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茲通常身上有兇器嗎？」
「通常他上街的時候身上肯套件內衣就很不錯了。」
那是我從德魯·卡普蘭那裡拿到一千五百塊後的第二天下午。那天上午，我換了一張匯票寄長島賽奧斯特。同時，把八月份的房租、酒吧裡的賬單清掉。最後，我還搭bmt線到日落公園去遛了遛。
日落公園當然在布魯克林裡，位置大概是在區政府西邊，灣脊區上方的綠木公墓的西南邊。這些年來日落公園附近蓋了不少高階住宅，許多年輕的白領為了躲避曼哈頓高昂的租金，翻修了附近的房子，使得這個區域一躍成為高階住宅區。不過在當時，那批新貴還沒找到這個地方。當地居民大致以拉丁裔和斯堪的納維亞裔為主。大概先搬來的是波多黎各人，稍後就是挪威人。不過，人口比例從歐陸慢慢移向島國，膚色從淺到深的變化很明顯。只是這個過程是在好多年裡慢慢進行的，改變並非一夜之間。
到六十八街前，我還在第四大道上逛了逛。這裡是布魯克林的商業區，我還不時東張西望找教堂。這裡的房子很少超過三層樓，不管我怎麼走，聖邁克爾教堂那個高達兩百英尺的圓頂好像都很遙遠。
我一直向北，現在已經在第三大道上了。我走在右邊的街道上，抬頭就是高架快速道路。到克魯茲家前，我在幾家酒吧裡混了一會兒，只是想使自己融入當地的氣氛裡，而不是想要問什麼問題。我進去不是點波本，就是要杯啤酒，速戰速決。
米格利特·克魯茲跟他祖母住的地方，倒還跟諾伊曼描述的差不多。附近真有幾塊大型的空地，其中一個有圍牆，其他的可以任人來去，地面上則散落了許多橡膠製品。有幾個孩子在被火燒過的大眾甲殼蟲汽車裡打鬧。在第二、第三大道間，比較接近第二大道的地方，有四幢三層樓的樓房，拼成扇形，立在最北邊。這排建築物兩邊的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剩下幾面樸素的磚牆，不過上面卻點綴著塗鴉之作。
克魯茲住的地方很接近第二大道，離河邊也很近。入口處的磁磚跟油漆都已經剝落。牆邊有六個信箱。信箱上的鎖被敲開過，又被修好，痕跡還清清楚楚。門外沒有電鈴，大門上也沒有鎖。我開啟門，往上爬了兩層。樓梯間裡有燒菜的味道，老鼠以及小便的臭味。其實所有的舊公寓裡，都有這股說不出來的氣息，死老鼠跟便溺的痕跡到處可見。知道這點之後，你會發現克魯茲住的地方也不算太差。
克魯茲祖母住在頂樓。地方倒是收拾得乾乾淨淨，裡面有聖母的畫像和一個點了蠟燭的祭壇。不過在我面前，這位老太太是絕口不說英文的。
我敲了敲別的房間，沒人應門。
但我還是在這幢建築物裡到處看看。二樓，住克魯茲正下方的，是一個瘦得要命的波多黎各女人，養了五個不到六歲的小孩。客廳的收音機跟電視機同時開啟，廚房還有一臺收音機在響。五個孩子沒一個安靜的，其中至少有兩個在同時大哭大叫。那個女人倒相當合作，可是她不太懂英文，而且那種情況下，誰也沒有辦法專心聽你說話。
另一邊就沒人應門了。但是我聽到裡面有電視機的聲音，所以我死命地敲。門終於開了。一個胖得出奇、只穿了一件內衣的人給我開了門，他一聲不吭往裡面走去，好像知道我一定會跟上來似的。他帶我穿過幾個堆滿舊報紙和空啤酒罐的房間，來到了前廳。他坐在搖椅上，繼續看他的運動節目。他電視機的顏色已經不正常了，熒光屏上的記分表一會兒是紅色，一會兒又是綠色。
他是白人，有一頭長髮，以前大概是金色的，現在已經變成了灰色。從他那碩大的身材來看，實在很難估計他的年齡，不過我想大概是在四十到六十之間。他有好幾天沒刮鬍子了，內衣跟床單更是好幾個月沒換了。他很臭，他的公寓更臭，不過，我還是留在那裡問了他幾個問題。我剛進去的時候，見他身邊半打裝的啤酒盒裡還有三瓶，但是沒一會兒他就喝光了，接著，他光著腳又到冰箱裡去拿了半打。
他說他姓伊林，保羅·伊林。他從電視上知道克魯茲的事，覺得很難過，但並不意外。他告訴我，他一輩子都住在這裡，以前還不錯，住在這裡的人很規矩，尊重自己也尊重鄰居。但是現在壞分子搬進來了，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這裡跟動物園沒兩樣，」他告訴我，「你不會相信的。」
安傑爾·赫雷拉租的房間在一幢四層樓的紅磚樓房裡，一樓有投幣式洗衣機。兩個快三十歲的年輕人在那裡鬼混，從褐色袋子裡拿出一罐罐啤酒往嘴裡倒。我問了問赫雷拉住哪裡。他們覺得我是警察，從他們臉上的表情可以看得出來，他們不相信我，兩人都聳聳肩，不過，其中一個人告訴我到四樓去找找看。
除了你可以想到的各種氣味之外，空氣中還有一股大麻的味道。一個黑黑瘦瘦但眼睛卻極明亮的婦人站三樓入口處。她身上圍了條圍裙，手裡拿了一大捆西班牙文報紙。我問她赫雷拉住在哪裡。
「二十二號。」她指著樓上說。「可是他不在家。」她的眼睛緊盯著我，「你知道他現在在哪裡嗎？」
「知道。」
「那你就該知道他不在這裡，門也鎖上了。」
「你有鑰匙嗎？」
「你是警察嗎？」她的眼神突然變得很銳利。
「我以前是。」
她笑得很大聲，倒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你怎麼啦？被開除啦？因為所有的壞人都被關進牢裡，所以你們就沒事可做了，對不對？你想進赫雷拉的房間？來吧，我帶你進去。」
看管二十二號房的是一把毫不起眼的廉價鎖。她試了三次，才找到正確的鑰匙。她開啟房門，放我進去。天花板上裝了一個電燈泡，用一根線充當開關，屋裡有一組簡簡單單的床架。她走了進去，把窗簾拉開，讓些許光線透進房間。
我從窗戶望出去，又在房間裡轉了轉，開啟櫃子，看看裡面有什麼東西。櫃子上有一幅鑲了相框的照片，還有幾張快照。照片裡有兩個不同的女人，幾個孩子。有一張照片是一個男人穿著浴袍在海灘上曬太陽，背後是起伏的波浪。我拿這張照片給那女人看，她告訴我說，那個男人就是赫雷拉。我在報上看過赫雷拉，可是他在這張快照裡好像是另一個人。
她又告訴我那個女的是赫雷拉的女友，而另外一張則是赫雷拉在波多黎各的老婆和孩子。那個女人跟我保證，赫雷拉以前是個好孩子。他很有禮貌，房間也整理得很乾淨，他喝酒很節制，也不會在半夜把音響開得很大。赫雷拉非常喜歡他的孩子，從來不忘記寄錢回波多黎各。
第四大道上大概每隔一條街就會有一家教堂。我到的時候這幾家教堂都沒開門，就連我想去的聖邁克爾教堂也不例外。我是那種只要碰到教堂就要進去繳稅的人，至於是什麼教堂我倒不在乎。我最常捐錢給天主教堂，理由很簡單，因為它們開門的時間最長。但是現在聖邁克爾教堂的大門緊鎖，就跟那些清教徒一樣難以親近。
兩條街外，在雜貨店和健身房之間，有一座圓頂的小教堂。憔悴的耶穌悲傷地被釘在十字架上。聖壇前，有兩排板凳，兩個枯槁的黑人婦女縮在一起，不動，也不說話。
我溜到裡面，在椅子上坐了好幾分鐘。我早就把我這筆收入的十分之一準備好了。我很樂意把這一百五十塊捐給他們，我覺得這種感覺跟把錢投資到一家信譽卓著的公司一樣。但是我實在想不出不起眼的方法來達成我的心願。這裡沒有募捐箱，也沒有一個明顯的標記告訴我要把錢捐到哪裡去。我不想大張旗鼓找來執事人員，當面把錢交給他，也不想把錢放在椅子上，免得被不相干的人撿走。
出來的時候，我並不覺得比走進去的時候更窮。
那天下午我待在日落公園。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工作，也不知道這麼做對湯米·蒂勒裡到底有什麼好處。我在街上漫步，在酒吧裡鬼混，我不刻意找什麼人，也不想問什麼問題。
在第四大道東邊的六十街上，我發現一家黑幽幽的啤酒屋，名叫菲約德。牆上掛的都是船上的裝飾，還有一面不大協調的明尼蘇達維京人足球隊的三角旗。不過看得出這地方的佈置著實花費了一番工夫跟時間。在吧檯的一端有一臺黑白電視機，聲音開得非常小。許多老頭就坐那裡，默默地喝著苦啤酒，不大說話，靜靜等待時光流逝。
離開那裡之後，我隨手招了一輛髒乎乎的計程車，請他送我到灣脊區殖民路。我想看湯米·蒂勒里居住的以及他妻子死在那裡的房子究竟是什麼樣子。可是我不記得確切地址，殖民路一路上都是磚造的公寓，但我記得湯米住的是獨門獨幢的洋房。公寓之間，的確見到幾幢洋房，但我既不知道號碼，也不知道它在街道的哪一邊，我只好跟司機說，請他開到最近有人被刺死的那幢房子去，司機卻不知道我在胡說些什麼，更擔心我會出其不意地傷害他。
我想我是有點醉了，不過，在返回曼哈頓的路上，我覺得好多了。那個司機其實並不想拉我，只是他開價十塊錢，我一口答應，他也只好勉為其難。我往座位上一靠，一點勁都提不起來。他開上高速路，路上見到聖邁克爾教堂高聳的圓頂，我問他那座教堂是不是二十四小時開放，他沒搭理我。我閉上了眼睛，等我睜開，車已經停在旅館前面。
前臺有我兩通留言。湯米·蒂勒裡打了兩通電話找我，並且要我回話。斯基普·德沃也找了我一次。
現在打電話給湯米未免晚了點，甚至打給斯基普都有點晚。反正夠晚了，就讓這個晚上這麼過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