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教授離開協和後，沒人再像當年的林巧稚一樣住在醫院旁邊，一個電話就能從家趕到病床邊。國營單位分房福利取消後，北京的房價翻著倍地往上漲，醫生都住到四環五環通州順義去了，產婦再不尋常的喊叫也無法把醫生從幾環外吸引過來了。有了電子監護儀後，再不需要把耳朵貼在孕婦肚皮上聽胎心了，很少有醫生再去拉產婦的手或者擦汗了。產科仍然不提供在歐美國家已經運用得非常成熟的無痛分娩，撕心裂肺的慘叫仍然每晚從產房傳出。
但協和仍然是協和，而且越來越緊俏，建檔制度逼迫備孕女性還沒停經呢，就跑去買試紙條驗孕，一旦有兩條紅槓出現，哪怕其中一條極其微弱，就得趕緊掛號建檔，才有機會爭到一張九個月以後自己分娩時候的床位，這讓在協和生孩子活生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那以後，接連又發生了幾件事：醫生給一個胎位不正的孕婦手轉胎頭時發生了百年不遇的臍帶脫垂，幾分鐘孩子的胎心就沒了；緊接著，又有一個做了剖宮產可能就沒事的巨大兒，醫生沒有做手術，結果孩子生出來的時候就沒氣了。
同時，協和之外也不消停，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產科引產古法——蓖麻油炒雞蛋，導致產婦發生子宮破裂，最終人死了，醫院敗訴。第二天，協和產科臨床用了好多年的蓖麻油炒雞蛋引產法，還有產科實驗室進行了多年的基礎研究，並且先後成全幾位博士研究生順利拿到學位的「蓖麻油炒雞蛋引產的作用機制」，一下子都停了下來。
那以後，協和產科的剖宮產也不再控制得那麼嚴格了。因為，我們確實無法保證每一個孕婦都能順順當當地生出來，我們也確實無法保證不讓每一個試產的孕婦遭受二岔罪。再後來，一些常用的助產方式，例如手轉胎頭，甚至低位產鉗，漸漸地都失傳了。醫生再也不死命為難產婦，嚴防死守剖宮產手術指徵了，差不離的都拉去剖了，反正大多數家庭就生一個，剖了也就剖了。再者說，人家孕婦也有道理，你們協和不給我們提供無痛分娩，我們就是怕疼怎麼了？我們就是不生，我們有選擇自己分娩方式的權利，你們大夫做不了這個主，醫療是服務行業，我們選擇剖，你們就該為我們提供醫療服務。
再以後，大教授在不值班的時候，也很少主動過問產房裡七零八碎的小事了，值班表上該誰負責就誰負責。社會越來越快地向前發展，每個人都開始關注自己的生活質量，誰又願意生命中的每一個24小時都充斥著工作呢？況且，這工作除了技術上的驚險，還充滿人性上的驚嚇。
這也鍛鍊了我們後輩異常頑強的戰鬥能力。
35歲那年，我開始值長三線夜班，就是每隔一晚上值一個夜班，單號我值，雙號琳琳值。我身在中國，執行的卻是完全的美國時間，這種工作，我倆一干就是小一年，終日時差顛倒，滿臉蠟黃。白天，世人神采奕奕朝氣蓬勃上班去，我則帶著滿臉睏倦逆著城市上班的滾滾洪流趕回家睡覺。晚上，世人倦鳥歸巢，我卻要吻別女兒，接過整個婦產科白天的一大攤子事，工作才剛剛開始。三線是夜間整個醫院裡所有和婦產科相關事物的總指揮官和執行官，好在有什麼重大事件還可以和四線商量。最怕的就是週末，個別四線不僅不在醫院，還不在北京。碰到個別的教授就更慘了，他們白天霸著社會主義大家庭的床位和手術檯，只收熟人、有關係的病人做手術，對於聘了主治大夫甚至是副教授的中層醫生，一律以能力不足為藉口擋在專業組之外，而在夜班來了又窮又急又沒後門病情又重的「濫病人」時，他們一律在電話裡對你委以重任，說你沒問題，說你什麼手術都能做，你就放手做吧，然後掛上電話接著睡覺或者繼續在外頭不是講課就是開刀，在邁向個人幸福的康莊大道上賣力奔跑。
在經歷了一個個驚心動魄的夜晚之後，閒下來的時候，我總是惦記東堂子衚衕那個清瘦的老人，那個一生都準備隨時聽從病房呼喚的老人，還有一群大貓，是否安然依舊，是否於漂泊亂世依舊寵辱不驚。
許教授走了，琳琳也走了。
在成為主治大夫和副教授以後的若干年裡，在經歷日復一日的煎熬和歷練之後，在終於練就了一把手術刀之後，琳琳仍然在協和沒有一席之地，或者說就算論資排輩，還仍然輪不上她。
還是千禧年夜裡我們在玉蘭樹下說過的那句話，長江後浪推前浪，前浪還剛到沙灘上，豈容小字輩如何怎樣？
琳琳說，她不能讓這把手術刀閒著。
每個星期五，她都穿過臭氣烘烘的候車室，擠過自己前胸貼別人後背的檢票口，坐上散發著各種人類的體味還有頻率不同的大小呼嚕聲的綠皮火車，從首都北京祖國的心臟趕到二級城市、三級城市甚至是偏遠小縣城看門診、做手術。
我問：「找你做手術的都是什麼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