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吧。」
「我從來沒請過偵探，所以實在不知道一般手續是怎麼樣的。開支票可以嗎?」
我告訴他我收支票，就在他填寫的時候，我想到之前困惑我的問題到底是什麼了。我說：「溫迪退學以後，你一直沒僱私人偵探?」
「沒有。」他抬起頭，「我們沒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張明信片。
我當然考慮過僱人追查。但知道她沒事後，我就決定作罷。」
「但你們還是不知道她在哪裡，或者她過得怎樣。」
「對。」他垂下眼，「這是我來找你的部分原因，當然。我現在追悔莫及，工作全都停了。」他的眼神和我的碰個正著，那裡頭有些什麼我想避開不看，但做不到。‘‘我想知道我該負多少責任。」
他真以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許能給自己找到一個，但那絕不會是正確答案。無可避免的問題永遠沒有正確解答。他把支票寫好，交給我。該填我名字的地方空著，他說我或許想直接提現。我說指明付給我本人即可，於是他又拔下筆套，在右邊線上寫下「馬修’斯卡德」。我把支票摺好，放進錢包。
我說：「漢尼福德先生，你有件事情沒提。你不認為那很重要，但這很難說，也可能很有用。你其實也這樣想吧。」
「你怎麼知道?」
「直覺吧，我想。我有多年經驗，觀察別人無法決定自己到底願意瞭解多少真相。你不一定要跟我說，但——，，「唉，其實是不相干的事，斯卡德。我沒提是因為我覺得和你的調查無關，但……唉，也罷。溫迪不是我的親生女兒。，，「她是養女?」
「我收養了她。我妻子是溫迪的母親。溫迪的生父在她出生前去世，他是海軍陸戰隊隊員，登陸韓國仁川的時候遇難。」他移開視線。「三年後我娶了溫迪的母親。打從開始我就待她和親生女兒一樣。等我發現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以後，對她更是加倍疼愛。就是這樣，說不說有關係嗎?」
「不知道，」我說，「也許沒關係。」但知道總是好的，現在我明白漢尼福德為什麼自覺罪孽深重。
「斯卡德?你還沒結婚吧?」
「離了。」
「有孩子嗎?」
我點點頭。他動了動嘴唇，欲言又止。我開始禱告上蒼他早點離開。
他說：「你當警察一定表現出眾。」
「還不賴。我有警察直覺，知道什麼時候該採取行動。這樣就已經掌握了九成本領。」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將近十六年。」
「如果做滿二十年，不是能領退休金什麼的嗎?」
「沒錯。」
他沒問下去。奇怪的是，這比他問了還叫我難堪。
我說：「我失去了信念。」
「跟牧師一樣?」
「差不多吧。不過也不完全一樣。因為警察失去信念還繼續幹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打從進這行開始就只是想混。總之我辭掉，是因為我發現我已經不想再當警察。」或者當丈夫，或者當父親。或者當社會中堅分子。
「看夠了局裡的貪汙腐敗?」
「不，不。」腐敗從來沒有干擾我。沒有腐敗我哪來足夠的錢養家。「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嗎?也罷，反正也不是什麼秘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華盛頓海茨山莊一處酒吧，那兒警察喝酒免費。有兩個孩子來打劫，出門前一槍打中酒保心臟。我追到街上，打死其中一個，打中另一個的大腿。他這輩子別想再好好走路。」
「我明白。」
「不，我看你不明白。那不是我第一次殺人。我很高興死掉了一個，也很遺憾另一個活了下來。」
「那——」
「有一槍失誤，反彈出去，擊中一個七歲小女孩的眼睛。子彈反彈後，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英寸的話，也許只會劃過她前額。有可能留下個疤痕破相，但沒有大礙。可是射進眼裡，都是軟綿綿的東西，自然就搗進腦子裡。他們告訴我她當場斃命。」我看著我兩隻手。抖得不厲害——肉眼難以察覺。我拿起杯子，一飲而盡。我說：「不可能把我定罪。事實上，我還得到局裡嘉獎。然後我遞上辭呈。我不想再當警察。」
他離開後，我多坐了幾分鐘。我迎上特里娜的視線，她為我端來另一杯攙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沒啥酒量。」她說。
我同意她的說法。我的聲調八成洩漏了我的心情，因為她二話不說就坐在漢尼福德的椅子上，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然後挪開。
「有麻煩嗎，馬修?」
「也不算。有事要辦，但我寧可不辦。」
「你寧可坐在這兒，把自己灌醉。」
我齜牙一笑，「你什麼時候見我醉過?」
「從來沒有。不過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這樣對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纖長，摸著舒服涼爽。「天下有什麼事是對每個人都有好處的?」我說。
「咖啡跟酒。奇怪的組合。」
「是嗎?」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搖搖頭，「咖啡從來沒法叫人清醒，它只能撐著你不睡。
拿壺咖啡給酒鬼，兩樣加到一起只是個睜眼酒鬼。」
「這就是你的寫照嗎，寶貝?睜眼酒鬼?」
「我眼睛睜不開，但也沒醉倒，」我告訴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四點過後不久，我到存錢的銀行。漢尼福德給的錢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提出現金。這是我今年元旦後第一次來，所以他們在我的存款簿上加算利息。有臺機器一眨眼功夫就算了出來，但數字小得實在不該勞駕機器浪費時間。
我從五十七街上踅回第九大道，然後往上城走去，一路經過阿姆斯特朗酒吧和羅斯福醫院，抵達聖保羅教堂。彌撒已近尾聲。我等在外頭，只見幾十個人三三兩兩走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婦女。然後我走進去，把四張五十元鈔票塞進捐助箱裡。
我照聖經所說，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獻給神。不知道為什麼。我已經養成習慣，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習慣。我是搬進旅館「定居」後不久就開始這樣。
我喜歡教堂。我喜歡坐在那裡思考。我坐在中間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裡大概待了二十分鐘，也許更久。
兩千塊錢從凱爾·漢尼福德那兒轉到我手上，兩百塊錢從我這兒轉到聖保羅的捐助箱裡。我不知道這錢他們會怎麼花。
也許買食物和衣服分送窮人，也許買林肯轎車給牧師代步。我其實並不在乎他們怎麼花。
天主教堂從我這兒拿到的錢此別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為他們開門的時間較長。非週末的時間，基督教堂大部分都關著門。
天主教堂還有一個好處。可以點蠟燭。我出門時點了三根。
一根給永遠活不到二十五的溫迪-漢尼福德，一根給永遠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範德普爾。還有，當然，一根給永遠活不到八歲的埃斯特利塔-裡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