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一七。我就會把他的信件給他。」
「如果他收到信，信封上不會有名字嗎？」
「我沒注意。」
「如果你聽到名字，能知道嗎？」
「或許吧，不知道。」
「那個名字是大衛·湯普森嗎？」
「不知道。不會是荷西·西曼內茲這種西班牙語的名字。他的母語是英語，我只知道這麼多。」
她去招呼另一個客人。回來後她說：「付錢租這個服務的人，就會拿到一個號碼。我們會把名字登記在本子上，就寫在號碼旁邊。」
「結果登記簿上一二一七號旁邊沒有名字。」
「對。也許他來租信箱的時候是別人值班，忘了把他的名字寫下來。這樣不對，可是……」她聳聳肩，搖搖頭。我覺得這件事她比我還煩心。
我身上帶著露易絲給我的那張照片，掏出來讓她看。她眼睛一亮。
「沒錯！」
「是他嗎？」
「是他，一二一七。」
「可是你不知道他的名字。」
「對。」
我給了她一張名片。告訴她，下回如果有他的信，請她打電話給我，把信封上的名字念給我聽。她答應了，像捧著一件價值連城的珠寶似的拿著我那張名片。她伸長脖子，又看了那張照片一眼。
她說：「這個人做了壞事嗎？」
「我不知道，」我說，「我只是得查出他是誰。」
我比埃萊娜早到家。她打電話回來說她會稍微晚一點，問我能不能先在爐子上放一鍋水。我照辦了，把爐火開啟，她走進門時，水已經燒開了。她拌了沙拉，煮了義大利麵，我們吃完把碗盤放在水槽裡，走第九大道到四十二街一個外百老匯戲劇的表演處，我們拿到了一場臺詞排演的票，劇名叫《里加》，是講拉脫維亞猶太人的屠殺。我知道劇作家也在場，這就是我們去的原因，落幕後我們去向他道賀，告訴他劇情很震撼人心。
「就是太震撼人心了，」他說，「所以沒有人想投資製作。」
回家的路上，埃萊娜說：「老天，我無法想象怎麼會有人放棄製作這部戲的機會。為什麼，這出戲真是讓人全身舒暢呢。」
「不過我還是很高興我們來看了。」
「我不知道自己高興或不高興。只是很擔心這一切又會再度重演。」
「你不是認真的吧。」
「不是才怪呢。《紐約時報》有好多版我現在都看不下去了。任何國內或國外新聞都不看了。文藝版我還可以忍受，只不過有一半的書評和新聞報道一樣糟糕。星期二的科學版沒問題，星期三有食譜和餐廳報道的也可以。我從沒想過要去他們報道的餐廳或照那些食譜做菜，不過純閱讀我還可以忍受。」
「可惜你對體育沒興趣。」
「是啊，否則我就可以看得懂，而且看了也不會想到抗憂鬱劑百憂解。tj會看商業版嗎？」
「我想會吧。」
「也許我們老了可以靠他，如果我們能活到那麼老的話。」
我走到人行道邊緣，舉起一隻手。有輛計程車靠邊停了下來。
她說：「我還以為我們要散步回家。怎麼了，你覺得不舒服嗎，親愛的？」
「還沒舒服到可以走五十個街區。」我請司機走第十大道，然後接阿姆斯特丹大道，到九十三街街口。
「藍調母親？」
「我今天下午離那兒就幾個街口，」我說，「可是那個時間去不合適。要到晚上才會有音樂。」
「還有丹尼男孩。」
「除非今天晚上他在普根酒吧。不管他在不在，我想我們應該去聽聽音樂。」
「我想你說得沒錯，」她說，「我想這總比我們回家自殺要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