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醒來聞到咖啡香，到了廚房，埃萊娜已經幫我倒了一杯，烤箱裡面有個英式鬆餅。電視機開著，正在播放的節目是《今天》，主播凱蒂·庫瑞克看著來賓侃侃而談他那本討論蘇丹種族滅絕事件的書，正試圖表現得開朗而得體。
埃萊娜說：「那個可憐的笨蛋。他正在上全國電視網，他寫了一本主題嚴肅的書，可是所有人只會注意到他戴了頂假髮。」
「而且品質還不太好。」
「如果是頂好假髮，」她說，「我們就不會那麼輕易看穿了。而且你想想頭皮上黏著那塊死麝鼠似的玩意兒，在攝影棚的燈光下會有多熱。」
她喝了杯咖啡，但沒吃早餐。她正要去上瑜伽課，一星期去上兩天或三天，她覺得空著肚子去上課會更有用。她在八點十五分前出門，結果後來證明，真是幸好走得早。
因為八點二十五分插播本地新聞時，她不會看到。我原先漫不經心聽著，但聽到的內容讓我豎起了耳朵。一個女子在曼哈頓被殺害，不過沒說是誰或在哪裡。這不稀奇，這個城市很大，這個社會很險惡，但不知為什麼我轉到「紐約第一」，這個地方新聞臺會二十四小時持續播報本地新聞，我看完市長髮表一份宣告和一個樂觀的天氣預報，外加幾則廣告後，一個沒出現在鏡頭裡的記者報道著一名未婚的曼哈頓女子被殘忍地凌虐謀殺，我的心直往下沉。
然後她所居住那幢大樓的畫面充滿螢幕，這不表示那一定是她，她不是唯一住在那幢大樓裡的人，或許也不是裡頭唯一的單身女子。不一定是她，可能是另有其人被發現裸身陳屍在臥室裡，而且是在記者陰沉地形容為「一個顯然馬拉松式的凌虐和侵害」之後，被刀刺死。
可是我知道那是她。
報道中說，她的名字要等到通知近親後才能確定。她有任何親人嗎？我不記得了，也不確定自己是否曾經聽說過。我記得她父母好像過世了，她也沒有孩子。她前夫還在嗎？警方會需要通知她前夫嗎？或者她有兄弟姐妹嗎？
我拿起電話，撥了一個熟記在腦中的電話，一個不認識的聲音說：「刑警隊辦公室。」我這才想起星期五已經過了，喬·德金已經不在中城北區分局了。我認識那個局裡的其他兩三個警察，不過不熟。而且這不是他們負責的案子，因為沒發生在他們的轄區內。換了喬會幫我打幾個電話，但我不能期望那裡的其他人肯替我費這個事。他們只知道我是喬的一個朋友，一個當過警察沒幾年、辭職已久的傢伙，他們什麼也不欠我。
我還認識什麼人？我曾密切合作的上一個警察是西一二六八街二十六分局的艾拉·溫特沃思。案子解決後——事實上，那案子比較像是自行解決的——我們又聯絡了一次，他喜歡來我們公寓拜訪，說埃萊娜的咖啡是全城最棒的。
可是我們沒有繼續保持聯絡，只有聖誕節時寄張卡片，而且現在打電話給他也沒用，因為案子也不是發生在他的轄區。
不過我有她的電話。我撥了號，如果她來接電話，我可以想出其他事情來說。但我很清楚她不會來接了。鈴響到最後，轉到語音信箱，於是我結束通話。早晚警方會設立檢舉電話，會有一個專線讓人打去提供這個案子的線索，可是現在電視新聞還不會出現這類報導。我知道這個案子發生在哪個分局的轄區，我自己也曾在那個分局服務幾年，不過當年的同事早就失去聯絡了。案子可能也不會歸他們管，重案組說不定會接手，可是分局警察是第一批趕到現場的，應該有人知道些什麼。
我查了電話號碼，一個正好在辦公室的警探接了電話。我沒等他問，就報上我的名字和電話，告訴他我在新聞裡看到有個女人在他的轄區被謀殺。我認得那幢大樓，我有個朋友就住在裡面，但是我沒聽到受害者名字，很擔心就是我那朋友。
他叫我等一下，稍後回來說，他們還沒公佈受害者的名字。
我說我可以理解，我自己以前也當過警察。如果我告訴他我朋友的名字，他能否告訴我受害者是不是她？
他考慮了一下，然後決定這樣應該沒關係。我把她的名字告訴他後，電話那一端傳來的片刻沉默便足以回答了。
「我真不願意說，」他說，「不過我手上的名字就是這個。你要不要等一下？我幫你接到管這個案子的人。」
我等著，然後我猜他幫我轉接前，向負責的人簡報了一下。他名叫馬克·薩斯曼，他和他的搭檔被指派負責這個案子，所以如果沒有其他人接手，案子就歸他們管了。
我會不會是她的親戚呢？我說我不是。那麼我可以聯絡上任何被害者的親戚嗎？我說沒辦法，也不確定她有任何活著的親人。我沒提到她前夫，因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在哪兒，甚至是不是還活著。
「我們找了個鄰居幫我們指認，」他說，「而且她長相就跟她抽屜裡身份證件上的照片一樣，所以她的身份其實沒有問題。不過你來做個正式的認屍會更好，假如你不介意的話。」
屍體還在公寓裡嗎？
「不，法醫檢查過，拍完照片後，我們就把她移到這裡了。她現在在停屍間，那是在……你知道在哪裡的。」
我的確知道。我說我可能會耽擱一下，得先等我太太回家。他說沒關係，不急。
「無論如何，我想跟你好好談一談，」他說，「在你認屍之前或之後都行。如果你認識這個女人，也許你可以指點我們一些有用的調查方向。」
「如果我能幫上忙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