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失蹤的女孩？保拉·赫爾德特克。」
「她和埃迪·鄧菲之間沒有任何關聯嗎？」我說沒有。「那你為什麼想見他？」
「我們是朋友。」
「老朋友？」
「最近才認識的。」
「你們兩個都做些什麼，一起去逛街買雜誌？抱歉，這樣說對死者太不敬了。可憐的傢伙死了。他是你的朋友，而他死掉了。可是你們兩個不像真的是朋友。」
「警察和罪犯往往也會有很多共同點。」
「他是罪犯？」
「曾經是。他混過一小段時間。在大街上成長的人總難免要經過這一關。當然以前這一帶比現在險惡多了。」
「現在變得紳士化、雅痞化了。」
「不過還是保留了過去的痕跡。還是有一些狠角色住在這附近。我最後一次見到埃迪，他告訴我他曾目擊一樁殺人案。」
她皺起眉頭，面露憂色，「哦？」
「有個傢伙曾在一個地下室的火爐房，用棒球棍把另外一個傢伙活生生打死。幾年前發生的。不過用球棒打死人的那傢伙到現在還照樣混得很好，就在幾條街外開了家酒吧。」
她喝著威士忌。她喝起酒來像個酒鬼，沒錯。而且我想這不是她今天第一次喝酒。早先我就從她呼吸的氣息中聞到一股酒味，可能是啤酒。不過這並不代表她喝了很多。一旦你戒了酒，很自然就會對別人身上的酒味變得格外敏感。或許她只是中餐時喝了瓶啤酒，這在現代人來說是稀鬆平常的。
不過，她喝純淨的威士忌的樣子看著像個老手。難怪我會喜歡她。
「再來杯咖啡吧，馬修？」
「不，謝了。」
「你確定？不麻煩的，水還是熱的。」
「現在還不想喝。」
「咖啡很糟吧？」
「沒那麼難以下嚥。」
「你不必擔心我會因此難過。我的自尊可不是放在這些咖啡上頭，這些從罐裡舀出的來咖啡一點也不會傷到我的自尊。有一陣子我都買豆子自己回來磨，你要是那個時候認識我就好了。」
「天註定我現在才認識你。」
她打了個呵欠，雙手伸展高舉過頭，像貓咪伸懶腰。隨著伸展動作，她的胸部往外挺，繃緊了法蘭絨襯衫。過了幾秒鐘，她放下手臂，襯衫又回覆鬆垮垮的了，不過我依然盯著她的身體。她告退去洗手間的時候，我看著她離桌走開。她的牛仔褲緊緊包著臀部，兩塊鼓出來的地方磨得幾乎成了白色，我一路盯著她走進浴室。
然後我看著她的空杯子，還有旁邊的酒瓶。
她從浴室出來的時候說：「還是聞得到。」
「味道不在你的房間裡，而是在你的肺裡。要擺脫那個氣味還得一陣子。不過那兒的窗子都開啟了，而且公寓裡也很通風。」
「無所謂。反正房東也不會出租那個房間。」
「拿來當倉庫？」
「我想是吧。等會兒我要打電話給他，跟他說他失去了一個房客。」她一隻手抓住瓶子底部，另一隻手旋開瓶蓋。她戴著一個塑膠錶帶的數字手錶，手指沒有戒指，也沒有擦指甲油。她把指甲剪短了，其中一個拇指靠近指甲根的地方有塊白點。
她說：「他們把屍體搬走多久了？半個小時嗎？現在隨時會有人來按我門鈴，問我有沒有空房間可以出租。這個城市的人都像禿鷹。」她在杯子裡倒了一點威士忌，又傻笑起來，「我就說已經租出去了。」
「外頭還有很多人睡在地鐵車站裡。」
「還有公園板凳，不過現在太冷了。我知道，到處都看得到那些人，曼哈頓看起來有點像第三世界國家了。可是街上流浪的人卻無法租到公寓，他們付不起每個月一千元的房租。」
「還有些租到房子的人付得更多。有些公益旅社的單人房一個晚上就要五十塊錢。」
「我知道，而且又髒又危險，我指的是那些公益旅社，不是去住的人。」她喝了一口酒，「或許去住的人也一樣吧，看起來是這樣的。」
「或許吧。」
「又髒又危險的人，」她荒腔走板地唱著，「住在又髒又危險的房間裡。這是八〇年代的城市民謠。」她兩手伸到腦後弄著頭髮的橡皮筋，胸部再度挺出來繃著襯衫，也再度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她拆掉橡皮筋，用手指梳弄著頭髮，晃晃頭，頭髮披散在肩膀上，圍住她的臉，使得臉部輪廓的線條變得柔和起來。她的頭髮是深淺層次不同的金色，從極淺的淡金到深棕。
她說：「整件事情太瘋狂了，整個系統都爛掉了。我們總是這麼說，而看起來好像我們一直沒錯——就算解決的方式錯了，至少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對的。」
「我們？」
「該死，我們總共兩打人哪，耶穌基督。」
沒想到，她有一段往事。二十年前她在芝加哥念大學，參加過民主黨大會的示威活動。當時芝加哥市長戴利派警察鎮壓暴動，她的牙齒被警棍打掉兩顆。她原本就已經是激進學生，這次的意外促使她加入「爭取民主社會學生會」的一個旁支「進步共產黨」。
「出於無意的巧合，」她說，「最後我們的縮寫落得跟‘天使之塵’1一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灰塵畢竟積不了多少重量，不過我們也一樣，全部成員從未超過三十個人。我們要展開一場革命，要把這個國家扭轉過來。生產工具國有化，我們要消滅所有年齡、性別、人種的階級界線所造成的差別待遇——我們三十個人將要領導全國走向天堂，我覺得我們也真的相信這一點。」
1「天使之塵」是一種強烈迷幻藥的俗稱，又名pcp，而進步共產黨（proressivecimmunistparty）的縮寫亦為pcp。
她為這個運動奉獻了多年的青春。她會搬到某個城鎮，去當女招待或女工，遵從組織的一切命令。「命令不見得合理，不過無條件遵從組織紀律是我們認可的一部分。你不必去管那些指令合不合理。有時候我們會有兩個人接到命令搬到阿拉巴馬州迪普許鎮，假扮夫妻租個房子住下來。所以兩天後我就跟一個幾乎不認得的人住在一個拖車屋裡，跟他睡在一起，為了誰洗盤子而吵架。我會說如果他希望我去做所有家務，那麼他就是落入了老套性別歧視角色的陷阱；而他會提醒我，我們應該融入環境，而你在這個低階層白人拖車停車場裡，能找到幾個有這麼先進的觀念的丈夫呢？然後兩個月過去，我們才剛剛步入軌道，上頭又要他去印第安納州加里城，而我則被派到俄克拉荷馬市。」
有時候她會奉令去跟工人談話，召募新成員。她還曾從事過幾次深入的工廠破壞行動。她常常搬到一個地方，靜候進一步指示，卻沒有任何指示下來，最後她又奉命再搬到另一個地方，再等。
「我說不出那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她說，「或許我該說，我不大記得那是怎麼樣的一種情況了。組織成了你全部的生活，你被隔絕在一切之外，因為你生活在一個謊言中，所以你無法在組織之外建立深入的人際關係。朋友、鄰居和工人都只是你眼前偽裝成全世界的佈景、道具和舞臺服裝而已。此外，他們只不過是那個歷史的偉大追逐遊戲的小卒子，他們不知道真實世界所發生的事情，這就是我們最重要的麻醉劑——你必須相信你的生命比其他人更不凡。」
五年前她開始真正地醒悟過來，可是想把她生命中這麼大一塊一筆勾銷，還得花上好一段時間。就像玩撲克牌一樣——你在上頭押了那麼多賭注，當然不會願意罷手。最後她愛上了一個和運動完全無關的人，便不顧黨內紀律嫁給了他。
他們搬到新墨西哥州，不久後婚姻破裂。「我明白這樁婚姻只不過是脫離共產黨的一個方式，」她說，「如果這是代價，那我已經付出了。所謂天下沒有絕對的壞事。我離了婚，搬到這裡，成為一個公寓管理員，因為我想不出其他住進公寓的方法。你呢？」
「我怎樣？」
「你是怎麼變成現在這個樣子的？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我已經問過自己這個該死的問題有好幾年了。
「我當過警察，當了很久。」我說。
「多久？」
「將近十五年。我有老婆有孩子，以前住在長島市的賽奧西特區。」
「我知道那個地方。」
「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是醒悟，反正無論如何，原來的生活不再適合我。我辭掉警察的工作，從家裡搬出來，在五十七街租了一個房間，我現在還住在那兒。」
「套房公寓？」
「比那個好一點點，西北旅社。」
「你不是很有錢，就是符合房租管制的保護資格。」
「我沒有什麼錢。」
「你一個人住？」
我點點頭。
「還沒離婚？」
「幾年前就離了。」
她靠近我，把一隻手放在我的手上。她的氣息有濃濃的蘇格蘭威士忌味兒。我不確定自己喜歡以這種方式聞到酒味，不過比起埃迪公寓裡的味道要容易接受多了。
她說：「那，你覺得呢？」
「覺得什麼？」
「我們一起看到死亡。我們互訴彼此生命中的故事，我們沒辦法一起喝醉，因為兩個人中只有一個人喝酒。你一個人住，有跟誰交往嗎？」
剎那間我憶起簡位於利斯本納德街的房子，坐在她沙發上的那種感覺，伴著韋瓦爾第的室內樂和煮咖啡的香氣。
「沒有，」我說，「沒有跟誰交往。」
她的手按住我的，「那麼，你看怎麼樣，馬修，你想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