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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一生的福祉來自不幸遭遇，或許我這一生的獨特之處也在此：用一種打謎方式來說，作為俺爹的我已經死去，作為俺孃的我還活著且漸漸變老。這雙重根源分別代表生命階梯的最高一級和最低一級，也代表沒落和新生。不管怎樣，這總能表明我身上的那種中性狀態，那種對人生全部難題的哪一方都不偏不倚的自由狀態。這使我出類拔萃，我對上升和下落的徵兆比任何人都要敏感，對此非常在行。我熟知這兩方面，我自己就是它們。
我父親在36歲時就去世了sup/sup：他文弱，可親，且多病。就像是一個命中註定的匆匆過客，與其說他是一個生命，不如說是一個對生命的善意回憶。與我父親生命衰老的年齡相仿，在那同一個年歲，我的生命也開始衰老。36歲時，我的生命力降到了最低點。我仍然活著，但是看不清離我三步以外的地方。那時候（1879年）我辭去了巴塞爾大學的教授職務，整個夏天就像幽靈一樣生活在聖摩裡茨，第二年冬天則是我一生中最暗無天日的冬天，這個冬天我又像幽靈那樣在瑙姆堡sup/sup度過。那是我生命的最低潮，《漫遊者及其影子》就是在這個時候寫的。無疑，那時我就把自己看作幽靈……
第二年冬天，也就是我住在熱那亞的第一個冬天，幾乎伴隨著極度貧血和虛弱出現了超脫和愉快，這種愉快和超脫帶來了《朝霞》這部作品。這部書體現出完全的明朗、愉悅乃至旺盛的精神，它不但與我身體上的極度虛弱同步，甚至與肌體的極度疼痛也同步。我連續三天三夜備受頭痛和咳痰艱辛的折磨，與此同時，我頭腦卻如辯證家一般清醒，對事情可以進行冷靜透徹的思考，而在健康時，我對這些事情的思考反而沒有進展，不夠敏銳和冷靜。我的讀者或許知道，我是如何將辯證法看作是頹廢的表徵，比如蘇格拉底就是最著名的例子。理智錯亂，甚至那種發燒後出現的半昏迷狀態，在我這裡還未出現過，要想知道它們的性質和出現頻率，還得查閱一下。
我的血液流得很慢，從來沒有人能在我身上找出發燒的原因。有位醫生很長時間把我當成精神病人來醫治，最後他說：「不！您的精神沒有問題，是我自己有點神經質。」雖然由於全身乏力我的消化系統極度虛弱，可是沒人能查出我身體哪個部位出現了毛病，也查不出胃有什麼器質性病變。我的眼病也是如此，甚至有時還被診斷出有瀕臨失明的危險。但這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此，我的視力是隨著生命力的一步一步增強而變好的。對我而言，漫長的，過於漫長的歲月就意味著痊癒。遺憾的是，這些歲月裡也會出現復發、衰竭以及頹廢期。
這麼多事清楚表明，在頹廢問題上我是一個有經歷的人，我已經反反覆覆經歷多遍。就連那種把握與理喻的精湛技藝，對細微差異的銳敏，明察秋毫的本領以及一切我身上獨有的東西，都是那時學會的，都是那時給我的真正饋贈，那是一段令我變得洞悉世界的時光，不僅觀察本身，而且觀察所憑藉的器官，都變得異常銳敏。從病者視角出發去審視健康和價值問題，又反過來從躊躇滿志人生得意者的視角去探視頹廢本能的隱秘活動，這是我做得最多的訓練，也是我的真正經歷所在。如果說有什麼造化的話，那就是我在這方面成了大師。如今，我對此已駕輕就熟，我能夠變換視角看世界。為什麼這世上唯有我可以去重估價值，這就是首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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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除了是個頹廢的人以外，還是個與其相對立的人。這方面的例證也有好多，比如在出現嚴重健康問題時，我總是本能地選擇合理的治療方法，而頹廢者卻總是選擇最終不利於治癒的方法。總體來說，我是健康的，就區域性和特色而言，我才是頹廢的。甘於絕對的寂寞，擺脫習慣做法，強迫自己不再被照料，拒不就醫，這些都表明，在遇到情況時我可以本能地絕對斷定，什麼是問題的關鍵。我會自己介入，自己來治癒自己。當然，這麼做的前提條件是，這個人實際並沒有生病。這個前提是每位生理學家都會指出的。
一個典型病態的人不可能不生病，至於自我痊癒的可能性則更小；相反，對一個典型健康的人來說，患病甚至可以反過來成為生命的有力助推劑，使其變得豐盈。我的那個漫長患病時期在我現在看來就的確如此：我近乎重新發現了生命，也重新發現了自我。對於所有美好事物，不管如何微小，哪怕小到他人無法輕易察覺，我都能品味其妙。我從自己謀求健康和生命的意志中創造了我的哲學……因為人們應該注意到：在我身體最差的那幾年，我不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了。自我恢復的本能禁止我創立一種困頓且讓人氣餒的哲學……那麼，人們到底憑什麼去識別一位健康之人呢？接觸健康之人我們的感官會感到愉悅，這樣的人由一塊奇木鑄成，那木料雖堅硬但不失柔和，還散發出宜人的香味。這樣的人覺得可口的唯有對健康有益的東西，超出這個尺度，他的喜悅和慾望都會停止。他洞察了抵禦病患的良方，他會將糟糕之事運作成好事，但凡不能殺死他的東西，最終都會使他變得更強大。他本能地從自己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一切中收集養料：他在有舍有棄地擇取。無論在看書，與人交往或觀賞景物，他都在進行這樣的收取：他推崇自己擇取、認可和信任的一切。對各種刺激，他反應遲緩，這種遲緩是他長期的謹慎和有意的傲慢所致。他會審視面臨的刺激，不會簡單迎上去。他既不信「厄運」，也不信「過失」。他了解自己，也對付得了別人，他能做到忘卻，他還足夠堅強，強到可以使一切東西都變成對他而言的好事。請看，我是一個與頹廢者恰好相反的人，因為我能說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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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親曾在阿爾滕堡宮生活若干年，後面那幾年他當上了傳教士，他給農民傳教。聆聽過他傳教的農民說，他看上去簡直是天使。擁有這樣一位父親，我認為是老天莫大的恩賜，這觸及了血統問題。我擁有純正的波蘭貴族血統，血統裡沒摻和一滴不良的血，至少沒有德國人的血。如果要尋找我最深層的對立面，即那種無法估量的使壞本能，我總是發現我母親和妹妹，與這等暴民有親屬關係簡直是對我神性的褻瀆。母親和妹妹那副待我的樣子，至今都令我毛骨悚然。她們宛如一臺令人恐懼的完美機器，高度精準，可以準確無誤地捕捉到令我血淋淋受傷的時間點，——都是在緊要關頭——，因為那時人是沒有任何力量去抵禦有毒害蟲的……一起相處就使這樣一種先定的不和諧成為可能……但我得承認，對我真正深邃的「永恆輪迴」思想提出最深刻異議的，總是我母親和妹妹。
不過，就作為波蘭人而言，我身上也出現了難以置信的返祖現象。人們也許得後退幾百年，才能在芸芸眾生中真正地找到我所描述的這世上存在過的最高貴種族。跟如今全部所謂高貴的東西相比，我有著一種至高無上的尊貴感，即便碰上那位年輕德國皇帝sup/sup也不會賜予他當我馬車伕的榮譽。我承認，能與我相提並論的只有一位——我是帶著至深謝忱承認這一點的。科西瑪·華格納太太絕對是最高貴的人。為了避免有所疏漏，我還得說，理查德·華格納是與我非常有親緣關係的人……其餘的就不說了……所有流行的有關親緣程度的說法都是一種生理學上的無稽之談，羅馬教皇如今還在兜售這種荒謬的東西。人至少與自己的父母是有親緣關係的，而與自己父母有親緣，應該是在共性問題上最膚淺的東西了。高貴之人都有無限深遠的淵源，他們是在歷史長河中不斷凝聚、積澱和練就而成的。偉大的個體乃是最古老的存在，不管我是否搞得明白，尤利烏斯·凱撒就有可能是我的父親——或者亞歷山大，這位狄奧尼索斯的化身……此時此刻，正當我寫下這些文字時，郵遞員給我送來了一份上面印有狄奧尼索斯頭像的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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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個不太會招來別人敵意的人，即便在我看來這樣很有意義，但還是做不到。這要感謝我那無與倫比的父親，引起別人對我有敵意這樣的事在我這裡甚至一次都沒有過，無論如何這應該是與基督徒不相匹配的。綜觀我的一生你會發現，除了那一次，你在其中發現不了任何蹤跡可以表明有人曾對我心懷惡意。相反，你或許會發現，有太多的人對我懷有善意……我的經歷毫無例外地告訴我，即使與那些難以打交道的人相處，我也能獲得正面的經驗。我可以馴服每一頭熊，可以讓小丑也變得莊重。我在巴塞爾大學教授高年級希臘文的七年中，從未出現懲罰學生的必要；在我這兒，連最懶惰的學生也變得用功。對於意外事件，我總是能應對自如；為了做到遇事鎮定自若，我頭腦裡不會預先設定什麼框架。不管是什麼樂器，也不管它是多麼不和諧，比如，「人」這種不和諧的樂器，如果我不能用它彈點動聽的樂曲，那我肯定是生病了。我不知多少次聽這些「樂器」在講述，它們自己還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彈奏……這方面最美妙的例子或許是那位不幸英年早逝的海因裡希·馮·施泰因了。有一次，他在謹慎地得到許可後，在西爾斯-瑪利亞待了三天。他對所有人都說，他不是為恩加丁山而來的。這個優秀的年輕人，以一位普魯士容克貴族全部強烈的單純和天真，深入到了華格納（還有杜林！）的泥潭中。在這三天中，他就像受到了一場自由風暴的改造，就像一個人驟然長了翅膀，突然升上他的高空。當時我告訴他，這是高山上的好空氣帶來的，人人都有這樣受到改造的感覺。要不然，跑到這高於拜羅伊特sup/sup6000尺的地方來就沒意義了。但是，他不願意相信我的話……
如果說有人不管怎樣對我做了一些大大小小不好的事的話，那原因不在故意，至少不是出於惡意。正如我曾暗示過的那樣，要抱怨的話不如去抱怨那給我生活造成不小麻煩的善意。我的經驗讓我有理由去懷疑有所謂「忘我」衝動，去懷疑全部樂於助人的「博愛」。這種「博愛」在我看來本身就是一種虛弱，意味著無能抵禦外來刺激。——同情只在頹廢者那裡才意味著美德。我討厭有同情心的人，他們會輕易失去羞恥感、尊嚴感以及對人間差距的細膩感知；同情一轉眼就會散發出下等人的氣息並且看上去與粗俗之人舉止相似。——特定情況下，有同情心的人還會陷入一種災難性的命運，陷入飽受創傷的孤獨，擁有超出常人的重大過失感。克服同情心在我看來是一種高貴的品性：在《查拉圖斯特拉的誘惑》中，我虛構了這樣一個事例，當查拉圖斯特拉聽到一聲尖銳的呼救聲時，同情心就像剛剛犯下的罪過一樣襲上心頭，想使他背離自我。此時要把持住自己，把持住自己那崇高的使命，不受只顧眼下要採取所謂無私行動之低階衝動的影響。這就是查拉圖斯特拉要經受的考驗，也許是最後的考驗——這是對他力量的真正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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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點令我跟父親像極了，使我簡直就成了他英年早逝生命的延續。世上沒有人是完全與他人對等地活著的，而且「報復」這個概念就像「權利對等」概念一樣是沒有人能做到的。與此對應，當有人對我做出大大小小的蠢事時，我不會採取任何反擊和保護措施。——這樣做是多麼幼稚，所有辯解和「託辭」也都是如此。我的報復方式是，儘可能快地給蠢行回以明智舉措。這樣，興許還有可能戰勝它。打個比方來說，為了擺脫酸味，我會送去一罐果醬……只要有人對我做了不好的事，我會「報復」回去的，這一點肯定無疑。不久我會找個機會向「幹壞事的人」表示感謝（甚至會對那乾的壞事表示感謝），又或者向他請求點什麼，這可能比給回點什麼更能讓人上心……還有，我覺得，再粗魯的話語，再粗俗的文字都要比沒有任何反應的沉默來得好和敦實。那些沉默者差不多總是缺乏對心靈的細察和恭敬；沉默就是一種缺陷，忍氣吞聲必然會弄出一種不良習性，——甚至會損壞腸胃。所有忍氣吞聲的沉默者都是消化不良的人——人們可以看到，我沒有貶低粗野的意思，它絕對是最合人性的反抗方式。在當今這個正轉向柔弱性情的社會中，粗野恰是人首要品性之一。人若足夠粗野，即便做不正當的事也會有一種幸福感。神降臨人間會做的無非就是不正當的事，——不是承受懲罰，而是敢於犯有過失，方才堪稱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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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怨恨sup/sup，弄清怨恨——有誰知道即便在這方面，我也是多麼感謝我那長時間的生病啊。但這個問題沒那麼簡單，人必須從力量和虛弱出發，有了親身經歷才會明白這一點。如果你不管基於什麼考慮認為生病和虛弱是一件壞事的話，那麼，你就會失去身上原有的自我痊癒本能，這是人身上的抵禦和防衛本能。這樣你就什麼都擺脫不了，什麼都無法對付，什麼也不可能加以拒斥，所有一切都會傷害到你。物侵入人，體驗太刻骨銘心，記憶成了一道化膿的傷口。
生病本身就是一種怨恨。對此，生病者只有一個有效手段來對付——這手段我稱之為俄羅斯式的宿命論，那種毫無反抗的宿命論。一位俄國士兵覺得疆場廝殺太殘酷，最後就懷著這種宿命論想法躺在了雪地裡。對外界發生的一切不再接受，不再吸取，不再讓外界沁入自身——對外界不再有任何反應……這宿命論並非只是有著隨時赴死的勇氣，而且其重大意義在於，在生命極度危險的情況下可以作為保命手段。這是在降低新陳代謝，而新陳代謝的減緩是一種要冬眠的意志。按照這個邏輯再往前走幾步就變成苦行僧了，苦行僧可以在墓穴裡躺上幾周的時間……由於人遇事立刻有反應，便會過快耗盡能量，因此索性停止做出反應：這就是那個邏輯。
怨恨這種反應是最快速耗盡你精力的東西。憤怒煩惱，過度敏感，無力報復而又強烈渴望報復，各種各樣的有害情緒混雜在一起——對業已精疲力竭者來說，這無疑是最為糟糕的反應了：它會迅速耗盡你神經的力量，加快釋放有害分泌物，比如膽汁流入胃中。對於生病者而言，怨恨是絕對要禁止的——怨恨是病者的惡魔。不幸的是，怨恨也是病者最自然的傾向——那位深諳生理之道的佛陀掌握了這一點，他的「宗教」我們最好稱之為「養生學」，以便與基督教這種無力的東西區分開來。這種「宗教」的意義就在於對怨恨的戰勝：使心靈從怨恨中解脫出來——此乃走向康復的第一步。「敵意無以止息敵意，唯友善才能止息敵意。」sup/sup佛教教義一上來就這麼說——這不是什麼道德主張，而是生理學意義的主張。怨恨產自虛弱，而受害最大的莫過於虛弱者本人。要走向另一種情形，前提是人要狀態良好，對這樣的人而言，怨恨就成了一種多餘的東西，這是一種能始終駕馭住怨恨的感覺，這差不多表明此人狀態良好。
我的哲學是在與復仇和怨恨情緒作當真的鬥爭，這種鬥爭一直深入到「自由意志論」中——與基督教的鬥爭只是其中的一個個案而已。那些瞭解這種嚴肅態度的人會明白，為什麼我要特別在此表明我個人的態度，表明我在實踐中擁有的本能的自信。在我頹廢的那段時間裡，我不允許自己出現這些有害的情緒。在我的生命又變得健康和恢復自豪時，我還是立刻抑制住這些情緒在我身上出現。上面提到過的「俄羅斯式的宿命論」是這樣出現在我身上的，對於那些幾乎難以忍受的處境、地點、住所和人群，只要它們偶爾出現之後，我都會數年之久地駐守其中——這勝於改變它們，也比感覺到它們是可改變的要好——勝於對它們的反抗……在那些日子裡，要是有人妨礙我奉行這種宿命論，試圖粗暴地喚醒我，我都會極其生氣——說實話，每次這樣都十分危險。——把自己看作一種天命，而不願意看成「別樣的」，這就是偉大的理性本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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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件事就是戰鬥，我生性好鬥，攻擊乃是我的本能之一。能與人為敵就去與人為敵——這也許是以某種堅強天性為前提的，無論如何，堅強的天性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凡堅強的天性都需要有對抗力，因此他們都會去尋求對抗。正如復仇和怨恨情緒必然屬於弱者一樣，好鬥的激情則必然屬於強者。舉例來說，女人的報復欲是很強的，這是由她們的弱勢所決定的，她們對他人的困苦有著較強的敏感也是同樣的道理。攻擊者需要對手，他的強大就是由對手來衡量，只有找到一個更為強大的對手才能提升起他的力量，或者就哲學家而言問題也是如此，因為一個好戰的哲學家也要向難題發起挑戰，與之決鬥。哲學家的使命不在於戰勝單純的抗力，而在於戰勝那些用靈活的韌性和超凡的武藝竭盡全力與之決鬥的抗力，也就是說戰勝旗鼓相當的對手……
與對手旗鼓相當，這是公正決鬥的首要條件。如果你輕視對手，那就不能開戰；如果你在命令對方，自恃高於對方，那也不能開戰。——我的戰鬥實踐可以總結出四條原則：第一，我只攻擊那些從未敗過的對手，——我會等到對手進入屢戰屢勝狀態時才進行攻擊。第二，我只在沒有援手可依賴而必須獨自應對時才會出手，也就是說，只有在孤自一人處於劣勢時才會出手……不處於劣勢我是從不會公然出手的，這是我的公正行為準則所在。第三，我從不進行人身攻擊。我只是把人當成一個高效放大鏡，用它來看清某種不顯眼，但正暗暗滋生且難以把握的不良狀態。我就是這樣去抨擊大衛·史特勞斯的sup/sup，準確地說，我攻擊的是德國「教化」方面一部老朽的成功之作，——是我真正擊中了這種教化……我也這樣抨擊過華格納sup/sup，確切地說我攻擊的是我們「文化」的虛偽，我們文化天生的混雜，它將精巧者與富有者，遲暮者與偉大者混為一談。第四，但凡不去關注個人之間差異，忽視不良事件發生之背景的東西我都會去攻擊。相反，攻擊在我這裡表明的乃是善意，在特定情況下還表示著謝忱。我通過將自己的名字與某事，某人的名字連在一起，來表達我對它們的尊重和嘉獎，至於贊同還是反對——在我這裡無關緊要。如果我去攻擊基督教，那也是我應該這樣做的，因為我還沒有遭受過任何來自基督教的迫害和不幸，——虔誠的基督徒對我總是友善的。我本人卻絕對是基督教的一名反對者，我不會贊同，將千百年來的不幸之事加到某個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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