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中國的政治局面，就像皇帝的新衣，大家都知道，但都無法開口。
怪象在褚時健的視野裡越來越多。褚時健的固定職務是行署人事科科長，負責整個玉溪地區幹部的人事任免及幹部的困難補助。所謂困難補助，是指月收入在50元以下的幹部，地委組織部核定後，開名單給行署人事科，由褚時健這裡發放補助。一日，時任行署專員的馮姓領導專門叫上褚時健一起吃飯。褚時健以為專員要談工作，不以為意。飯桌上，專員拍著褚時健的肩說："你不知道啊，我一天要抽兩包'大中華'，工資都被我抽完了。媳婦責怪我得很，說我抽多了。"褚時健聽得雲裡霧裡，他不知道專員為什麼會這麼講，因為根據政策，專員家的收入不低，專員是國家幹部13級，一月120元錢。專員妻子是幹部17級，也有90多元。而且專員只有一個孩子。"我心裡還在想，你家收入不低嘛，怎麼抽個煙還被責怪？"
大概專員看出褚時健的疑惑，又拍他的肩："你咋個沒理解？"褚時健確實沒理解專員其實是跟自己要福利費的意思。後來專員又專門請褚時健的岳母吃了一次飯，意思也是暗示希望褚時健把自己加在發放福利費的名單上，但褚時健還是沒有理解他的意思。
直到1958年底的一天，這位專員同志組織了一次針對褚時健的會議，會議主題就是要褚時健自己檢討，褚時健才恍然大悟。褚時健平時大概也知道一些專員對自己不滿，不過嚴重到組織玉溪行署的所有科局級幹部到會來讓自己檢討，他的確沒想到。
專員讓大家發言，結果全體沉默，沒人吭氣。專員火了："你們不說我說！褚時健你這個人事科長怎麼當的？！專員要餓死了你都不知道！"褚時健坐在椅子上，一下就明白了：原來如此！他不禁笑了起來，心想："專員啊，你真是骯髒了。"這一笑，讓專員更惱怒，專員使勁拍了一下桌子："專員批評你，你還敢笑！"
褚時健覺得深深失望，黨內怎麼出了這樣的幹部？只有私利，沒有國家觀念。褚時健苦惱極了：這到底是怎麼了？
專員對褚時健的私怨似乎非常深，他甚至對一位地委副書記咬牙道："不把人事科的褚時健劃成'右派'，你把我這個專員撤了！"
1958年底，全國'反右'運動已經接近結束，但運動突然迴光返照般又捲土重來一輪，歷史上稱為"反右補課"。這一次，又劃定了一大批"右派分子"。12月，褚時健接到通知，自己已經被劃為"右派分子"。
褚時健拿著通知書，無奈、委屈、憤怒......種種難言的情緒。他問行署專員："你們揭發我這幾條，哪條站得住腳？你頂多說我一句同情'右派'是不是？"h3話別/h3一旦被劃為"右派"，就必須儘快到指定農場或其他指定下放地方去報到。褚時健的新去處是紅光農場。褚時健一夜未眠，心情不平靜，不知道該找誰說。第二天，一個星期天，褚時健去了馬靜芬工作的大莊中心小學。那段時間，女兒在大莊和馬靜芬待在一起，他去和妻子女兒告別。
馬靜芬已經有了預感。在褚時健來之前兩天，玉溪政府就有幾個人到了她的住處，"背了槍，到處翻，到處找，把我嚇壞了"。背槍的人什麼也沒透露，只說來找東西，馬靜芬不敢反抗，只能抱著女兒躲在角落。
之後兩天，沒有任何說法和訊息，她決定回到玉溪家中看看到底怎麼回事。把女兒映群背在背上，她準備出校門找找車，看能否把她們母女捎回玉溪。正走到校門口，她竟看見褚時健臉色低沉、腳步匆匆地走來。馬靜芬問他："你怎麼來了？我正要回家去。"褚時健的回答好像生了氣："還回什麼家？走，走！去你宿舍。"
兩口子帶著孩子急匆匆回到馬靜芬的宿舍，甫一進門，褚時健就掏出家裡的存摺交給馬靜芬："你放好。我要走了。"馬靜芬大驚，待褚時健告訴她自己已經被劃為"右派"，要馬上去元江了，馬靜芬心裡已經亂了套，只是問："過幾天就走，你咋個現在才來說？"褚時健告訴她："我被管制了，沒辦法告訴你。今天能來都是因為星期四就要走了才讓我來的。"馬靜芬慌了神，眼淚流了下來："那我們去哪裡？"褚時健沉重得感覺自己都要受不了了，他定定神告訴妻子："你們就在玉溪待著，好好過。以後的事以後說。"
幾天後，195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沒有新年的明媚，四處陰雲密佈。褚時健收拾簡單的包袱，與另外一些"右派分子"一起，坐上一輛破爛的客車，去往元江縣紅光農場，去往他人生中、命運裡前所未有的低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