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綠眼睛轉向我，「我不懂他為什麼要去。要把他弄出來一點也不難，我告訴他：‘丹尼斯，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只要打個電話就行了。’他就是不肯。」他把煙從嘴裡抽出來，在菸灰缸裡按熄。「所以他就去了，」他說，「結果他們把他的屁股都轟掉了。那個蠢貨。」
我什麼都沒說，兩人都靜靜的。有一度我覺得房間裡充滿了死人——埃迪、丹尼斯、巴盧的父母，還有幾個是我這邊的鬼魂，所有那些已經死掉但仍隱隱讓你良心不安的鬼魂。我想，如果我迅速轉過頭去，我會看到佩姬姨媽，或者我死掉的父母親。
「丹尼斯是個紳士，」他說，「也許這就是為什麼他會去，去證明他所沒有的強悍。他是埃迪的朋友，埃迪以前幫他做事。他死了之後，埃迪有時候會過來，我沒什麼事情給他做。」
「他告訴過我，有天晚上他看見你把一個人活活打死。」
他瞪著我，雙眼露出驚奇之色。我不知道讓他驚奇的是埃迪告訴我這些，還是我居然會把這些事情說出來。他說：「他告訴你這件事，是嗎？」
「他說是在這附近的一個地下室。他說你在一個火爐室，用曬衣繩把一個傢伙綁在柱子上，然後你棒球棍把他打死。」
「把誰打死？」
「他沒說。」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幾年前吧，他沒詳細說。」
「他當時在場嗎？」
「他是這麼說的。」
「你不覺得他只是在編故事嗎？」他拿起杯子，卻沒喝。「不過我不太相信，你說呢？一個人用棒球棍打死另一個人，真下流，不過太假了。聽了這種故事會讓你吃不下飯。」「還有一個比較棒的故事，幾年前大家在傳。」
「哦？」
「有個人失蹤了，一個叫法雷利的傢伙。」
「帕迪·法雷利，」他說，「這傢伙難搞。」
「據說他給你惹了麻煩，然後失蹤了。」
「大家是這麼說的嗎？」
「大家還說，你帶著一個保齡球袋走遍第九和第十大道半數的酒吧，逢人就開啟球袋給每個人看法雷利的腦袋。」
他喝了一口威士忌，「他們編的故事。」
「那件事發生時，埃迪在場嗎？」
他盯著我，現在我們周圍一個人都沒有。酒保在吧檯尾端，坐我們附近的人都走了。「這裡真他媽熱，」他說，「你還穿著夾克幹嘛？」
他自己也穿著夾克，斜紋軟呢質料的，比我的還厚。「我覺得很好啊。」我說。
「脫掉。」
我看著他，把夾克脫掉，掛在我旁邊的那張凳子上。
「襯衫也脫掉。」他說。
我脫了，然後是內衣。「好傢伙，」他說，「老天在上，你還沒感冒前快把衣服穿上。這種事得小心點，有人會跑進來跟你談一些陳年舊事，結果被錄了音，他身上藏了他媽的竊聽器。你剛剛說帕迪·法雷利的腦袋？我外祖父來自北愛爾蘭斯利戈鎮，他總是說全世界最困難的事情，就是在都柏林找一個復活節起義1當天沒在郵政總局的活人。他說，二十個勇士走進郵局，結果引起三萬人走上街頭。好吧，在第十大道要找一個沒見過我帶著可憐的法雷利那血淋淋人頭的龜兒子，也一樣難。」
1復活節起義，愛爾蘭獨立史上重要事件之一，由參與者企圖佔領郵政總局而引發，後遭到血腥鎮壓。
「你是說，這件事情沒發生過？」
「喔，耶穌啊，」他說，「什麼事發生過？什麼事情沒發生過？或許我從沒開啟過那個操他媽的保齡球袋，或許裡面裝的只是個操他媽的保齡球。你知道，大家都喜歡那個故事。大家喜歡聽，喜歡講，喜歡肩胛骨之間小小的顫抖。愛爾蘭人這一點最糟了，尤其是操他媽的這個區的愛爾蘭人。」他喝了口酒，放下酒杯。「這塊土地上很肥沃，你知道。撒一顆種子，一個故事就像雜草一樣長得到處都是。」
「法雷利怎麼了？」
「我怎麼會知道？或許他跑去大溪地，邊喝椰奶邊操褐皮膚的小姑娘。有人發現他的屍體了？或者看到那顆操他媽傳奇的腦袋嗎？」
「埃迪知道些什麼讓他變得危險的事情？」
「沒有，他什麼都不知道。他對我不構成威脅。」
「他可能對誰構成威脅嗎？」
「我想不到任何人。他做過什麼？還不就偷了點東西。他曾跟幾個小混混去二十七街的一個統樓，偷了一堆皮草，這是我所記得的他幹過的最大的事情，也沒什麼大不了的。當時一切都安排好了，老闆給了他們鑰匙，想騙保險賠償金。那是好幾年前，好幾年前了。他能對誰構成威脅？老天，他不是上吊死了嗎？所以他不是隻對自己有危險嗎？」
我們之間有一種什麼，難以解釋，甚至也很難理解。談完了關於埃迪·鄧菲的事情之後，我們靜默了幾分鐘。然後他告訴我關於他弟弟丹尼斯的一件往事，說他小時候如何替弟弟頂罪，然後我告訴他以前我在格林威治村第六派出所當警察的一些故事。
某些理由或某些事情把我們連在一起。談了一陣子，他走到吧檯尾端，繞進去。他把冰塊裝進兩個玻璃杯中，兩杯都加滿可口可樂，然後交給坐在吧檯這邊的我。接著又從吧檯後頭拿了一瓶新的十二年份詹森牌愛爾蘭威士忌，在一個乾淨的玻璃杯裡放了幾個冰塊。然後他折回吧檯前，帶我到角落的一張火車座。我把兩杯可樂放在面前的桌上，他把威士忌開了封，倒滿他的杯子，之後我們在那兒就坐了大約一個小時，有一搭沒一搭地互訴往事。
以前我喝酒時，這種事情很少發生。其實一直就很少。我想我們兩個不能說成了朋友，友誼是不太一樣的。現在就好像我們兩個各自心裡一直存在的一個結，這會兒一下子都解開了。好像是某種休戰宣告，假日期間暫停對立。那個小時裡，我們兩個之間相處得比老朋友、比兄弟還要輕鬆。而這一小時過去後，我們之間的種種就不會再持續，但卻並不減損這一切的真實性。
中間他一度說：「老天在上，我真希望你喝酒。」
「有時候我自己也希望。不過大部分時間我都很高興自己不喝。」
「你一定很想念酒。」
「偶爾。」
「換了我一定想死了。我不知道少了酒我還能不能活得下去。」
「我喝酒的話會更麻煩’」我說，「我最後一次喝酒，結果大病一場。我倒在街邊，醒來時是在醫院，完全不知道之前我去過哪裡，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被送來的。」
「天哪，」他說，搖了搖頭。「不過直到當時為止，」他說，「你也度過了很長一段飲酒好時光。」
「的確是。」
「那也沒什麼好抱怨的了，」他說，「我們兩個都不能抱怨，不是嗎？」
大概午夜時分，我們漸漸沒話可說，我開始覺得自己在那兒待太久了。於是我站起來，告訴巴盧我得回家。
「你走回去沒問題吧？要不要我替你打電話叫車？」他發現自己說錯話，笑了起來。「老天，你喝的不過是可口可樂，自己走回家怎麼會有問題呢？」
「我很好。」
他掙扎著站起來。「現在你知道我在哪裡了，」他說，「再來看我。」
「我會的。」
「很高興跟你聊天，斯卡德。」他伸手搭著我的肩膀，「你不錯。」
「你也不錯。」
「埃迪的事情真是讓人難過。他有家人嗎？有沒有人替他守靈？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下葬前市政府會保管屍體。」
「這樣結束真是要命。」他嘆氣，然後聲音又恢復原狀。「以後再聊吧，我們兩個。」
「我很樂意。」
「晚上我大半都在這兒，進進出出的。否則他們也知道怎麼能找到我。」
「你們早班的酒保根本不承認他知道你是誰。」
他笑了，「那是湯姆，他嘴巴很緊，對吧？不過他傳話給我了，尼爾也講了。這兒不管誰站在吧檯後面，都可以找他們傳話。」
我從皮夾裡面拿出一張名片。「我住在西北旅社，」我說，「上頭有電話號碼，我不常在，他們會幫我留話。」
「這是什麼？」
「我的電話號碼。」
「我問這個。」他說。我看了一眼，他剛才把名片轉過來，看到了保拉·赫爾德特克的照片。「這個女孩，」他說，「她是誰？」
「她叫保拉·赫爾德特克，來自印第安納，夏天時失蹤了。她以前就住在這一帶，在附近幾個餐廳工作過。她父親僱我來找她。」
「你給我她的相片幹嘛？」
「這是我手上唯一有我名字和電話的東西。幹嘛？你認識她嗎？」
他仔細看看保拉的照片，然後抬起他的綠色眼睛看著我。「不」’他說，「我從來沒見過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