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2014年4月王石先生說要為我牽線寫作褚時健的個人傳記，還是6月時我手裡已經有了褚時健先生簽署的授權協議，我內心的猶疑和忐忑遠遠大過高興、激動。
我當然知道作為傳記作者，得到這樣一個機會是多麼難得。這個時代就出了這麼一個褚時健，他有著80多年豐富的、起起伏伏的人生經歷，他的命運和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過招不斷，碰撞不斷；他的個人故事緊貼著共和國一個甲子的時代變遷。他的生活裡有著生離死別，榮辱變換......人生經歷當得上"傳奇"二字；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和2013年以後，媒體兩度掀起對他的報道熱情，可謂人人爭說褚時健；有關他的傳記也已經出版了兩三本，他做封面的雜誌在機場每個書店都被擺在顯著位置......這麼說來，我似乎真的撈到了一個香餑餑。
但恰恰這些都構成了層層的寫作障礙，我心裡並不輕鬆。一個被媒體過度解讀的人物，一個已經在大眾心目中被定了位的人，他的傳記很難不陷入人云亦云、剪貼複製的窘境，也會遇到讀者更為嚴苛的目光。"會好看嗎？會有價值嗎？......我可以嗎？"我一再問自己。
而且我一度還很質疑自己的人物傳記寫作工作，特別是當自媒體開始興起的時候。當每個人都可以劃出自己的地盤來稱王，誰真的還需要權威的聲音、榜樣的力量？當人生得意的標準早就多元化，誰還願意聽你絮絮叨叨幾十萬字去述說一個所謂傳奇者、勵志者的故事？如果不想讓自己的書淪為滿足獵奇心的讀物，那麼寫作傳記的真正意義在哪裡？
更何況，這次，是一個老人的故事。出生於1927年的褚時健今年已經88週歲，一個標準的老人，網際網路新貴們完全可以稱呼他一聲"爺爺"。在這個年輕的力量遍佈各個角落的年代，許多20多歲的年輕人連"文革"的歷史都非常陌生，也似乎不感興趣，更罔論一個從20世紀20年代走過來的老人？他的故事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一次採訪，我坐在褚家的客廳裡，正式的話題已經談得差不多。我和他聊起他的年輕同行們----那些中年的、青年的企業家們，他們治理企業的觀點，說起他們的奮鬥和商戰......褚時健坐在沙發上，認真聽著，他慢慢嗑了幾粒松子，微笑著用地道的雲南話說："是不是複雜了點？其實搞企業哪有那麼難。"
這句話頗觸動我。眾所周知褚時健在企業經營上的豐功偉績，管理玉溪捲菸廠成了亞洲菸草大王，種植經營褚橙讓市場上一橙難求。他被企業家群體推崇，被媒體研究。大家都在問："為什麼褚時健做哪一行都可以？"但千山之外，偏居小城的他卻雲淡風輕地說："哪有那麼難？"
我注意到他每次和我談論他的企業經營生涯時，的確沒有把它作為一件成功之事來聊，不自得，也很少去總結；而是作為一件他感興趣的事情，回憶過程裡的細節，然後，很享受很開心地笑開了。
當別人費盡了口水，他其實只有一句話。以一當十，以不變應萬變，他其實是個簡單的人。
第一次跟隨王石在哀牢山見褚時健時，我們在種植基地的辦公室翻閱他閱讀的農業科學書籍。據說這十幾年褚時健帶領農戶種植冰糖橙，主要就是靠這些薄薄的、陳舊的書，這些書幾乎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版本，是縣級農業科技推廣人員的普及用書。但褚時健通過這些書，推出了口感獨一無二的褚橙。
一次開會時，王石和我聊起這本即將開始採訪的傳記。他說：你能不能從這個角度寫褚時健？他從出生就一直在雲南，而且幾乎沒離開過玉溪那個小地方，但他做的都是能在國際市場拿得出手的事情。為什麼？
這大概就是褚時健人生的有趣之處，以"小"贏"大"。他一輩子都在小地方，並沒有強大的教育背景；政府交給他的是小廠；他回憶裡的事，更多是細節小事......但他卻的確做成了大事。
他的個人生活也如此充滿相對性。戰爭、手足永別、行政官員、下放、"右派"、回城、企業家、階下囚、老年喪女、古稀之年創業......這些人生大跌大宕的經歷都是褚時健一人的關鍵詞，他的命運線條比別人顯得濃墨重彩得多。在公眾的眼光裡，他是一個承載了濃重時代特色的傳奇者，一個充滿了悲情的悲劇性人物，甚至現在褚橙的成功也顯得悲壯。但當走近褚時健我才知道，對於自己人生起落的理解，褚時健比任何人都顯得平靜。"改革嘛，都要付出代價。"這是2003年他給王石的回答。10年後褚橙成功，我問他如何看待當年牢獄之災，他和夫人馬靜芬都說："其實想起來，應該要感謝那段經歷。沒有那段經歷，就不會有今天。"他們語氣平靜，眼神篤定。我相信他們的真誠。
有幾個細節很有意思，我問他年輕時的愛好，他說："拿魚（捉魚）。"馬靜芬說起褚時健1979年的工作調動。當時他有兩個選擇，一個是玉溪捲菸廠，一個是山區的礦山。褚時健非常希望去礦山，原因只有一個：那裡可以打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