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想。「你知道，」他說，「他媽的應該給你獎金的。這得看客戶的，不過我一定會建議的。這不光是找到幾個證人而已，比方那些記仇的鄰居老太太，願意發誓從沒見過他不撐柺杖走到街角。有了這個，唯一該做的就是把照片給安東尼·切魯蒂看，他就會像燙手山芋似的扔掉這個案子。」
「想象一下，切魯蒂會出多少錢買這張照片。」
「現在先別想那麼多，」他說，「你自己覺得呢？」
「要看客戶的，」我說，「我大概能猜到這張照片值多少。不過除了錢之外，我希望客戶能給我一封信，表達他對我工作成就的感謝。」
他點點頭，「嗯，沒問題。等到你退休的時候，檔案裡有這封信很不錯的，對吧？其實這比錢更重要。」
「或許吧，」我說，「但是這不表示我不想要錢。」
「當然了，你應該都要。推薦信、獎金，還有釘死那個混蛋的滿足感。」
「他不是壞人。」
「誰？查理？」
「他坐的椅子垮掉時，可能真的受了傷。後來喝酒時跟哥兒們提起，大家都說他應該打官司，接著有人指點他去找切魯蒂。切魯蒂帶他去找個蒙古大夫驗傷，搞水療法，而且教他沒有撐架絕對不可以出門，至少要拄兩根柺杖。當然他得放棄工作，不過如果能因此討到一大筆賠償，那就是個划算的投資。但是現在他兩個月沒工作，膽子也大了，因為他唯一的運動就是歪歪倒倒的走到麥安坡酒館再走回來。結果，現在他一無所獲，而且天知道他還能不能再回ups工作？」
「你好像對他覺得抱歉。」
「這個嘛，我才剛在他屁股上踢一腳，」我說，「施捨一點點同情也無妨。」
我告訴沃利我還有別的要求，不是針對客戶，而是他。我想找trw消費信用公司替我查十四個人的信用狀況。我說，我會付錢，可是希望算成本價。他保證沒問題，然後我給他那十四個在世會員的名單。
他說：「雷蒙德·格魯利奧？我想他的信用很好。還有埃弗裡·戴維斯，如果是住在五十五街八八八號的那個埃弗裡·戴維斯，他可以開張支票買下我們這幢樓。其實，我認為熨斗大廈曾經是他的，對吧？不，我想想，這幢樓曾經是兩年前跳樓自殺那個傢伙的。他叫什麼來著？」
「哈蒙·魯滕斯坦。」
「對，就是他，活得舒服如意，事事順遂，可是很難講，不是嗎？」
「應該吧。」
三個，說不定有四個俱樂部會員是自殺的。內德里奇·貝利斯在出差到亞特蘭大時開槍自殺。哈爾·加布里爾在西緣大道的自家公寓裡上吊。弗雷德·卡普在辦公室加班時跳樓。伊恩·赫勒是跳下、或掉下地鐵月臺。
很難弄清楚，不是嗎？
打了好幾個電話，終於找到了那個曾把伊恩·赫勒的屍體從輪下拖出來的地鐵警察。我告訴他想談談那樁發生在將近十五年前的死亡事件，他沉默了好一會兒。「你知道，」他說，「我的筆記本都沒丟，大概可以找到，但經過了這麼多年，你不能指望我記得太多。我還記得第一次經手的死亡案，據說第一次肯定忘不掉。但是我工作快十九年了，在這個人死之前，我已經看過太多這類事情。所以呢，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跟他在歐文區的彼得酒館碰面，他叫阿瑟·梅沙克。「你以前是紐約市警局的，」他說，「對吧？」
「沒錯。」
「服務滿二十年就領退休金走人，嗯？」
「我沒幹那麼久。」
「是啊，有幾次我差點就不想幹了，可是沒辭職，然後不知不覺時間就過去了。到九月就滿十九年了，我發誓不知道時間是怎麼過去的。最近兩年我調到內勤，做行政工作，輕鬆多了，不過說真的，我很想念在地鐵車站的日子。在地底下，每一分鐘都上緊發條，你懂我的意思吧？」
「當然。」
「真忍不住好奇，如果在地上會有什麼不同。那麼我就屬於紐約市警局而非交通警局。地下道里的生活沒那麼五光十色。要多久才能碰上一個像伯尼·戈茨1那樣的人，做些夠轟動能登上報紙頭條一兩天的事情？機率大概是百萬分之一。」他嘆了口氣。「這十九年來成天和瘋狂藝術家、醉鬼、扒手打交道，還有一堆神經任務。對啊，還有一堆跳下月臺或意外失足的。我告訴過你，我記得第一次碰到的情景。」
1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名白人電機工程師戈茨在地鐵站遇到四名勒索的年輕人，戈茨掏出一把沒有執照的手槍射中四人，事後以意圖謀殺被起訴，引起全國輿論對自衛和公共安全的爭議。支援戈茨的認為他是對抗城市犯罪的英雄，反對者認為戈茨是防衛過當且仇視黑人。
「嗯。」
「是個女的，年輕女郎，她一隻腿從膝蓋以下都鋸掉了，另一隻腿也受了傷。毫無疑問，是自殺，她自己承認的。我去醫院看她，她盯著我眼睛說，下回她會成功的。我不知道她有沒有再試，有一陣子我每次碰到有人跳下或掉下月臺，不論歸不歸我管，我都希望是她。有時候明明是個男的，六英尺四英寸高，三百磅，可是收屍時我還是一定要看看他的臉。不過就算她試過，那也一定是別人當班的時候。」
「你會惦記著她。」
「是啊，你說得沒錯。馬修，我查過筆記了，我記得你要查的人。伊恩·赫勒，星期六下午五點四十五分往南的一號車，正要駛入百老匯大道和五十五街的irt車站。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那天正好是我岳父的生日，只不過他已經去世十年，而且我也離婚六年了，所以我不記得也不為過，是吧？那天赫勒下班正要回家，他平常都搭那班車。他工作的地點離車站有兩個街區，一向搭地鐵到時代廣場，再換快車回布魯克林。重點是，他出現在那兒很正常，我猜你是想確定他是自殺還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被謀殺，」我說。
他揚起頭。「這個嘛，很難說得準，」他想了想，「那是高峰時間，月臺上擠滿了要回家的人，地鐵進站時，他就站在月臺邊。或許他下班後路上喝了酒，或許他吃了抗過敏藥影響了平衡感。或許有人不小心從後面撞了他一下。」
「也或許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對，誰會知道呢？有時候是事先計劃的，有時候有人僥倖沒死，你才發現他們根本沒有事先計劃，想都沒想過，只是一時衝動，就跳下月臺了。說不定赫勒就是這樣。也說不定有人站在他旁邊，算準時間推他一把或撞他一下，讓他掉下去。老話一句，有時是計劃好的，有時不是。告訴你，我有一大堆這類他媽的故事可以講。」
「很多人死掉嗎？」
「這還用說嗎。」他站起來，穿過酒吧裡擁擠的人群，端回一杯金湯尼給自己，還有另外一杯可樂給我。我想付錢，他搖搖手擋掉了。「行了，」他說，「我在這裡很愉快。你知道誰在這裡喝過酒？歐亨利。你知道，那個作家。這個店很引以為榮，而且絕對不會讓你忘記這件事，不過我得說，我喜歡在這種比上帝還老的地方喝酒。你知道東村的那家麥索利嗎？他們的廣告標語是：‘你出生前我們就在這裡了’。現在他們的顧客全是大學生，耶穌基督，世界貿易中心在他們出生前就存在了。」
「現在也還在。」
「是啊，而且我們的阿拉伯兄弟差點把那兒給炸掉了。」我們談著最近發生的那件爆炸案，然後他說，「至於被推下月臺的事情，沒錯，我想很多是這樣發生的。有時候是因為一時衝動，前面有人擋路，或者就是瘋掉了，不必嗑藥就能發瘋。要幹掉一個人而且可以脫身，這是全世界最簡單的方法。」
「可是要殺死一個特定的人，就很難了，對吧？」
「你說是蓄意殺死一個人？」他想了想，「你可以跟蹤他到地鐵車站，可是他可能沒站在月臺邊。車站很擠，你和他之間擠滿了人，而且離月臺很遠。除非你們是朋友。」
「你的意思是？」
「他叫什麼名字來著？伊恩？‘嘿，伊恩，看到你真好，近來如何啊老兄？’你伸出手攬著他，走過來走過去，等地鐵進站時故意走到月臺邊。如果他認為你是他的朋友，就不會往後退，不會疑心，接下來他就成了輪下冤魂了。你想會是這麼回事嗎？」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