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過最可怕的預感。我一直在想她已經——」她停了很久，「死了。」
「目前還沒有這方面的跡象。」
「有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她還活著？」
「她好像是自己決定要收拾行李搬出原來的地方，這是個好現象。要是她的衣服留在櫃子裡，我就不會這麼樂觀了。」
「是啊，當然。我懂你的意思。」
「不過我猜不到她會去哪兒，也不太清楚過去幾個月她住在西五十四街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她有沒有談過她在做什麼？提到過男朋友嗎？」
我又朝這個方向提了幾個問題，從貝蒂·赫爾德特克那邊沒問出什麼來。過了一會兒，我說：「赫爾德特克太太，我的問題之一是，我知道你女兒長什麼樣子，可是我不知道她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她有過什麼夢想？她有哪些朋友？她平常都做些什麼？」
「要是換了我的其他孩子，回答這個問題就容易多了。保拉是個愛作夢的人，可是我不知道她作過些什麼夢。她念高中時再平凡不過了，但我想那只是她還沒準備好讓自己散發光芒。她隱藏真正的自己，或許也在逃避自己。」她嘆了口氣，「她像一般高中生一樣談過戀愛，不是很認真，後來在鮑爾州大，我想她在斯科特死掉之後就沒有過真正的男朋友了，她一直——」
我打斷她的話，問她斯科特是誰，發生了什麼事。斯科特是她的男朋友，而且在她大二那年成了她非正式的未婚夫，他騎摩托車時在一個轉彎失去控制。
「他當場就死了，」她回憶，「我想這件事情改變了保拉。之後她有過幾個要好的男孩，可是當時她對戲劇產生興趣，而她的那些男孩朋友都是戲劇系的。我不認為她是在跟那些男孩談戀愛。她最常來往的那幾個，依我看都是對女孩沒興趣。」
「我懂了。」
「從她離家去紐約那天我就一直替她擔心。你知道，她是唯一離家的，其他孩子都住在附近。我沒把自己的憂慮表現出來，也沒讓她知道，而且我想沃倫也不知道我有多擔心。可是現在她就這樣從地球表面消失了——」
「她也許會突然出現。」我說。
「我一直在想，她是去紐約尋找自己的。她不是想去當演員，這件事似乎對她並不那麼重要，她是去尋找自己的。而我現在的感覺是，她已經迷失自己了。」
我在第八大道的披薩攤子吃著午餐，點了一片厚厚的西西里口味披薩，在上頭加了一大堆紅辣椒碎片，就站在櫃檯前面吃了起來，還另外點了一小杯可樂。這比起——比方說，走到祝伊城堡，試試他們的「洞中蟾蜍」，要更方便而可靠。
星期二中午在聖克萊爾醫院有個聚會，我記得埃迪說過他常去。我到那兒的時候已經遲到了，不過還是待到結束。他沒有出現。
我打電話回我住的旅社，問有沒有給我的留話，結果一個都沒有。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找他。或許是警察的直覺吧。前一天晚上我也曾期待能在聖保羅的聚會碰到他，可是他沒來。他或許改變想法不想跟我進行第五階段，或者只是想多花點時間考慮，或者只是暫時不參加聚會，免得在他還沒準備好之前碰到我。或者他只是決定那天晚上要看個電視節目，或去參加另一個聚會，或是去散個步。
他是一個酒鬼，也有麻煩，這些情況可能會使他忘記不喝酒的種種美好理由。就算他開了戒，我也沒義務盯著他，人家沒開口你就不該幫忙。而在此之前，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要去煩他。
或許我只是厭倦了尋找保拉·赫爾德特克的蹤跡，或許我找尋埃迪只是因為我覺得他會比較好找。
就算他比較好找，也還是要花點工夫。我知道他住哪條街，可是不知道是哪棟樓，我也不打算挨家挨戶去査門鈴旁和信箱上的姓名牌。我查了電話簿，也許他雖然被停了機，但是他的名字還登在上頭，結果沒找到。
我打到查號臺，說我是警察，編了一個警徽號碼。這構成了犯罪行為，不過我不認為這有什麼罪不可赦的。我又沒要求她做什麼犯法的事情，只是希望她幫個忙，否則她要是知道我是個普通老百姓，可能就會拒絕。我告訴她我想查的可能是一兩年前的資料。她的電腦査不到，不過她找到一本舊的電話簿，可以幫我查。
我告訴她我要找的人是埃迪·鄧菲，住在西五十一街四百號。她查不到，但查到一個西五十一街五百零七號的p.j.鄧菲，可能跟西邊的第十大道隔三四家。聽起來很接近，那是他母親以前住的公寓，他不會費神去申請更改電話登記的名字。
五百零七號就像周圍一樣，是舊建築法規下的六層樓房。電鈴和信箱上有的有姓名牌，有的沒有，不過4c電鈴旁邊有一條細長的硬紙板上寫著「鄧菲」。
我按了門鈴，等著。幾分鐘之後我又按了一次，又等了一會兒。
我按了管理員的鈴，大門有了反應，我推開門進入一個光線黯淡的門廳，空氣很悶，有老鼠和煮包心菜的味道。門廳的盡頭一扇門開著，一個女人走出來。她很高，留著及肩的金色直髮，用橡皮筋紮起來。她穿著膝蓋快磨破的藍色牛仔褲，上身是一件法蘭絨格子襯衫，袖子捲到手肘，最上頭兩顆釦子沒扣。
「我叫斯卡德，」我告訴她，「我在找一個你的房客愛德華·鄧菲。」
「喔，是，」她說，「鄧菲先生住四樓，後側的公寓，我想是4c。」
「我按過他的電鈴，沒人回答。」
「那他可能出去了。他在等你嗎？」
「是我在等他。」她看著我。她遠看比較年輕，但近看就會發現她有四十好幾了，但保養得相當不錯。她的前額又高又寬，髮際成尖尖的v字形，下顎很寬，給人感覺堅強但不刻薄。顴骨很棒，臉部線條很有趣。我跟雕塑家交往過好一陣子，心裡自然就冒出這些詞，我們分手沒多久，我還沒來得及戒掉這個習慣。
她說：「你認為他在樓上，聽到門鈴卻沒有應門？當然門鈴也可能壞掉，如果房客告訴我，我就會去修，可是要是你的訪客不多，你就不會知道門鈴壞掉了。你要不要上去他那兒敲他的門？」
「或許我應該去。」
「你擔心他，」她說，「對不對？」
「我是擔心，可是我沒辦法告訴你為什麼。」
她很快下定決心。「我有鑰匙，」她說，「除非他換過鎖，或者多加了一把鎖。在這樣的城市裡，換了我也會這麼做。」
她回到自己的公寓，拿了把鑰匙出來，然後把她門上的兩道鎖都鎖上，帶路上樓。樓梯間除了老鼠和包心菜，又有其他的味道混進來。發臭的啤酒味，尿騷味，大麻味，還有拉丁美洲食物的氣味。
「如果他們換了鎖，或加上新的鎖，」她說，「應該要給我一把鑰匙。租約裡其實有這條規定，房東有權利進入每一戶。不過沒人理會，屋主不在乎的話，我當然也不在乎。我有一把標著4c的鑰匙，不過這不代表我就有辦法真把那扇門開啟。」
「試試看吧。」
「也只能這樣了。」
「呃，也不見得只能這樣，」我說，「我開鎖的技術還不賴。」
「哦，真的？」她轉頭過來看了我一眼，「這在你那一行一定很有用。你是做什麼的，鎖匠還是小偷？」
「我以前當過警察。」
「現在呢？」
「現在我是個前任警察。」
「別開玩笑了。你剛才講過你的名字，可是我沒記住。」我又告訴她一次。在爬樓梯的時候，她告訴我她叫薇拉·羅西特，當大廈管理員已經有大概兩年。她提供服務，換取免費租住的權利。
「不過這對房東來說也沒花什麼成本，」她說，「因為反正他也不會把這一戶租出去。除了我之外，這棟公寓還有三個空戶，都是不出租的。」
「想要租出去很容易。」
「轉眼就能租出去，每個月可以有上千元收入，厲害吧。可是房東寧可空著，他想把這棟建築改成合作公寓，沒租出去的公寓最後都成為支援他的一票，然後他可以賣給任何負擔得起的人。」
「但同時每戶空房子他也損失每個月一千元。」
「我想長期來說對他是划算的。如果改成合作公寓，每一戶鴿子籠他可以賣到十萬元。這是紐約，我想這個國家其他任何地方，一整棟樓都賣不到這個價錢。」
「在其他地方，這棟樓都該拆了。」
「不見得。這棟樓很牢固，已經有上百年曆史。老住戶搬進來的時候都是廉價勞工階級，他們不像斜坡公園或克林頓希爾那邊的老居民原來都是有錢人。即使如此，這棟建築還是相當不錯。那就是鄧菲先生的房門了，後側右手邊那戶。」
她走到門前敲門，敲得很用力。沒人應門，她又再敲，更用力。我們看看對方，她聳聳肩，把鑰匙插進鎖孔，轉了兩圈，先轉開鎖閂，然後咔嗒一聲開啟彈簧鎖。
她一轉開門，我就知道我們會看到什麼。我抓住她的肩膀。
「讓我來，」我說，「你不會想看到這個的。」
「那是什麼味道？」
我搶在她前面往裡走，進去找屍體。
這戶公寓規劃成典型的縱排一列，三個小房間排成一直線。靠走廊的是起居室，有沙發、扶手椅和臺式電視機。扶手椅的彈簧露出來，扶手和沙發椅面的布都破了。放電視的餐桌上有個菸灰缸，裡頭有幾個菸蒂。
再過去那個房間是廚房。爐子、水槽和冰箱靠牆排成一排，水槽上方有個窗子朝著通風井。除此之外，還有個老式有腳爪的大浴缸，外表的瓷面剝落了一部分，露出黑色的鑄鐵。那上頭罩了塊塗著米白色亮光漆的三夾板，浴缸變成了餐桌。浴缸餐桌上有個空的咖啡杯，還有隻髒菸灰缸。水槽裡堆著盤子，滴水籃裡還有些刷乾淨的。
最後一個房間是臥室，我就暈在那兒發現埃迪的。他坐在沒鋪好的床上，往前倒下。身上除了一件白色t恤之外什麼都沒穿。他身邊有一堆雜誌，其中一本攤開在他前面的油氈布地板上，是一張跨頁的年輕女郎照片，女郎的手腕和腳踝都被綁住，全身密密麻麻地纏著繩子。她的大胸脯被電線或是類似的東西緊緊的纏住，臉部扭曲，有種虛偽的痛苦和恐懼。
埃迪的脖子上有根繩子，是打了活結的塑膠曬衣繩。另一頭系在天花板的一根管子上。
「我的天！」
薇拉走過來看到了這一幕。「怎麼了？」她問道，「天啊，他怎麼了？」
我知道他怎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