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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他給了我一千元支票，幾張照片，還有他所有的資料——她最後一個地址、工作過的幾家餐廳店名。他還給了我那兩張節目介紹單，我確信他一定還有很多份。我記下他在曼西的地址，還有家裡和汽車展示店裡的電話。「隨時都可以打電話來。」他說。
我告訴他，除非我有了什麼具體的事情可說，否則我不會打電話。但只要有需要，我一定會打。
他付了我們兩個人的咖啡錢，又給了女招待一元小費。到了門口，他說：「我感覺很好，我想我踏出了正確的一步。你很誠實很坦白，我很欣賞這一點。」
外頭，一個「三張牌芒提」1的攤子旁圍了一小群人，莊家要大家注意紅色牌，他自己則注意提防著警察。
1三張脾芒提（three-card-monte）是一種街頭牌戲，莊家把三張撲克牌—字排開，讓圍觀者看清牌色後蓋牌，將三張迅速交叉輪換，此時賭客便可押其中某個特定的牌色在哪個位置。莊家會針對賭客貪婪心理有各種作弊和引人上鉤的手法，基本上是一種騙局。
「我看透那種牌戲了。」赫爾德特克說。
「那不是牌戲，那是種小騙術、小欺詐。去玩的人從來不會贏的。」
「我就是看透這一點，不過還是會有人去玩。」
「我知道，」我說，「真讓人想不透。」
他走了之後，我拿了他給我的照片中的一張，到影印店印了一百張皮夾大小的副本。我回到旅社房間，找出刻有我姓名電話的橡皮圖章，在每張照片後頭蓋章。
保拉·赫爾德特克最後一個為人所知的地址，是一個專門出租套房的公寓，這棟髒乎乎的紅磚建築位於五十四街，離第九大道的交叉口只有幾戶遠。我趕到那兒的時候剛過五點，街上擠滿了返家途中的上班族。入口大廳有個門鈴盤，總共有五十來個按鈕，角落有個標示著「管理員」的鈴。按鈴之前，我先檢査了其他門鈴上頭的標籤，沒有保拉·赫爾德特克的名字。
管理員是個很高的女人，瘦巴巴的，有張三角臉，寬寬的額頭往下收成個窄小的下顎。她穿了一件印花家居服，拿著一根點著的香菸。她先打量了我一會兒，然後說：「對不起，現在沒空房，如果你找不到別的地方，過幾個星期再來找我。」
「有空房間的話，房租是多少錢？」
「一星期一百二十元，但是好一點的房間還要貴一點，包括電費。沒有廚房，可是你可以弄個小電爐，無所謂的。每個房間都有個迷你冰箱，很小，不過可以放些牛奶之類的，免得餿掉。」
「我喝黑咖啡，不加牛奶。」
「那你大概不需要冰箱，不過也不重要，因為現在根本沒有空房間，而且我想短期內也不會有。」
「保拉·赫爾德特克有電爐嗎？」
「她以前是女招待，所以我想她是在工作的地方吃飯的。你知道，我第一眼看到你以為你是警察，可是接著由於某些原因，我改變了想法。幾個星期前有個警察來過，前幾天又有個男人跑來，說是她父親。長得真不錯，滿頭剛開始泛灰的亮紅色頭髮。保拉怎麼了？」
「這正是我想査清楚的。」
「你想進去嗎？我知道的都告訴過第一個警察了，後來也都告訴她父親了。不過我想你另有些問題要問，一般都是這樣的，不是嗎？」
我隨著她走進一條長廊，樓梯口的桌子上堆著一些信封。「大家都在這兒拿信，」她說，「郵差不會把信投進五十四個不同的信箱，而是把一大疊信就扔在這個桌子上。信不信由你，這樣更保險，其他公寓的門廳會有信箱，不過常會有嗑藥的來偷，找福利津貼的支票。我就住這兒，左邊最後頭的房間。」
她的房間很小，可是收拾得異常整齊。有一張大沙發床，一把直背木椅和一把扶手椅。還有一張有掀開式桌面的小楓木書桌，一個上了漆的抽屜櫃，上頭擺著電視機。地板上鋪了拼花油氈布，在那上頭又鋪了一塊橢圓形鑲邊地毯。
她開啟書桌翻著房租賬冊時，我找把椅子坐了下來。她說：「找到了，我最後一次見到她，是她最後一次來交房租的時候，七月六日。那是星期一，她固定在這一天交房租，她付了一百三十五元。她的房間不錯，就在二樓，而且比較大。接下來的那個星期我沒見到她，到了星期三我就去找她。一般要是到了星期三，房客還沒交房租的話，我就會去找他們。我不會因為遲交兩天房租就趕人，可是我會去找他們要錢，因為我遇到過一些人，如果我不去要，他們就永遠都不付。
「我敲了她的房門，沒人應，後來我下樓前又去敲了一次，她還是不在。第二天早上，應該是十六日星期四，我又去敲她的門，還沒人應，我就用我的備用鑰匙進去。」她皺起眉頭，「我為什麼這麼做？她早上通常會在家，不過也不一定，要是房租晚了三天沒付，她就不會在。噢，我想起來了！有一封她的信放在那兒好幾天都沒拿走，我看到那封信好幾回了，加上她的房租一直拖著沒付——反正，我就開門進去了。」
「你發現了什麼？」
「不是我害怕發現的事情。你知道，我們很不希望用這種方式進門。你是警察，我就不必多說了，是吧？那些人單獨住在連傢俱出租的套房，你會很怕開啟他們的門發現那種事情。感謝上帝，這次沒有，她的房間是空的。」
「完全空的嗎？」
「不，你想想看。她留下了寢具，房客得自備寢具。以前我會提供的，但後來我改變做法，呃，應該是在十五年前的事情吧。她的床單、毯子、枕頭都還在床上。但櫃子裡沒衣服，抽屜也是空的，冰箱裡也沒有食物。毫無疑問她搬出去了，走掉了。」
「我不懂她為什麼要留下寢具。」
「或許她要搬去的地方提供寢具；或許她要離開紐約，沒辦法帶走太多東西；也或許她只是忘了。你收拾行李打算離開旅社房間的時候，不會把床單和毯子帶著，除非是想偷走，住在這兒就有點像是在住旅社。以前也有房客搬家的時候沒把寢具帶走。天主在上，有些人留下的還不只是寢具。」
她還打算繼續講，但我轉移話題問道：「你剛剛說她以前是女招待？」
「是啊，她就靠端盤子維生。她是個演員，或者該說想要成為演員。我們這兒的房客很多都想進演藝圈，都是些年輕人。還有幾個老房客住了好多年了，靠養老金和政府補助過日子。我還碰過一個女的每星期只付我十七塊三毛，你能相信嗎？而且她住的是這棟房子裡最好的房間之一。還有，我得爬五層樓去跟她收房租，有時候還收不到。」
「你知道保拉離開前在哪兒工作嗎？」
「我連她有沒有在工作都不知道。就算她告訴過我，我也不記得了，而且我懷疑她根本沒跟我說過。我跟房客不熟，你知道。我只不過是白天待在這兒罷了。他們來來去去的。老房客會住到蒙主寵召，不過年輕人一直搬進搬出、搬進搬出。他們可能受挫後搬回家，或者存了點錢換個普通公寓，或者結了婚搬走了，諸如此類的。」
「保拉在這兒住了多久？」
「三年，快滿三年了。她剛好是在三年前的這個禮拜搬進來的，我知道是因為她父親來這兒的時候我查過。當然她兩個月之前搬走了，所以不算滿三年。即使如此，她也算是房客裡面住得非常久的。除了那些有房租管制的老房客之外，有幾個住得比她久，不過並不多。」
「談些她的事情吧。」
「談什麼？」
「不知道。她有些什麼朋友？她平常做些什麼？你很機警，一定會注意到一些事情。」
「沒錯，我很機警，不過我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你懂我的意思吧？」
「應該懂。」
「我有五十四個房間出租，有些房間比較大，由兩個姑娘合租。我一度曾有六十六個房客。我只計較他們安不安靜、行為好不好、交房租準不準時。我不計較他們靠什麼賺錢。」
「保拉成了妓女嗎？」
「我沒有理由這樣想，不過我也不敢在聖經前面發誓說她不是。我打賭我的房客裡至少有五個是用這種方式賺錢，可能還更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幾個。要是哪個女孩起床出門去工作，我不會知道她們是去餐廳裡端盤子，還是去按摩院做別的事、或者隨便大家怎麼稱呼的那種事情。我們這兒的房客不準帶客人來，這是歸我管的；他們在外頭做些什麼，那就歸他們自己管了。」
「你沒看過她的任何一個朋友嗎？」
「她從沒帶任何人回家過，這裡規定不準的。我不笨，我知道大家偶爾會偷偷帶人進來，不過我管得夠緊，所以不會有人試圖天天帶人來。就算保拉跟這棟公寓裡的女孩或任何年輕男孩很要好，那我也不會知道。」
「她沒給你任何轉信地址嗎？」
「沒有，自從她最後一次來交房租後，我就沒再跟她說過話。」
「那她的信你怎麼處理？」
「退回給郵差。上頭寫個‘已退居，無轉信地址。’她的信不多，只有電話單，還有每個人都會收到的那些垃圾郵件。」
「你跟她相處得還好嗎？」
「我想是吧。她很安靜，講話很有禮貌，不會惹麻煩。她按時付房租，只有幾次超過了三天。」她翻翻賬本。「有回她一次付了兩星期的房租，還有一次她幾乎一整個月都沒交房租，接下來她就每星期多付五十元，直到前面欠的房租還清為止。如果跟房客處得比較熟，知道他們這方面信用還不錯，我就會讓他們用這種方式分期還清。不過不能讓他們養成習慣就是了。有時候你得幫幫別人，因為每個人偶爾總會有手頭緊的時候。」
「為什麼你認為她會不跟你講一聲就搬走？」
「我不知道。」她說。
「沒有任何想法嗎？」
「你知道，有些人會這樣。就這樣消失了，半夜裡提著行李箱偷偷跑掉。不過這麼做的人通常都是拖欠了一個星期以上的房租，而她還沒拖這麼久。事實上，她可能已經付清了房租，因為我不確定她是什麼時候走的。她最多也不過晚了兩天，但據我所知，她的房租星期一到期，她是隔天走掉的，因為我記得在她最後一次付房租之後，和我用備用鑰匙進她房間之前，中間我有十天沒看到她了。」
「她什麼都沒說就走掉，看起來好像有點怪。」
「唔，或許她走的時候時間很晚，她不想吵到我。或者可能時間並不晚，但我不在。你知道，我有機會就會出去看電影。非假日時間的下午，我最喜歡去看電影了，那時候電影院幾乎是空的，只有你和銀幕。我曾考慮弄個錄影機，那我隨時都可以看我喜歡的電影，而且也不貴，兩三百塊就可以租到一臺錄影機。可是那不一樣，在自己的房間看自己的電視，熒屏又小小的。兩者之間的差異，就好像在自家祈禱和在教堂祈禱一樣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