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直自殺了。是在郊區政府指示北郊鄉落實解決耿直的合理要求之時，訊息走到耿家村，村裡就滋生一種傷害耿直父子的流言蜚語。說耿直太膽大了，敢到上邊告村支書，就是官司贏了，以後的日子也甭打算好過，誰不知縣官不如現管的道理。
耿直的父親是個老實巴腳的農民，聽到這話，就擔驚害怕的坐臥不安了，他勸兒子離家出走，省得日後遭支書暗算。他知道自家根本不是支書的對手，那個土皇帝是啥事都下得手的。自己這條老命已活夠了，孩子還年輕啊，千萬不能叫他遭到支書的報復。這時的耿直陷進了精神分裂的痛苦境地，也是長時間遭受壓抑，使心胸悶鬱，苦惱難奈，特別是四處碰壁的5年寒暑的上訪生涯，已使先前血氣方剛的年輕人絕望了，他喝下一瓶名字叫「1059」的農藥。就這樣，28歲的退伍軍人含著冤情和委屈離開了這個世界。
聞悉耿直的死訊，心情很是沉重，沒有想到，前幾天與他的第一次見面，竟然成了最後的一次見面。我為他的去世感到遺憾，卻又默默地責怪他的脆弱和退卻，接下來又設身處地的為他著想。一個「赤手空拳」，一無所有的年輕人5年的辛酸苦楚上訪史，使他確實覺得生活太累、太難、太煎熬啦。就這樣的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奔波上訪，徒勞無效的掙扎，真不如一死了之。唉，想活的人怎能理解想死的人，想死的人豈不想活？耿直是真的到了活不如死的地步嗎？我不知道。但是，我以為他不應該死，他有活下去的理由。他是被逼死的嗎？我問，他有沒有遺書之類的東西，我想找到他是被逼死的證據，即使只是些蛛絲馬跡也好。我想為這個年輕的生命說幾句公道話。儘管耿直已經沒救了，但是，我不想讓另外的「耿直」重演這種悲劇，可是，我失望了。不是他沒有遺言，他的遺言只有9個大字：
我活夠了，我不想活了。
這9個大字裡，找不到我企望的資訊。我拿起電話，想批評訓斥那個郊區人民政府的區長，可是，又釋手了。現在批評區長還有什麼用，怨他沒有操作好嗎？也許根本不能怨他。我想逮住那個鄉長，把他從頭到腳擼一頓。還有那個村支書，早就該將他清除出基層政權。可是，我有那個權威嗎？我問自己，我怎麼沒有？堂堂的市長，拿掉個把村官，還不是一碟小菜。可是，我有那精力嗎？不是沒有權威，是數量太多，任務太重，一旦真得弄起這種「工程」，我肯定陷入不堪重負的尷尬狀態，誰不知道法不責眾的道理。
耿直的死，可謂死的輕如鴻毛，這種不應該的死去，卻又死得其然。分明被逼死的事實，卻沒有人為其承擔責任。
我指示部下，安置好耿直的喪葬事宜，和他父親的晚年生活。兒子5年上訪已耗盡微薄的家產，倘若政府能早一點重視耿直的問題，豈能使他淪落到這種地步。可是，耿直的死，在維綱書記的眼中，只能是死的活該，是為他們陰暗的心底去掉一個包袱。
這時候，我似乎失去了先前的那種激情，只剩下冷峻和乾枯的理智了。是這種理智，指示著我萌生一種想法，我想暫時躲避一下沒完沒了的煩心干擾，以使翻騰不息又紛亂無章的情緒平靜下來。去哪裡做這種心態的調整和小憩呢？沿海的地方有大連、青島、威海、連雲港、寧波、廈門……唉，這些城市我都去過，眼下它們對我已沒了什麼誘惑。那就選一個別樣風情的地方，要麼到新疆、內蒙或者黑龍江與俄羅斯毗鄰的地方。至於以什麼名義去，這太好辦了，對一個市長，他能不眨眼地一下子說出10個名堂，為他的出走包裝得冠冕堂皇，入情入理……
正在這時，一樁使我驚詫的新聞來了，合達賁失蹤了！有人說是逃跑了！隨之，反映到我面前的資訊是：
前三四天，合達賁指示迪奧德公司往南方一家貿易公司打去上千萬元的購料款。一天過後，又為他迪奧德公司上上下下的員工發放了數目驚人的獎金，從那天之後，就再也聯絡不上合達賁了。開始，他身邊的人沒有想到合總經理會一去不返。可是，有幾種疑點使他們不能不這樣結論。一是合達賁的手機突然關機。平時他的手機是不關機的。合達賁有3個手機號，其中一個是專對內部人的，從不關機。可是，如今這個號也打不通。二是他的老婆孩子不僅早就移居到了加拿大的多倫多；前些時他的父母又雙雙飛走了；還有，大家都認為是合達賁的小情婦的會計，自對迪奧德公司的員工發過獎金以後，她就沒再去公司，有人就懷疑，是不是跟合達賁一塊跑了？
就是這個時候，剛才還準備外出休整的念頭一下就無影無蹤了，有的只是一種失職的遺憾和壓力。怎麼眼睜睜地看著一個大腐敗分子從自己的「家園」溜走呢？又不是事先不知道他的問題。凡是瞭解合達賁的人，沒人相信他是靠正當的收入維持生活的。他的衣食住行的奢侈，他的人際交往的大方，他的「活動經費」數額的驚人，他在職工心目中的形象之卑劣齷齪，可謂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就這麼一個人，為什麼不把他及早抓捕起來，至少應該看管起來，用眼下時髦的做法，叫雙規起來。是啊，別人為這個問題納悶，我身為市長，何以也在納悶？
怪不得老百姓們愛說，做官的都是官官相護。但是，有許多東西老百姓並不知道。例如，有這樣一種規矩，倘若擬定一名腐敗分子，作為反貪機關整治的物件，且不說需要據有法律效應的證據，重要的一步是得經過權威的上級部門批准。一個縣級部門，它只能整治科級的腐敗分子；一個地市，它的許可權只能升格至縣處級了；如果遇上超出許可權級別的腐敗嫌疑物件，那是必須報請上級權威機關稽核批示的。而重點的國有企業，則另有規定。別看他們那些經理廠長之類的帽子不屬國家公務員系列，不是規範的政府官員的級別，但是他們享受反貪政策的待遇，則比官員更高一籌，更靈活一層，更隨意一碼，也就更保險一成。
q市腳踏車公司早就列為重點企業了。政府對這種企業出臺過這樣的政策，不限制企業老總的住房標準、坐車標準、用餐標準，甚至向他的員工、他的管理層、他自己發多少工資，統統由老總說了算。當然有一個前提，是在他的企業照章納稅的前提下。但是，經過這麼多年的反覆實踐，這種辦法不是放之四海皆準的。q市的實踐證明，只有對韓鑫這樣人品可靠的老闆用這辦法，效果奇佳；對合達賁，結果適得其反……使我憤慨的是，當腳踏車公司每況愈下，由興盛走向衰敗，駕馭公司的掌舵人合達賁的貪婪行為日漸暴露時，有人卻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反而以各種理由為其開脫責任，對其加以保護。直到公司要垮掉了，他們依然不承認是合達賁的責任，更不準去追究其中的問題。直到合達賁失蹤了，實際是逃跑了，有預謀的逃跑了。那些一直在包庇著他，保護著他的人物，也不會承認自己的過失，甚至會反摟一耙。也許，合達賁的出逃就是他們策劃的，至少，是他們希望的。因為找不到合達賁，又可以保護一批本已爛掉卻還完好的幹部了。
我叫史正過來，是我得知這訊息之後，就馬上喚他。作為主管政法的領導，應該有敵情觀念，儘管由於多種原因，對合達賁不能下手。但他的問題早已是禿子頭上的蝨子——明擺著的。特別是合達賁的父母最近飛往異國他鄉，這可謂他欲出逃的訊號，難道史正就沒有一點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