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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時宜的考察》中的那四篇文章絕對富有戰鬥氣息，它們證明了我並不是「夢想家漢斯」sup/sup，而是一個很樂意拔劍出鞘的人，——可能還表明我的手腕自由靈活到令人害怕。第一篇sup/sup（1873年）攻擊的是德國教育，那時我已經非常無情地鄙視它了。德國教育沒有意義，沒有實質性內涵，沒有目標，只是一種「公共意見」。由德國武器上的巨大成功——甚至由德國戰勝法國的勝利——去證明德國教育有那麼一些可取之處，這是太有害的誤解了……第二篇文章sup/sup（1874年）揭示了我們科學活動中那些危險的，侵蝕和毒害生命的東西：非人化的齒輪裝置和機械系統，勞動者的「非個性化」以及「勞動分工」的錯誤經濟學，都使生命患了病。文化這個目的失落了，科學活動這個手段變得野蠻……在這篇文章中，本世紀引以為驕傲的「歷史性事件」首次被看成是病態，看成是沉淪的典型標誌。而第三篇和第四篇文章sup/sup則與此相反，樹立了兩個極度沉溺自我、關注自我的形象，以指向一個更高階的文化概念，指向「文化」概念的重建。這兩個形象完全不合時宜，他們對周圍諸如「帝國」「教育」「基督教」「俾斯麥」和「成就」這樣的東西一概嗤之以鼻，——他們就是叔本華與華格納，或一言以蔽之，就是尼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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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四篇文章中，第一篇是極其成功的，這篇文章引起的喧囂騷動，從任何意義上講都是非常了不起的，我戳到了一個勝利民族的痛處，也就說，這個民族贏得的勝利並不是文化之結果，而是某種或許與文化完全不相干的東西所致。
反響來自四面八方，絕不僅僅來自大衛·史特勞斯sup/sup的那些老朋友們。這位史特勞斯，我曾將他描述為德國教育庸人和自滿自得之輩，並簡短指出他就是那本空談「新舊信仰」的《福音書》的作者，這使他顯得滑稽可笑（——「教育庸人」一詞自從在我這本書中出現後就在德語中留了下來）。史特勞斯的那些老朋友們是一些符騰堡人和施瓦本人，當我覺得他們的傑出人物，他們的史特勞斯滑稽可笑時，這深深刺痛了他們，他們的反應正如我意料的那樣，幼稚而粗野；普魯士人的不滿反應則更為聰敏些，——更多帶有「柏林藍」的味道；最無禮的要算萊比錫一家報紙了——就是臭名昭著的《邊境信使報》，我費了很大功夫才穩住被激怒的巴塞爾人不要採取行動去回應。只有幾位老先生無條件地站在我這一邊支援我，原因各不相同，部分還無法探明。其中有一位是哥廷根的埃瓦爾德sup/sup，他指出，我對史特勞斯的攻擊是致命的；還有一位是老黑格爾主義者鮑威爾sup/sup，自那時起，他就成了最關注我的讀者之一。在他的晚年，他常常提到我，比如他曾暗示普魯士歷史地理學家馮·特萊齊克sup/sup先生，到誰那裡可以請教到有關「文化」這個業已失落概念的資訊。有關我和我的這篇文章發表的最有分量和最長的評論，出自維爾茨堡的霍夫曼sup/sup教授之手，他曾是哲學家巴德爾sup/sup早年的學生。他從我這篇文章中預見到了我的一個偉大使命，那就是引發一種危機以及在無神論難題上作最後決斷，他猜出我屬於在這個問題上最本能的、最無所顧忌的那一類人。正是無神論把我引向了叔本華。
流傳最廣、激起最多辛辣感受的評論是卡爾·希勒布蘭特sup/sup對我這篇文字極富力量和膽量的讚賞，他平素溫文爾雅，可以說是最後一位善於寫作而又人道的德國人。他的那篇文章發表在《奧格斯堡報》上，如今收錄在他的文集裡，只是措辭變得略加謹慎。該文將我那篇文章稱為重大事件、轉折點，對自我的首次深入思考，是德國人對精神事物的嚴肅與激情開始真正復歸的完美標誌。希勒布蘭特對我這篇文章的形式，成熟的品味以及對人與事的完美區分不吝溢美之詞：他讚賞我這篇文字是德國曆史上最佳的論戰作品——這種論戰藝術恰恰對德國人來說是危險而不可推薦的。他對我的文章表達了按捺不住的肯定，甚至突出了我斗膽就德國語言退化所講的話（——如今，純語言主義者就體現出這種退化，而且再也造不出一個像樣的句子），他同樣蔑視這個民族的「一流作家」。最後，他以對我勇氣的讚賞結束了他那篇文章，他寫道：「這至高的勇氣將那些民族寵兒送上了被告席。」……
希勒布蘭特這篇文章給我生命帶來了無法估量的影響，那之後再也沒有人來襲擾我了。人們開始沉默，在德國，人們以一種陰沉的謹慎來對待我：多年來我充分享受著絕對的言論自由，這種自由是如今沒有任何人完全擁有的，至少在「帝國」內。我的天堂就在「我寶劍投下的陰影中」。……實際上我踐行了司湯達的一句格言，他建議人們用決鬥來步入社會。看我選擇了怎樣的對手啊！德國一流的自由思想家！……實際上，由此首次表達了一種全新的自由思想：直到今天，沒有什麼比全歐洲和全美洲的「自由思想家」之流更讓我感到怪異，感到格格不入了。他們是一群懷有「現代觀念」的無可救藥的小丑和傻瓜，比起他們對手中的任何一位，我與這些人的分歧更深刻。他們也想以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說按照自己的觀念來「改良」人類。他們如果真明白了我之所是和我之所願，就會對我發起一場勢不兩立的戰爭，——他們全部還相信「理想」……而我則是第一個非道德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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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斷言，《不合時宜的考察》裡最後兩篇，也就是分別以叔本華和華格納來標識的那兩篇文章，會對人們理解這兩個人或只是理解他們身上體現出的心理學問題有什麼特別幫助。當然，有些個別之處例外，比如我在文中憑藉來自本能深處的確鑿判斷，指出華格納本性中帶有一種演員天賦，其創作手段與意念只是這一天賦的產物。其實，在這兩篇文章中我想做的是與心理挖掘完全不同的事兒：研討一個前所未有的教育問題，一種對孕育自我，呵護自我的全新理解，包括這方面出現的棘手情形。這是一條通向宏偉和迎向世界歷史使命的道路，這條道路終要有人去指明。
大體看來，我抓住了兩個著名但還沒有完全說清的型別，就像人們抓住一個契機一樣，為的是發表一些看法，更多地掌握一些範式、徵象和話語手段。對此我在《不合時宜的考察》第三篇第93頁上以十分巧妙的方式進行了提示。柏拉圖也曾這樣使用過蘇格拉底，以此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現在過了一段時間後再回首當時情形，我不想否認，這些文章講的其實就是我自己，這些文章就是我當時心境的寫照。《華格納在拜羅伊特》一文是我對自己未來的憧憬，《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則記載了我最內在的心路歷程和我的成長。最為重要的是我的誓願！……今天我成了什麼，身居何處——我身居這樣一個高處，我不再用話語而是用閃電在說話——，呵，當時我離這一點多麼遙遠！——但我曾見到過這片土地——對於道路、海洋、危險——和成功，我一刻也沒有迷惑過。許下諾言時的巨大鎮定，對那未來的幸福展望，那不會僅僅留於設想的未來！文章裡的每個詞都是我內心深刻體驗過的，其中不乏深切的痛楚，還有一些直接帶有血氣的話語。然而，一陣偉大自由之風吹走了一切，創傷本身並沒有起到阻礙作用。
我視哲學家為一堆可怕的炸藥，在他面前一切事物都岌岌可危；我自己對哲學家的理解與其他人完全不同，並且遠遠勝過他們。在我看來，就連康德也不能算作哲學家，更不要說那些學院派的「反芻動物」和其他哲學教授了。這篇文章對於人們看清我對哲學家的理解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而且得承認，這裡其實不是「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在說話，而是叔本華的對立面，「作為教育家的尼采」在述說。——鑑於我當時的工作方式是學者型的，而且或許還由於我對這樣的方式運用自如，文中突然出現了一段艱澀的學者型心理學話語，這不是沒有意義的：這表達了一種距離感，並且使我深深確定什麼才是我的使命，什麼僅僅是手段，階段性工作和附屬產物。我的聰明之處在於，為了能歸於一，達到一，我先經歷了多，到過許多地方。我註定得做一段時間的學者。
「夢想家漢斯」系華格納《紐倫堡的名歌手》中的人物。
指《大衛·史特勞斯：告白者與作家》。
指《論歷史的用途與濫用》。
分別是《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和《華格納在拜羅伊特》。
史特勞斯（davidstrauss，1808—1874），德國青年黑格爾派哲學家，代表作是《耶穌傳》。
埃瓦爾德（georgheinrichaugustewald，1803—1875），德國神學家和東方學家。
鮑威爾（brunobauer，1809—1882），德國哲學家，青年黑格爾派成員之一。
特萊齊克（heinrichvontreitschke，1834—1896），德國曆史學家，政治家。
霍夫曼（franzhoffmann，1804—1881），德國哲學家。
巴德爾（franzvonbaader，1765—1841），德國天主教神學家，哲學家。
希勒布蘭特（carlhillebrand，1829—1884），德國曆史學家，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