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松。
貢瓦爾·拉爾森歪著腦袋看著那個名字。
「是的，看起來像是安德松——或者是安德生或安瑞生，也可能是別的什麼鬼字眼兒。雖然我想應該是安德松。」
安德松。瑞典有三十九萬人姓安德松。光是斯德哥爾摩的電話簿上，就有一萬零兩百名電話使用者是用這個姓登記的，再加上附近郊區還有兩千名。
馬丁·貝克思考起來。如果利用報紙、收音機和電視，有可能輕易就找到這個打電話的女人；然而，也有可能困難重重。
不過，到目前為止，整個調查過程還沒有碰到哪件工作是輕而易舉的。
他們決定利用報紙、收音機和電視。
結果沒有下落。
這天是星期日，沒有結果應該是可以理解的吧？
可是到了週一早上十一點鐘，仍然沒有任何進展，馬丁·貝克開始疑慮起來。
如果要展開挨家挨戶拜訪，以及電訪上千名使用者，那就表示他們必須調派一大部分的警力，去追究一個最後可能是白搭的線索。然而，難道沒有辦法在某種方式下縮小調查範圍嗎？那座陽臺是在一條相當寬廣的街道上，那一定是在靠近市中心的某處。
「一定得如此嗎？」科爾貝里懷疑地問。
「當然不一定，可是……」
「可是什麼？你的直覺告訴了你什麼？」
馬丁·貝克投給他一個苦惱的眼神，然後自我振作地說：
「那張地下鐵車票，是在法官路站買的。」
「但是，我們尚未證明那張票與謀殺案或兇手有所關聯。」
科爾貝里說。
「那張票是在法官路那一站買的，而且只用了單程。」馬丁·貝克固執地說。「兇手留著那張票，是因為他想到回程時可以再用。他從法官路站上車，到瑪麗廣場站或津肯斯達姆斯運動場下車，然後步行剩下的路程到淑女公園。」
「這純粹是猜測。」科爾貝里說。
「他必須用某種辦法支開那個和女孩子在一起玩的小男孩兒。除了那張票，他沒有其他東西可以給他。」
「這是猜測。」科爾貝里說。
「可是邏輯上完全說得通。」
「只是說得過去而已。」
「再說，第一樁謀殺案發生在瓦納迪斯公園，和那個地段可以整個連起來。瓦納迪斯公園，法官路站，整個區域都在歐丁路以北。」
「這點你以前講過了，」科爾貝里冷冷地說，「純粹是猜想。」
「合乎機率理論。」
「你高興這麼說也未嘗不可。」
「我要找到那個姓安德松的女人，」馬丁·貝克說，「我們不能只是坐在這裡掐指默算，指望她會自動找j二門來，她可能沒有電視，也可能不看報紙，可是不管怎麼樣，她一定有一部電話。」
「一定有嗎？」
「當然。你不可能是從公共電話亭或借用商家的電話打一通那樣的電話。再說，聽起來好像她是一邊打電話，一邊在盯著那個男於。」
「好，這一點我可以接受。」
「如果我們要開始四處打電話、沿街探訪，那麼我仃j必須有個起始點，必須從某個特定的區域開始。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力去聯絡每一個姓安德松的人。」
科爾貝里沉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說：
「暫且把這姓安德松的女人擱到一旁，我們先問自己對這個兇手瞭解多少。」
「我們手上有對於他的某種描述。」
「某種，是的，可以這樣一言以蔽之。況且，我們不知道倫德格林所看到的究竟是不是兇手，前提還是他真的遇到了什麼人。」
「我們知道兇手是個男人。」
「是的，除此之外，我們還知道什麼？」
「我們知道他不在風化組的檔案記錄裡面。」
「是的，假設風化組人員沒有做事不留心，或者遺忘什麼的話。這種事以前不是沒有發生過。」
「我們知道作案大致上的時間，瓦納迪斯公園那件，是在晚間七點過後沒多久；淑女公園那件，是在下午兩點到三點之間。
所以那段時間他不必去上班。」
「那表示什麼？」
馬丁·貝克沒說話。科爾貝里自問自答：
「那表示他失業了，或者在度假，或是請病假，或者只是路過斯德哥爾摩，或是工作時間不固定，或者已經退休了，或者是個流浪漢，或者……簡而言之，什麼都無法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