方，我們稱之為北沙灘和南沙灘。我們這些小鎮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車，所以我們常常事先押寶，上次槍斃犯人是在北沙灘，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灘了。當公判大會剛剛開始，我們這些孩子就向著海邊奔跑了，準備搶先佔據有利位置，當我們跑到南沙灘，看到空無一人，就知道跑錯地方了，再往北沙灘跑已經來不及了。
有幾次我們幾個孩子跑對了沙灘，近距離觀看了槍斃犯人。這是我童年時最為震顫的情景，荷槍實彈的軍人站成一個圓形，阻擋圍觀的人群擠過去，一個執行槍決的軍人往犯人的腿彎處踢上一腳，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後這個軍人後退幾步，站在鮮血濺出的距離之外，端起了步槍，對準犯人的後腦，「砰」地開出一槍。我感到，一顆小小子彈的威力超過一把大鐵錘，一下子就將犯人砸倒在地。執行槍決的軍人在開出一槍後，還要走上前去，檢查一下犯人是否已經死亡，如果沒有死亡，還要補上一槍。當軍人將犯人的身體翻轉過來時，我就會看到令我全身發抖的情景，子彈從後腦進去時只是一個小小的洞眼，從前面出來後，犯人的前額和臉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們吃飯用的碗那麼大。
接下來讓我的講述回到那個漫長和可怕的夢，也就是我親身經歷自己如何完蛋的夢。這個夢發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個深夜，睡夢中的我被繩子五花大綁，胸前掛著大牌子，站在我們縣中學操場的主席臺前沿，我的身後站著兩個持槍的軍人，我的兩旁站著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小鎮名流黑筆桿子倒是沒有出現在我的夢裡。我夢中的臺下擠滿了烏雲般的人群，他們的聲音彷彿雨點般地響著。我聽著高音喇叭裡響著一個莊嚴的批判聲，那個聲音在控訴我的種種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種類的殺人罪，最後是判決的八個字：
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話音剛落，一個持槍的軍人從後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舉起了他手中的步槍，對準了我的腦袋，我感覺槍口都頂到了我的太陽穴。接著我聽到了「砰」的一聲槍響，我知道這個軍人開槍了。夢中的我被擊倒在臺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來，而且還聽到臺下嗡嗡的人聲。我覺得自己的腦袋被子彈擊空了，像是砸了一個洞的雞蛋，裡面的蛋清和蛋黃都流光了。夢中的我頂著一個空蛋殼似的腦袋，轉過身去，對著開槍的軍人大發雷霆，我衝著他喊叫：
「他媽的，還沒到沙灘呢！」
然後我從夢中驚醒過來，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臟狂跳。可是與以前從噩夢中驚醒的情景不一樣，我不再慶幸自己只是做了一個夢，我開始被一個回來的記憶所糾纏。中學的操場，公判大會，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雙手，卡車上兩排荷槍實彈的軍人，沙灘上的槍決，一顆子彈比一個大鐵錘還要威力無窮，死刑犯人後腦精緻的小洞和前額破爛的大洞，沙灘上血跡斑斑……可怕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複展現。
我捫心自問，為何自己總是在夜晚的夢中被人追殺？我開始意識到是白天寫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這是因果報應。於是在那個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滿冷汗的被窩裡嚴肅地警告自己：
「以後不能再寫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這樣，我後來的寫作像潘卡吉·米什拉所說的那樣：血腥和暴力的趨勢減少了。
現在，差不多二十年過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餘悸。我覺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實走到了精神崩潰的邊緣，如果沒有那個經歷了自己完蛋的夢，沒有那個回來的記憶，我會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寫作裡，直到精神失常。那麼此刻的我，就不會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寫下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個條件簡陋的精神病醫院的床上，面對巨大的黑暗發呆。
有時候，人生和寫作其實很簡單，一個夢，讓一個記憶回來了，然後一切都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