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種對立的政治景象（投票給共產黨或是國民陣線），這兩種將自己建構為政治主體的方式，是建立在不同的理解方式及社會的分裂之上的。（在不同的時間節點，這兩種方式可以同時存在於同一個體，但除了時間因素，當我們處於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日常生活結構中時，也會出現這種情況：當我們在工廠中感受到共同行動的力量，或是因為感受到他人的競爭而要保護自己的職位，或是當我們去學校接孩子時感受到自己處於一個非正式的家長關係群中，或是當我們因為社群發生的事情而被激怒……不同的情形會影響我們的判斷。）這是兩種相反，或者至少是相異的、使社會事實顯現以及影響統治者政策的方式，但兩者並不總是完全相互排斥。這就是為什麼不管國民陣線的選民之間有著多麼持久和讓人錯愕的聯盟關係，這些選民中的一部分（只有一部分）並不是不可能，甚至是很可能在或近或遠的將來支援極左政黨。這當然不意味著極左黨派會變得像極右黨派一樣，而一些想要維護自己對「合理的政治」解釋權的人卻將所有不符合他們定義的觀點和自我表達都指責為「民粹主義」，他們急迫地指控極左黨派會成為極右政黨，但這一指責只能反映這一事實：當面對他們眼中的「人民的不理智行為」，也就是他們認為不符合自己的「理性」和「智慧」的行為時，他們並不理解階級是什麼。變化的不是黨派，而是選民群體（工人階級、平民階級），一旦大環境（國內環境、國際環境）發生變化，他們可能會通過投票的方式徹底改變自己在政治這盤大棋中的位置，從而歸入另一「歷史集團」，與其他社會群體結合。但也許這種重新組合的發生會伴隨一些如罷工、社會運動等形式的重大事件：因為人們無法輕易解除一段他們在精神上依附已久的政治歸屬（無論這種歸屬是穩定還是不確定的），而且人們不能在一天之內便建立起另一種歸屬，也就是另外一種與自己和他人的關係、另一種世界觀、另一種生活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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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知道，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讓平民階級熱血沸騰的感受，從很多角度看，推動甚至催生了國民陣線的政治主張和它在政壇的成功。如果試圖從那一時期我的家人們日復一日的言談中總結出一套政治綱領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雖然他們當時選擇了左派政黨，但這一政治綱領並不會與後來他們在80、90年代選擇極右政黨時有太大差別：排斥移民，支援在就業和社會保障領域實行「國民優先」政策，主張在刑事犯罪的處罰上加強力度，支援死刑原則並主張在廣泛的領域運用死刑原則，主張公民可以選擇在14歲離開教學系統，等等。深入骨髓的種族主義思想是白人工人階級和平民階級的主要特點之一，這一事實使得極右政黨可能，或者說是輕易地獲得了過去共產黨的選民群體（或者說是更年輕的那些從一開始就選擇國民陣線的選民群體，因為似乎工人階級家庭的年輕人比他們的上一輩更容易也更一貫地選擇極右政黨）。流行於80年代的攻擊馬格里布裔家庭的話語如「我們被侵佔了，國家都不是我們的了」「只有他們有，他們都有家庭補助，就沒有我們的份兒了」等類似的抱怨持續了至少三十年，人們在看待馬格里布地區來的工作者並與之談話、交往的過程中，都帶著徹底的敵對情緒。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既然他們想獲得獨立，他們只要待在自己的國家就好了」）和阿國獲得獨立之後（「他們想獨立，獨立了！那現在就回去吧」），這種敵對情緒就已經展現出來，但在60年代至70年代期間，這種情緒又成倍增加了。法國人對他們的蔑視體現在法國人那時一直用「你」來稱呼他們（只對他們如此），用「山羊」「老鼠」或類似的詞來稱呼他們。當時，移民主要是男性，他們居住在衛生條件極差的合租房和旅館中，那些房東通過給他們提供迫使人放棄尊嚴的生活條件賺了一大筆錢。而一大批新一代移民的到來（同時伴隨著組建家庭、生孩子）改變了既有秩序：所有外來人口都住進了不久之前才新建的公租房社群，而在他們到來之前，這裡幾乎只有法國人和歐洲其他國家的移民居住。在1960年代中期，當我的父母搬進市郊的公租房，也就是我度過13歲到20歲的地方時，大樓裡只有白人居民。在70年代末（那時我已經離開那裡很久了），馬格里布地區來的家庭開始住進大樓，並迅速成為整個社群人口的主要組成部分。這些轉變大大加深了一直以來就存在的、通過日常語言表現出來的種族主義情緒。但因為涉及兩種不同層面的、絕少相交的意識，種族主義並不會干擾他們的政治選擇，即便他們要選擇的這個政黨（那個「黨」）曾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即便他們要加入的這個公會（lacgt，法國總工會）的官方態度是批判種族主義，即便他們，更泛泛地說，需要將自己歸入左派工人的陣營。
事實上，當人們給左派投票時，是在用某種方式抵抗這種本能的衝動，也就是抵抗自身的一部分。種族主義的感受無疑是非常猛烈的，再者，法國共產黨在很多場合也沒少討好它。但共產黨並沒有將其視作其政治追求的核心部分。甚至，當人們處於小家庭之外的圈子時，有時會感到必須為此解釋。人們經常以這樣的方式開始一句話：「我從來都不是種族主義者……」也經常以這樣的方式結束講話：「所以說，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或者人們把這樣的解釋插入句子：「就像其他地方的人一樣，他們那兒也有這樣的人……」然後舉出工廠中某一個「男孩」的例子，等等。包含著一般種族主義情緒的日常用語需要一定的時間轉變成更加直接的意識形態和一致的看待社會的方式，這一過程是在一套設計出的政治主張的影響下發生的，這一政治主張的目的是鼓勵這種行為並給予這種行為以政治意義。
父母離開他們原來的住處，搬家至米伊宗，是因為他們無法再忍受社群的新環境了，他們要逃離那些他們眼中的大量入侵的威脅，這些威脅讓原本屬於他們的世界一點點地不再屬於他們。母親首先抱怨「一大幫」新來移民的孩子們，他們在樓梯上隨意小便大便，長成青少年後又讓整個社群處於違法亂紀的籠罩之中，他們讓整個區域充滿不安、恐懼。她氣憤大樓設施總是被破壞，包括樓梯間的牆面、私人地下室的門、大樓入口的信箱櫃（剛一修好，馬上又被破壞），以及總是莫名消失的信件和報紙。更不用說停在街上的汽車所遭受的破壞：後視鏡被打碎、車漆被劃出痕……她不能再忍受各個廚房不停傳出的噪音和氣味，也不能忍受宰牲節期間他們樓上的一家人在浴室宰羊時傳出的羊叫聲。她的描述是基於事實還是幻想？也許兩者兼有。因為我當時已經不和他們同住，也從來不去探望，所以我無法做出判斷。每當我在電話裡和母親說她太誇張了（她幾乎想不起談論別的事情），她就會回答：「我知道你住的地方不是這樣的，你住的社群不會發生這些事情。」我能如何作答？於是我開始思考如何通過世界觀和政治思考體系的陳述，改變鄰里矛盾（我願意相信它們確實那樣嚴重）在人們頭腦中的樣貌。這一鄰里矛盾與怎樣的歷史事實相連線？它有著怎樣的社會根源？它凝結和具體化為這樣的形態：投票給極右派政黨，投票給那些只會鼓勵大家用粗暴的憤怒來回應問題的候選人。這具體化的過程是建立在怎樣的政治主體自我構成的新方式之上的？既然這種方式已經在政治媒介空間中被允許、被傳播，由它產生的本能的理解範疇和劃分社會的方式（「法國人」對抗「外國人」）越來越明顯地佔領了人們的頭腦，越來越廣泛地蔓延在人們的日常談話中：小家庭、大家庭、商人之間、街頭巷尾、工廠裡……於是我們見證了過去被法共影響的那些社會、政治階層中間出現了種族主義的具體化，還見證了一種政治轉向：它聲稱自己在回應人民的聲音及愛國情緒，但實際上它只是為這些情緒提供了一個相應的討論框架卻並沒有改變它們，它只是使惡的衝動和先在的厭惡感合法化了。「法國」平民階級中流行的「常識」已經被深刻地改變，因為，具體地說，「法國人」的生活質量取代了「工人」或者「左派」男男女女的生活質量，成了他們最關切的事。
種族主義情緒於1960年代在平民階級中變得日常化，並且在70、80年代進一步加強，我的家庭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人們不停地（母親如今依然）使用貶義的、侮辱性的詞彙攻擊來自北非的打工者，以及來法國與他們團聚的家庭成員，以及他們在當地組建的家庭，以及他們出生在法國的後代（這些後代已經具有法國國籍，但依然被視作「移民」，至少是「外國人」）。這些辱罵可能在任何時間出現，他們每次聚會都會強調它們，以便疊加這種尖刻的敵意：「毛鬼」「老阿」……因為我的皮膚髮棕，母親過去經常對我說：「你長得像個老阿。」或者「你從遠處走過來的時候我還以為你是個黑鬼。」我知道，那時我的階級出身之所以讓我感到恐懼，與我每天聽到好幾次類似用語之後產生的沮喪甚至是厭惡有關。就在最近，我邀請母親來巴黎過週末，她在談話過程中不斷使用那些詞，我很少反駁，我的生活經歷正讓我無力反駁：「老阿」「黑鬼」「中國佬」……我們聊到她的母親曾經居住的巴爾貝斯社群（那一街區在很早之前就幾乎只有非洲裔和馬格里布裔的居民了），她說自己不喜歡住在那裡，原因是：「在那裡，不像在我們這裡。」我試圖在壓制自己不快的同時進行簡短的辯駁：「但是，媽媽，巴爾貝斯區就是我們這裡，它是巴黎的一部分。」她只是簡單地回答道：「可能吧，但我這麼說有我的理由……」我只能嘟囔著：「我不同意。」我在心裡得出這樣的結論：我已經開始書寫的這段「迴歸故里」之旅不會是一段輕鬆的旅程，它甚至可能是一段無法完成的精神、社會之旅。但思考過後，我開始問自己，母親的種族主義傾向和她表現出的對於移民打工者，尤其是「阿拉伯人」一貫的惡毒的鄙夷，對她（一個總能感受到自己地位卑微的社會成員）來說，是否是一種通過貶低比她更加悲慘的人來獲得優越感的方式。這是一種通過貶低他人，為自己建立一種有價值的形象的方式，這是一種讓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父母，尤其是母親的語言中，已經出現兩種劃分「我們」和「他們」的方式了：階級的劃分（富人和窮人）和種族的劃分（「法國人」和「外國人」）。但在不同的政治和社會場景中，話題會更多地轉向其中某種劃分法。1968年五月風暴期間，大罷工將所有「工作者」不分種族地聯合起來，一同對抗「僱主」階級。當時流行的漂亮口號是：「法國工人、移民工人，共同的僱主，同一場戰鬥。」在後來更加地區化的小型罷工中，這一理念仍然佔主流（在這種情況下，邊界線轉移至罷工者和「不願罷工的工人」，也就是「黃色工人」之間）。薩特強調這點是有道理的：在大罷工之前，法國工人具有本能的種族主義傾向，他們鄙視外來移民，但罷工運動一旦開始，這些不良情緒便消散了，團結一致成為主流（即便這是部分的、臨時的）。所以正是缺乏動員，或者說缺乏將自己看作一個團結的、因為可能被動員所以總是在精神上被動員的社會團體中的一員，才導致了用種族主義的觀點劃分你我的方式代替了用階級的觀點來劃分你我的方式。此後，這一團體（動員性曾經是他們自我認識的基本面，但現在它被左派消解了）圍繞在這一新的原則周圍，這次是國家的原則：自己「合法地」佔有這塊土地，卻感到被剝奪、被驅趕——人們居住的社群代替了工作單位和社會環境在自我定義和對自我與他人關係的定義中充當的位置。更籠統地說，人們將自己看作一個國家天然的主人和擁有者，於是人們要求成為這一國家所給予的權利的唯一享有者。人們變得無法忍受「他人」獲得這些權利（即便只獲得很少一點）以至於認為當「他人」分割一部分權利時，自己獲得的就會更少。人們通過否認他人合法屬於一個「國家」，通過否認他人擁有權利（而這些權利是人們自己希望獲得的，但同時，當局和那些替他們發聲的人卻在否認他們的權利）的方式來獲得自我肯定。
當我們解釋平民階級在這個或那個時刻將選票投給右派的原因時，我們還應該自問：我們是否假設了平民階級天然地應該支援左派，雖然他們並不總是投票給左派，他們從來不是隻投票給左派。畢竟，即便是在共產黨作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在選票上大獲全勝時，也只有30%的工人階級給他們投票，即便沒有更多，至少也有同樣數量的工人階級投票給了右派候選人（在兩派總票數上比較）。這不僅涉及投票，甚至在平民和工人的動員方面，也就是共同參與運動方面，他們也曾經站在右派一邊，或者說至少反對左派的主張：例如20世紀初的「黃色」運動，或者同時代爆發於法國南部的種族主義騷亂，或者為反對僱用外國工人所組織的罷工運動……許久以來，許多左派思想家試圖解密這一現象：他們援引葛蘭西，葛蘭西曾在他的著作《獄中札記》中討論了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在義大利，雖然促使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條件似乎都具備，但革命還是流產了，或者更準確地說，以法西斯革命的形式爆發了；他們還援引威廉·萊許，萊許在1933年出版的《法西斯主義的群眾心理學》中分析了平民階級轉向法西斯主義的過程。因此，工人階級和左派之間看起來很明顯的聯絡實際上可能並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理所當然，它更應該被解釋為是一些理論（如馬克思主義）在戰勝另外一些理論時歷史地塑造了這一現象，這些理論塑造了我們看待社會的方式以及我們的政治範疇。
就像家族中所有他們的同代人一樣，我的父母在投票給右派和極右政黨（也不是每次都投給右派）之前也自稱是左派（我經常在家族圈子裡聽到這樣的話：「我們，是左派……」似乎人們無法想象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我的兄弟們，就像家族中部分他們的同代人一樣，向右派尋求身份認同（在很長的時間內給極右勢力投票），他們甚至不明白為什麼人們會覺得這很奇怪：自從他們達到投票年齡，就一直反對左派。過去曾經是左派尤其是共產黨選票支柱的工人區，如今成為極右政黨一貫的、主要的支援者。那些知識分子宣揚著階級優越性，並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在平民階級身上，他們聲稱自己關心平民階級的訴求，熱愛平民階級「本能的智慧」（正因為他們沒有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任何一個平民階級成員——如果在閱讀19世紀的文字時讀到他們不算數的話——他們對此更加富有熱情），但我想，他們恐怕要面對尖銳的真相以及殘酷而令人失望的事實了。正是這一神話和騙局，讓一些人（為了炫耀他們的新激進主義）像前文中提到的新保守主義所犯的錯誤一樣，堅持認為左派如果想要理解是什麼導致了左派的失敗並且希望有一天能夠克服它重新取得勝利的話，就應該現在放棄掙扎。但「本能的智慧」並不存在，或者更準確地說，「本能的智慧」並沒有固定意義，它並不會自然地與這樣或那樣一種政治形態相聯絡：個人在社會以及工作組織中的位置不足以決定他的「階級傾向」或者不足以讓他認識到這種傾向（如果沒有理論作為媒介；這理論是社會運動以及政黨提供給他們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論賦予某一個時刻的經歷以形式和意義，同一段經歷依照它們所選擇和依靠的不同的理論和主張，可以被賦予完全相反的意義。
這就是為什麼滿足於宣揚所有人先天「平等」並反覆強調每個個體都具有同樣的「權能（compétence）」的「民主」思想（即便這一思想的作者們讚歎自己發明了這種「醜惡」的思想）從任何角度看都不是一種解放的思想，它從不反思這些理念的形成方式，也不反思這種「權能」引發的結果可以徹底顛覆這一價值理念本身（在不同的地點、情形，在不同的談話方式中——比如，在這樣的討論中，一種觀點可以被看作是絕對首要的政治價值，在另一種討論中，它也可以被認為與政治認同完全沒有關係），即便將它使用在同一人或同一政治群體身上。我不喜歡母親和兄弟們通過「抽籤」的方式，以他們擁有與所有人相同的「權能」的名義，擔任社群管理者（他們自己也不是特別渴望）：他們做出的選擇也不會與他們在投票選舉時表達的觀點相異，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可能更傾向於選擇大多數人的立場。如果我的保留意見冒犯了雅典民主傳統的信徒，很遺憾。如果他們的行為看起來可能是充滿善意的，那麼這件事就更讓我擔憂了。
那麼，在不陷入祈求「階級鬥爭」彰顯其魔幻性和神秘性（「階級鬥爭」如今會讓宣揚「迴歸馬克思」的人們心潮澎湃，他們認為政治主張必須也只能來源於階級地位，而且人們擁有的政治主張必然會導致「工人階級」進行有意識、有組織的對抗，以此來擺脫異化，實現對於社會主義的嚮往，而資產階級，因為不明白這樣似乎有現實指向的概念以及臆想出的現實的意涵，於是也就對它們蘊藏的危險一無所知）的前提下如何對上一章中提到的實際存在的社會階級和社會衝突、甚至客觀存在的「戰爭」進行思考？
相反，我們應該試圖理解為什麼平民階級可以在某些情況下認為自己的生存狀況決定了他們必然支援左派，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卻認為自己顯然應該支援右派。應該將以下一些因素考慮在內：當然有地區範圍和國際範圍的經濟狀況，發生傾向轉變的個體在工作上和與人的關係上有何變化，但也需要考慮，而且尤其需要考慮政治話語和討論時所使用的範疇是以怎樣的方式來塑造政治主體化過程的。政黨在這一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如果不能說是基礎性作用的話），因為我們發現，那些如果沒有發言人替他們說話（為了他們的利益或者站在他們的角度來說話）就難以表達自己的人們，正是通過政黨發出自己的聲音的。它們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為正是那些經過組織的政治話語，為人們創造了用於感知社會的範疇、他們將自己視作政治主體的方式，並且定義了人們認知自身「利益」以及由此產生的政治選擇的方式。所以永遠不應該忽視這個問題：平民階級必須尋找代理人（除了極少數選舉時刻），以及平民階級拒絕被代理人剝奪權益並因此放棄原有代理人、尋找新的代理人，兩者之間的悖論。另外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應該永遠提防所有政黨天然地試圖保證其對於自身政治生命的支配權的傾向，以及所有政黨領導想要保證自身定義何為正當政治行為的權力。
於是我們被引向這一問題：誰有權說話，誰以怎樣的方式參與了決定的過程（不僅是提出解決方案，而且還為人們決定了哪些問題是合理的、重要的）。當左派政黨無力提出問題並承擔人們的渴望和精力時，右派和極右勢力就會成功地吸引他們，將他們集合起來。
於是這樣的任務就落在社會運動和知識分子批評家頭上：建立這樣一些政治方面的理論框架和思考方式，以此在最大程度上緩解（不是清除，因為這是不可能的）社會團體尤其是平民階級此刻具有的消極的熱情，並且提供與之相異的視角，勾畫另一種未來圖景，使之可以重新被稱作左派。參看［法］斯特凡娜·博德（stéphanebeaud）及［法］米歇爾·皮亞盧（michelpialoux）：《重新關注工人生活——在索肖-蒙貝利亞爾的標緻工廠做調研》（citeretoursurlaconditionouvrière.enquêteauxusinespeugeotdesochaux-montbéliard/cite）（巴黎：fayard，1999）。/asidelagauchesocialiste，法國社會黨的一個分支。——譯者注/aside他們將就業的「不穩定」狀況歸咎於「大眾個人主義（inpidualismedemasse）」的反對者。這樣愚蠢的概念可以流行起來，這件事本身就可以讓我們更加了解這一可悲的過程：使用這一概念的社會學家只是在描述「社會問題發生質變」這一事實，於是他們就從左派批評家變成了那一小群治國專家、新保守主義者。/aside關於經濟話語和政策的轉變，請參看［法］弗雷德里克·勒巴龍：《學者、政治，及全球化》（博日的貝勒孔布市：lecroquant，2003）。/aside關於上述內容，請參看我的著作《一次保守的革命以及它對法國左派的影響》（cited’unerévolutionconservatriceetdeseseffetssurlagauchefrançaise/cite）（巴黎：léoscheer，2007）。/aside［法］讓-保爾·薩特：《選舉，通向愚蠢的陷阱》（citeÉlections,piègeàcons/cite），選自《情景》（巴黎：gallimard，1976）第十章，頁75—87。/aside關於在英國發生的類似的社會、政治、意識形態變化過程（這一過程的結果是形成了一些歷史集團，資產階級和大量的平民階級一起在選舉中選擇了右派），請參看［英］斯圖亞特·霍爾：《通向重建的艱難之路——撒切爾主義和左派危機》（citethehardroadtorenewal.thatcherismandthecrisisoftheleft/cite）（倫敦：verso，1988）。/aside關於投票給國民陣線的情況，請參看帕特里克·勒英格（patricklehingue）的文章《用資料使選舉更客觀：關於國民陣線的選民我們瞭解多少？》（citel’objectivationstatistiquedesélectorat:quesavons-nousdesélecteursdufrontnational?/cite）。文章收於［法］雅克·拉格羅耶（jaqueslagroye）：《政治化》（citelapolitisation/cite）（巴黎：belin，2003），頁247—278。/aside指擁有法國國籍的公民優先。——譯者注/aside關於平民階級中的不同代人與左派和右派關係的變化，請參看前文中提到的帕特里克·勒英格（patricklehingue）的文章。/aside非洲西北部一帶，主要指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摩洛哥等地。——譯者注/aside請參看［法］克萊爾·埃切勒利（claireetcherelli）：《艾麗斯或真正的生活》（citeÉliseoulavraievie/cite）（1967）（巴黎：gallimard，「folio」，1977）。本書對1950年代法國工人階級中的種族主義情緒和外來移民打工者的生活環境進行了逼真的描述。/aside法語中的第二人稱有vous和tu兩種，vous一般翻譯作「您」，是尊稱，一般在較正式的場合或表示尊重時都使用vous。tu一般翻譯作「你」。——譯者注/aside在《艾麗斯或真正的生活》中，正是工會內部和與共產黨關係密切的工人在工廠內部表現出了他們的種族主義傾向。一些人竟然用阿爾及利亞人和突尼西亞人沒有參加為了提高工資舉行的罷工來為他們自己對於對方的敵對態度正名。/aside關於法國平民階級（尤其是左派工人）的種族主義傾向和反猶主義傾向，以及右派工人運動，請參看：［以色列］澤維·斯頓赫爾：《革命的右派，1885—1914》（citeladroiterévolutionnaire，1885—1914/cite）（巴黎：fayard，2000），主要參看第4章《左派的反猶主義》（citel’antisémitismedegauche/cite）及第6章《無產階級右派：黃色工人》（citeunedroiteprolétarienne/cite）。還請參看同一作者的著作：《非左派非右派——存在於法國的法西斯意識形態》（citenidroitenigauche.l’idéologiefascisteenfrence/cite）（巴黎，fayard，2000）。/aside關於反對左派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我們思考工人階級生產狀況和工人階級在社會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另外一種思考框架），請參看：［以色列］澤維·斯頓赫爾：《革命的右派，1885—1914》，主要參看第9章《追尋民眾基礎：法國運動和無產階級》（citeÀlarecherched’uneassisepopulaire:l’actionfançaiseetleprolétariat/cite）。/aside關於對將「經歷」看作直接「證據」的理念的批評，以及對政治主張和理論在感知過程和這種感知所伴隨的實踐和意義上所起的作用的分析，請參看［美］瓊·瓦拉赫·斯科特（joanw.scott）：《歷史的批判理論：身份、經歷、政治》（citetéoriecritiquedel’histoire.identités,expérience,politiques/cite）（巴黎：fayard，2009）中《經歷的證據》一文，頁65—126。/aside在這一問題上，我援引前文中提到的斯圖亞特·霍爾《通向重建的艱難之路》一書中的觀點。/aside關於對共有「權能」的讚頌以及將「抽籤」作為實現人民權力的管理原則的內容，請參看［法］雅克·朗西埃（jacquesrancière）：《民主的怨恨》（citelahainedeladémocratie/cite）（巴黎：lafabrique，2005）。朗西埃本人對這一問題也只有模糊的意識，他從來沒有明確提出這一問題（當然是如此！而這一事實使他的許多假設變得可以被質疑），因為所有他提到的體現民主的例證都指向他用「鬥爭」或「運動」（也就是說指向了眾多不同意見的彙總和集體表達）。這顯示了作為民主根基的「人民的權力」的主體從來就不是一些彼此沒有差別的個體：它存在於彼此相異、衝突的各個社會和政治框架之中。對於民主的思考應該將這些框架作為質疑和關切的中心。/aside政黨的中介作用這一關鍵因素並未出現在薩特（在他書寫關於選舉的文章時，他受到左派自發主義的影響）建構的模式中。相反布林迪厄（bourdieu）在他的著作《社會科學研究》（citeactedelarechercheensciencessociales/cite）中的文章《內閣的秘密——從個人意願到「集體意願」》與此相關，n°140，2001，頁7—13。/aside關於這點，請參看斯圖亞特·霍爾的著作《通向重建的艱難之路》（citethehardroadtorenewal/cite）中《葛蘭西和我們》（citegramsciandus/cite）一文。/aside這當然需要黨內及政府內部知識分子的支援，這些知識分子試圖定義什麼是政治而什麼不是，什麼是「民主」的而什麼是「反民主」的，等等，這些行為與學術工作應該具有的特質完全相反（學術工作應該是思考社會發展的不同可能性，而不是試圖規定它），而民主行為不應該被侷限在那些與專家治國主義和官僚主義，也就是與政府機構和掌權階級聯絡密切的權威理論家的控制之下。作為這些反民主衝動的揭露和拯救，請參看［法］桑德拉·勞吉耶（sandralaugier）：《對美國政治的另一種思考——從艾默生到斯坦利·卡維爾的極端民主》（citeuneautrepenséepolitiqueaméricaine.ladémocratieradicaled’emersonàstanleycavell/cite）（巴黎：michelhoudiard，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