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多姆。」
「就是那個。」
「姓本森赫斯特。」
「對，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是卡羅幫的人。大家叫他‘屠夫’是因為他幹過幾樁滅口的工作，他就是這麼賺錢的，叫多米尼克什麼的，我忘了姓什麼，是個義大利的姓。」
「真的？」
「兩年前被開槍打死了，就在他工作的地方。表面上說自然死亡，其實是——大家叫他屠夫是因為他滅口的工作，可是他一樣是個殘忍的混蛋。曾經有個故事：有幾個小孩去搶教堂，他活剝了他們的皮。」
「教他們要尊敬聖殿。」
「是啊，他一定是個信仰虔誠的人。馬修，我的結論就是，要是你碰到一個綽號叫‘屠夫’，或‘屠夫小子’或操他媽什麼的人，那就是個該關進籠子裡的禽獸，是個吃生肉當早餐的傢伙。」
「我明白。」
「如果我是你，」他說，「我會找出我所能找到最大的槍，立刻跑去朝著他聲腦勺開槍。要不然，我就他媽的離他遠一點。」
大都會隊回到紐約主場跟匹茲堡海盜隊打週末三連戰，昨天晚上贏了，而且看起來戰績遙遙領先。我打電話給薇拉，可是她家裡有些雜事要做，她對棒球也沒有迷到要放下一切跑去看球的地步。吉姆·費伯在他的店裡，答應六點前要趕東西給一個客戶。我翻著我的電話本子，又打電話給兩個在聖保羅認識的朋友，可是一個不在家，另外一個沒興趣去謝伊球場看球。
我可以待在家裡看電視轉播，國家廣播公司挑了這場球當他們的本週球賽，可是我不想整天坐在家裡。我有事情卻不能去辦，有些得等到天黑，有些得等過完星期天，而且我想出門去別的地方，而不是坐在家裡看錶。我努力想著可以找誰去看球，卻只能想到兩個人。
第一個是巴盧。我怎麼會想到他，真是可笑。我沒有他的電話，就算有也不會打，他或許不喜歡棒球，就算他喜歡，我也無法想象我們兩個坐在球場，吃著熱狗，對著裁判的判決大噓特噓。這只不過顯示我們兩個度過前一晚之後，讓我對兩人之間的交情產生了什麼樣的幻想，才會立刻想到他。
另一個人是簡·基恩。我不用査她的電話號碼，撥了號之後響兩聲，在她本人或答錄機接電話之前，我就結束通話了。我搭地鐵到時代廣場，轉了法拉盛線直達謝伊球場。門票賣光了，不過有一堆小孩站在門口賣黃牛票。奧賀達投出了三隻安打，他的隊友幫他得了幾分。天氣如常。新人傑弗裡五個打出四支苯打，包括一支二壘安打和一支全壘打，而且在左外野還截殺了一個凡·斯萊克所擊出的飛得很低的平飛球，讓奧賀達保持完封戰果。
坐我右邊那傢伙說，他曾在威利·梅斯的新人球季去馬球球場看過他打球，至今說起來還很激動。他也是一個人來看球，九局從頭到尾一直講個不停，不過總比坐在家裡看那些永遠播不完的廣告要好。坐我左邊的人則是每局喝一瓶啤酒，一直喝到第七局球場小賣鋪不賣為止。他在第四局多喝了一瓶，補償他潑在他鞋子和我鞋子上的那半瓶。坐在那兒聞著啤酒味很煩，不過我提醒自己，我有個平常身上不是蘇格蘭威士忌就是啤酒味的女朋友，而且我前一天晚上自願跑到一個黑幫酒吧去聞走味的啤酒，還在那兒待了挺久的。所以如果我的鄰座看到主場球隊得分而喝點啤酒，我實在沒有理由生氣。
我自己吃了兩個熱狗，喝了一瓶沙土1，開場唱國歌和第七局伸懶腰時都站起來2，而且當奧賀達以一個很低的外角曲球讓海盜隊最後一個打者揮棒落空時，我也振臂歡呼。「他們在季後賽會橫掃道奇隊，」我的新朋友跟我保證，「不過碰上奧克蘭就很難講了。」
1沙土（rootbeer），是一種由植物根部釀造的可樂一類的飲料。
2美國棒球賽慣例是到第七局會休息片刻，播放棒球代表歌《帶我去看球》，讓觀眾舒展筋骨。
我稍早和薇拉約了吃晚飯。我回旅社刮鬍子換衣服，然後去她那兒。她又把頭髮編起來了，盤在頭頂，像個皇冠，我告訴她看起來很漂亮。
她廚房裡還是放著那瓶花，花已經開盡了，有幾朵花都已凋謝。我告訴她，她說她想把花再多留一天。「把它們扔掉好像很殘忍。」她說。
我吻她的時候，嚐到她嘴裡的酒味，我們在決定要去哪兒的時候，她喝了點蘇格蘭威士忌。我們兩個都想吃肉，所以我建議去石瓦，那是在第十大道的一家牛排館，中城北區和約翰傑伊學院的很多警察都去那兒。
我們走著去那兒，坐在靠近吧檯的一張桌子旁。我沒看到認識的人，不過有幾張面孔好像有點印象，而且餐廳裡的每個人看起來好像都像在值勤。如果有人笨到要來搶這個地方，一定會被一堆帶左輪手槍的人包圍，我想這裡至少有一半的顧客帶槍。
我把這個想法告訴薇拉，她開始計算我們在雙方交火時被射中的機率。「換作幾年前，」她說，「我就不會坐在這種地方。」
「因為怕被流彈射中？」
「因為怕被故意射中。到現在我還很難相信，自己居然跟一個當過警察的人約會。」
「你跟警察有過很多不愉快嗎？」
「這個嘛，我掉了兩顆牙齒，」她說，指指那兩顆在芝加哥被打掉而換過的上門牙。「而且我們老是跟警察起衝突。我們被當成間諜組織，而我們老認為組織里有聯邦調査局的人混進來。此外，我數不清有多少次，有聯邦調查局的探員跑來盤査我，或者去找我的鄰居長談。」
「那一定活得很痛苦。」
「根本就瘋掉了，可是離開組織又讓我痛苦得要死。」
「他們不讓你走？」
「不，不是那麼回事，而是這麼多年來，進步共產黨給了我生命的全部意義，離開它，就好像承認那些年都浪費掉了。而且我第一個就會懷疑自己，我會覺得進步共產黨是對的，我只是想逃避，就此失去改變世界的機會。你會一直想一直想，那是一個看到你自己成為重要一分子的機會，你將會站在新歷史的最前端。」
我們悠閒地吃著晚餐，她點了牛排和烤馬鈴薯，我點了綜合烤肉，我們還分享了一份凱撒沙拉。她一開始點了一杯蘇格蘭威士忌，然後喝紅酒佐餐，我點了杯咖啡，又續杯。她叫咖啡的時候要求一小杯阿瑪涅白蘭地配酒，女招待去問了吧檯說沒有，於是她改成干邑白蘭地。想必不會太糟，因為她喝完又點了一杯。
賬單上的數字有點嚇人，她要各付各的，我沒有太努力勸她打消念頭。「其實，」她看著賬單上的細目，「我應該付三分之二左右，甚至更多，我喝了好多酒，而你只喝了一杯咖啡。」
「算了吧。」
「我的主菜也比你的貴。」
我叫她別再爭了，然後我們平分了餐費和小費。出了餐廳，她想散步清醒一下。時間很晚了，街上乞丐不多，不過還是有幾個。我給出去幾塊錢。那個罩著披肩眼神狂野的女人也拿到了一塊。她手裡還抱著嬰兒，不過沒看到她的其他孩子，我儘量不去想那些孩子哪兒去了。
我們往市中心走了幾個街區，我問薇拉是否介意在巴黎綠停一下。她看著我，開起玩笑來。「對一個不喝酒的人來說，」她說，「你實在逛了不少酒館。」
「我想找個人談點事情。」
我們穿過第九大道，走進巴黎綠，在吧檯坐下。那個有鳥巢大鬍子的酒保不在，當班的人我不認得。他很年輕，一頭茂密的鬈髮，神情有點恍惚。他說他不知道該怎麼聯絡其他酒保，我走進去找經理，跟他形容我想找的那個酒保。
「那是加里，」他說，「他今天晚上休假。明天再來，我想他明天晚上值班。」
我問他有沒有加里的電話號碼，他說他不能給。我又問他可否替我打個電話給加里，看他願不願意接我的電話。
「我真的沒時間做這些事，」他說，「我在這裡忙著經營餐廳。」
要是我還有警徽的話，他就會乖乖給我電話號碼。如果我是米克·巴盧，我就帶兩個朋友回來，讓他看看我們怎麼把他餐廳的桌子椅子扔到街上。還有一個方法，我可以給他五塊十塊補償他損失的時間，可是我不喜歡這樣。我說：「幫我打那個電話。」
「我剛才說過——」
「我知道你剛才說過些什麼，要不你就幫我打電話，要不你就把那個操他媽的電話號碼給我。」
要是他拒絕的話，我真不知自己下一步怎麼辦，不過我的聲音或表情一定讓他改變心意了。他說：「等一下。」然後走到後頭去，我走到薇拉旁邊，她正在喝白蘭地，她問我事情進行得怎麼樣，我說一切都沒問題。
那個經理再度出現的時候，我走過去。「電話沒人接，」他說，「這是電話號碼，不信的話，你可以自己打打看。」
我接過他遞給我的紙條，「幹嘛不信呢？我當然相信。」
他看看我，眼神警戒著。
「對不起，」我說，「我有點過分了，我道歉。這兩天不太好受。」
他揮揮手走開。「嘿，沒什麼，」他說，「別在意。」
「這個城市。」我說，好像這樣就可以解釋一切。他點點頭，好像的確如此。
後來他請我們喝了一杯，我們從彼此敵意的緊張氣氛中一起解脫出來，好像忘記當初的對立是我們自己製造的。我其實並不想再喝一瓶沛綠雅礦泉水，可是薇拉又趁機喝起另一杯白蘭地了。
我們剛走到外頭，新鮮空氣一吹，幾乎讓她當場倒下。她抓住我的手臂保持平衡。「我感覺得到最後那杯白蘭地的酒力。」她宣佈。
「別開玩笑了。」
「你什麼意思？」
「沒事。」
她掙脫我，鼻翼閃動著，臉色一沉。「我好得很，」她說，「我自己可以走回家。」
「放輕鬆，薇拉。」
「不要叫我放輕鬆，‘吾比汝聖潔’先生，戒酒先生。」
她大步走下街道，我跟上去，什麼都沒說。
「對不起。」
「沒什麼。」
「你沒生氣？」
「沒有，當然沒有。」
回家的路上，她沒再說些什麼。到了她的公寓，她抓房桌上那把枯萎的花，然後在地板上與花共舞。她低低哼著歌，可是我聽不出音調，轉了幾圈後，她停下來開始哭。我把那束花從她手上拿開，放回桌上，我抱著她，她仍在抽泣。哭泣停止後，我放開她，她往後頭走，開始脫衣服，然後把脫下來的衣服都扔在地板上。她脫得一乾二淨，然後直接走到床邊躺下來。
「對不起，」她說，「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沒關係。」
「不要離開我。」
我待到確定她已經沉睡，然後出門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