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我剛才就是在找鬼。」
「我不確定我是不是相信這種事。他們認為這種情形比較常發生在猝死的情況下，死者沒有料到事情會突然發生。理論上是靈魂不能接受死亡的事實，所以遊蕩不去，因為它不知道要進入另一個生存層面。」
「我想它在地底下走，吶喊著要復仇，」羅爾夫說，「你知道，拖著鏈條，把地板弄著吱嘎作響。」
「不，它只是不明白該怎麼辦才好。你要怎麼做呢，你要找個人來安撫鬼魂？」
「我可不碰這個玩意兒。」羅爾夫說。
「我真以你為榮，你剋制的功夫一流。那叫什麼來著，安撫鬼魂？那是驅邪的一種。鬼魂專家，或隨便你叫它什麼，與鬼溝通並讓它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然後它就會離開，讓靈魂到靈魂應該去的地方。」
「你真的相信這一套？」
「我不能確定我相信什麼。」她說。她把翹起來的腳放下，然後又翹起來。「假如芭芭拉的靈魂還在這幢公寓流連不去，那麼她一定相當剋制。木板沒有吱吱嘎嘎地響，也沒有夜半幽靈出現。」
「你的鬼很低調。」他說。
「我今晚一定要做噩夢了，」她說，「假如我睡得著的話。」
我敲遍了下面兩層樓的每一間公寓，沒幾家有回應的，住戶不是不在家就是沒什麼有用的訊息可以提供給我。公寓管理人住在下一個街區一棟類似建築物的地下室公寓裡。但我看不出來去找他能得到什麼，他才來工作幾個月，而且住四樓前排公寓的老太太告訴我，過去九年來已經換過四五位管理人了。
當我走出這棟建築物時，我因為再次呼吸到新鮮的空氣而感到高興，也為回到街道上感到高興。我在朱迪的廚房裡感覺到一種東西，雖然我不願稱之為鬼魂，但我感覺到有個來自許多年前的東西拉著我，想要把我拖下去，拖到地下去。
不知道那是芭芭拉的過去還是我自己的過去，我說不出來。
我在狄恩與史密斯小店拐角處的一家酒吧停下來休息。他們有三明治，還有微波爐可以加熱，但我不餓，我很快喝了一杯，並且喝了一口解酒的清涼飲料。酒保坐在高腳椅上喝著一大杯看起來像是伏特加的東西。另外還有兩位客人，年紀和我相仿的黑人，在吧檯另一端看著一個電視比賽節目。其中一人偶爾會對電視機裡的話評頭論足。
我翻了翻筆記本，然後走到電話旁邊查閱布魯克林的電話號碼簿，以前芭芭拉·埃廷格工作的那所日間託兒所看來已經停業了，我檢視分類廣告，看看同一個地址上有沒有登記其他公司，結果沒有。
託兒所的地址在克林頓街。我離開這一帶太久了，因此我必須打聽一下方向，結果只要走過幾個街區就到了。布魯克林這一帶的邊界一向都界定不清楚，這個地區的幅員大小大部分是房地產經紀人自行發明的，但當我走過法院街時，我已經由波朗坡區來到圓石丘了，而且兩區間的變化不難看得出來：圓石丘綠化得比較漂亮，樹木多，赤褐砂岩建築物比例也高，街上大部分是白人。
我找到克林頓街上那個我要找的門牌號碼，它在太平洋街和親善街之間，日間託兒所已經不見了。一樓店面賣的是編織用品和針織花邊。老闆是一個肥胖而且鑲著一顆金門牙的胖女人，她不知道託兒所的事，一年半以前，一家健康食品餐廳結束營業，她才搬進來的。「我在那家餐廳用過一次餐，」她說，「他們真該關門大吉，我不騙你。」
她給我房東的名字和電話號碼，我在街角試著打電話，但卻一直佔線，我只好走回法院街，爬了一段樓梯來到他的辦公室。只有一個人在辦公室裡，一個年輕人，卷著袖子，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個塞滿菸蒂的又圓又大的菸灰缸。他講電話的時候，一根接著一根地抽菸，窗戶是關著的，整個房間煙霧瀰漫，濃得像是凌晨四點的夜間俱樂部。
他一放下電話，我就趕緊逮住他，趁電話鈴聲又響起前問他幾句話。就他記憶所及，除健康食品餐廳外，那個地點還做過童裝店，同樣沒有成功。「現在我們找到做針織品的，」他說，「不過，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她明年就會結束營業。你現在能賣出多少毛線？事情就是這樣，有人為了本身的嗜好和興趣就去開一家店，健康食品，針織品，不管是什麼。但他們對做生意懂個屁，不出一年或兩年他們就做不下去了。她一中止租賃合約，我們就會在一個月以內以她所付價格的兩倍將房子再租出去，在高階地區是出租方市場。」他拿起電話。「抱歉，我幫不上你的忙。」他說。
「查一下你們的記錄。」我說。
他告訴我他還有許多事要辦，但話講到一半口氣由堅定轉為發牢騷。我坐在一張老舊的橡木旋轉椅上，讓他一個人在檔案堆裡亂搜一通。他把半打以上的抽屜開了又關，關了又開，最後才拿出一本檔案夾，「啪」的一聲扔到桌上。
「找到了。」他說，「快樂時光兒童看護中心，什麼名字嘛？」
「有什麼不對嗎？」
「在酒吧裡快樂時光飲料全部半價，活見鬼把這詞兒拿來用在小孩子身上，你不覺得嗎？」他搖搖頭，「他們還奇怪為什麼生意做不下去。」
我倒不覺得這個名字有何不妥。
「承租人是一個叫科溫的太太，賈妮絲·科溫。租約五年，做了四年放棄，八年前的三月間終止合約。」那是芭芭拉·埃廷格死後一年的事。「老天，你來看看這租金，你不會相信的，你知道她才付多少錢嗎？」
我搖搖頭。
「來，你看過那個地方，你開個數目。」我看著他，他捻熄一根菸又點燃另一根。「一百二十五元一個月。現在的租金是這個數字的五倍，而且一旦那個做針織的不做或租約到期，馬上還要漲價的，不管哪一種情況先發生。」
「你有科溫太太的聯絡地址嗎？」
他搖頭，「我有一個她的永久地址要不要？」我寫下地址，他念了一個電話號碼，我也把它記下來。
電話鈴聲響了。他拿起電話，打聲招呼，聽了幾分鐘，然後有一搭沒一搭地講了一會兒。「聽著，我這兒有人在，我待會兒給你回電話，好嗎？」
他掛了電話，問我可以結束了嗎，我想不起來還有沒有其他事情。他拿起那個檔案夾說：「她在那裡做了四年，大部分的店面都在第一年就做死了。撐過第一年，你就有機會，做兩年就大有搞頭了，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哪裡？」
「女人家，」他說，「她們是業餘的，她們沒有非做成不可的必要。她們做生意像試穿衣服一樣，假如顏色不喜歡就脫下來，她們就是這樣，這樣我才會有生意進門。」
我謝謝他的幫忙。
「聽著，」他說，「我總是合作，那是我的天性。」
我撥了他給我的電話號碼，一個說西班牙語的女人接的。她對名叫賈妮絲·科溫的人一無所知，而且沒講多久她就把電話結束通話，沒讓我有機會多問幾句。我投下一個銅板，又撥了一次，我怕我第一次撥錯號碼。聽到同樣是那個女人的聲音，我就把電話結束通話。
電話號碼停機後到這個號碼重新給另外一個人使用，時間大概相隔一年。當然科溫可能只是換了電話號碼，但沒有從懷科夫街搬走。一般人，尤其是女人，經常換號碼以擺脫騷擾電話的糾纏。
但我相信她搬走了，我猜每個人都搬走了，離開布魯克林，離開紐約市這五區，離開本州。我開始回頭往懷科夫街走，過了半個街區，轉過來，折回去，再轉過來。
我命令自己停下來，在我的胸中和胃裡有一種焦躁不安的感覺，我怪自己在浪費時間，而且開始懷疑自己為什麼一開始就收了倫敦的支票。他的女兒躺在墳墓裡幾年了。殺她的人早有足夠的時間跑到澳洲去展開全新的生活，我做這些事根本他媽的毫無意義。
我站著讓強烈的情緒平復下來，想清楚我現在不去懷科夫街，要等一下再去，等吉爾曼下班時我再去，到時候可以順便去查一下科溫的住處。這時候，我想不出來關於芭芭拉·埃廷格謀殺案自己能做些什麼，但有一件事我現在可以做以撫平我焦慮的情緒。
布魯克林有個現象：你走不了多遠就會看見教堂，在這個區裡到處都是教堂。
我在法院街和國會街的拐角處就發現了一家，這間教堂已經關閉而且鐵門深鎖，但是上面有個指示牌指引我找到轉角右邊的聖伊麗莎白·西頓禮拜堂，有一個柵門通往這間擠在教堂和牧師公館中間的平房式禮拜堂。我走過一個種滿常春藤的庭院，裡邊有個牌子寫著這裡是埋葬科尼利厄斯·希內的地點。我懶得去看他是誰，以及他們把他葬在這裡的原因。我從兩排白雕像中間走進這間小禮拜堂。只有一個身體虛弱的愛爾蘭婦人在裡面，她跪在前面坐席上，我坐在靠禮拜堂後方的位子上。
我不記得自己什麼時候開始在教堂裡面打發時間，好像是在我離開警察局以後，在我遷出賽奧西特區那棟房子並且離開安妮塔和我的孩子搬到五十七街的旅館去住以後。我想我發現教堂是和平寧靜的最後根據地。在紐約，這兩件東西很難獲得。
我在這間禮拜堂坐了十五到二十分鐘，感覺很平靜。我只是在這裡坐著，先前的那些感覺就會慢慢消失。
離開之前，我先算好一百五十元，走到門口時，我把錢放入那個募捐箱。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開始這麼做，也不知道為什麼從來不曾停止。這問題並不怎麼困擾我，世界上很多事情沒有結局，我做很多事情都不知道原因。
我不知道他們把那些錢拿去做什麼。我並不在乎，査爾斯·倫敦給了我一千五百元，這個舉動並沒有比我把其中的十分之一拿來送給不特定的窮人更有意義。
那裡有一架子的奉獻蠟燭，我停下來點了兩根，一根給去世已久的芭芭拉·倫敦·埃廷格，雖然不像老科尼利厄斯·希內那麼久。另一根給埃斯特利塔·裡韋拉，一個大約和芭芭拉去世得同樣久的小女孩。
我沒有祈禱，我從不祈禱。