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搬家了？」似乎不可能。
「他不想等電梯，」他說，「所以他選擇了一條捷徑。」
「你在說什麼？」
這個玩笑，我後來發現，並不失禮，他只是企圖說些難以表達的事情。現在，他放棄了這個辦法，直接說：「他跳窗了，就掉在那兒。」他指著看起來與其他部分沒什麼兩樣的一塊人行道。「他落在那兒。」他重複了一次。
「什麼時候？」
「昨晚。」他摸著額頭，然後做了一個類似屈膝膜拜的姿勢。我不知道那是一種個人的宗教儀式，還是我不熟悉的某個宗教的一部分。「那時候是阿爾曼值班，如果我上班的時候有個人跳樓，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死了嗎？」
他看著我，「你說呢，先生？曼區先生住在十四樓，你說呢？」
最近的一個、並受理這件案子的分局，在靠近霍爾區的傑羅門街上。我很幸運，認得那裡一個姓金塞拉的警察，幾年前我曾經與他共事過。更幸運的是，他顯然沒聽說我在為傑裡·布羅菲爾德做事，所以他沒有理由不與我合作。
「昨晚發生的事。」他說，「事發的時候我不在，但事情看起來相當乾淨利落，馬修。」他弄齊幾份檔案，放在桌上。「曼區一個人住，我猜他是個同性戀。住在那個區的單身男人，你可以自己下結論，十之八九是同性戀。」
而另外十之一二可能是廁奴。
「現在我們來瞧瞧：從窗戶跳出來，頭先著地，抵達阿德爾菲醫院時死亡。根據口袋中的東西和衣服標籤，以及開啟的窗戶判別身分。」
「沒有親人指認嗎？」
「就我所知沒有，這裡沒有註明。你對他的死是不是有疑問？如果你要去看，那是你的事，但是他是頭先落地的，所以——」
「我從沒見過他。他跳樓的時候是一個人嗎？」金塞拉點點頭。「有目擊者嗎？」
「沒有。但是他留了一張紙條，在他書桌的打字機上。」
「紙條是打字機打的？」
「報告上沒寫。」
「我想，我能不能看看那張紙條？」
「不行，馬修。我自己也沒辦法弄到，如果你要跟負責的警官談，去找盧·馬爾科，他今晚會來值勤，也許他可以幫得上忙。」
「我想不要緊。」
「等一下，那張紙的影印件在這下面，這對你有點用吧？」
上面寫著：
原諒我，我不能再這樣下去，我度過了糟糕的一生。
完全沒提到謀殺的事。
可能是他乾的嗎？那得看富爾曼什麼時候被殺，而在驗屍結果出來之前，我不會知道答案。也許曼區殺了富爾曼，回到家，突然受到良心的譴責，於是開啟窗戶——我並不是很喜歡。
我說：「他什麼時候跳樓的，吉姆？我沒看見上面寫了時間。」
他把紀錄再掃了一遍，皺起眉頭。「這上面應該有時間的，但是我找不到。他在昨晚十一點三十五分抵達阿德爾菲醫院前就死亡了，不過上面沒說他什麼時間跳樓的。」
然而這會兒又不是那麼需要寫明跳樓的時間了。道葛拉斯·富爾曼最後一次打電話給我是在一點半，是在醫生宣佈利昂·曼區死亡的一小時五十五分之後。
我越這麼想，就越相信所有的事情開始對號入座，而曼區既不是殺富爾曼也不是殺波提雅·卡爾的兇手。也許曼區是殺曼區的兇手，也許他因為找不到筆，所以用打字機打了自殺的紙條，也許他的懊惱來自於對廁奴生活的憎惡——唉，誰他媽的不是？
現在，他是否自殺已經變得不重要了。也許他本來可以幫得上忙，但我已無從得知，也不必去想該如何去證明了。
我知道是誰殺了另外那兩個人——波提雅和道葛拉斯。我知道是誰，就像我去道葛拉斯·富爾曼的公寓之前就知道他可能死了一樣。我們稱這種認識為直覺的產物，因為我們無法精確描繪思維的運作。當我們的意識朝向其他方向的時候，思維仍繼續進行計算和推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