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迪到底是什麼時候死的？」
「哦天哪，這可很難記得清楚，我不敢確定是哪一年，應該是在肯尼迪被殺之後，這一點絕不會錯。但相隔並不太久，要我說，應該是之後那一年。」
「一九六四年。」
「夏天。」
「三十三年前。」
「哦，你真是個數學天才。」
「這完全吻合，你知道，我在看到的這個人就是三十幾歲。」
「從沒有任何傳聞說帕迪有兒子。」
「也許那女人秘而不宣，不管她是什麼人。」
「只告訴小男孩一個。」
「告訴他親生老子是誰，也說了他是被誰宰的。」
「所以他是在對我的仇恨中長大的，好吧，在貝爾法斯特長大你會不恨英國佬嗎？普羅迪的孩子長大會不恨教皇嗎？‘他媽的女王！’，‘不是不是，是他媽的教皇！’我會說，那就兩個都幹吧，或乾脆讓他們倆互相干。」他掏出他口袋裡的扁酒瓶，把酒加進咖啡裡，「如果你教得早，那他們的確會長成個滿心仇恨的人，但這麼多年來他媽的這小子都在什麼鬼地方啊？他完全是他老子的翻版，我只要看過他一眼，肯定立刻就知道他是誰。」
「我看到你對畫像的反應了。」
「只要一眼我就知道了，而且不止我這樣，任何認識他老子的人都可以認出他來。」
「也可能他不在紐約長大。」
「甘心讓仇恨啃噬這麼多年？他幹嗎要等這麼久？」
「我不知道。」
「他年輕一點時來找我算賬，這我很能理解，」他說，「兒時的怒火燃在我血液裡——你知道這首歌嗎？」
「聽起來很熟。」
「這是你認為他會這麼做的原因，只要他血液裡的確燃燒著這團火，但他好好地活了三十年了，他不可能不到三十，這團兒時的怒火早燒成灰燼了，他跑到什麼鬼地方去了？」
「這我可能有點明白了。」
「真的嗎？」
「有一點，」我說，「我來看看明天從哪裡可以弄到，」我看了看錶，「今天來不及了。」
「偵探工作，是嗎？」
「其中之一，」我說，「就像在煤坑裡找一隻不存在的黑貓，但我不知道還能怎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