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搖搖頭。「現在就有觀點，未免太早了。」
「可是你覺得有可能？」
「對。」
她轉頭看看那個黑貓時鐘。「當然我寧可相信是這樣，」她說，「我一直不能接受他的自殺。可是老天，想到某個人殺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麼辦到的？我想，兇手大概先把他擊昏，然後在電腦上打了遺書，然後開啟窗子，然後，然後……」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雙手緊握。「如果當時他失去意識，」她說，「那就不會太痛苦。」
「是的。」
「可是我會，」她輕輕地說，然後沉默了很久，又抬起頭看著我說，「為什麼會有人想殺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讀過布魯克林學院的人？一群五十來歲的猶太人。為什麼？」
「只有幾個是猶太人。」
「哦？」
「他們也不是大學校友。」
「你肯定嗎？弗雷德說過——」
我告訴她關於這個俱樂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還有哪些會員，我在筆記本上找到一張名單，列著全體三十一個會員的名字，按字母順序排列。「哦，有些名字我認識，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猶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學同學，如果是同一個菲利普·卡利什的話。不過他死了，對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死於車禍，」我說，「他是這個團體裡第一個死亡的。」
「雷蒙德·格魯利奧，這個名字我也認得，如果是同一個雷蒙德·格魯利奧的話。我想一定是的，是那個律師嗎？」
「是的。」
「如果希特勒復活，」她說，「當然上帝不會允許的。但如果他復活，需要一個律師的話，他會去找雷蒙德·格魯利奧，而且格魯利奧會替他辯護。」她搖搖頭。「我必須承認，越戰時期他替那些拒絕徵兵的激進分子辯護時，我真的覺得他是個英雄。現在他的當事人都是反猶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個炸彈郵包給他。弗雷德不認識雷蒙德·格魯利奧。」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可他半個字都沒提過。當格魯利奧在十一點新聞上頭侃侃而談時，他連一次‘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認識這個傢伙’都沒說過。這樣正常嗎？」
「我猜想他們把這件事情當作隱私。」
她皺起眉頭。「這個俱樂部不是那種尋歡作樂的吧？」
「不是。」
「因為我覺得很難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時人，到頭來都是同性戀，但是我不相信這是——」
「不是。」
「也不是那種男人俱樂部，喝多了酒安排一個女郎從蛋糕裡頭跳出來。感覺上不像弗雷德。」
「我認為絲毫沒有這種成分。」
「博伊德·希普頓，那個畫家？」我點點頭，「我知道他是幾年前被謀殺的，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說沒錯，希普頓是被謀殺的，又告訴她另外還有幾個會員也是兇殺案的被害人。她問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給地看。
「不，我不認識他們，」她說，「為什麼會有人想殺這些人？我不明白。」
回曼哈頓的路上，我想著自己有什麼收穫。我查到的不多，而且我留給費利西亞·卡普一個猜不透的謎團，不知道她的丈夫曾有過什麼樣的秘密生活。唯一有可能安慰她的，就是他畢竟不是自殺的，但這也會被他可能是被謀殺所帶來不安所抵消。
或許讓我不去打擾內德里奇·貝利斯遺孀的就是這個原因。我打了幾個電話去亞特蘭大，他死在市中心的馬里奧特飯店房間裡，頭上有個槍擊傷口，我覺得自己對於他和他的死理應該知道得更多。他曾是股票分析師，受僱於華爾街的一家公司，每天乘渡輪上下班。他分析的領域是紡織業，到亞特蘭大是為了去見一家他有對之有興趣的公司的管理人員。
又是沒有遺書，也沒有跡象顯示在他身邊發現的那把沒登記的左輪槍是怎麼來的。「我不知道他怎麼弄到那把槍的，」一名亞特蘭大的警官告訴我，「不過在這個城市，要找人買槍不會太困難。」我告訴他，在紐約也不會太難。
雖然沒有遺書，不過書桌的桌面中間有一張飯店的信紙，旁邊有一支沒有套筆帽的筆，好像他想曾寫點什麼，卻不知道該怎麼寫。然後他放棄了，打電話給櫃檯，告訴飯店職員最好派個人到一一○房來。「我要結束自己性命了。」他宣佈，然後就掛掉了電話。
那個職員不能確定自己會撞見一樁慘案還是聽到了一個玩笑。他打電話去貝利斯的房間，沒有人接。正當他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有人打電話來說聽到了槍聲。
當然，看起來是自殺。貝利斯倒在一張椅子上，子彈穿過太陽穴，槍就在地板上該出現的地方。看不出他自殺時身邊有人，門上的鏈子沒有掛上，不過一定是因為他希望很快被發現，才故意沒鎖的。反正他考慮得很周全，從他打電話去櫃檯通知說自己要自殺，就可以證明這一點。
佈置這一切能有多困難？
首先，內德里奇·貝利斯必須讓你進房間，找個藉口不會比找一把沒登記的槍更難。接著你坐下來，比如說，看著他遞給你的一些檔案，然後你在他身邊彎下腰指向一個地方，同時伸手到外套口袋掏出槍，在他意識到怎麼回事以前，你就把槍口對著他的太陽穴，扣下扳機。
然後你擦掉槍上的指紋，再塞進他手裡，接著讓槍掉到地毯上。把飯店的信紙和筆放書桌上，拿起電話，宣佈你就要死了。最後回到你自己的房間，再打一個電話說你聽見了槍聲。
很簡單。
做個石蠟測試，就可以知道這個死人有沒有開過槍，可是這麼一樁清楚明白的自殺案，能分配到多少警力去偵辦？跟我談過的那個警官找不到任何測試的紀錄，可是他說這也不能證明什麼。畢竟，他說，這一切都已經發生十八年了，所以能不能找到當年檔案還很難說。
我可以打電話給他的遺孀。
我找不到她。其實不會太難的，她並沒有故意消失。她再婚，又離婚，現在結了第三次婚，住在密歇根的尼羅市。我想我可以打電話給她，問她的第一任丈夫內德里奇·貝利斯在亞特蘭大的死亡之行前，是不是意志消沉。他那時喝酒喝得厲害嗎，夫人？他吸過毒嗎？
我決定不去打擾她。
我從西北旅館的房間打電話到亞特蘭大，掛了電話後，那一天一直有事情讓我待在那個小屋間裡沒出門。我拉了一張椅子到窗邊，往外看著城市。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兒多久。想著手邊進行的這個案子，想著三十一俱樂部。想著過去三十年他們的人數日漸減少，不知不覺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在這三十年來所發生的一切，而這些年的種種變化真是可怕。我想著我失去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則因為我們的生命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前妻阿妮塔早已再婚，我最後一次跟她說話是為她母親的過世向她致哀。上一次我見到她——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了。
我的兩個兒子邁克爾和安德魯都已長大，他們兩個對我來說都是陌生人。邁克爾住在北加州，是一個電腦零件廠商的銷售代表，他大學畢業後的四年裡，我曾在外面跟他講過十次話。兩年前他跟一個叫瓊的女孩結婚了，還寄了結婚照給我。她是個中國人，身材矮小，很苗條，照片裡的表情嚴肅極了。邁克爾念大學時就開始發胖，現在看起來像個坦率親切的推銷員，胖而親切，站在這個莫測高深的東方女子身邊顯得很不協調。
「我們應該聚一聚，」我們通電話時他這麼說，「下回我去紐約會通知你。我們一起吃頓晚飯，也可以去看場尼克隊的籃球賽。」
「說不定我可以去趟西岸。」上次我這麼告訴他。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後很快跟我保證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過現在時機不對。這陣子工作特別忙，他常常出差，還有——他和瓊住在聖荷西附近一幢公共經營的公寓裡，我曾在電話裡跟這個未曾謀面的媳婦講過話。很快的，我便知道他們正開始建立一個家庭，接下來我就會有未曾謀面的孫子。
安迪呢？上一次他打電話來時，人在西雅圖，說他要去溫哥華。聽起來他好像是在酒吧打電話，聲音因為喝了酒而變得低沉。他不常打電話來，每次打來都是從不同的地方，而且聲音聽起來總像喝了酒。「我很愉快，」他告訴我，「這陣子我想我會安定下來，但同時我還是滾石不生苔。」
五十五歲，我又生了什麼苔呢？這些年我做了些什麼？他們又對我做了些什麼？
我自己又留下了什麼？當他們就像其他人一樣掠過我的人生，我應該為他們證明些什麼？有誰應該為這些過去的歲月證明什麼嗎？
街對面就有家賣酒的雜貨店。從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見顧客來來去去。看著他們的時候，我忽然想到可以去電話簿查那家店的電話號碼，請他們送瓶酒來給我。
我只是想想而已。有時候我會考慮一下要喝什麼酒、哪個牌子。這次我很快就打消了念頭，深吸幾口氣，很愉快地放棄了。
然後我拿起話筒，撥了一個記在腦裡的電話號碼。
電話響了兩聲，三聲，我的手指頭放在掛筒上方等著切斷，因為不想對應答機說話。可是接下來她接起電話。
「我是馬修。」我說。
她說，「真有意思。我正好想到你。」
「那我是你的了。你要人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